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吴统治下江陵军事地位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陵论文,地位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5)03-0005-17 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先后为蜀汉、孙吴抵御曹魏的军事重镇。顾祖禹曾说该地：“自三国以来，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又称它是兵家尽力攻夺的要冲，“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①。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等因素来分析，江陵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地段，土沃水丰，物产富饶；又是南北交通干线“荆襄道”与长江航道汇合之处，水陆辐辏，便于交通和商业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汉末战乱爆发后，争雄天下的诸强都想夺取这块要地，以便让自己在割据混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征荆州，刘备携民众撤往江陵，企图凭借当地的财富进行抵抗，但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战机。“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②。曹操占领江陵之后，遂即出榜安民，对臣下大行封赏。“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③。江陵的陷落实际上宣告了曹操此次荆州战役的胜利结束。 赤壁战败后曹操北归，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对抗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终因损失惨重而被迫撤离。此后至太康元年(280)西晋统一天下，江陵虽然经历过吴、蜀两度易手(刘备借荆州和吕蒙袭取南郡)，但是从三国南北对峙的政治地理格局来看，这一地区始终归属南方政权，与北据中原的曹魏、西晋为敌。不过，若是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在蜀汉和孙吴控制期间，江陵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显著区别的。前一个阶段，江陵是蜀汉西征与北伐的后方基地，又是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为其主帅旌节所驻之处，凭借附近地域人力财赋的支持，刘备和关羽先后在益州和襄樊获得过巨大胜利，并给曹魏一方带来了沉重压迫。后一个阶段，自孙权袭破关羽，占据荆州，即在这一地区转为守势。黄初三、四年(222～223)魏军围攻江陵之后，孙吴迁徙民众于南岸，仅留偏将率少数军队把守，致使该城变成了孤悬江北的前线要塞，从此南郡方向再也没有给曹魏及西晋造成过实质性的威胁。下文即对此分别予以详述。 一、“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后方基地 ——周瑜、刘备、关羽治下的江陵 (一)周瑜驻节江陵与其战略谋划 孙刘联军占领荆州之后，孙权任命主帅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其他作战方向的部署为：“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④刘备则被安排在相对穷僻的长江南岸，对于位置重要且物产富庶的北岸江陵地区，则根本不想让其染指。据史籍所载，周瑜设想的战略计划是以江陵为前进基地，先入四川消灭势力孱弱的军阀刘璋，再乘势北取汉中，然后凭借秦岭山区的险要地势采取防守，将主力集中在荆州攻夺襄樊，以取得北蔽江陵和进兵中原的门户，这一方案获得了孙权的首肯。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在周瑜心目之中，刘备是孙权争夺天下的潜在威胁，必须严加防范。他曾上书说：“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⑤所以在其西进北征的作战计划中，是不准备对刘备委以重用的，他甚至劝孙权乘接见时将其软禁起来。不过，孙权认为此举会削弱反曹阵营的力量，又将使自己有嫉贤妒能的恶名，所以没有接受。周瑜给自己的战略谋划命名为“规定巴蜀，次取襄阳”⑥。从当时形势来看，实现此项方案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吴军在赤壁和南郡之战中接连告捷，士气旺盛，在夺取要地夷陵之后，镇守峡口的刘璋部属袭肃即来归顺，从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胡三省评论道：“先取夷陵，则与益州为邻，故袭肃举军以降。”⑦刘璋、张鲁部下兵将的战斗力也远逊于周瑜统辖的吴师，恐怕难以抵挡。曹操西有关中的马超、韩遂为患，无法直接出师与孙吴争夺汉中、巴蜀。刘备当时势力较弱，尚需倚仗孙权壮大羽翼，还不能为此事与其反目争斗；而且他的兵众被隔在江南，即便想阻拦吴师入川也是有心无力。周瑜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取胜，在给孙权的书笺中说此行是“凭赖威灵，谓若在握”⑧。他曾亲自赴京(今江苏镇江市)请命出征，获准后立即动身返回驻地筹备入蜀作战，但在途中患病而猝亡于巴丘。这一突发事件致使孙吴西取益州的战略计划宣告夭折。 就上述史实来看，孙吴攻占南郡之后，即对该地给予特殊的重视。战区主帅周瑜和军队主力就驻扎在江陵，他还担任南郡太守，身兼军事、行政两方面要职。周瑜不仅制订了以江陵为后方基地西征北进的作战规划，而且对同床异梦的合作者刘备着意防范，将其势力排斥出江北要地，由此可以窥见南郡在孙吴决策集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惜周瑜英年早逝，未能实现其雄才伟略。 (二)刘备对荆州北部的谋取与治理 蜀汉统治江陵地区的时间，起于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周瑜在当年突然病故，打乱了孙吴预定的作战部署。继任的主帅鲁肃擅长外交与策划，但缺乏统率大军作战的韬略与胆魄，守成有余，进取则不足，他和接任南郡太守的老将程普都难以担当入蜀作战的指挥任务。另外，此时的军事形势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引起了孙权的担忧。曹操出兵关中打败马超、韩遂，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并积极准备“四越巢湖”，计划从寿春、合肥、濡须一线的水路进兵江南，直逼孙权的江东根据地。在此前一年的七月，曹操曾亲率水军至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⑨。留张辽、李典等领兵驻守。此项军事行动可以视为两年后曹军经合肥大举入侵的预演和筹备，给孙吴方面造成严重的威胁。孙权的全部兵力约有十万左右⑩，而长江上下数千里防线漫长，必然导致驻军数量的分散，若要集中力量到东线来抵抗曹操主力的进犯，荆州江北的兵力即将明显削弱，恐难完成防御的重任。再者，刘表治理荆州期间曾与孙吴长年交兵，存在很深的历史积怨，而刘备又颇具人望，当地吏民显然更愿意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多有归顺。鲁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局面，因此建议把南郡等地借予刘备，最终得到了孙权的采纳。荆州移交之后，当地吴军调到云梦泽以东的江夏郡。如鲁肃接任主将职务，“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11)。《三国志·吴书·程普传》曰：“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此举对三国政坛颇有震动，“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12)。 借得荆州之后，刘备将自己两员心腹勇将关羽、张飞派驻到江陵地区，以应付来自襄阳方向的曹军进攻。《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同书同卷《张飞传》曰：“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靠近三峡峡口的夷陵地区，则委任向朗出任军政长官。向朗是襄阳宜城人，“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13)。按临沮县邻近夷陵，向朗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但是刘备仍然驻扎在江南的公安，这是因为吴军撤走后南郡地区兵力锐减，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不敢将荆州牧治所迁回到北岸的江陵。此后孙权又企图联刘伐蜀，结果遭到拒绝。刘备阻止孙瑜率领的吴军过境，并再次调整了兵将部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孙)瑜还”(14)。值得注意的是，股肱能臣诸葛亮安置在江陵来辅佐关羽。刘备占据荆州南部时，曾派诸葛亮在当地治民理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曰：“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注引《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烝。”临蒸县治今湖南衡阳市，汉时属长沙郡。 赤壁战后，江陵地区经历了长达岁余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摧残。如当时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15)此语主要是针对江北的南郡等地而发，因为南岸诸郡并未受到兵灾的严重破坏。刘备“借荆州”后委任诸葛亮赴南郡主持政务，是为了发挥其“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6)的长处，尽快使江陵地区休养生息，医好战争的创伤。同时也使关羽能够专治军事，避开陌生的民政庶务，扬其长而避其短。任命二人分管江北的军政要务，可谓相得益彰。刘备在建安十六年(211)接受刘璋的邀请入川助战，又将整个荆州地区的统治权力移交给诸葛亮和关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17)。 (三)关羽治下江陵的重要地位 刘备入蜀后遂进驻葭萌，抵御汉中张鲁的入侵。次年刘备与刘璋反目，随即领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将近一岁；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溯江入蜀助战，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当年张飞等攻克巴东、巴西诸地后，与刘备在成都胜利会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即正式任命关羽为荆州军政长官。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遣吕蒙等偷袭南郡、擒杀关羽，蜀汉在当地的统治即告结束。关羽独辖荆州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是从史料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南郡及附近地区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提供了充裕的兵员和粮饷物资，致使蜀汉在此战区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能够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将战线向北推进到襄樊，并全歼曹魏精锐的“七军”，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江陵作为荆州军政长官的驻所与入蜀及对魏作战的后方基地，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文分别予以论述。 1.江陵成为蜀汉荆州的统治中心。刘备出任荆州牧期间，由于势力较弱，尚不敢把治所设在南郡。他派遣关羽、张飞等进驻江北，自己躲在相对安全的南岸公安城。诸葛亮曾言及当时形势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腑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18)但是关羽统治荆州时期的行政中心则已移到北岸的江陵，将其作为后方基地。例如，关羽及将士的家小和府库钱粮都安置在那里。史载吕蒙袭取江陵，“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孙)权至”。(19)荆州的兵仗武备也多储藏在江陵，《吴录》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糜)芳，芳内畏惧。”(20)关羽主持荆州军务时，曾下令增筑江陵城墙，相当牢固。《水经注》卷34《江水》曰：“(江陵)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关羽是将旧城的面积向南延伸，新旧城区之间加筑城墙相互隔离。“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21)。这样既扩充了城市的容量，又可以在敌人突破某面城墙时，能够凭借中间的隔墙继续抵抗。关羽围攻襄樊时，董昭曾向曹操建议将孙权谋袭荆州的书信传给关羽，“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22)。胡三省评论道：“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23)另外，关羽击败于禁所率“七军”之后，将大批俘虏都遣送到江陵囚禁，这是由于他认为该地是自己可靠的后方。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于)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这些人在吕蒙率军入城后才得以释放，“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24)。由此可见，关羽修筑的江陵城不仅坚牢难攻，城内面积也颇为广阔，故能容纳突然增加的数万俘虏。 2.荆州兵员财力的显著增强。前文已述，刘备进川时曾带走荆州人马数万。时隔三年，诸葛亮、张飞、赵云又奉令入蜀，其麾下兵力多少史无明言。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记载：“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召诸葛亮。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县。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反映此番西征的部队至江州(今重庆市)后兵分两路北上，战事都很顺利。若是军力单薄恐不能如此。据史书所载，张飞麾下兵力有万余人(25)。估计分兵另行的将军赵云之人马与张飞相差不多，合计约有两三万人。如果考虑到粮草运输和后勤支援的部队与民夫，此番入川耗费的荆州财物人力是相当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留守荆州的关羽并未因为兵力削弱而对曹魏采取守势。恰恰相反，他在后来大举进攻襄樊，其攻势之强劲猛烈令人惊诧。关羽此役率领的蜀汉军队有多少人马，史书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他能够全歼于禁的精锐“七军”，仅俘虏就有三万，若是加上战死与溃逃者，魏军丧失的人数应该会有四万以上。而在实际上，关羽此战之前面对的敌众，除了于禁的“七军”，还有驻守襄阳、樊城等地的曹仁所部；即便是保守的估算，这两支部队合计兵力也会有五六万人。关羽敢于向他们发动进攻，且歼灭七军，围困襄阳、樊城多日，以至于威震华夏，迫使曹操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按照军事常识来判断，进攻一方的兵力应该较多，因此关羽所率的人马可能会有六七万人，至少不会低于守方敌军的数目。 从上述情况判断，刘备入川之后，诸葛亮、关羽在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为其后来的西征巴蜀和北进襄樊之役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粮饷。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自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反映出关羽军队的粮饷兵器供应分为两条途径：其一是南郡地区的财赋，由驻守江陵的麇芳筹措发送；其二是荆州江南诸郡的物资，先汇集到公安，再由傅士仁负责转运到江北。当时蜀汉已割让湘水以东三郡与孙吴，江南仅有武陵和零陵郡部分地域，皆多为山乡僻地，夷汉杂居，物产贫瘠；蜀汉荆州雄厚的兵员物资，看来应该主要是由江陵所在之南郡提供的。关羽在当地颇有民望。连孙吴大将吕蒙也说：“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26)但依笔者所见，关羽乃一介武夫，且为人骄横，未必会有策略和耐心去关照民政庶务。荆州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恐怕依靠的还是此前几年诸葛亮施政的功劳。孔明善于治国理财，“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27)。处理荆州庶政对他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即使在他离开以后，当地官吏也会按照其遗教行事。 3.蜀魏荆州战线的进退演变。“借荆州”后关羽初莅南郡，在北边与东方曾经受到曹魏沉重的威胁，双方交兵之地距离江陵不远。而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征时，蜀魏对峙的战线已经推进到襄樊。这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蜀汉统治下荆州的经济、军事力量由弱变强，所以能够扭转局势，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南郡北界襄阳，东邻江夏。赤壁战后，“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28)。与孙刘联军交战。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率军撤离南郡，回到曹操麾下，并在后年三月随其出征关中，“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马)超渭南”(29)。襄阳的军务仍由乐进主持，据史书记载，他曾频频南下进攻。《三国志·魏书·乐进传》曰：“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按临沮原为汉县，在今湖北当阳县西北，当地往南有路可达峡口所在的夷陵，东南则道通江陵。乐进获胜后，曹魏并未能占领临沮。史载吕蒙袭取江陵后，孙权派遣潘璋、朱然到临沮设伏，劫杀关羽等人；可见当时该地仍为蜀汉所辖，不属曹魏。临沮县境约离江陵二百余里(30)。 旌阳县未见于两汉史籍，曹魏景初元年(237)十二月，“分襄阳临沮、宜城、旖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31)。史家认为“旍阳”即为旌阳，卢弼《三国志集解》云：“钱大昕曰：旍阳即旌阳。洪亮吉曰：《广韵》‘旍’同‘旌’，则属一县无疑。”(32)谢钟英道：“按其地望当与临沮相近。”(33)梁允麟考其地在今湖北当阳市北，“县盖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分当阳县置”(34)。前述曹操遣精骑自襄阳追击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按《南齐书·州郡志下》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是当阳至江陵仅百余里。旌阳既然是由当阳县北境分置，和江陵的距离亦不会远，大约在百余里至二百里之间。临沮、旌阳分别位于江陵的西北和北方。 据史籍所载，当时蜀魏荆州交兵的地点还有江陵以东的青泥、寻口和荆城等地。建安十七年(212)刘备曾遣使谓刘璋曰：“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张)鲁。”(35)青泥之地望在汉朝竟陵县境，属江夏郡，有河道通往汉江。洪亮吉云该县“有青泥池。《先主传》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谢钟英按：“时建安十六年，羽守荆州。《乐进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皆走之。当即此事。《寰宇记》在长寿县。当在今安陆府北，三国时江夏、襄阳接界处也。”(36)梁允麟考证竟陵在今湖北潜江市。“有青坭池，在西北，与关羽荆州辖境交界”(37)。 寻口与荆城战地见于《三国志·魏书·文聘传》：“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谢钟英按：“《乐进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聘讨关羽当即在此事。时聘屯江夏石阳，兵势西向，寻口当在安陆府西南，汉水东南，非蕲春郡寻阳县寻水入江之口也。’”(38)梁允麟则认为寻口亦应在汉当阳县境，又指出《三国志》载文聘与关羽交战事迹有前后错置之误。“《三国志·文聘传》：‘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按：叙次颠倒。文聘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乃建安十七(212)年之事，而攻羽于汉津乃建安十三年(208)之事”(39)。荆城地望据先贤考证在今湖北钟祥市西南，濒临汉水，与汉魏六朝之当阳县境接近。谢钟英云：“《舆地纪胜》：荆城在长寿县南七十里，滨汉江。《一统志》：今钟祥县西南。”(40)《水经注》卷28《沔水》曰：“沔水自荆城东南流，迳当阳县之章山东。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筑也。”杨守敬疏云：“郦氏系章山于当阳者，山周回百余里，竟陵、当阳地相接也。在今钟祥县西南，接荆门州界。”(41) 赤壁之战后，江夏郡由魏、吴两家分据。曹魏江夏郡有石阳、安陆、云杜、南新市、竟陵、鄳、平春七县。(42)南郡东邻江夏，往往以汉水为界，青泥、寻口、荆城均濒临汉江，故为双方疆场争夺相拒之地。关羽统治荆州时，需要在江北面对襄樊、江夏两个方向的强敌。就前引《三国志》乐进、文聘两传的记载而言，似乎蜀汉在交战中处于劣势，且屡有败绩；但这毕竟只是曹魏史家的一面之词。从史书的其他记载来看，从诸葛亮入川到关羽北征襄樊的数年之间，荆州战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试述其详如下： (1)曹魏荆州战区主将驻所的北移。如前所述，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撤回中原后，由原守襄阳的乐进主持这一战略方向的军务，与关羽等作战。“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43)。至建安十七年(212)冬，曹操大军经合肥至濡须南征孙权，乐进被调离荆州，随同作战，后与张辽、李典留驻合肥。在襄阳接替乐进主将职务者，据历史记载为曹仁。他随曹操西征关中后，再次出任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44)。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仁曾离任参加南越巢湖之役，战事结束后。曹仁又回到荆州复职，仍然驻扎在樊城。后年(219)关羽进攻襄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樊)城，城不没者数板”(45)。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曹仁为什么没有屯据襄阳，而是坚持将驻所设在汉江以北的樊城呢？这显然是由于作战计划的需要。此时南边关羽的势力强盛，威胁严重，导致曹仁不敢像乐进那样据守襄阳。因为襄阳在汉江以南，容易形成背水作战的被动局面，一旦战局不利难以向后方迅速撤离。而主将及军队驻在樊城则有汉水阻隔南来的劲敌，相对要安全得多。曹魏荆州战区长官驻所的北移，表明该地的战局发生了逆转，蜀魏双方攻守形势转换，关羽的军事力量超过了对手，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蜀汉荆州综合实力的明显增强。 (2)曹魏对襄阳以南地区和汉江航道的失控。襄樊之役，蜀汉军队顺利北上，直抵敌巢，进军沿途没有受到曹魏兵马的抵抗。另外，关羽能够分兵进攻，渡江接敌。“羽围(曹)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46)。上述情况首先说明自江陵北进的荆襄道畅通无阻，曹魏并未在襄阳以南的宜城、旌阳等地设防，所以才任由关羽军队进抵襄阳，渡过汉水围攻樊城。其次，在此番战斗中，蜀汉的水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羽全歼于禁的“七军”，主要是用战船部队。“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47)，“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庞)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吏士皆降”(48)。他在胜利之后进攻樊城，也是以水军为主。“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49)。这支规模庞大的水师能够自江陵开赴樊城前线，走的是经扬水入汉水北上的河道。看来，原来沿途津渡屯戍的魏军已经不见踪影，曹仁也再没有力量于寻口、汉津、荆城等地截击蜀汉的船队，汉江上下数百里水道此时均在关羽的掌控之中。 (3)乐进调离荆州后被降职使用。关于曹操撤换荆州主将的调动原因，此前未曾引起史家的关注，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如果仔细分析某些历史线索，则会发现乐进的离任很有可能与当地战事的进展情况具有密切联系。三国的有关史实反映，曹魏(及后来的西晋)对待边镇守将的人选相当慎重，如果胜任职务而且战绩突出，往往是继续留任，通常不会轻易撤换。例如张辽、满宠之守合肥，郭淮屯驻陇右，司马懿、羊祜镇荆州。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留任的守将熟悉当地战况，屡有胜绩则使敌人畏惧，故有利于边陲形势的稳定。除非是其他地区战况紧迫，需要调动他去救急；或是年老体衰后回朝退休致仕。而乐进调往东线后留驻合肥，明显是降职使用。他原来统领一州军务，负责重要的战区，帐下军队应有数万。而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的记载：“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其兵力总共不过数千，乐进还是担任副职，要接受张辽的指挥。另外，曹操曾为合肥守军留下作战指令。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攻合肥，诸将“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张辽等人依计出战，挫败敌兵。看来曹操认为乐进不擅野战，故命令其留守城池，这很可能是与他前一阶段在荆州作战的表现不佳有关。综上所述，乐进调离荆州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战失败，致使当地战局发生扭转的缘故。由于《三国志》魏国人物列传撰写是根据曹魏一方史书的记载，其政治倾向又是尊魏抑蜀，所以对乐进及曹仁在荆州的不利战况或有所隐讳。如陈寿所言：“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50) 尽管《三国志》等史籍缺少对诸葛亮、关羽统治荆州时期当地经济发展与战事推衍的记载，但是从襄樊之役前期的军事形势与关羽大胜、威震华夏的局面来看，蜀汉此阶段对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故能由弱转强，改变了这一战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并且控制了襄阳以南的地域与汉水航道，获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孙吴大鸿胪张俨评论当时战局曰：“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51)综上所述，蜀汉统治荆州的后期，江陵附近区域曾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元气，先后为诸葛亮、张飞的入川和关羽的北攻襄樊提供了充足的兵员粮饷，成为其后方基地和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设想与周瑜生前“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作战计划，刘备集团正在努力实现，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四川和汉中都被其占领，关羽将战线向前推进到襄阳，并在樊城消灭了曹魏精锐的“七军”。江陵地区对三国战争所发生的重要影响，此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二、移民南岸、孤悬江北的前线堡垒 ——黄初三、四年围城之役后的江陵 孙权袭取南郡、擒杀关羽之后，荆州在黄初三至四年(222～223)遭受到蜀汉、曹魏的两次大规模进攻。孙吴虽然在猇亭之战中大胜刘备，并挫败了魏军对江陵的长期围困，巩固了对荆州的统治。但是此后的严峻形势却迫使它对该地区的兵将配置和防御战略作出重大调整，致使江陵的军事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曹真、夏侯尚围攻江陵之役以后，南郡的江北地区生灵涂炭，田庐荒残；又面临着襄阳方向的沉重威胁，迫使孙吴移民南岸，仅在当地保留了少数城垒，作为江外疆界的前沿据点。荆州军政长官和军队主力的驻地也移到旁处，不复作为战区的后方基地。其中经过和演变情况试见下文所述。 (一)西陵军事地位陡升并与南郡战区分离 孙吴的荆州沿江防区受云梦泽和洞庭湖的阻隔，大致以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临江的江夏、长沙两郡，以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为军政中心。其西部为南郡、宜都两郡，永安三年(260)分宜都之信陵等五县置建平郡(52)。蜀汉统治荆州时期，宜都、南郡与南邻的武陵、衡阳、零陵等郡同属一个战区，皆由刘备或关羽一人管辖，并协同作战。而猇亭之战以后，孙吴荆州的作战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将其西部江防分为宜都、南郡两个战区，西陵都督负责宜都郡境军务，与南郡战区脱离，分别负责对外作战。此项变动表明宜都郡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都督辖区。 黄初三年(222)闰六月猇亭之战结束，陆逊因功升为荆州牧，此后一直驻守夷陵(后改称西陵)。太和二年(228)，曹魏扬州都督曹休入侵庐江。孙权东调陆逊领兵破敌，战役结束后随即返回原来驻地。陆逊实际军职史无明言，猇亭战前他虽被委任为大都督，但是战后随即废除。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调陆逊来武昌辅佐太子孙登，派右将军步骘接任。《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曰：“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由此可见，此前陆逊的军事职务为西陵都督。严耕望先生曾云：“西陵都督始于陆逊，然《逊传》不言督，步骘继之。”(53)《资治通鉴》卷71胡三省注亦曰：“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要重也。” 陆逊的大都督职衔撤销后，即无权指挥西陵战区以外的军事活动。黄初三年九月，曹魏出动大军三道征吴。尽管形势危急，但在各地的激烈战斗中，并未看到陆逊的身影。孙权坐镇武昌指挥，分派诸将迎敌，却没有起用最具将才的陆逊。后来江陵战况紧迫，“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54)。就是城陷在即的情况下，西邻的陆逊也没有领兵救援。这一战例反映出西陵都督的职责范围仅限于自己的战区(宜都郡)，如果没有接到朝廷命令，就不能干涉南郡的战事。孙权担心驻在白帝城的刘备会乘机出川反攻，所以不敢轻易动用西陵兵马，事实上，刘备也并非没有这种企图，只是力不从心罢了。《吴录》曰：“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55) 孙权将西陵附近地域另立都督辖区的原因，是荆州易主之后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缘故。当初关羽面临之敌主要是北边襄樊的魏兵，其次是东邻陆口(今湖北嘉鱼县陆溪镇)的孙吴驻军；西边的益州方向是自家后方，不用担心，所以夷陵的防务较为松弛，结果遭到陆逊进攻后一触即溃。孙权占领荆州后，襄阳方向的防御态势没有大的变化，而西邻的蜀汉则反目为仇，后来虽然复盟修好，暗地里仍是相互猜忌，担心对方会发动突袭。夷陵(西陵)位处峡口，是连接荆、益二州水陆交通的咽喉要道。胡三省曰：“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叠嶂，江行其中，回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56)尤其是蜀汉位居上游，舟师顺流而下可迅速开赴沿江各地，有难以胜防之虞；所以在峡口设置重兵阻击敌军，不让其通过，是保障荆州安全的必要作战措施。陆逊在给孙权的上疏中即论述了夷陵地位的重要：“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同时他也谈到了对敌军水师沿江直下的顾忌。“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57)。另一方面，关羽失荆州后，蜀汉驻守上庸的孟达又叛降曹魏，受到曹丕的赏识，任命他为新城太守，与夏侯尚、徐晃进攻刘封，占领了蜀汉的东三郡，将魏国势力延伸到夷陵的北境。刘晔即言：“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58)胡三省注此语曰：“蜀之汉中，吴之宜都，皆与新城接连。”(59)也就是说，宜都地区是西、北两面受敌，形势严峻。步骘继任西陵都督，“代陆逊抚二境”(60)，即接替其前任稳定吴蜀、吴魏疆界两道边防的任务。后来陆抗统辖荆州军务，又向孙皓上疏重申其父遗教，再次强调西陵地位的重要性与对巴蜀水师东进的担心。“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61)。在陆氏父子看来，西陵的战略地位和影响超过了江陵。因此后来步阐投降西晋，陆抗率军赴西陵平叛，而后方受到敌人进犯的威胁，陆抗坚持不肯撤兵，并对诸将说：“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而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62)正是因为孙吴占领荆州后的战局变化，使西陵所在的宜都地区军事价位陡然上升，所以有必要专置军镇，与原有的战区分离。这一情况反映了江陵的战略影响有所下降，虽然它对荆州防务仍很重要，但是在吴国将帅的心目中，其首要地位已经让给了西陵。 孙权赤乌四年(241)诸葛瑾病逝，他的公安督职务与部下兵马由诸葛融继承。赤乌十年(247)西陵都督步骘逝世，“子协嗣，统骘所领，加抚军将军”(63)。他们先后被朝廷归属到乐乡都督朱然的麾下。“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64)。但在赤乌十二年(249)朱然去世，其子“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65)。又恢复了原先的军事部署。建衡二年(270)陆抗出任乐乡都督，兼领西陵军务。见《三国志·吴书·陆抗传》：“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反映出西陵、乐乡两个都督辖区再次合并。至凤凰三年(274)陆抗病故，“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玄、机、云分将其兵”(66)。而据史籍所载，此时孙皓又重设西陵都督与所统之独立辖区。《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而当时孙吴主持南郡战区军务的乐乡都督则为宗室孙歆，见《晋书·杜预传》：“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说明吴国末年的宜都、建平郡和南郡重又分裂为两个战区，各自设置都督。 (二)南郡移民江南与北边防线的后撤 如前所述，蜀汉荆州最为富庶的区域是南郡的江北部分，江陵则凭借位居交通枢要而成为军事、行政和经济中心。但是黄初三、四年(222～223)曹魏对朱然镇守的江陵围攻长达半载，战事极为惨烈，给当地经济带来沉重的破坏，生灵涂炭，田野荒芜。加上当地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67)。迫于北方的严重军事威胁与生活环境之艰难，江陵附近的劫余百姓纷纷迁移到南岸。《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提到此战之后，“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刘宋何承天《安边论》追述道：“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68)何氏之言，反映了南郡江北地区的居民除了自发逃难离境之外，还受到了孙吴政权有组织的迁徙，被转移到南岸去居住。 孙吴在荆州移民江南之后，实际上放弃了对江陵以北地区的统治和防务。如前所述，江陵以北的临沮、旌阳二县原是蜀汉辖区，荆州易主后归属孙吴，但是此后却转而入魏了。《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景初元年(237)十二月，“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宜城、邔县两地在襄阳之南，相距约有百里。前文已述，旍阳即旌阳，临沮系关羽败亡之地，当时被孙吴所控制。谢钟英认为，临沮、旍阳两地应是在黄初三、四年江陵围城之役后属魏。“又考魏始立襄阳郡，盖无临沮、旍阳。故《吴志》朱然、潘璋等传皆云到临沮禽关云长。盖自云长败后南郡复入吴，二县或此时隶魏也”(69)。此战之后，曹魏荆州边境向南延伸，距离江陵仅有一二百里，而该城附近亦少有民居，因此变成了孤悬于江北岸边的一座前线要塞。从历史记载来看，此后孙吴南郡的对魏防御策略与关羽统治时期不同，在江陵外围阻击北方来敌主要是靠水力而非兵力；即尽量利用当地水网交织和地势低平的自然条件，筑堰蓄水，待敌军逼近时放水淹没道路，借以阻止或迟缓其兵临城下。例如嘉平二年(250)曹魏进攻南郡，“(王)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70)。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75此事曰：“絙，居登翻，大索也。吴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为桥以渡水。”又西晋泰始八年(272)羊祜攻江陵，“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71)。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79此事曰：“堰，于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柜，引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弥漫数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按曹魏黄初三年(222)、嘉平二年(250)、泰始八年(272)、西晋太康元年(280)总共四次兵进江陵，孙吴方面都没有出动军队到当阳、临沮等外围地带进行阻击，这些都是南郡北边防线内撤，采取临江防守的策略所致。 在此阶段，曹魏荆州主将驻扎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襄阳、樊城也成为边界要塞，戍守兵力不多。例如正始二年(241)，“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胡)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72)。所以此时曹魏襄阳南部都尉所辖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也少有百姓居住，故大部分属于军事巡逻警戒防区，而并非普通郡县。如何承天所言：“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73)由于魏吴双方都在这一地区收缩兵力，后退防线，所以襄阳至江陵的中间地带平日并无重兵把守，只有少数部队各自在边境巡逻警戒。从历史记载来看，魏吴两国若是出动大军进攻对方，无论是水旱道路，沿途都不会受到激烈的阻击，和关羽治荆州时与魏军在临沮、旌阳、寻口、青泥等地激战的情况大不相同。石泉先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此种现象，他列举黄初三、四年曹真、夏侯尚等进围江陵，黄初七年诸葛瑾、张霸等攻襄阳，正始二年朱然攻襄樊，嘉平二年王昶攻江陵，太康元年杜预克江陵等战例，总结道：“这些战役无例外地都是：进攻的一方迅即到达对方城下，而防守的一方，无论是守江陵还是守襄阳，都是据城自固，待敌来攻，然后反击，从无像唐宋以后那样扼荆门之险以阻敌之事。”(74)这表明黄初年间江陵之役以后，魏吴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固守荆襄之间的接壤地带，所以在该地采取了收缩防线、伺机突袭的相同战略。 (三)南郡战区主将与军队主力移驻南岸的乐乡 战区主将平时的驻地，也就是指挥中心和军队主力的屯据之处，不能距离边境太近，否则容易遭到敌人袭击而蒙受意外的损失。由于南郡北边防线的后撤，江陵成为临敌的前线要塞，因此孙吴方面不能再以该城作为后方基地，故将南郡地区军事长官的治所也迁移到了南岸。主持南郡及江陵军务的将领初为朱然，他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就职后，在任近三十载，直到孙吴赤乌十二年(249)三月去世。在经历了黄初年间的江陵围城之役以后，他的驻地移到了长江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北)，其军职即变为乐乡都督，并在当地筑城以便屯兵。《水经注》卷35《江水》云：“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杨守敬则指出乐乡城始筑的时代要更早。“《通典》亦云，乐乡城即抗所筑。然吴朱绩已为乐乡督，抗盖改筑耳”(75)。孙吴先后有朱然、施绩父子和陆抗，孙歆出任乐乡都督。严耕望先生指出：“按乐乡都督始于朱然。”他列举《三国志·吴书·朱然附绩传》的记载：“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认为“吴之督将例皆世袭。据此绩继然为乐乡督，而江陵实无督，《然传》所谓‘镇江陵’者，以乐乡在江陵对江不远，屯乐乡，即以镇江陵也”。(76)严先生此说甚是，但略有微瑕。《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曰：“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是言其接替吕蒙职务之际，当时他确在江陵。后随陆逊拒蜀军于夷陵，黄初三年闰六月战后返回江陵驻地，故九月曹魏大军围攻时朱然已在城内应敌，把都督驻地移到乐乡应是在此役之后。另外，江陵仍有督将镇守，史载有张成、伍延等，受乐乡都督管辖。从史书记载来看，江陵遭到魏军攻击时，是由乐乡都督作出应敌部署，并派遣兵将援助。例如嘉平二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即由施绩领兵督将前来救援。《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曰：“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虽然施绩本传载其“拜平魏将军，乐乡督”。但是前引《王昶传》称其为“大将”，即大督、都督，这是因为他主持南郡地区军事，驻守乐乡对岸的江陵督亦在其麾下，故实为都督职务。 又西晋泰始八年(272)步阐据西陵叛降，乐乡都督陆抗率众前往平叛。并阻击晋将羊祜、杨肇的援军。《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记载其应敌举措，江陵督张咸亦听从其调遣。“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又杨肇援兵至西陵后，“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之役，杜预在进攻江陵前夕曾派遣属少数精锐部队督将袭扰其后方，“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77)这也反映了乐乡都督和江陵督上下级之间通报敌情的公文来往。 综上所述，自朱然、施绩至陆抗、孙歆出镇乐乡时，均将主要兵力集结在主将治所所在的乐乡城。敌人来攻江陵时，守军据城抵抗，乐乡都督在外发兵援助，并给江陵守将下达各种作战指令，其从属关系由此可见。乐乡都督麾下的兵力即南郡战区的军队主力，也是在各地守城人马之外的一支机动部队。据史籍所载，孙吴后期乐乡都督直辖的驻军约有三万余人。如步阐之叛，江陵守军留城迎敌，陆抗率领前赴西陵的军队就是屯驻乐乡的全部主力。晋将羊祜解围失败后，遭到朝廷官员的弹劾。“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78) (四)公安督将与军队直属朝廷 与关羽董督荆州的情况相比，孙吴的乐乡都督只管南郡一郡军务，其战区的辖境减少了许多，而且不过问民政，其主将的职权明显缩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郡战区的公安县设有督将，孙吴任公安督者，《三国志》记载有诸葛瑾、诸葛融父子和孙遵、钟离牧。但是在较长时间内，公安督与其统率的军队却是直属朝廷，不受乐乡都督的指挥。如前所述，孙权取荆州后任命诸葛瑾领兵驻守公安。夷陵战后，诸葛瑾的职衔有所提升。“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79)。次年曹魏围攻江陵时，诸葛瑾曾屡次出兵援助。据文献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手下的人马不少。史载：“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80)但是其人性情迂缓，用兵非所擅长，因此战绩欠佳。只是由于他颇受朝廷信任，所以被委以长期统率重兵、驻守要镇的权力。孙权曾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81) 其二，诸葛瑾率领的公安驻军直接听从孙权的指挥，并非接受南郡战区主将朱然的调遣。例如黄初三、四年江陵之役，“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82)。黄初七年(226)八月：“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83)其岁曹丕去世，孙权乘机进攻江夏，诸葛瑾是接受其命令出兵予以策应。青龙二年(234)，孙权与诸葛亮约定共同出兵伐魏。“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84)。从《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的记载来看，此役诸葛瑾领兵乘船沿江至沔口，与陆逊会师后驶入汉水，溯流而朝襄阳方向进军。陆逊当时驻在武昌主持军国事务，在这次作战中的进退决策是与诸葛瑾协商后确定。此外依据前述，诸葛瑾“督公安，假节”，即被授予代表权力的节杖，可以便宜行事，甚至先斩后奏，自行惩处。汉末以来，军队主将与州郡长官持节杀伐决断之例不胜枚举。赵翼曾对此考证道：“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85)由此可见，诸葛瑾的部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支直属朝廷的机动部队，平时并非接受乐乡都督朱然管辖。 另外，孙权称帝后封赏群臣，诸葛瑾“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86)。朱然则是“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87)。两人职衔相当，诸葛瑾甚至略高一些，因为车骑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下。诸葛瑾参加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在正始二年(241)，即孙吴赤乌四年四月。“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88)。虽然指诸葛瑾与朱然是同一个作战方向，但却是分兵各自行动。据干宝《晋纪》所载，诸葛瑾的一路人马中还有西陵都督步骘的部队。“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89)。曹魏援军到来后，朱然、诸葛瑾随即各自退还驻地。 (五)南郡太守和荆州牧治所不在江陵 由于江北地区人烟稀少，南郡的居民大多集中在长江南岸各县，所以该郡行政长官太守诸葛瑾的治所始终设置在江南的公安，和蜀汉统治时期南郡太守糜芳治江陵的情况不同。孙吴的公安也因此被民间俗称为“南郡城”，例如诸葛瑾逝世后，其子诸葛融袭其职爵，领兵仍驻公安。此后孙峻发动政变，诛杀诸葛恪，派遣兵将包围公安城，诸葛融自杀而亡。《江表传》曰：“先是，公安有灵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恪被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90)卢弼注：“参证史志，知吴之南郡始终治公安也。”又云：“今考《吴志》，南郡太守惟诸葛瑾住公安。旋迁左将军，督公安。瑾以前各太守，周瑜、鲁肃、程普、吕蒙皆治江陵也。”(91) 刘备在荆州任州牧时，其驻地在南岸的公安。他入蜀之后该地委任关羽掌管。建安二十年(215)，“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后又“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92)。即任命关羽为荆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握有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前文已述，其治所设在江陵。夷陵之战后，陆逊因破蜀有功而领荆州牧。但是他本职为西陵都督，并一直驻守在该城，因此荆州牧的治所亦在西陵。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后迁都建业，调陆逊来武昌辅佐太子孙登，仍保留其荆州牧的职务，“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93)。其州牧治所移在武昌，该地即为荆州的军政中心。赤乌八年(245)陆逊病逝，诸葛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94)。诸葛恪被孙峻暗杀之后，永安元年(258)孙綝“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但是他当时驻在建业，其后与吴帝孙休相互猜忌，“由是愈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许焉”(95)。可见武昌仍依旧例为荆州牧治所。元兴元年(264)孙晧继位后，任命陆凯为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96)。可见孙吴统治期间，南郡太守和荆州牧的治所先在西陵，后移至武昌，始终没有置于江陵，与蜀汉统治荆州时最高军政长官关羽和南郡太守糜芳郡均设治所于该地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也应是江陵军事政治地位与影响明显下降的表现之一。 综上所述，孙吴占领荆州之后，长期分置乐乡、西陵两个都督辖区，把南郡的江北防线后撤并徙民南岸，战区主将和军队主力的驻地则移至乐乡，江陵因此成为一座军事化的孤城，也不再充当荆州最高军政长官和南郡太守的治所。这一切都表明了这座城市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大不如前，与蜀汉统治时期的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究。 三、江陵军事地位发生演变的原因 孙权占领富饶的江陵地区之后，全据荆州南境及江北沿岸地区，将其西部疆界一直推进到西陵峡口。此次战役实现了吕蒙规划的战略目标，“全据长江，形势益张”(97)；使东吴的领土、人口、财赋获得了显著的扩充，应该是增强了国力。但是此后孙吴却在南郡撤退防线，移民江南，只留少数兵力据守江陵孤城，其防守态势相当被动。与蜀汉统治期间的情况比较，江陵的军事地位和影响明显是下降削弱了，其具体原因究竟何在？据笔者分析，大概是由以下几项因素所致。 (一)未能攻夺襄阳 若从地理角度来考察三国荆州地区双方对峙的战略态势，可以发现蜀、吴占领的南郡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破绽。由于重镇襄阳被曹魏占领，控制了这一区域的水陆交通枢要，并使江陵以北的防线无险可据，以致在防御上处于不利的局面。东汉南郡辖江陵、巫、秭归、当阳、编、华容、襄阳、邔、都、宜城、临沮、中庐、枝江、夷道、夷陵、州陵、佷山十七县，在行政、军事方面属于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从山川形势来看，这一区域的南边是浩瀚长江，其北、东两面有汉水环绕，西侧自北而南有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脉阻隔与巴蜀地区的交通，构成了一个利于防守的自然环境。如鲁肃所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98)对于江陵的防务来说，其南方的武陵、零陵等地偏远荒僻，蛮汉杂居，并非强敌的进攻方向。南郡之西万山雄峙，只有三峡的长江与沿岸陆路通往益州，因为激流湍急，峡谷崎岖，水旱道路皆难以通行。如陆机所称：“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99)受地势和险滩所局限，西方来敌的兵力不易展开，只要守住夷陵峡口就可以阻挡来寇。南郡之东有自襄阳南来的汉水，扼守扬口可阻击顺流而下的敌人船队。汉水东侧为大洪山脉和云梦古泽，亦不利于大军西行；所以最紧要的防御方向是北边的襄阳地带。 自襄阳北渡汉水，有白河与南襄隘道通往南阳盆地，可以分别抵达关中、伊洛与华北大平原，所以它是联系江汉平原与中原各地的交通枢纽。就地理环境而言，襄阳位于鄂西北低山丘陵地带，其城背依岘山，东有桐柏、大洪山脉，西有武当山余脉和荆山山脉为屏障，利于设防。城之北、东两面又有滔滔汉江围绕，构成了天然水利防线。早在春秋时期，《左传·僖公四年》即载屈完之言：“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折流，至石门(今湖北钟祥)进入江汉平原。南方政权如果夺取了襄阳，即能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封锁汉水和荆襄道，阻止敌人南下。如果北方之敌占据了襄阳，则可以通过荆襄古道驱兵直下，又能乘舟利用汉水顺流而行，自汉津转入扬水驶往江陵。而江陵附近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只有北边的荆门、当阳一带属于江汉平原边缘的低山丘陵，略可利用阻击，但难以据此抵抗强敌。所以若是没有北边的襄阳作为有力的屏障，江陵的安全就没有切实保证。如《南齐书·州郡志下》所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故汉末三国的有识之士都强调荆襄地区的防务有赖于襄阳的占领。如蒯越谓刘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100)吕蒙密奏道：“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101)正是因为襄阳对于江陵的防务尤为重要，古人将其比喻为鄢郢之北门，门户洞开则难以御寇。顾祖禹曾就此详论曰：“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102)关羽之所以全力攻打襄阳，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地利，使南郡的北部冲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保持战区边界安全的完整态势。孙吴袭取荆州后，却未能沿袭此前周瑜、关羽乃至吕蒙前据襄阳的作战规划，致使江陵在防务上继续陷于被动的不利局面。 (二)南郡战区兵力有限 孙吴在江陵一带采取收缩兵力、沿长江北岸守备的防御态势，与派驻当地的人马不多有着重要联系。如前所述，孙吴南郡地区的防务统属乐乡都督，其兵力总共不过数万。自黄初三、四年江陵围城之役以后，朱然、施绩至陆抗、孙歆出镇乐乡时，均将主要兵力集结在都督治所驻地乐乡城，敌人来攻江陵时，仅由督将(如张咸、伍延等)率领少数守军据城抵抗，乐乡都督在外发兵援助，其麾下直属的兵力即南郡战区的军队主力和机动部队；关于其兵员数目最为详细的资料，是有关泰始八年(272)陆抗平定西陵步阐之叛的记载。据陆机《辨亡论》云：“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又云：“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103)说明陆抗统率的步兵有三万人，另有留虑、朱琬的舟师五千人，被派去抵抗西晋徐胤的巴东水军。此外，还有在驻地准备迎敌的江陵督张咸、公安督孙遵率领的两城守军，但留守人数不会很多，估计不会超过万人。这样，乐乡都督治下兵力总共约有四万余至五万左右。 西陵守军的兵力应在万人以上，“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所言数万人应当包括了军队的家属，陆机《辨亡论》称此役，“东西同捷，献俘万计”(104)，其中含有晋军的俘虏。陆抗临终前给朝廷上书中提到的是较为明确的西陵防区(包括宜都、建平二郡)兵力数目。“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105)。是说陆抗此前曾任西陵都督，了解其父镇守该地的情景，他请求将战区兵力增至三万，但是主管部门按照以往常例未予批准，反映了西陵防区平常兵员人数低于三万，估计至多在二万左右，而且步阐叛乱中死伤的兵力后来也没有完全补充。陆抗还说：“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请求朝廷对南郡、西陵地区的兵力加以补充，这样才能满足防御的需要。“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106)。可见当时乐乡都督治下南郡、宜都、建平三郡的兵马可能只有五六万，如果已有七万人，那么与陆抗要求补充到八万的数目相差不大，估计他的态度不会如此急切。 南郡战区这数万人马勉强能够自保；若要进攻襄阳显然不足，故必须从别处临时借调兵力。即便如此，吴国在这一战区几次出师北征都因为兵力给养有限而缺乏持久作战的决心，因此只是以破坏、劫掠敌区的经济为目的，皆为试探性的骚扰战斗，从来没有像当年关羽攻打襄樊那样全力以赴，志在必得。例如赤乌四年(241)四月，孙权派遣朱然、诸葛瑾进攻樊城、柤中，零陵太守殷札即认为投入的兵力不足，上奏请求“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并且强调如果重复以前只用少数人马袭扰的做法，只能是空耗财赋人力。“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107)。但是未能获得朝廷的赞同。结果曹魏派来支援的司马懿兵马一到前线，吴军即不敢迎战。“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杀获”(108)。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与黄初年间江陵围城之役后当地经济严重摧残，居民人口骤减且又被孙吴移民江南有着直接联系。江陵以北的江汉平原本来是荆襄地区最富庶的区域，此时却成了魏吴两国斥候往来的荒郊“隙地”，不能继续提供充足的兵员、劳力与财赋。在这种情况下，孙吴自然无力控制江陵以北的临沮、当阳、旌阳等地域，并与来犯之敌进行野战；收缩兵力，退守城垒也是其无奈之举。 (三)西陵多次另立战区，分散与削弱南郡兵力 孙吴在南郡战区兵力削弱的另一个原因，和它袭取荆州之后整个三国南北对抗军事形势发生的变化有关。张大可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孙权袭取江陵、擒杀关羽之役是有得有失。“争荆州之役，吴虽得实利，但也增强了曹魏，从逐鹿中原角度看，可以说是战略失策。三国鼎立，曹魏占天下三分之二，又位处中原，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绝对优势。吴蜀全力相抗，尚且不敌，而又自相残杀，大大削弱了抗衡力量。……设如本文前述：当关羽得志于荆襄之时，若孙刘合力前进，刘备挥汉中之众以出秦川，孙权集中兵力指向合肥、徐州，东西万里全线进击，彼此呼应，乘锐助势，蚕食魏境，中原震动，人心思变，前途不可预料。孙权忌惮关羽，战略转向，虽一时得志，却成就了曹魏篡汉，三国鼎立遂成不易之局。夷陵战后，魏强，蜀弱，吴孤。此后吴蜀虽重新结好，也频频出击曹魏，终因力弱又各存异心，都希望对方为自己火中取栗，所以都以失败告终”(109)。其论述甚为深刻。赤壁之战以后，从南北对抗的形势来看，是进入了南方吴蜀联盟势力节节胜利、发展扩张的阶段。孙权攻合肥，克皖城，逼迫曹操在淮南撤军徙民。刘备取益州，得汉中，东边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关羽巩固了对南郡等地的统治，挥师进击襄樊，消灭其精锐七军，一度迫使曹魏群臣议论迁都以避其锋。但是孙吴袭取荆州和夷陵之战以后，南北交战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逆转。由于吴蜀反目为仇、大动干戈的内耗，明显缓解了曹魏遭受的军事压力，使其摆脱了在汉中、襄樊等战役中接连受挫的不利局面，稳定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从此时到在蜀国灭亡前夕的数十年内，魏与吴蜀之间虽多有相互攻战，但彼此的疆界大致上没有多少变化。蜀汉先后丧失了荆州和东三郡，基本上被封闭在四川盆地之中，此后的出兵秦川或陇右只是在曹魏的侧翼发动攻势，对其腹心地区威胁不大，无法再像关羽进攻襄阳那样撼动其根本。孙权占领南郡等地后，在这一区域的兵众不过数万，却要分出相当多的人马屯驻峡口所在的西陵，以防备蜀军出川复仇，重新夺回南郡。如前所述，孙吴长期反复地设立西陵都督辖区，致使江陵所在的南郡战区疆域缩小，军队削弱。这种在荆州西部对魏、蜀两面备战的构想和军事部署，致使其有限的兵力遭到分散，既明显降低了南郡方向对曹魏造成的威胁，又削弱了江陵对北方来敌的防御力量。孙吴荆州西线兵力部署分散薄弱的这一缺陷，在几次江陵防御作战中暴露无遗。面对夏侯尚、曹真与后来的王昶、杜预所率魏晋军队的南下进攻，孙吴方面无力采取过去关羽抗魏时阻敌于境外的策略，只能听任敌兵长驱直入，进抵城下。而据守西陵的孙吴两万兵马为了防备蜀郡出峡，也不敢轻举妄动。例如前述黄初年间江陵之役，该城被围长达数月，孙吴派遣的援军解围不力，城内几至兵尽粮绝。就是在此危急时刻，近在肘腋的西陵都督陆逊仍然按兵不动，以提防蜀汉方面的突袭，不能分兵前来救援。只是由于当地疾疫流行和守将朱然才略出众，才勉强保住江陵免于陷落。 (四)限江自保，不思进取 孙吴江陵之军事地位和影响的下降，亦与孙权制订的“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具有密切关系。“限江自保”之说，初见于诸葛亮所语：“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110)孔明对孙权这一战略对策的精确概括，获得了后世史家的赞同。南宋李焘曾批评孙权：“合淝为敌有而不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于自守，而不图进取之功。”(111)在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吴国疆域的扩张主要是向西、南方向发展，对北方的曹魏则采取保守自固的态度。如胡阿祥先生所言：“按无论是对内地镇抚山越，还是对外的南定岭南，西取荆州，孙吴政权都表现出积极的、不落人后的进取姿态，唯对北方的曹魏、司马晋不然，虽也时攻江淮之间、江汉之间”(112)，却只不过是袭扰示警而已，并无统一天下的志愿。 关于孙吴之“限江自保”国策，学界历来贬多于褒，大多数人据此认为孙权志量狭小，满足于割据江东而无心统一寰宇。如李焘以刘邦据汉中时与之比较，指出开国君主起初往往是以小搏大，以弱敌强，并能抓住战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扭转形势。而孙权因为国土人口财力有限，并非曹魏对手，故而确定了保守江东的国策。“虽时出师，北不逾合淝，西不过襄阳，以示武警敌，无复中原之意”。这既是实力所囿，也是其胸无大志和缺乏英略才干的表现。“诸葛亮谓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见所存之浅矣”(113)。 孙权一生也曾多次领兵北征曹魏，据学者统计有11次，战绩为一胜十败，(114)这反映出他不擅用兵。如其兄孙策所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115)另外从史实来看，其多次出征无功的战役往往是试探性的，若是出师不利随即知难而退，并未与敌人作持久的鏖战，这也说明了在他“限江自保”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进攻作战中，是把保存实力放在首要位置的，因此尽量避免和强敌进行决斗。如胡三省所言：“孙权自量其国之力，不足以毙魏，不过时于疆场之间，设诈用奇，以诱敌人之来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也。”(116)王仲荦认为以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护他们在太湖流域的既得利益，对外拓地的要求，却远不及以周瑜、鲁肃、吕蒙等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样来的迫切。(117)张大可则认为孙权的国策前后有所变化，“孙权称帝，是他一生事业的分水岭。称帝前叱咤风云，有图取天下之志；称帝后志意已足，走向限江自保。至于晚年昏聩，更不足道”(118)。 孙权施行的“限江自保”战略方针，对其在荆襄地区的军事部署和用兵方略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笔者按，早年周瑜提出“据襄阳以蹙操”，后来吕蒙建议“蒙为国家前据襄阳”，都曾获得了孙权的首肯。但是他袭取江陵之后，荆襄地区在西、北两面受到蜀、魏的严重威胁，形势相当被动。在兵力不足且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孙权放弃了进取襄阳的图谋，改而采取“限江自保”。周瑜死后，除了在曹魏大军压境、危及国家存亡的情况下，孙权是不愿意倾注全力，与北方强敌进行决战的。这从他在荆襄地区的军事部署和用兵方略中能够反映出来。即使遇到了进据襄阳的良机，他也不肯投入大量兵员财赋去和曹魏激烈争夺，对此可以黄初元年(220)的襄阳事件为例。曹魏篡汉之后曾一度放弃襄阳的防守，将诸军撤回宛城。《晋书·宣帝纪》载文帝即位后，“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孙权闻讯之后曾派兵北占襄阳，但因兵力微弱，且没有后方的有力支援，所以随即又被魏军击退。见《三国志·魏书·曹仁传》：“后召还屯宛。(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魏三公奏》亦曰孙权：“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119)这次事件实为天赐良机，关羽费尽千辛万苦都未能攻下襄樊，却被曹魏因为易世之际的政治动荡和给养缺乏而放弃了。如果孙权真有进取之心，就应该派遣名帅率领重兵前往驻守，与曹魏奋力相持。但是他却指派了无名末将陈邵，所领人马亦数量有限，所以被曹仁和徐晃轻易地驱逐出去。这说明孙权此次进军只是投机取巧，企图乘虚而入，试探一下魏国的态度，并非真想动用大军占据这块战略要地与曹魏相抗，因此魏兵复来时一触即退，其对强敌的畏惧和保守之心理，于此可见一斑。 四、结语 孙吴袭取荆州之后，在“限江自保”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于当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如在南郡江北地区后撤防线，移民南岸，并将战区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调往江南的乐乡以远离前哨。蜀汉时期的江陵是荆州繁荣的经济、政治中心，此时却郊野荒芜，有屯兵而无居民，演变成为孤悬北岸的一座纯军事化的堡垒。由于孙吴放弃江陵以北地带的防务，只是在城下迎敌，致使其防御态势相当被动。曹魏与西晋如果动用大军来侵，往往能够长驱直入。孙吴方面由于守军兵力不足，除了破堰放水以暂缓敌人行进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在外围阻敌人寇。孙皓继位后君昏臣庸，国势日益衰败。而江陵在军事布防中的种种弱点也益发暴露突出起来，陆抗临终前请求对荆州防区增兵至八万人的建议，朝廷并没有理睬；派去继任的乐乡都督孙歆为宗室纨绔，既不知兵，又无胆魄，所以在大敌当前之际举止失措，一败涂地。西晋进攻江陵的统帅是足智多谋的杜预，素有“武库”之美誉。据《晋书·杜预传》所载，他的用兵策略是首先攻破江陵附近的据点，隔绝其与西陵守军的来往。又派遣少数精锐部队渡过长江，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并伺机奇袭其巢穴，俘获吴国乐乡都督孙歆，致使其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无法对北岸的江陵实施救援。在扫清外围、断绝援兵之后，杜预才动用大军攻城。按《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二月记载，只经过九天的围攻，就拿下了这座设防坚固的要塞。杜预占领南郡之后，孙吴在荆州以及岭南的统治随即土崩瓦解。“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120)。从此，江陵与南方各地进入了一个和平安定的新阶段，暂时告别了分裂割据的战争年代。 收稿日期：2014-07-10 注释：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2页。 ②(晋)陈寿：《三国志》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8页。 ③《三国志》卷1，第30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98-2099页。 ⑤《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⑥《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⑦《资治通鉴》卷65，第2094页。 ⑧《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⑨《三国志》卷1，第32页。 ⑩《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11)《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12)《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13)《三国志》卷41，第1010页。 (14)《三国志》卷32，第880页。 (15)《三国志》卷37，第955页。 (16)《三国志》卷35，第930页。 (17)《三国志》卷32，第881页。 (18)《三国志》卷37，第960页。 (19)《三国志》卷54，第1279页。 (20)《三国志》卷54，第1279页。 (2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1页。 (22)《三国志》卷14，第440页。 (2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7页。 (24)《三国志》卷47，第1120-1121页。 (25)《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张)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又云：“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 (26)《三国志》卷58，第1344页。 (27)《三国志》卷35，第916页。 (28)《三国志》卷47，第1118页。 (29)《三国志》卷9，第275页。 (30)《三国志》卷36《蜀书·关羽传》注：“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 (31)《三国志》卷3，第110页。 (32)(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7页。 (33)(清)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34)梁允麟：《三国地理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35)《三国志》卷32，第881页。 (36)(清)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560页。 (37)《三国地理志》，第173页。 (38)(清)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555页。 (39)《三国地理志》，第309页。 (40)(清)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555页。 (41)(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页。 (42)《三国地理志》，第172-174页。 (43)《三国志》卷17，第521页。 (44)《三国志》卷9，第275页。 (45)《三国志》卷9，第276页。 (46)《三国志》卷17，第529页。 (47)《三国志》卷47，第1120页。 (48)《三国志》卷18，第546页。 (49)《三国志》卷9，第276页。 (50)《三国志》卷17，第531页。 (51)《三国志》卷35，第936页。 (52)《宋书》卷37《州郡志三》：“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领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梁允麟认为建平郡还包括巫县，参见氏著：《三国地理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311页。 (5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54)《三国志》卷56，第1306页。 (55)《三国志》卷58，第1348页。 (56)《资治通鉴》卷69，第2202页。 (57)《三国志》卷58，第1346页。 (58)《三国志》卷14，第445页。 (59)《资治通鉴》卷69，第2180页。 (60)《三国志》卷52，第1237页。 (61)《三国志》卷58，第1359页。 (62)《三国志》卷58，第1356页。 (63)《三国志》卷52，第1240页。 (64)《三国志》卷56，第1308页。 (65)《三国志》卷56，第1308页。 (66)《资治通鉴》卷80，第2537页。 (67)《三国志》卷2，第83页。 (68)(梁)沈约：《宋书》卷64，第1707页。 (69)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487页。 (70)《三国志》卷27，第749页。 (71)《三国志》卷58，第1356页。 (72)《三国志》卷27，第742页。 (73)(梁)沈约：《宋书》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7页。 (74)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 (75)(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3页。 (7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7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0页。 (78)《晋书》卷34，第1016页。 (79)《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80)《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81)《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82)《三国志》卷47，第1125页。 (83)《三国志》卷3，第92页。 (84)《三国志》卷47，第1140页。 (85)(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86)《三国志》卷52，第1235页。 (87)《三国志》卷56，第1306页。 (88)《三国志》卷47，第1144页。 (89)《三国志》卷4，第119页。 (90)《三国志》卷52，第1236页。 (91)(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9页。 (92)《三国志》卷36，第941页。 (93)《三国志》卷58，第1349页。 (94)《三国志》卷64，第1433页。 (95)《三国志》卷64，第1450页。 (96)《三国志》卷61，第1400页。 (97)《三国志》卷54，第1278页。 (98)《三国志》卷54，第1269页。 (99)《晋书》卷54，第1471页。 (100)《三国志》卷6，第212页。 (101)《三国志》卷54，第1278页。 (102)《读史方舆纪要》，第3486页。 (103)《晋书》卷54，第1471-1472页。 (104)《晋书》卷54，第1472页。 (105)《三国志》卷58，第1360页。 (106)《三国志》卷58，第1360页。 (107)《三国志》卷47，第1145页。 (108)《三国志》卷4，第120页。 (109)张大可：《论孙权》，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110)《三国志》卷35，第924页。 (111)(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112)胡阿祥：《孙吴“限江自保”述论》，《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13)《六朝通鉴博议》，第173页。 (114)张大可：《论孙权》，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第181页。 (115)《三国志》卷46，第1109页。 (116)《资治通鉴》卷72，第2274页。 (11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118)张大可：《论孙权》，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第183页。 (119)《三国志》卷47，第1126页。 (120)《晋书》卷34，第1030页。标签：江陵论文; 三国志论文; 关羽论文; 刘备论文; 诸葛亮论文; 孙权论文; 刘备借荆州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司马懿与诸葛亮论文; 三国论文; 湖北襄阳论文; 周瑜论文; 曹操论文; 荆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