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的“快乐—风险”分析——基于江苏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个案论文,毒品论文,青少年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述评 2007年至今，中国《禁毒法》颁布实施后的8年，政府和社会在新型毒品问题的理解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由政客、政府官员、预防科学专家、大部分的媒体构成的官方的态度认为，娱乐场所和夜店、会所等娱乐空间为吸毒提供了过分危险的空间，需要整治。这种官方看法或专家模式，把娱乐场所、夜店、聚会等类型的活动和摇头丸、氯胺酮(K粉)、冰毒、大麻等新型毒品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活动和新型毒品存在广泛联系，但官方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要素：一是注意力主要在青少年参加的活动上；二是这些活动都在晚上举行。青少年和夜生活的结合意味着充满了乱性和毒品的危险。这种视角让娱乐场所产生了危机感，客观上也确实让很多在娱乐场所溜冰的青少年转移了滥用冰毒的地点。但另一种来自于青少年群体和大众消费群体的视角，却强调了这些场所对青少年的重要性，这些参加者大体上都描述了夜店、娱乐场所的经历对他们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们从音乐、舞蹈和毒品中得到了无比的快乐。他们强调这些公共空间带给他们身心的愉悦、压力的释放和寂寞无聊的排遣。而政府和主流媒体对此并不是很了解。 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政府专家的观点与吸毒者所持的常民知识在对待风险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这样的分歧并不令人吃惊，从笔者在美访学与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交流及大量文献来看，相关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梳理风险概念的完整含义，以及在公共健康领域为何某些含义会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事实上，在20世纪末，风险的概念已变成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的显著特征之一，尽管关于风险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非常广泛，对于揭示普通青少年日常生活知识的文献资料也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在全球合成毒品研究领域却研究甚少，涉及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解释与分析的相关研究更少。比如在美国，一方面健康专家和美国政府已经把青少年的吸毒活动视为高风险行为，而另一方面美国也缺乏有关青少年自己对吸毒理解的相关研究，这样的状况确实令禁毒界感到惊讶。在中国，让青少年自己去理解吸毒的实证研究就更是少得可怜。基于此，本文认为，对青少年的忽视可能来自一种偏见与刻板印象，即政府和研究者常会认为青少年比较被动，易于被贴上失业者、青少年怀孕、吸毒等标签，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确实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即忽视对青少年的精神层面的了解及管理导致了诸多包括吸毒在内的青少年问题。 另一个青少年吸毒研究中比较缺乏的问题，是对“快乐”研究的忽视。尽管有人认为吸毒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那种麻醉带来的快感，但奇怪的是在所有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及风险所带来的快乐。在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中心(NIDA)官方网站上关于青少年吸毒的文献资料，特别是预防吸毒的文献，很少提及青少年有可能对如何提高快感和降低有害后果感兴趣。大部分的预防研究文献，或假设青少年所知甚少，不能完全明白吸毒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认为青少年吸毒是因为在社交方面受挫并在心理脆弱时接受了不良信息。这些假设并无实证数据支持。奇怪的是，几乎所有预防文献没能够指出毒品为何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相反，大部分研究视角通常把青少年吸毒视为固有的负面的问题和风险，并没有考虑到青少年会将毒品视为正常的、积极的和愉悦的替代品。 鉴于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青少年如何形成对吸毒和风险、快乐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试图揭开青少年如何建立起风险快乐的社会含义。在研究对象的叙述中，我们将揭示有关冒险的微妙和复杂的框架，并了解他们是如何将风险和快乐二者不仅实质上而且在社交场合中实际联系到一起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深度定性访谈方法，所有青少年访谈资料大部分来自于《吸毒人群调查》(2008)及2008年至今笔者在江苏各地的个案访谈[1]。 二、新型毒品使用的“快乐—风险”分析 1.青少年对新型毒品知识和信息的理解 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被调查者对他们所使用的毒品的理解各异，他们愿意为了解这些毒品所付努力的程度也不相同。但是，与大众和学术界持有的观点——“青少年选择吸毒因为他们在毒品真正的后果方面非常无知”相反，我们调查的被调查者的吸毒行为通常是为了更好体验新型毒品的药性和产生的效果。 诚然也有一些被调查者对毒品的药性和风险知之甚少，但是更多的被调查者在首次吸毒之前或之后，花时间通过网络或书籍、班级或从有经验的朋友那里学习毒品的知识。当然，不是所有的被调查者都会彻底和积极地研究毒品。很多人使用不同的渠道组合，因人而异，每个人看重的渠道不同。除了网络和出版物之外，许多被调查者信任来自他们的朋友和有经验的吸毒者的信息。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被调查者对使用毒品而产生的药性和后果有了较好的理解。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从许多被调查者的叙述中看出他们对毒品的了解非常复杂。以下是一位18岁的女性被调查者关于摇头丸对大脑的影响的见解： (个案5)当你开始在大脑上开洞时，接受血清素的受体所接受的血清素开始耗尽。因为多巴胺和血清素联系紧密，多巴胺和血清素很相似，故受体便开始吸收多巴胺。多巴胺同时便开始破坏受体。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每件事都错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衰落。而你还在嗨。你的身体仍在找寻血清素，但是已经没有了。 许多被调查者即使不能像上述的被调查者那样清楚，但对摇头丸和血清素的关系还有一点点的知识。通过了解毒品的药性和后果，被调查者常感觉他们能使用一些伤害减少策略以减缓某些风险。在被调查者的讨论中很清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预防消息和信息，但是他们对这些消息，包括可能对大脑造成的严重损伤和其他可怕的后果，持怀疑态度或不确定其真实性，他们或觉得这些信息来自政府的宣传，或他们认识的吸毒者并未罹患这些可怕的疾病。例如，下文中的被调查者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并相信自我教育可以减少风险。 (个案12)我以前摇头，都没出过问题。我听说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知道的，禁毒宣传片，那些都是带有政治色彩，假的，你知道，教育或……好像是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恐吓技巧。我的吸毒经验就证实了这点。我的意思是，你自己亲自做了，你才能辨别。像那样的宣传不真实。毒品究竟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有害，我觉得可疑。特别是后来，我对毒品开始越来越了解，我会更加小心的。 被调查者对新型毒品的成瘾性要么一无所知，要么知之甚少，但是关于毒品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来自“官方”途径的信息和知识，并非他们了解毒品的唯一来源。被调查者经常将这些信息和他们从自身或吸毒的朋友处得到的情况结合起来。年轻的吸毒者以他们日常经历为基础，建立起另一套风险理论，形成了一整套亚文化圈子“话语”。他们并没有忽视预防或政府资助的信息，而是这些信息只被看作他们全部毒品知识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无论信息是来自官方或书籍、朋友圈、网络或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所了解的信息确实对他们理解风险有影响。 2.青少年对风险的理解 有许多因素，包括毒品的性质、毒品改变吸毒者的行为的程度、他们吸毒的社会背景、他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等，都影响到被调查者对与毒品相关的风险的理解和评估。他们不仅仅认为风险有心理上的影响，他们还认为风险和他们实际的经历(如一次糟糕的吸毒经历)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场景有关。为此，我们的研究是关注被调查者如何看待与毒品相关的风险的态度，并揭示对于他们来说比较明显的风险和来自官方说法的风险。 许多关于摇头丸的信息都强调潜在的对大脑的损伤是最危险的风险之一。在我们的研究进行之前和进行期间，这点仍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在样本中的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清楚这点，如此以至于所有被调查者都会使用“脑袋上打洞”这个词组，以表达对摇头丸的长期作用的担忧。尽管都听说过“脑袋上钻洞”理论，但是他们对风险的理解还是有差别。一些人认为是严重的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某种恐吓策略，还有些人对摇头丸的感觉比较复杂。许多被调查者清楚长期服用的潜在后果，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相信后果的可怕，但是这些风险在媒体和预防信息中是如何具体描述的，与这些被调查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被调查者对吸毒的副作用和其他不良反应，包括脱水、恶心、多疑和抑郁，同样也显示出有意见分歧。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关心。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害的副作用常常是用一种不带感情色彩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出来的，尽管对于他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必然性。不愉快，但是这些副作用还是被被调查者承认是吸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些样本中，被调查者也许并未把某些吸毒后的反应看成内在的负面的反应。例如，呕吐经常被认为是服用摇头丸后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会减缓胃疼和提高大脑的兴奋度。在使用期间，部分被调查者仅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些后果和风险，认为是很好处理的问题，无需过分担忧。如一位22岁的女性所说：“我感觉至今我只有过短期反应，可以对付，你可以做点工作将这些副作用尽可能最小化。” 在描述具体的某种毒品的风险时，被调查者往往会将一种毒品和另一种进行比较。他们留意到不是所有的毒品都具有同样的风险。这种方法就质疑了认为年轻吸毒者对毒品都通用一种理解方式的见解。例如，大麻和迷幻蘑菇经常被拿来比较，因为两者都被认为是天然的，故比其他毒品的危害小；摇头丸被许多人认为是可以带来欢愉且危害较轻的毒品。但还是有不少人对毒品中的掺杂物、副作用和可能存在的长期影响表示关注。一位22岁女性被调查者对摇头丸的担忧被许多人认同。 (个案9)我想在所有毒品中摇头丸是危害最小的。吸食海洛因对身体有害，吃摇头丸没有。而且这种东西是一种高消费的娱乐产品。大家在一起嗨一次，一般都要几千块钱到上万。 总体来看，冰毒因为会成瘾并且过量的话有副作用，故被认为比较危险。在建立毒品危险的等级时有无潜在的成瘾性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摇头丸尽管公认有风险但仍被普遍认为比冰毒、海洛因、甚至可卡因而言更易接受的原因。 他们并未孤立地评价毒品的风险程度，而是将各种不同的毒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不是所有的毒品都具有同类的风险，甚至是相同的风险程度。正因为使用不同毒品的风险程度不同，故一些被调查者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毒品的潜在伤害都是相对于其他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而言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有时伤害性更大。因此，没必要过于关注吸毒的风险。尽管冒险，但是毒品带来的欢愉感还是让他们觉得吸毒是值得的。不是所有的风险都是有害的或不好的，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风险。例如，一位32岁的男性，当问及他是否担忧摇头丸的副作用时，他的观点就得到了其他被调查者的认同。他说： (个案47)至于自己的健康，我考虑得很多。我老婆可能和你讲过的，我给她买的中华基金保险，都是在为自己留一些保障。因为做生意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都要为自己提供一些保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最后，当描述摇头丸潜在的风险时，许多被调查者觉得危险并非来自摇头丸固有的性质，而是来自药丸中的掺杂物。因此，被调查者把风险和毒品本身分离开了，而与毒品的非法地位结合起来了。 预防性宣传主要针对与毒品的药性相关的危险，然而，被调查者们则认为毒品的风险存在于与毒品相关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即便有副作用，如脱水、发热，甚至紧张和妄想症，也都是和个人吸毒时的环境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被调查者还认为，毒品具体的药性还与其他一些强调吸毒潜在危险的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在叙述中，他们常把吸毒比作“危险的旅行”，这种危险往往和许多因素有关，包括吸毒前的心情、在一起的同伴、吸毒的场合。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被调查者把“危险的旅行”看作是毒品和吸毒时的社会场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可以人为地降低这种危险。 3.是否吸毒：好处大于危害时的复杂选择 大多数被调查者并不是仅看到毒品带来的快乐而忽视它的危害或后果。他们或许对吸毒风险的性质或严重性以及如何应付这些风险意见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权衡过利弊——考虑风险和快感之间的轻重。在决定是否吸毒的时候，风险与快感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许多被调查者明了一些毒品的潜在危害，但是他们觉得吸毒所获得的快感可以抵消毒品带来的危害。吸毒者会比较风险的长期威胁和毒品所带来的即时效果，考虑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正向影响，而不是考虑合成毒品可能造成的生理伤害。例如，一位17岁女性指出，在第一次吃迷幻药之前她斟酌过并认为利大于弊。 (个案43)吸毒了以后，我的反应迟钝了(她说话明显很慢)。但我觉得很开心，压力小了，日子过得快。 当反思他们与毒品的经历时，被调查者不仅谈论与毒品相伴的快乐，不少人还认为他们得到了很多。益处不仅包括吸毒时短暂的快感，如从日常生活压力中的解脱，还包括长期的效果，如与朋友的交往，甚至有时还有在心理健康方面和随后社交行为方面意义深远的变化。一位29岁男性被调查者谈到摇头丸是如何积极地帮助他得到友谊和自尊时，如是说： (个案1)比较兴奋，而且要有音乐，没有音乐就会吐，同时会产生一些幻觉。我们一般嗨都是十一二点开一个包间，通宵嗨，一直到早上六七点钟。吃了摇头丸，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劲，能一直摇到早上都不觉得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关系比较好的人，一起开一个包间，喝喝酒，吃了药，就开始嗨。一般一个包间里面七八个人，也有多的。后来，南京疯狂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人开一个包间在嗨的，一般都是公司聚会，或者是大型的嗨场。像南京XRDS的场子，有一个包间七八十人在里面都不嫌挤。 4.吸毒之后的风险管理 决定吸毒之后，许多被调查者开始积极地进行风险管理，从而在享受最大化的快感的同时降低可能的伤害。他们对风险的理解和如何将其最小化，与他们吸毒的社会场所和社会性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本项研究中的被调查者采用多种策略将快乐最大化和危险最小化，常常通过一整套的具体操作法和个人的偏爱，从而决定吸食毒品的类型和场合。这并不暗示我们的被调查者总在这个可选择的框架中吸毒，也不是说每次吸毒时都经过精心计划，而是通过检查他们的偏好，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对风险和快乐的概念以及如何在两者间进行权衡的。虽然许多被调查者承认有潜在的危险后果存在，但是他们对风险的理解和如何应付这些风险的方法，要比我们通常所知的复杂很多。 尽管被调查者吸毒的社会场所对他们如何应付快乐和风险非常重要，他们也采取个人手段降低生理上的负面影响，包括使用伤害减少策略，如在跳舞的间歇喝水或休息以免脱水，服用维生素和保健品增强身体对副作用的抵御力，在毒品吸食量或吸毒频率方面的节制，被认为是可以减轻某些可能发生的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后果，故可以限制有害后果的潜在伤害。他们认为，在他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控制好这些因素，这些风险至少是可以降低的。许多被调查者相信，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和给予适合的条件，毒品可以在一种安全和可控制的范围内使用。 尽管被调查者确实使用了上述一些策略，但是，他们在对毒品以及如何权衡快乐与风险利弊的描述中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吸毒的社会性质的看法。许多关于毒品的文献资料倾向于关注个人毒品的药理学方面的性质和药性，而大多数被调查者则认为吸毒和与之相伴的风险并非仅仅在药理方面，他们认为这些毒品的使用和药性与社会场合有关。这种社会性质表明，消费完全是社会的、理性的、主动的，而不是私人的和被动的。被调查者讨论在现有结构关系和社会背景下的毒品消费，强调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们的社会环境和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毒品和潜在风险的理解完全是嵌入在社会背景之中并且由社会所决定的，他们很少脱离社会背景因素考虑毒品内在的风险和带来的快感。相反，他们常讨论具体毒品在某个社交场所中的风险和快乐，他们从诸多不同角度描述和分析毒品使用的利与弊，包括相关的人和非正式群体，以及他们理想中的吸毒场所。因此，他们不是把对风险和快感的理解与体验看成是分裂的个人反应，而是一个考虑了社会因素的慎重决定。他们发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决定这些他们偏爱的社交场合和吸毒的整体自然社会属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是毒品本身有害，而是毒品使用的方法和场合有风险。 通过选择与某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所吸毒，被调查者相信他们可以在降低毒品风险的同时增加快感。很多吸毒者谈论某些毒品的药性如何与社会的以及具体的情境互动从而共同影响吸毒的潜在危险，包括不愉快的经历的特征。例如，一位20岁的女性被调查者如此强调了朋友和周围环境的重要性： (个案8)在外面，就经常吵架，而且一溜冰上了头就吵架，也蛮奇怪的，和其他人溜冰有好多说不完的快乐的事情，但是和自己的男朋友溜冰，就会把以前好多不愉快的事情翻出来讲，就不停地吵，吵着闹分手。我估计我们也危险了。因为我家里人也不让我和他谈了。我家人想通过这一次，让我和他彻底断了。 5.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青少年使用毒品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对理解毒品消费文化的真正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只有考察吸毒发生时的情境，我们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评估“风险和快乐”的。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对吸食具体毒品的最佳地点和场合有自己的理解，所偏好的地点和毒品因人而异。在迪厅和夜店吸食毒品是很多人的最爱，这也产生了额外的风险，因为吸食者对环境没有控制权。其中的一些和毒品联系在一起的风险和毒品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吸毒的环境有关。正如这位被调查者所言： (个案13)我知道，有一个人曾经溜冰溜死了。是一个TJD酒店的原来的带班，他是溜冰后来刷K粉，一起玩这个，量太大了，就死了。其实溜冰很伤身体的，我那时候溜冰以后，都要去挂水，身体太虚了。而且溜冰的时候，酒不能喝，喝了会出事。 被调查者因为相信一些与毒品相关的风险实际与环境相关，所以他们坚持选择好的合适的吸毒环境就可以减轻风险并让吸毒更愉快。有时被调查者对使用某种具体毒品的最佳地点持相反观点，但是他们所持的理由却很相似。许多被调查者感觉场合在对于吸毒是否变成一次糟糕的经历，或得到能够提供安慰的朋友或物品，或总的来说是否好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下文中的两位被调查者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舞会和吸毒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许多被调查者会在舞会上首次尝试新毒品，但是就“第一次选择在迪厅上服用新毒品是否是个好主意”的话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例如，一位16岁的女性被调查者说：“我迪厅很少去，因为我怕吵。也不喜欢在那里嗨。”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在迪吧或夜店首次尝试吃新型毒品要看舞会的性质和规模，是否影响到被调查者的安全感。被调查者访谈中提及的安全问题是吸毒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全是由场合和吸毒者个人所在的社交团体决定的。 被调查者认为，一定的场合总是更适合某些具体的新型毒品的使用，而不适合另一些毒品的使用。这样的毒品与场合的匹配进一步表明，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被调查者不仅了解毒品本身的情况，而且对何种场合适合某种毒品的使用也相当了解。换言之，被调查者采用了一系列的策略，通过毒品与场合的配对从而将快感最大化。例如，一些被调查者认为，大麻不适合在摇头舞会或派对中服用，因为服后会感觉变麻木和疲惫；而摇头丸适合在嗨场上服用。许多被调查者都一致认为，嗨场和摇头丸是绝配，他们也开发出关于其他具体毒品的使用技巧，并形成独特的亚文化话语，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为吸毒的经历做准备，更好地控制风险并体验快乐。 6.朋友的重要性 通过被调查者的叙述，被调查者坚持和信任的朋友在一起吸毒。如同选择好吸毒的场合一样，和正确的朋友在一起，对于一次愉快的吸毒经历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安全感，因为有朋友在身边，遇到不愉快的吸毒情况发生时可以相互照应。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发现青少年常常通过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应付风险。如果是首次吸毒，那么和朋友一起显得尤其重要。三位青少年在描述她们第一次服用摇头丸的经历时很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个案1)我们关系蛮好的。我们这群人关系都非常好。我好多朋友都很好，大家都很讲义气。我还是很欣慰。 (个案8)玩玩就能发现好多在这个环境中间“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感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点都不假。 (个案16)都是朋友之间，比如今天想嗨了，就由一个人给大家打电话：“今天嗨不嗨，叫两个小姐妹!”或者是我给别人打电话：“今天有方向吗？”就是这样大家就聚到一起了。 尽管被调查者感到利大于风险才选择吸毒，但是他们仍会意识到一些很糟糕的经历，体验到不好的副作用、甚至是更大伤害的危险。有朋友在场，特别是一些值得信任和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提供安慰，他们能够依赖朋友一起应付任何问题。一些被调查者注意到朋友所提供的保护措施对女性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女性吸毒之后比较脆弱，容易被他人占便宜或受到伤害，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既可以增加吸毒经历的快感，又可以将风险最小化。朋友可以强化吸毒的快感，因为大家都有吸毒的经历，彼此相互理解，这样的社交联系对于和朋友一道吸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7.风险胜过快乐 当我们列出相关数据显示出被调查者在做出是否吸毒决定的时候是如何理解风险与快乐的，也应注意到有些时候他们对与毒品有关的风险的评估会促使他们停止吸毒或减少毒品的用量。对于一些被调查者，在首次吸毒之后体验到的风险和副作用超过了毒品带来的快乐，他们选择不再吸毒；有些人或许最初的快乐大于风险，但是到了某一点上副作用和对风险的担忧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不同的被调查者这种变化发生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共同点是，他们都感觉在毒品中得到的东西够多了，积极的作用在减少或消极的作用在不断增加，或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逐渐成长，不再需要毒品，于是最终在某个时间点，一些被调查者在“吸毒的风险和后果大于利益”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访谈中，被调查者始终在权衡某种毒品的潜在不良后果和潜在的快乐。一些被调查者说，他们因为不良后果太不愉快或他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已经停止吸毒或减少了吸毒量。在这些例子中，不良后果的影响大于毒品带来的好处。如一位19岁女性所指：“一晚的享乐不值得付出随后两周的难受。”尽管这位被调查者仍强调她体验的积极方面，但最后她的结论是毒品的不良后果破坏了毒品的快乐。另一些被调查者采用了稍稍不同的手法，他们在即将体验到任何不利的后果之前就决定减少或停止吸毒。他们做出“停止”决定的前提是，他们已经体验到该种毒品会出现严重问题或不良后果。 正如社会因素在被调查者控制风险和快乐之中发挥作用一样，这些社会因素同样也影响被调查者做出减少或停止吸毒的决定。一些被调查者感到，他们的吸毒和他们的派对生活开始对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如社会关系、专业技术或学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在工作或学校取得成功的责任或渴望，变成他们决定戒毒的重要原因。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想戒掉某种毒品是不愿意和他们的人际关系发生冲突。一位16岁的女孩称她不得不在脱氧麻黄碱和不同意她吸毒的男友之间做出选择。 (个案31)你得考虑哪一个更重要……不可能继续吸毒并还和他待在一起。因为我身边的生活圈子有两个朋友把毒戒掉了，我是亲眼所见。一个朋友以前在南京抽，一天要抽到最起码一个货，后来到甘肃以后，他在那边开了一个厂，然后他两年以后才到南京来，因为我们都是相当好的朋友，到南京以后呢，我和他聊，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一点都不想抽，所以他现在一滴都不沾，对我的触动很大[2]。 在理解被调查者评估吸毒的风险和利益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许多被调查者正处在人生从中学转向大学或从大学转向工作的转型阶段。因此，吸毒的不良后果可能会因为责任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加突出。 三、结论 国内外研究者都注意到青少年和青少年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和干预。当涉及“青少年问题”时，公共政策的设计师们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去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学在监督和控制青少年行为方面的介入在毒品研究领域非常明显。流行病学家研究青少年吸毒的模式和行为，预防和干预研究者建议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报道鼓励青少年克制毒品的使用。今天，这个担忧已经关注到青少年新型毒品的使用和在一些音乐狂欢舞会上的行为，认为吸毒和参加舞会或派对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青少年应该避免参与。于是主流社会把青少年的行为定性为“有内在的风险”，导致流行病学家在预防和干预研究中把风险的传播作为十分关键的因素。但不幸的是，这些预防和干预研究却很少涉及青少年对毒品的实际理解和对相关风险的知识的探讨。这种矛盾，让人不禁质疑青少年吸毒者和他们对毒品的理解，与那些鼓励青少年不要吸毒的预防方法之间，到底有无必然因果关系。 概言之，本研究已经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被调查者对于他们服用的毒品和相关的后果，既不是一无所知也不是知之甚少。认为吸毒者或被误导或不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观点，都过于简单化且忽视了青少年选择参与这些活动和如何看待自己行为的多种原因。他们对自己吸毒经历的描述，强调了他们对吸毒和潜在的风险与快乐的理解。当然，这些理解常常比政府或媒体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本文搜集了大量吸毒者的个案资料，试图从青少年文化的视角理解他们的吸毒行为，通过分析被调查者的访谈资料，我们提供了他们对与毒品相关的风险和快乐的理解和这些理解是如何影响他们吸毒或停止吸毒的决定。针对预防和干预研究报告中常常假设许多吸毒者并不知晓吸毒的后果和风险，我们试图强调一种相反的观念倾向，即通过记录这些被调查者对毒品的知识，记录其中许多人积极地搜寻毒品知识的了解程度，分析风险在多大程度上被快乐所调和。许多被调查者权衡潜在风险和快乐的利害，尽管意识到有风险存在，仍最终相信值得使用某种毒品。在检查他们对风险和快乐的概念时，我们不希望暗示被调查者做决定的过程总是理性并经过仔细斟酌的，有时他们吸毒前并未仔细考虑，一时冲动而为之，受到朋友或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虽然他们也许不是每次吸毒前都经过仔细考虑才做出决定或权衡过利弊，但是总的来说或在吸毒经历的具体时期，他们确实进行过信息收集和仔细研究过吸毒的问题。 被调查者做出吸毒的决定后，使用了许多策略来使快乐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些策略并不完全针对某种毒品内在的特点，而是紧密地和他们吸毒的社会性质联系在一起。对于被调查者来说，风险和快乐既与毒品本身也和吸毒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个人对于吸毒的决定，尽管要考虑毒品的性质，也要考虑许多结构性的关系，如选择本身的领域和过程。这并非暗示被调查者低估了具体毒品的药性，而是他们对药性的评估加上对潜在风险和快乐的评估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证实了美国社会学者道格拉斯的观点，即不能孤立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看待风险。因此，对风险及风险的社会文化研究，或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学对合成毒品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