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总体性的三重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性论文,维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后者确立了一种极端宰制化的文化总体性概念，认为正是这一点招致了人类文化的异化与“形而上学的恐怖”。在一种被严格限定的意义上，这种指摘是成立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后现代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演过于夸张了，他们恶意地放大了文化总体性的消极意义并以一种极端偏激的态度拒绝了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思考，从而致使他们也不自觉地沾染上了另一种性质的形而上学症候，即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检视其诟病的原因，乃在于后现代论者根本不能或者说不愿去辨析文化总体性的历史性意义，很轻率地就将文化总体性本身等同于文化总体性的现代性、前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历史呈现。就此而言，在面对文化总体性问题时，如果想规避形而上学的风险，就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它的历史性生成状貌与复杂性语境关系，杜绝那种从一般意义上否定文化总体性的简单化态度，而采取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观照方式。 在一种历史性的论域中，文化总体性主要表现为特定历史时代文化实践活动的背景支援与核心价值范式，换言之，它是特定社会历史中人们能与之认同，并从其中获得价值目的与意义依据的一种问题框架与文化理念；其作用主要在于建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规范，维系或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为特定的社会结构秩序、文化实践活动与思想行为方式提供合法化存在的根据与语境支撑；其内容主要是从一种整体化的价值意义上去建构或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一系列的结构关系，建立一套特定的包括经济、政治、文艺、道德、宗教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在内的表意系统、阐释话语与价值原则。根据不同的界划视角，人们赋予了文化总体性不同的称谓，像卡尔·雅斯贝斯就称其为“时代的精神状况”；查尔斯·泰勒和丹尼尔·贝尔分别称之为“无法逃避的框架”或“同世界关联的认同方式”；哈贝马斯用“社会组织原则”来界定它；在康德那里则体现出一种“限制概念”的意义。使这个问题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实现了对于文化总体性概念的历史性与实践性重构，科学地创立了“生产方式”与“总画面”的概念，从而具体地规定了文化总体性的关系内容、结构方式、作用机制和价值特征。 在根本的意义上，特定的文化总体性总是决定着该历史时代的整体精神状貌与文化风格。具体而言，它规定着特定社会历史中各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构关系、内容性质、活动方式、价值目的等，决定着各种文化资源的分配、消费及其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决定着现有的文化生产对于传统文化因素的继承、超越及其继承、超越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还决定着现有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与大概路向。文化总体性作为一种总的文化框架与根本的问题域是潜含在各个社会历史的文化现象与实践活动的背后的，参照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的狡诘”的文化镜像形态。但在操作的层面上，任何文化总体性都展示了这样两个共性特征：其一，文化总体性是一种功能性的复杂关系结构。其中既有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念，也有许多次级的非主导性的文化观念因素，它们按照特定的比例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时代特有的整体文化风貌。就像马克思的科学分析表明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①那种主导性的文化观念确立了文化总体性的根本性质与核心价值倾向，并且影响着其他那些非主导性的文化观念的发生发展。反过来，后者也因为对于前者的能动反作用而使得它呈现出一种充满张力关系与丰富意义的复杂面貌。其二，文化总体性是一种边界意识与思维座架。它决定了特定社会历史能够产生哪些文化问题以及产生的方式与解决的方式，制约着文化活动的价值阈限与问题类型。马克思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②而且，囿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总体性问题框架，人们对于文化价值与文化自由的追求也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也是对于文化总体性的边界功能的一种社会学阐明。 一 文化总体性的前现代维度：自然的文化总体性 在前现代时期，由于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与人性意识的自发性，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自然化或低社会化程度的状态，人类社会结构以及生活实践与自然生活及其存在状态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甚至是对自然的依赖与模仿关系，所以此时的社会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着一种鲜明的天然色彩，自然逻辑与自然力量成为了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的组织原则与意义依据，“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的本原……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宇宙天地同构的，因为它们来自宇宙天地；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④它意味着，前现代主要是一个自然依赖型的社会时代，它的结构组织、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秩序等体现出自然规定的特色。 在社会历史形态上，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主要呈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种文化形态。应该说，原始社会是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肇始阶段，正是这个时期确立了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核心价值范型与意义倾向，而后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只不过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加深与放大了这种文化总体性的基本意义论域，使其获得了更加完备的形态表现与现实效果。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书中曾经以发展的眼光对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历史演化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欧洲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从根本上看只属于文化的蒙昧阶段与非社会的自然野蛮时期，原因在于“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⑤。也就是说，虽然这时的文化从现象形态看具有很强的道德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倾向，但其性质确实是异化的，是人在神圣形象系统中的自我迷失与自我外化，人们给予外在的强制秩序与信仰系统越多，则自我的异化程度越严重，乃至于最后以自我献祭的方式沦为一种完全被动性的存在，它所彰显的主要是人的自然性存在与文化身份。就此而言，虽然这种文化总体性具有某种神性意味，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淳朴人性与崇高意义，也表征了某种程度的诗意性，但基于其总的问题意识的蒙昧性与粗糙性，所以在历史文明发展的意义上，人们还是毅然地超越了这种宗法制的田园牧歌的文化生活，即便人们在情感上依然十分介意地唱着挽歌。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只是一种有限的缺陷性存在，它确立了人对于总体价值与生活意义的渴望，但却是以异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因此，扬弃它而追求一种社会性的自由自觉品格更高的文化总体性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后续价值承当。 二 文化总体性的现代维度：物化或恶的总体性 与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以人的自然关系实体来维系其价值聚合作用相异的是，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则倾向于以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实体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与价值归依，而且由于在这个历史语境里，人们的经济关系已经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因素，所以其文化意识也由这种经济关系的性质来规定并进一步从文化意识层面加强与固化这种经济关系的性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视为这种现代性文化总体性的典型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原则就是对于利益的追求，因此，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精神的现实兑现就鲜明地表征了浓重的世俗利益追求与欲望满足的特征。恩格斯指出，“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⑥而哈贝马斯则进一步对这种利益关系的实质作出了社会学的具体规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所确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经济交换变成主要的控制手段。”⑦它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从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意识与文化精神，它的一切活动方式、活动领域、活动过程与效果都被烙上了深刻的利益追逐和资本利润的痕迹。正是受制于这样的性质预设与提问方式，所以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在其展开的各个层面都沾染着浓重的资本观念，也生发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文化表情。 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的核心价值内容表现为一种商品观念或资本意识。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肖像，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不再像古代那样是以超经济的宗法伦理依附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生活秩序与文化整合的依据，它纯粹以一种社会性的利益关系来联系、构筑人们之间的日常关系，换言之，在形式上，人们似乎已经自由了。但是，基于事实上对于经济利益占有的不平衡关系和对资本的不同关系，人们在实质上依然受到某种看不见的手的摆布，问题仅仅在于从受制于原来的自然性的等级秩序转变为了受制于由社会所创造的利益不平等关系。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与文化价值体系不是以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本身而是以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来组织和维系的，这种文化总体性实际就是典型的市民文化价值体系。而“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⑧市民社会所奉为价值圭臬的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此相联系的其他类似规定还有分工竞争、资本拜物教等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潜在地对比了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前此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差异，“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资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无产者的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并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⑨任何个人就其本身而言都似乎是自律与自由的，但彼此之间的利用关系和对金钱交往关系的绝对依赖又使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他律与有待状态，极端自主的生存诉求与极端依附的生存状态构成了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语境中人们的生存悖论。 如果说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导致了人在神圣形象如上帝、神等方面的异化，那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则导致了人的非神圣性形象的异化，即日常生活的自我异化，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使然，“其一，反社会的自我发展。个人无视或憎恨社会，排斥社群的存在空间，宣称个人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高使命。其二，超社会的自我发展。这种发展观认为，个人只管走自己的路，自我发展就应该超越社会。”⑩在最简洁但又是最严重的意义上，它使得人们将自己的创造本性沦为自然本能存在本性的手段、将人们自己缔造的确证人的本质的力量颠倒为脱离人的控制并控制人的某种物化的东西与关系。马克思侧重从异化劳动的断面分析了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产生的逻辑后果，那就是由于商品拜物教和物化意识的价值宰制与身体化影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结果便是“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12)反映这种异化现实生活的政治、道德、宗教等精神因素综合组成的文化总体性就是人的异化最完备而又最深重的生活座架，最终将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的恶无限性与物化状态推向彻底的困境。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虽然较之于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基于其本身所固有的积弊与致命弱点，它经常遭遇自身合法化的危机并陷入一种惟有消除它本身才能消除其内在悖论的宿命困境。 三 文化总体性的后现代维度：否定的总体性 作为对于现代性的一种价值反拨，后现代性确实显示了根本异质的价值悬设与逻辑构架，在其可以感觉和可以经验的层面，后现代文化正是作为批判和否定现代性及其文化总体性的结果形态而出现的，所以，在后现代语境中似乎根本不适宜于提出文化总体性的问题，在一种有条件与语境限定的意义上，这种看法确实不无道理。原因在于，现代性文化总体性中被片面尊崇和偶像化了的核心价值逻辑——工具理性已经失却了原有的解放性质，而蜕变为了另一种更加身体化并且更加无形的自由障碍，它所确立的文化专制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暴政已经使人的感性甚至人本身都扁平化了甚至是直接被取消掉了。但是，作为人类整体文化价值发展脉络的一个环节，后现代文化本身不可能完全超逸出连续性的轨迹而不具有某种类型的文化总体性模式，问题仅仅在于它以断裂性的独特内容所表征的连续性发展方式使它产生了另类的文化总体性，即一种否定的总体性，或者更切近地说，确立了一种区域性或他者性的文化总体性。 德勒兹曾经断言，“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充满了残垣断瓦等不完整的对象——我们不再相信存在着原初的总体性，或者是在未来某天里等待我们的最后的总体性。”(13)所以，对于后现代论者而言，问题不在于按照现代性的逻辑去重新建立某种同一性的文化总体性，而是在于拆解那种实体性的总体性以发展出一种不是总体性的否定的总体性功能，或者说发展出许多的自律性的微观的总体性模式。为此目的，后现代的文化总体性倾向于去建构差异关系、张扬细节和局部因素的本体论价值、寻找多元化的欲望合理性，与此相应的其他类似范畴还有尼采的权力意志、福柯的权力概念、拉康的力比多与德里达的撒播概念等，这实际上就是以“欲望”的非理性扩张来取代现代性的“商品”或“货币”所建立的理性文化总体性，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否定性功能只是针对现代性而言，就其自身而言，它实际上在反对前者时因为不得不采取一种“似总体性”的方式而仍然显示了与现代性的文化总体性的某种相似的逻辑框架，所以它所建立的差异哲学仍然显示了一些以“欲望”为中心来结构一切的总体性痕迹，换言之，它在不信任总体性这一点上是同一的。 正是基于问题的这种性状，我们说，后现代的文化总体性虽然不再采取传统那种总体性的结构方式与作用方式，但是就其效果形态与否定旨趣而言，它只是将一种总体性肢解为了许多的总体性，将理性的封闭而静态的总体性欲望化了、使其呈现出开放与动态化了。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发现，从前门被后现代话语驱逐的总体性经过一番语焉不详的处理和神情暧昧的装扮之后又在后门悄然被延请进来了，显性的反总体性立场与潜在的总体性渴望恰巧表征了后现代对于总体性的那种首鼠两端的复杂心绪。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所羞于承认的这一点无情地抖落出来了，“一种对于总体性的怀疑，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通常都是假冒的。它通常转化成为意味着对某些总体性的怀疑和对其他种类总体性的热情认可。某些种类的总体性——监狱、主教、身体、专制主义政治秩序——是可以接受的谈论话题，而其他种类的——生产方式、社会变革、教义体系——则被悄悄地加以管制。”(14)不难看出，伊格尔顿不点名地羞辱了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述矛盾。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论者的反总体性也无非是“用同样抽象的拒绝普遍性代替抽象的主张普遍性”(15)。这就类似于阿多尔诺用“星丛”概念来表示一种否定性的总体性是一样的。所以，在后现代论者那里，反总体性更多地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它们将通过对总体性概念的反动来重新确立总体性概念的地位。”(16)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主流话语的同谋者，因为“不寻求总体性正是不正视资本主义的代码。”(17)事实上，这是一种关于总体性价值的不自觉表现或自发表现，“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这里的自发与自觉指价值自发与价值自觉。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理论上陷于混乱，急功近利，缺乏远大、正确的价值追求。”(18)如果让我们说出后现代那些难以启齿的私下考虑，那就是他们需要一种从个体事物、片段生活或微观历史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功能论总体性模式，杜绝那种连批判的现代主义者也一样嫌恶的实体论总体性模式，如果事情并非如此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后现代主义既误会了一些现代主义者，也误会了它自己。 关于文化总体性的相对具有真理性的看法，应该使其被语境化和历史化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进行规定，卡西尔曾经以对人的含义的说明为我们昭示了一种有助益的方法论启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19)事实上，总体性构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机械主义的实体论总体性模式，另一种是实践性的功能论总体性模式，前者幻想建立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主客二分的封闭而抽象的逻辑模式；后者则倾向于针对不同的历史关系建构一种动态的、变化的、主客互为中介的具体性阐释模式。后现代主义正是因为一部分总体性模式的破坏作用而迁怒于全部的总体性模式，并且也将摧毁的领域不加分析地波及建设性的总体性。而在事实上，功能论的总体性是蒙受着冤屈的，因为就其主旨而言，它恰恰是被用来克服那种实体论总体性的一剂良药。关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大量相关的论述可以作为佐证。卢卡奇针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总体性模式被混淆的情况就曾经警告过人们，“我们重说一遍：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20)很显然，卢卡奇也是反对那种实体论的总体性模式的，但是，他认为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总体性”也是不足取的，因为“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只能产生某一局部领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21)受制于这样的总体性，其结果就是或者根本提不出问题，或者只能提出一些伪问题。而功能论的总体性则意味着，“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22)它实际上启示我们，由于社会历史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无数其他的问题语境发生着互相指涉的关系，所以关于某一个问题的阐释必须联系整个历史语境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来进行，同时对某一个问题的说明也可以因此而折射出整个历史时代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就充当了一个历史总体性的功能镜像，中国古代所谓的“一叶落知天下秋”中的“一叶”与“天下秋”的关系就较为形象地演绎了这种功能论总体性的确切含义。 ①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99、53、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448页。 ⑦[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⑩赵壮道：《三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与启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 (11)(1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58页。 (13)Gilles Deleuze,anti-Oedip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42. (14)(15)(17)[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76、16页。 (1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18)王玉樑：《价值哲学研究中的几点思考》，《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19)[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20)(21)(2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1、77-78、85页。标签：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后现代风格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