中美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原则与变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变量论文,基本概念论文,危机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1-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2-0060-07
1962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对于危机管理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有一句名言：“今后战略可能将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此后，危机管理作为防止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受到高度重视，在大国的安全机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目前，在危机管理研究和危机管理机制建设方面，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比美、苏(俄)等国家晚了几十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处理危机的经验。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危机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对这些实践进行系统、深入的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危机管理项目重在研究两国间的安全危机，并以此为中心，对危机管理的理论、案例、模拟、管理机制及危机预测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冲突 博弈 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一书是双方进行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一本进行案例比较研究的论文集，书中既有历史描述，又有理论的介绍与探讨，还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两国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同一事件做出相近或不同的结论，这对于双方在危机管理领域找到相互理解的语言，融会东、西方智慧，寻求避免冲突的有效途径，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合作研究中，与理论和案例研究同步进行的是对危机管理基本概念、原则和变量的探讨。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共识，双方的讨论将是聋子对话，也难以形成合作研究的框架。通过交流，两国专家在这些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本文就双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做一概述，希望能对读者了解双方合作研究的全貌有所助益。
一 关于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
(一)国际政治-军事危机的定义
根据通常的定义，国际政治-军事危机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危机双方或各方的重大利益或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存在时间限制或紧迫感；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当一个事件具备了上述三个基本因素时，危机就发生了。
对于研究界在长期危机管理研究中形成的上述基本观点，中美双方的认识总体一致。在深入讨论中，中方学者则努力澄清了美方在此问题上对中方存在的某些误解或偏见。
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西方的主流看法把危机视为异常与威胁，而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却倾向于把危机视为常态和包含着机遇，中文的“危机”一词即由“危险”与“机遇”两个词所组成。这一认识上的差别可能对两国间的危机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对此，中方学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领导人确实有过“大乱导致大治”、“形势紧张有利”等提法。但如今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仍沿用当年一些国际危机研究者对中国的认识来看待当今的中国，岂不是有时空错位之感？至于美方对中文“危机”一词望文生义的看法，更是无根据。① 事实上，在中国的《辞海》和《现代汉语辞典》中，“危机”只有两层意思：一是潜伏的祸机、危险的根源，二是生死成败或严重困难的关头，毫无“机遇”之意。如果讲危机可能带来机遇，只能从辩证的意义上来理解，是指坏事可能变成好事；但在中国看来，危机首先是坏事，是不希望发生的事，在当前中美两国积极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状况下，尤其是如此。
对于政治-军事危机定义的探讨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学理的研究，更是对双方危机观和危机认知的探讨。双方就此形成基本共识，对于未来防范和管理中美之间的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国际政治-军事危机的分类
根据以往的研究，由于结构与驱动力的不同、利益关系与风险大小的不同、外交与军事背景和国内外环境的不同，政治-军事危机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
威尔肯菲尔德教授论述了多种政治-军事危机：危机与准危机、对外政策危机、国际危机与持续冲突中的危机、威胁性危机与机遇性危机、直接对抗危机、准对抗危机与联合反对的危机等。② 中国学者亦提出了关于偶发性危机、结构性危机(长期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和第三者引发的危机的分类。
中美双方学者一致认为，对政治-军事危机的分类为研究危机行为提供了多角度的分析框架，对于加强危机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关于危机与准危机的区别，结构性危机与偶发性危机的区别，对抗性危机、准对抗性危机与联合反对的危机的区别，尤其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予以高度重视。双方学者对两国间曾经发生的诸多危机的属性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此外，两国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即使在类型相似的危机中(例如在中美间接连发生的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两个突发事件中)，由于具体情况相异，双方的感知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可能对双方的危机管理行为带来重要的影响。对于此类差别亦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总之，不同的危机要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是中美双方得出的共同结论。
(三)危机管理的定义
根据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危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冲突，危机管理因此也有别于一般的冲突解决。在对外关系中，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在大国之间更是如此。成功的危机管理往往不是寻求彻底解决利益冲突，而是控制局势、缓和矛盾、降低危机升级的风险，特别是避免引发军事冲突。此外，对于那些可能彻底解决的利益冲突，危机管理通常是必要的中间步骤。
在危机管理中，最大的挑战是既要增进或保护自身的关键利益，又要避免导致危机的升级和引发军事冲突，这常常使决策者在操作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是既要表明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又要避免使对方感到已经毫无妥协的余地；二是既需要发出寻求缓和的信号，又要避免使对方误判为示弱与屈服。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危机决策者通常与对方既博弈又合作，力求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避免出现最差场景，使危机逐步得到缓和与化解。
对于危机管理的上述基本定义，中美双方学者形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危机管理作为防止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既重要又紧迫，这不仅因为中美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还因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严重分歧与对立。
双方还一致认为，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危机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美苏两国完全处于敌对状态，而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着某些严重分歧，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这一明显的不同会对危机管理的双重性(既博弈又合作)带来重要影响，使双方合作的一面上升。如果双方的领导者能充分认识这一点，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将更具操作性。
在此问题上，如果说双方的认识仍有某些不同，那就是中方比美方更强调危机防范的意义。许多中方学者指出，应将危机防范的内容明确体现在危机管理的定义之中。而美方学者则认为，危机防范虽然重要，但它与危机管理仍有区别，是否应将两者合为一体甚至更强调危机防范的重要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 危机谈判策略与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在政治-军事危机中应该采取怎样的谈判策略，是对决策者的动机与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检验。
危机管理研究者通常将危机谈判策略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大类。按照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的看法，前者主要包括：勒索、有限试探、有控制的施压、造成既成事实、缓慢消耗等；后者主要包括：强制性外交、实行对称性报复并进行威慑、接受在对手设定条件下的能力检验、表达承诺与决心以避免对方误判、为争取谈判成功而采取各种可能赢得时间的措施等。③
不难看出，在这两大类策略中，都有一些做法具有高度的胁迫性和强制性，而另外一些做法则偏于谨慎、和缓。决策者要达到稳定和缓解危机的目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手，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总的看，强制性的策略风险较高，而谨慎、和缓的做法风险相对较低。在紧张对峙的危机中，胁迫性措施有时会导致危机迅速升级。
在中美双方的合作研究中，对谨慎、和缓谈判策略的研究成为两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越来越重视谨慎处理危机的策略。中美两国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如果未来中美之间发生危机，应更多地采取谨慎策略而非强制性的策略，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以往研究文献总结出的各种谨慎策略的基础上，双方学者结合两国的危机管理实践，提出了中美间危机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双方一致认为，就此形成的共识是双方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八项基本原则是：
1.保持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通，发出具体、清晰的信号。在危机局势下，直接沟通可以使双方及早接触，从而有利于减少误解，降低发出模糊信号的可能性。有效的直接沟通必须具有权威性、可信性；发出的信号应该包含多个具体明确的要求，使对方能有所选择，以引导危机朝着相互妥协的方向发展。要能正确地发送和接受信号，还需要对对方的决策过程与沟通历史有较为充分的了解。
2.确定有限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有限手段，为双方保留面子和回旋余地。在政治-军事危机中，双方都应努力控制危机升级的速度，减少引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限的目标与手段可以降低决策者对利益的期望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使双方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为外交谈判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此外，在不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为对方保留面子，这也可能对危机的缓解发挥重要的作用。
3.保持选择的灵活性，缓慢升级，做出对称性的反应。在危机中，如果双方可以互动的间隙极为短暂，决策过程将会随之简化，做出危害稳定反应的可能性将显著上升。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决策者应该避免采取重大升级行为，而只是做出对称性的反应。要严格控制军事行动的时机与规模，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和挑衅性军事行动。武力威慑须与外交目标相一致，传递出愿意谈判解决危机而不是武力解决危机的信号。
4.基于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原则。为避免不利的危机结果，双方必须愿意谈判、进行利害权衡并做出必要的妥协，而不是把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放在第一位。否则，把具体问题视为原则性问题而决不退让，不仅可能严重限制讨价还价的余地，使双方难以达成妥协，还可能使决策者落入“承诺陷阱”，④ 带来承诺的“自我实现”。公开宣示原则性的绝对立场还会降低对内部不同观点的接受程度，造成谈判徒劳无益和冲突不可避免的印象。
5.进行自我约束，不要对对方所有挑衅性行动都做出反应。有时，限制危机升级速度和防止危机升级的有效方式是：不对对方的挑衅行动做出反应或立即做出反应。这将使决策者有机会对对方策略的演变进行观察并找到适当的对策。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对危机进程有预先准备和对内部有较强的控制力。此外，防止落入“承诺陷阱”，避免一味示强的危机行为方式，亦是重要的条件。
6.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为对手保留退路。在高度紧张的危机中，使用高压手段，特别是当高压的目的是胁迫而非威慑时，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它可能使对手感到绝望，认为退让的前提是遭受更大的损失，因而变得倾向于冒险，甚至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或军事行动，以显示对抗决心或试图以此剥夺威胁者实施威胁的能力。当对手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采取上述策略还可能使危机局面变得更加严峻。在危机中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一方尤应注意这一点，决不应忽视弱势方为弥补其力量之不足而顽强反抗的可能。
7.将大的、难以解决的争议分解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问题。要使谈判解决危机最终取得成功，必须使谈判不断取得进展，并建立起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如果对立双方能够首先在局部问题上达成协议，将有助于危机的缓解和相互信任的培养。因此，在难以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应该努力设法将综合性的、困难的问题分解为局部的、易于管理的问题逐一加以解决，以建立合作习惯，找到突破点，增加谈判解决问题的动力与信心。
8.预先考虑到己方行动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精心的战略考虑。领导者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在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与反应，尤其是考虑到己方行动在无意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后果，防止出现高估己方行动积极后果的倾向。在充满巨大压力的危机中，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危机中，决策者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对手退让是己方施压的结果，但却低估或忽视己方强硬行动与对手强硬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美双方学者认为，上述八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成功的危机管理所需要的积极、稳妥、谨慎和务实的精神，如果能成为两国决策者的共识，必将增大两国危机管理成功的概率。
三 影响危机行为的关键变量
根据学术文献，一系列认知性、结构性和程序性的关键变量对于国家在危机、危机管理中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包括：精英的认识与信念、国内政治与公众舆论、决策机制与程序、信息情报接受与处理、国际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等特殊因素。
研究中美间的危机管理，必须对这些关键变量的形态、特点及其对双方危机行为和危机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不仅有利于各自的危机管理，而且有利于中美两国知己知彼，加强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
限于篇幅，下文主要根据危机管理文献对变量内涵及其与危机行为的基本联系进行一般叙述，指出其对研究中美危机管理的意义，并介绍双方对此问题形成的最基本的看法。
(一)精英的认识与信念
精英(主要指领导人、官僚层和具有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的认识与信念对于危机的发生、演变及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一直是危机管理文献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文献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精英对本国和对方的基本看法及对军事-政治危机的基本认识。第二，精英对强制(胁迫)、动武、让步及说服等措施在危机中的价值的看法。第三，精英对在危机中承担风险、确保危机稳定、控制升级和保持最佳威慑手段的看法。第四，精英对发送信号的看法。
尽管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精英的相关认识与信念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零和的方式看待危机，认为自己热爱和平而对手具有侵略性；认为做出较多的妥协与让步会导致战争，因而倾向于采取决定性的强制行动；认为己方有能力控制危机升级和避免意外战争；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唯一的选择。
另一类则认为，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给双方带来正和效果；对方也有和平解决冲突、避免战争的愿望；强制性措施易于导致危机升级与失控，较好的办法是采取渐变策略；为避免战争，应不惜付出必要的甚至是较高的代价。
两国学者对这一变量研究得出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
与几十年前相比，当前中美双方对对方形象的认知和各自自我形象认知的差距明显缩小，对对方认知的负面因素显著下降，双方的认识都在趋向现实与客观。相比较而言，中国这方面的变化更是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双方对于危机特别是对两国间的危机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主流认识中，认为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的看法不复存在，双方都把危机视为两国关系中的异常和消极事件，希望尽力避免或以慎重方式进行管理。
以零和的方式看待两国危机的理念早已不占主导地位，双方都认为应以慎重和克制的方式管理危机而非诉诸绝对主义的原则与武力(虽然双方都有学者指出，美国因其拥有超强的军事力量，采取强制性手段和动武的倾向仍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尽力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同时，需要表现出较大的弹性和做出必要的妥协，通过谈判找出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的解决办法。
双方还认为，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以符合公认的国际规范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虽然双方对于如何理解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仍有一些不同看法。
当然，在精英的认知和信念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双方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问题上的观点碰撞即为突出的一例。此外，由于双方在认知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两国近期发生的危机事件中，应如何建立和保持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正确解读对方信号等问题仍是十分突出的。⑤
(二)国内政治与公众舆论
危机决策者所处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其危机与危机管理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国内因素可以限制或塑造领导层的选择。
危机管理研究文献关于这一变量的探讨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领导层政治，包含权力分布、高级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公众舆论，包括议会、传媒、专家与各种形式的民间活动。
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决策均掌握在少数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手中。然而，权力集中的程度以及高级领导人在决策中互动的情况则有很大的差别。
总的来看，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危机行为往往体现主要领导人的见解与个性，公众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很小；最高领导层可能较快地做出危机决策和调整决策。在权力相对分散的体制下，危机决策亦为少数高级领导人所主导，但公众舆论对决策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决策者易于陷入“承诺陷阱”，但这也加强了其强制性威胁的可信度。
中美双方的研究表明，在历史上，由于政治制度与体制的明显差异，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因素对于两国危机管理行为的影响曾是相当不同的，并带来了双方决策行为的许多不同特点。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环境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因素对于双方危机管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开始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充分认识这一重大变化对于加强中美间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国内政治与公众舆论方面，双方的差异仍然存在，有些差异还相当明显。例如，美国的两党政治特别是国会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是独特的；中国实行的集体领导体制以及民众对国际问题与外交事务的高度关注亦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解对方的危机行为和加强危机管理同样十分重要。
(三)决策机制与程序
危机管理文献高度重视决策系统的正式、非正式机制对领导层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问题：决策圈内的互动、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决策者对信息情报的依赖程度以及决策者对现存机构性观点与程序的依赖度等。这些因素可能直接影响威胁认知、决策效率、政策选择、情报获取及对实施环节的控制等关键危机行为。
根据研究文献的总结，政府危机决策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复杂、正式的机制与程序；更加依赖军事、外交等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综合性信息情报；更为注重与政府有紧密联系的智库与专家的意见；高级领导人也更加注意发挥其主要助手的作用。
中美双方学者对两国的决策机制及其对双方危机管理的影响进行探讨，形成了两点基本看法：
第一，尽管当前两国的决策体系仍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决策体系是以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及其最高领导机构为核心，而美国则是以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但两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已建立起机制化的决策模式，决策系统的功能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都在持续上升，分工日趋细密，高层与执行层对政策制定和贯彻的综合协调日益加强。两国决策机制趋同的这一面，有利于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危机行为，有助于双方加强危机管理。
第二，总体来讲，正式的、机制化的决策程序有利于实现合理、有效的危机管理，但因有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决策程序较为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降低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主导决策环节的能力，还可能延缓反应时间，甚至扭曲危机信号。为使机制化的决策更为有效，必须突出跨部门程序的作用，加强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作用，并适当发挥非正式决策机构与程序的补充作用。
双方学者不仅初步探讨了在危机决策中两国外交部门与军事部门、文职领导人与军队领导人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还分析了军事机构提供的信息、作战计划和作战程序可能对高层危机决策带来的影响。双方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并做出系统总结，对于提高两国的危机管理能力将大有助益。
(四)信息情报的接受与处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掌握范围广泛、准确、及时的信息情报和对其正确的解读。信息情报可以对危机形势提供预警，对危机的发展做出动态描述，并有助于确定危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事件。⑥ 此外，它还对对手的基本形象和决策者对危机的种种假设带来影响。信息情报对于危机决策具有重大的塑造作用。
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决策者在危机中经常难以获取高质量的信息情报，这可能由多种因素所造成。例如，对某些与危机有重要关联的问题事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信息过载妨碍了分析人员上报某些重要情况；提供的信息过于部门化，因而不被决策者及其主要顾问团队所认同；在时间紧迫和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迅速整合零碎情报十分困难；情报机构必须争到机会才能向主要决策者提供情报；例行的官僚程序延缓了信息的上报；固有的信念、政策与假设等心理障碍给解读信息带来偏见；为迎合决策者或为了部门利益，情报分析人员改变、排除某些情报内容或提供不加分析的情报；此外，决策者可能无意中传出信息，他们只愿接受某种类型的情报，等等。除上述情况外，在危机中，对立双方还可能通过信息战操纵信息情报。尽管这种做法可能给己方带来某些好处，但也可能对危机管理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引起不希望出现的危机升级。
中美双方学者充分肯定了信息情报接受与处理对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双方一致认为，信息情报在战争与危机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信息时代的到来则使其地位更加突出。在危机管理中，信息情报既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也是战略问题。适当加强中美信息情报交流，对于双方熟悉对方的基本工作程序、防止误判，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方还一致同意，为加强危机管理，在充分掌握“硬情报”(指与危机事件直接有关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信息资讯)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软情报”的作用，即应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战略文化、社会发展、决策机制和公众舆论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在两国的危机案例中，有不少误判是由于对对方的基本情况缺乏了解而造成的。
双方的研究表明，两国在信息情报工作方面都存在某些问题与缺陷，这些缺陷对于两国的危机管理曾带来消极的影响。在制度建设和具体环节上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中美双方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讨论中，美国学者提出，中国的信息情报工作正在拥有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手段，但仍缺乏以危机管理为中心的综合协调机制。中方学者则指出，对于信息情报工作，美方总是强调两国机制之间的差别，但实际上近年来双方做法的差别已明显缩小。如果仍用老眼光看待中方，可能导致美方做出误判。一些中方学者还对美方存在的政府操纵情报(如以不实情报为据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五)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对危机各方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对危机的普遍反应、危机发生时大国关系的状况以及是否同时存在其他国际危机，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因素。
国际社会的反应对危机进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一场危机并希望它尽快得到和平解决，危机中的冒险行为和升级行动会受到较大的制约；如果某一方的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其在危机中将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和较大的政策选择余地。
在国际社会的反应中，大国的反应具有最大的影响。不论是否直接卷入危机，与危机有利害关系的大国的态度——支持、同情、敌对、猜疑——都将深刻影响危机当事方的决策行为和判断。例如，大国可能试图操纵或威胁卷入危机的小国，特别是如果这些国家是其盟友或是其对手的朋友；而当大国间发生危机时，其他大国与危机双方的关系状况及其政策倾向更是危机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同时存在多场政治-军事危机(包括潜在危机)也会对决策者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决策者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总体利益，不得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以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状况。
在双方的案例研究中，对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20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的研究表明，冷战大背景对中美的危机行为曾有深刻的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美苏敌对、中苏合作和双方与各自主要盟国或友好国家的关系。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危机时往往更重视国际环境而非局限于双边的互动。
中美双方在对这一变量的研究中有着较为相近的观点，都认为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找出其规律性，对于加强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双方的研究亦表明，在注重国际环境因素的同时也不应夸大其影响。在历史上，双方在危机中出现的某些判断失误即与高估了这种影响有关。⑦
(六)个人性格等特殊因素
最后一类变量涉及一系列非常规的因素，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心理压力和第三方的作用等。
根据研究文献的总结，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领导层的危机决策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透过领导人的个性表现出来。领导人的个性对决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多种多样，但主要取决于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决策者及其高级助手个性的类型。权力越集中，领导人的个性也表现得越突出。领导人的性格类型差别很大，不同个性的领导人可能做出十分不同的决策。
政治-军事危机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导致认知扭曲，从而改变危机行为。从过度匆忙、简单地做出决策到忽视关键信息，从不知不觉地用既有信念分析局势到一厢情愿地对危机事态进行解读，压力导致的糟糕危机决策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对于第三方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立大国或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危机的介入；二是与大国结盟的小国的活动对大国行为的影响。对于中美两国较有借鉴意义的是对当年美苏卷入其盟国之间的危机的研究。在这些危机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要向地区盟国提供支持，又要避免被拖入可能导致战争的对抗；而某些小国的领导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往往有意要将美苏拖入军事冲突。
中美双方学者在研究中均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危机中高级领导人的个性和第三方作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某些分析。其中，朝鲜和台湾地区作为第三方，曾在历史上引发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当前对于中美关系仍有重大的影响，今后它们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始终是双方关注的重点。
在台湾问题上，两国学者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台湾地区的言语和行动不仅曾对中美危机的发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且还常常对危机升级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台湾地区的行为大大加重了中美双方在台海危机中的风险。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积极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将始终是两国避免发生重大危机和进行危机管理的关键。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中美学者关于危机管理的观点均来源于张沱生、[美]史文主编：《冲突 博弈 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2007年版以及中美双方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的观点，后文不再一一列举。
②[美]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著，徐辉、吕德宏译：《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概念与方法》，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冲突 博弈 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83页。
③Alexander George," Strategies for Crisis Management," in Alexander L.George,ed.,Avoiding War: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379,p.384.
④指决策者在公开宣示强硬立场之后，由于担心做出妥协将被公众视为示弱从而危及政府的信誉甚至合法性，于是不得不按照承诺采取行动。
⑤研究表明，尽管中美在危机中均使用范围广泛的各种信号，但由于双方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和实力上的差异，美国往往偏重发出清晰、决定性的信号和企图与对方进行直接、及时的沟通，并倾向于以军事警戒或军事部署传递决心，中国则采取较为不同的做法。这种不同增加了双方理解对方信号的难度。
⑥Shaun P.McCarthy,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ce in Crisis Management,Aldershot,England:Ashgate,1998,p.43.
⑦例如，朝鲜战争时，美国曾预测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苏联为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愿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国作为苏联的最大盟国，将会追随苏联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