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结构关系和基本文学思想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思想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5-0118-(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5.015 《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些结论尚可以做进一步斟酌。比如，全书的文体论20篇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的25篇，究竟在刘勰看来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文心雕龙》宗经文学思想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认识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写作指导书，当然双方都承认文学理论与写作指导互相有联系，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属于根本不同。问题是，主张《文心雕龙》是写作指导书的学者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原本似乎是将全书的内容区别为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两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紧接着的文体论20篇，相对不重要的部分则是后面谈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以此为理由，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以具体帮助和指导人们写好当时通用的各类文体为目的，因而是一部写作指导书。这种理解的根据是以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将前面25篇归为“纲领”，将后面25篇归为“毛目”，据称，“纲领”、“毛目”两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实际表示作者对所指的两部分内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区判。固然，刘勰自己称《文心雕龙》前5篇为“文之枢纽”，可见在刘勰意识里这5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20篇是否比后面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纲领”、“毛目”二词在文中所指能否为这样的理解提供支持，这还是存有疑问的。 且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文：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① 这一段介绍《文心雕龙》的篇目和内容。古人往往将序置于书的最后且列全书篇目于其中，由于骈文须求字句整齐，无法如散文那般将目录完全地列出来，便更多采取概括或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而且会对篇目的文字重新组织，以形成骈体句式。刘勰称《文心雕龙》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可能《文心雕龙》原来结构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载“《文心雕龙》十卷”，卷数或许是后人所分。②刘勰介绍上篇由“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组成，枢纽部分肯定写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论文叙笔”部分(即文体论)则介绍每篇统一的写作程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介绍重点突出，简洁明确，所以称“纲领明矣”，其中“纲领”一词是指刘勰对“上篇”各文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刘勰将下篇论述的内容统称之为“剖情析采”，③介绍时分别列举了《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对其他12篇没有具体提及。他所以这么介绍《文心雕龙》下篇，是因为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各篇内容差别甚大，写法上也难求统一的格式，这样就导致此处的介绍只能限于罗列一部分具体篇目，没法概括，显得繁杂而零散，所以称“毛目显矣”，其中“毛目”一词是指刘勰列举的(甚至还包括未列举的)《文心雕龙》后半部各篇。所以，将刘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文心雕龙》“前面25篇，其要义特点由此可知”，“后面二十五篇，其具体篇目也得以清楚”。显然，“纲领”并不等同于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并不等同于形容“下篇”相对不重要。严格地说，这里的“纲领”和“毛目”只是在语词形式上构成一种对举关系，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纲目”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勰用“纲领”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龙》枢纽部分的主要观点，以及文体论部分的主要写作程式，都是他从这些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要点，不是指《文心雕龙》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则是指《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体指向这些作品的篇目，两者指向的对象互相构不成统属关系。这与指向对象存在密切的从属关系，因而用“纲领”与“毛目”对举以显示和突出两者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并不一样。 《文心雕龙》其他篇提到“纲领”“纲要”(两词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样有助于对上面问题的说明。《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覈为美，不以深隠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两处“纲领”都是指刘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点和结论，而不是指其所讨论的诗歌和议体文本身的重要性。《诸子》：“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此“纲要”指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这些与《序志》使用的“纲领”一词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纲领”与“芜秽”对举，这同《序志》“纲领”与“毛目”对举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与繁杂，惟“毛目”是中性词，不含“芜秽”的贬义指向。像《文心雕龙》的《序志》《明诗》《议对》《诸子》《熔裁》“纲领”、“纲要”的这种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晋人范宁《集解》：“明达之人，言则举纲领要。”④“略”、“举纲领要”是指说话概括性强，突出要义，并非指该人说的话本身重要。 总之，从《序志》“纲领”、“毛目”的用语实难推导出刘勰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比谈文理共性等内容的部分相对重要的结论。刘勰肯定《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这是因为他自己称它们为“文之枢纽”，而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纲领”。刘勰用心血写出《文心雕龙》，他自己对此书异常珍视，认为全书都关乎“文用”，将它视为载心、寄心的一部传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论述根本的写作观念和原则的“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区分甲乙。以为《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论述的是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对于指导写作的重要性比诸文体论相对要低，度之以情理，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大。 现在再来清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的关系就简便容易了。“文之枢纽”表述的是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在全书中最为根本，因而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两部分的观点和判断。“论文叙笔”是文体论，主要关乎文学知识。“剖情析采”论述写作中“情、采”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对作品的认识，主要关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可以合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两者的重要性在刘勰的文学意识中难分轩轾。《文心雕龙》因包含根本的文学思想、广泛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理论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只要偏擅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刘勰集合三长于一身，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二、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 《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肯定以儒家经典“正”为指导；《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肯定以纬书、《楚辞》(主要是《楚辞》)“奇”为辅助，认为这是刘勰“执正驭奇”的基本文学思想。照这种理解，两组文章互相之间构成了基本并列的结构关系，“执正驭奇”的意思其实是“执正”加“驭奇”。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它们确实论述了以上归纳所涉的一些重要内容，以及刘勰对写作的总体要求和认识。不过，刘勰写“文之枢纽”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们形成这种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执正”与“驭奇”是不是一种基本并列的关系，这些还可以商榷。 使我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指出文以道为本源，圣人以文明道，圣人作品成为不刊之经典，这些都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经典的特点为“正”，为一切文章的典范。如果《正纬》《辨骚》两文重点确实是论述“奇”之于文学的意义，在结构上与前三篇文章基本并列，构成相辅相成，赞“奇”辅“正”的关系，则它应当像前三篇文章论述“正”那样，对纬书、《楚辞》的“奇”加以独立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勰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分析纬书、《楚辞》哪些符合经典，哪些不符合经典，在做如此辨析后，才提出纬书“事丰奇伟”、《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奇”的特点对于文学发展形成积极和有利的影响，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显然，刘勰在这么讨论问题时，“奇”并不是《正纬》《辨骚》两文予以单独阐述的文学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评衡纬、骚而顺便为之做出的一点辩护。这与《原道》《征圣》《宗经》着重论述“正”以及“正”之于文学写作的指导意义并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动词“原”(溯源、源本)、“征”(征信、引征)、“宗”(宗尚、取法)，后面两篇则使用带有强弱不等的批评意图的动词“正”(判断、纠正)、“辨”(判别、分析)，这显然也不符合一组基本为并列结构的文章所应有的特征。人们用刘勰在《序志》介绍“文之枢纽”的话来为自己的理解做辩护。确实，《序志》介绍5篇文章所使用的动词与文章题目的遣词有所不同，有的词异义同，有的词异义也似乎不同。《序志》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文心雕龙》前五篇的题目则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两相对照，“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含义相近，一目了然，可以不表。而“酌”与“正”、“变”与“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显，特别是“酌乎纬”与“正纬”，似乎一则强调酌取，一则强调纠正，适成相反。其实，酌字不仅有酌取义，还有斟酌、衡量、考量义，《文心雕龙·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酌理”、“酌事”谓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刘勰“酌乎纬”所取当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评衡纬书，与“正纬”意思相近。至于“变乎骚”和“辨骚”，变、辨两字本来就相通，如《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⑤蒋礼鸿解释：“变辨字通。”⑥所以“变乎骚”与“辨骚”的意思也相同。这说明《序志》对“文之枢纽”5篇文章的介绍与它们的题目含义是互相一致的，人们不能用自己对《序志》有关表述不够准确的理解来说明“正纬”、“辨骚”就是肯定酌取纬书和《楚辞》新变的“奇”，为“文之枢纽”两组文章基本并列结构之说做辩护。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前三篇确立批评标准，后两篇则运用其确立的标准对纬书、《楚辞》分辨正误，进行择汰，如前所述，这5篇文章题目使用的动词也说明了这一点。刘勰在后面两文提出具体批评时，又从其批评对象中择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学新质“奇”予以吸收，将其确立为次级的文学要素，以配合和补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标准。显然，前面三篇是主体，后面两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后面两篇用“正”鉴别“奇”，并对鉴别得出的正值的“奇”积极吸收；前面三篇是本义，从正面论证，后面两篇是衬托本义，从旁侧佐证。所以，5篇文章虽然分成两组，主旨却一脉贯穿，都可以归入原道、征圣、宗经体系中，而将纬书、《楚辞》具有正值的“奇”纳入其中。此体系以《宗经》篇为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征圣》论述的精粹，又成为《正纬》《辨骚》的立论依据。所以，两组文章并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结构，它们是一体化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 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把纬书、《楚辞》的“奇”分为两类，一类乖伪、荒诞、诡异，需要裁汰；一类事伟、辞富、华美，可以吸收。这也就是他所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或者如他所总结“执正以驭奇”(《定势》)。依我理解，“执正以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驭奇，以正用奇，它实际上是刘勰对宗经文学思想的具体说明。驭奇包括裁汰负值义之奇和吸取正值义之奇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刘勰《正纬》《辨骚》两篇使用“正、辨”二词的用心所在，人们一般只将驭奇解释为吸收正值之奇，不谈裁汰负值之奇，这样理解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也容易导致对“文之枢纽”两组文章的关系发生偏误性解读，将“执正”与“驭奇”看作基本并列的关系，而忽略了刘勰表达的文学思想实质是宗经，也就是“执正”。 那么，又如何看待刘勰将《正纬》《辨骚》列为“文之枢纽”呢？《正纬》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为纬书本来就被认为是配合经书而作，故置于《宗经》后辨其真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刘勰列《辨骚》为“文之枢纽”而不列为文体论，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楚辞》与《诗经》两者皆看作诗歌创作的重要源头。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⑦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⑧钟嵘《诗品》则分别以源出于《诗经》和源出于《楚辞》来寻索诗人作诗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楚辞》作品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没有的，其他文体皆无法与它相比拟。刘勰将《楚辞》列在“文之枢纽”，正反映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骚》归入文体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为削弱，不符合大家对《楚辞》形成的共识。然而刘勰又对当时并视《诗经》《楚辞》为诗歌源头的看法做了一定调整，通过以经辨骚，说明经与骚的重要性并不对等，两者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作用还是意义，也各不相同。刘勰沿袭前人看法，认为《楚辞》学《诗经》而取得成就，如《通变》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总之，在《诗经》与《楚辞》的关系方面，刘勰确立经源骚流、经正骚奇、经高骚低的序次，提出“执正以驭奇”或者说以正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经的重要性。 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5篇文章理解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况还并非如此。范文澜解释《辨骚》篇的旨趣，说：“案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亦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骚》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第一篇，不符合刘勰自己对“文之枢纽”的安排和说明。刘永济也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迹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⑩虽然刘勰撰《辨骚》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也辨屈原所作与其追随者所作之高下优劣，又以前者为主，不尽如刘永济所言辨异同以显“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别是刘永济指出刘勰写《正纬》《辨骚》两篇皆是为了“翼圣而尊经”，与后来人们所持前面五篇文章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之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种说法更加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 总之，刘勰撰《正纬》、《辨骚》主要是依经立义。他以经评纬书，批评纬书内容不正，又以经(特别是风雅)辨骚，指出其与经典的异同，都是如此。《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种以“典雅”、“艳逸”分别概括经、骚两种不同的写作传统及其风格特点，其背后也是以经为区分的标准。当然刘勰《正纬》《辨骚》两文经过一番辨析和判断之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汲取的角度积极肯定纬书、《离骚》(特别是《离骚》)具有正值义的“奇”，用以充实宗经的文学思想，这一意义也相当值得重视。 三、刘勰宗经的文学思想有什么特点 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既是宗经，那么，他与前人宗经说是同义反复，还是另有不同特点？前人宗经主要是指思想上认同儒家经典权威，接受其指导，把这些经典奉为判断一切事理的标准，所以“经”的意义在于树立思想意识规范，这是经学的核心。荀子在阐述文学与道、圣、经的关系时，强调师法“礼义之道”是“合于文理”的前提和保证，要求辩言之士、作者“心合于道”，道指儒家的礼、义、仁等，都是维护人际关系的要求和准则。他强调读经，“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指出墨子、庄子等诸子学说都只得到“道之一隅”，惟有“孔子仁知且不蔽”，“不蔽”是指圆融没有局限，因此学道学文都必须以圣人的经典为思想准绳。(11)扬雄对此作进一步阐述，使明道、征圣、宗经在汉代形成初步体系，成为影响后人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他说：“惟五经为辩。”肯定《易》《书》《礼》《诗》《春秋》是将天下道理讲得最明白最透彻的书。又说“舍五经而济乎道”，犹如“舍舟航而济乎渎”，毫无可能。他对“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评论失却规范的思想界状况很不满意，提出著书立说辩论都要以孔子为师，“众言淆乱，则折(判断)诸圣”。圣人死后，就以圣人遗留下来的作品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所谓“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他也用儒家经典评衡具体作品，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2)他在这里视儒家经典为写作的思想准绳也是很显然的。 刘勰有浓厚的翼经思想，他曾经想在经学上有所贡献，考虑到前人注经已经达到很高成就，难再有大建树，又考虑到“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即研究文章学同样可以达到弘扬儒家经典目的，这才转而撰写《文心雕龙》。(13)由此，他不再像大多数学者仅仅将儒家经典当作经学的宝典，而是更将它们视为文章学的渊薮和写作的最高艺术典范，努力从儒家经典中去开发文章学资源。这一转向对刘勰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从儒家经典作品中看到了丰富的文艺性，说： 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原道》)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隠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隠，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隠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隠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 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 以上引自《原道》《征圣》《宗经》，刘勰在这三篇最集中地论述了儒家经典与文章写作的关系，他除了从思想上肯定宗经之外，主要把儒家经典也当成文章杰作，总结其写作特色和风格，赞扬它们文章学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人普遍的写作指导意义。他认为，儒家经典金声玉振，雕琢情性，辞令和含蕴都高度完美，不同的经典作品文风有别，或简或博，或明或隐，又都无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旨义情志，明理合用，使文章体式、语言、妙义都达至精纯，作者若能宗经，其作品情、气、事、义、体、言皆能够得其长而避其短，具其优而克其劣。 不仅如此，从文章学来说，刘勰认为儒家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大美之外，还具备六朝人所欣赏的丽，乃至包含骈俪化美质。他强调儒家经典文辞美丽，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文能宗经……则文丽而不淫。”(《宗经》)“六经彪炳”(《正纬》)，“商周丽而雅”(《通变》)，“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一般言，别的批评家也肯定儒家经典雅正有文，彬彬称隆，扬雄更以“丽以则”评《诗经》，突出其“丽”的特色，然而像刘勰这样以“丽”全面赞扬儒家经典还不多。 六朝是骈文的天下，其时诗文最重要特点是以偶句成篇，繁用典故。刘勰顺应这种时代的文学风尚，高度称赞骈偶化写作。他指出，儒家经典作品早已具备骈偶特色，而且“自然成对”，“不劳经营”，可为后人效仿，从而将宗经与肯定六朝骈文化的写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说：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耳。《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别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丽辞》) 对于用典，他也肯定这是儒家经典作品最重要的写作通则：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事类》) 刘勰以文章学，尤其以六朝骈俪文时代的文章学眼光看待儒家经典，肯定它们丽，具备骈偶、事类之美，故其宗经说本身包含了对文学高度的赞美和肯定。他要人们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儒家经典本身是具备雅正大美的文章，在根本上与骈偶化的美文相一致，所以，宗经不仅可以使义归乎纯正，而且可以使文趋于茂懿，却又不陷落艳侈靡曼。显然，这样的宗经观念主要意义在于积极建设文章学，推动文学朝着六朝文人普遍推崇的雅且丽的方向发展，经学意义上的强化思想作用倒还属其次。刘勰与前人宗经说不同在此。 然而，刘勰对儒家经典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显然存在失实之处。他为了让人们接受宗经文学思想，夸大了儒家经典的文学性，所谓“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诗经》，还有《易经》的一部分文字承当得起这种赞美，其他经书难以与此赞词相媲配。他从六朝人正宗的文学观念出发论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问题，认为经典具备对偶、用典的特点，这与儒家经典基本的语言事实也相去甚远。儒家经典实际上并不以这些作为重要修辞手段，它们大都质朴少文，单字奇句占绝对优势，与六朝骈文的语言风貌差异远大于一致，刘勰的论述不能帮助人们准确认识儒家经典作品的语言特征。他用这种论证手法强调宗经重要性，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对儒家经典语体特征的论述难以被认同。唐朝古文运动后，一般认为儒家经典的文字是奇而不是偶，借以倡古文，反骈文。就对儒家经典行文特点的把握而言，唐朝古文家显然比宗经的骈文家刘勰更接近实际。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勰一面将儒家经典文学化，使它们似乎成了符合六朝人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一面提倡宗经，用文学化的儒家经典指导其当下的写作。看来，宗经正是刘勰为了达到更加有效维护和发展文学性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对写作构成不合理的束缚。 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27页。本文引《文心雕龙》依据此本者，不再一一注出。按“剖情析采”之“剖”，原文作“割”，嘉靖本《文心雕龙》作“剖”，范文澜注亦曰当作剖，故引文据以改。 ②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之《文心雕龙》提要云：“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盖后人所分。”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79页。所言有理。 ③研究者一般将“剖情析采”句理解为是指《情采》篇。范文澜对此有不同解释，他说：“剖情析采，情指《神思》以下诸篇，采则指《声律》以下也。”(《文心雕龙注》，第743页)甚有见地，然又稍嫌拘泥，《声律》以下《才略》、《知音》等，不当以“析采”概括之。故“剖情析采”是泛指《神思》以下25篇的内容(《序志》通论全书，与其他24篇有所不同)，包括分析写作之“情”和文章之“采”。《原道》：“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剖情析采”就是指分析如何雕琢性情和组织辞令的写作之道，而不是仅仅指其中《情采》篇，与《情采》篇所论也有广狭的不同。此外，从语句组织来看，若以“剖情析采”指《情采》篇，则“至于”领起的句子直到“以驭群篇”，整段话并列联成一体，显得臃肿，而且成分也不够完整。以整段而论，“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与前面“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相同，只是在“笼圈条贯”之前少了一个“则”字。 ④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392页。 ⑤《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114页。 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34页，中华书局，1986年。又《商君书·壹言》：“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知”旧本作“变”，秦四麟本作“知”。蒋礼鸿案：“变读为辨，《荀子·正论篇》：‘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即小大至不至之辨。秦本臆改，不足从。”(同上，第60页)此也是变、辨相通的例子。 ⑦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 ⑧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152页。 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9页。 ⑩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62年，第10页。 (11)以上引文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之《性恶篇》，第435页；《正名篇》，第422-423页；《劝学篇》，第11页；《解蔽篇》，第392-393页；《效儒篇》，第133-134页，中华书局，1988年。 (12)以上引文见汪荣宝《法言义疏》之《寡见》，第215-216页；《吾予》，第67页、第82页、第49页；《君子》，第507页，中华书局，1987年。 (13)见《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