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于世的含混境况——论梅洛-庞蒂对《女宾》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宾论文,含混论文,境况论文,论梅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梅洛-庞蒂在1948年出版的文集《意义与无意义》的前言部分曾提到，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里，文学、哲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等领域的佼佼者们均以不同方式关注生活的直接经验，从而质疑一直以来被看作人性之根基的理性。不过，在他看来，对理性的赤裸裸的反抗是不真诚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正视无理性的存在经验，并形成一种能够包容无理性的新的理性观①。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将对艺术现象和政治现象进行剖析的一系列随笔(基本上写作和首次发表于1944至1948年)收录于此书，其中包括书评《小说与形而上学》。
该书评于1945年首次发表于《南方手册》(Cahiers du Sud又译《南方杂志》、《南方笔记》)三四月刊，所针对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41年写就、1943年出版的半自传性小说《女宾》。这部小说取材于波伏娃、萨特和当时的一位年轻女学生奥尔嘉·高萨绮薇茨三人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或许有必要交代一下《女宾》的主要内容：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是一对情侣，他们相互爱慕、相互尊重，并保持彼此的自由，直到一位名叫格扎维埃尔的年轻女孩闯入了他们的生活。她首先赢得了弗朗索瓦兹的好感和帮助，被留在她的身边。继而，皮埃尔爱上了格扎维埃尔，影响了与弗朗索瓦兹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弗朗索瓦兹的让步妥协下，他们三人决定建立一种新型的情侣关系，即“三重奏”，他们计划共同生活，相互爱慕，感情分配完全平衡均等。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愿。格扎维埃尔过于自我、决不妥协的情感方式和善妒的本性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及与外界的关系带来了重重危机，令弗朗索瓦兹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最终，弗朗索瓦兹在忍无可忍之下打开了煤气开关，谋杀了格扎维埃尔。《女宾》尽管是波伏娃的小说处女作，但仍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细腻而富有张力的对话及心理描写而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笔者看来，深入讨论和分析《小说与形而上学》这篇随笔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梅洛-庞蒂同时期的哲学专著《知觉现象学》的几个关键概念(如“实存”、“他人”、“道德”)相关联，因此，小说《女宾》可以被看作理解这些概念的一个具体案例②；另一方面，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二战”使得包括梅洛-庞蒂、波伏娃、萨特、阿隆等人在内“1933年一代”③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历练，他们的哲学倾向和政治态度在战后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或直接或曲折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在本文中，我们将以《小说与形而上学》这篇随笔为出发点，试图从这三部相互辉映的文本中解读出其中的深刻意蕴。
一、“小说”或“形而上学”
《小说与形而上学》从哲学的角度评述了《女宾》的故事情节，引入了“他人”、“道德”、“自由”等现象学和实存哲学——这两者在梅洛-庞蒂那里其实是合一的，德贡布(Decombes)将之称作梅氏的“生存现象学”④——的概念，并将《女宾》作为“一种文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一种‘道德’文学的终结”(Merleau-Ponty：37)的先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篇书评名为“小说与形而上学”，但梅洛-庞蒂实际要说的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这个东西有两个名称——“小说”或“形而上学”。鉴于这对全文主旨的理解十分关键，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对此做一番简要说明。
一方面，梅洛-庞蒂认为，哲学学科在其开端处致力于解释人生，是名副其实的存在论；而传统哲学建立在理性确定性的预设之上，将对意识的探究作为哲学的第一要务——考虑到当时的法国哲学状况，这里的“传统哲学”应当是特指以布伦茨威格为代表的“正统哲学”，即一种强调科学和理性在哲学中的统摄性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在梅洛-庞蒂看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或实存哲学试图回到哲学的起点，重新究问存在。它悬置超越我们的经验存在的东西，如笛卡尔那里的上帝、意识等等(而它们正是传统哲学用以阐释世界的武器)，直接将关注点放在我们的存在经验本身，探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与世界的关联是怎样的⑤。他由此得出结论：“人就是形而上学”(Merleau-Ponty：36)⑥；而不同的学科均可通达对人的研究，这或许意味着已有的学科壁垒从根本上可以消除。因此，梅洛-庞蒂说：“问题的关键往往不在心灵的开启里面，在这之后，问题明确地在于确定有关世界的某种位置，在那里，文学和哲学或者政治只是不同的表达。”(Merleau-Ponty：35)
另一方面，这种打破传统的新的哲学路径决定了其表达的含混性。在让世界的经验发言之前，作为中立的旁观者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而一旦没有了一个不偏不倚的纯粹意识的统摄，世界景象将呈现为在我们的感性活动中的原初的含混状态。用梅洛-庞蒂的话说，真实世界“拥有粗糙的表面”(Merleau-Ponty：40)，充满着“结构的裂缝”(Merleau-Ponty：39)。对于世界经验的现象学描述因此将失去传统哲学的那种概念式表达的透明性，而对于文学、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而言，这种不透明性则是其固有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文学亦趋向一致。所以梅洛-庞蒂说：“当问题在于让对世界的经验发言、展现意识如何溜出世界，人们不再自以为能够达到表达的完美的透明性。如果世界只能在其‘故事’(histoires)里作为被手指所指的东西而被表达，那么，哲学的表达就要承担与文学同样的含混性。”(Merleau-Ponty：36-37)
因此，既然在主旨、目标以及属性上都是趋近的，那么，严格区分文学与哲学的领域或许是不必要的。其实，边界的模糊也正意味着文学与哲学各自原有的边界被拓宽，尽管这种拓宽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实现的。梅洛-庞蒂哲学的整体面貌正是以善于跨界而著称。从学科角度而言，他对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教育学乃至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在当时的法国哲学家中是十分突出的。从其学术内容上讲，他的前期思想被研究者或肯定性或否定性地评价为“一种含混哲学”，而到了后期，交织(entrelacement)、侵越(empiètement)、交叉(chiasme)等以模糊惯常的界线为共同点的名词则干脆上升为担负本体论论证任务的核心词汇。
二、自我的有限性与纯粹意识的幻灭
《小说与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一上来就说道：“在有意识的存在的境况里存在着一种永久的不安。”(Merleau-Ponty：37)这种不安说到底源于我们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有肉身，有生灭，有不得见与不得闻者——一句话，我们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我们被世界包围着，只能占据并知觉到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世界，剩下的部分浩瀚无边，它们轻而易举就能超越我们的认知。世界永远有看不到的那一面，未知者永远存在，它们包裹我，围绕我，超越我，并在哲学领域获得一个名称：“自在”(en soi)。而在另一方那里，有意识的存在，即“自为”(pour soi)，要求获得确定的知识。这种掌握的意愿与掌握能力的缺失的并在局面造成了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纾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哲学路径有很多，其中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认为，“我思”(cogito)能够给出世界的确定性。一般的意识哲学都循此路径。这样一来，未知者作为“物自体”不被追究，我们所看到的是，事物因我的意识之光的照耀而显现自身。⑦
“我”能够有这样的特权，其前提是抛却自身有限性的那一面，变身为纯粹意识。梅洛-庞蒂将这种思想表述为：“我是一个意识，是对世界的一种直接在场，只是那种想要存在而无需以某种方式从我的经验组织(tissu)里提取出来的东西。我不是这个人、这个面孔、这个有限的存在，而是一个纯粹的见证者，没有位置也没有年龄，它的力量足以匹敌世界的无限性。”(Merleau-Ponty：38)我们由此获得了相对于他物的超越性。从他物是非意识的角度讲，这种超越方式是相对容易的，但当他者不是物、而也是一个意识(他人)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人作为意识，拥有同等的对象化的权力和要求，这意味着我将在他人面前丧失作为主宰者的优越性，而恢复到有限存在者的身份——一个无法超越时间和空间存在的、被决定的肉身；自我意识不会轻易放弃原本来之不易的地位，他将不停地与他人争夺。自我与他人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人这种存在者的重要维度，即交互主体性。黑格尔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的这种存在状况。他的《精神现象学》⑧里著名的“主奴关系”部分将主体之间的争夺描述得十分惨烈，并将之极端地表达为“每个意识都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我们在小说《女宾》扉页看到了这则格言。萨特将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吸收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得出“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⑨的结论。有一种自欺式的方法可以暂时改变这种紧张状态，那就是让他人从另一个同等的自我意识降低为没有反抗能力的“他物”、变成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里永恒的“宾客”，从而“让他人的令人不安的存在保持在停顿状态”。在梅洛-庞蒂看来，小说《女宾》所讲述的便是主人公对这种自欺式的排“他”(l'autre)方法的践行、修正及其结果，因而可以被看作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典型案例。
小说围绕弗朗索瓦兹的生活视角展开叙述。她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女性，理智、冷静、独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又有优越感，在事业上野心勃勃，充满干劲。小说在这个人物的形象上有两个着力点，也是这个人物性格的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着力点，是弗朗索瓦兹对自己的身体的忽视，与之相应的是对自己的思想、对作为意识的自身的珍视。由于过分地关注作为普遍意识的自身，她甚至不惜(有意或无意地)从外表和行为方式上弱化自己作为女性的一面，比如在晚宴之后匆忙洗去指甲油等细节⑩。第二个着力点，是弗朗索瓦兹对他人的非人格化或者说对象化。弗朗索瓦兹用自己的意识构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平滑、透明，没有瑕疵和裂缝。自然，她相信自己处在这个世界的核心位置，因而有权力用或严厉或漠然的目光打量周遭的人和事。在这样的目光下，他者迅速地被对象化。于是我们看到，在待人处事时，她把他人(包括他人的言语、面孔乃至思想)当作自己的世界里的一些“物体”，充当着为他们的行为赋义的角色。弗朗索瓦兹时而是一位高人一等的主宰者(例如她对格扎维埃尔的最初态度)，时而是一位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例如她对伊丽莎白的一贯态度)；梅洛-庞蒂认为，这两种身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到来的一切只是对于这个不可摧毁的、高人一等的和慷慨的旁观者的景象，一切只是对它而言的，这不是因为它使得他者和诸物服务于它的私人的满足，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并不拥有私人生活，它与所有他者和整个世界共同存在。”(Merleau-Ponty：38-39)纯粹意识将全部的外在性转化成全部的内在性，一切认识上的难题在这里得到解决。说这个旁观者不拥有私人生活，意思是说它不拥有一个身体，而是作为一个纯粹意识超越了对于他者的经验，从而宣告了主体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到，小说的这两个着力点是相辅相成的。
乍看起来，她与亲密伴侣皮埃尔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这种构成与被构成的关系，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并保持着稳定的自由：“在她的世界里，皮埃尔不再是像其他男人那样的一个物件、她生活的一个点缀”(Merleau-Ponty：39)。问题在于，弗朗索瓦兹并非把皮埃尔当作一个他者，因为在他们之间，“每个思想、每个白日的片段是被交流和分享的，每种感觉一旦产生就立刻被解释和付诸交谈，两个人的存在汲取每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Merleau-Ponty：39)。对这对伴侣而言，他们的行为的意义似乎彼此透明，并不存在有间隙的两个“自我”；他们相信交流和分享的有效性，似乎真诚相待的意愿和无所不谈的言语行为能够直接造就一个道地纯粹的“我们”的生活，一个没有私人生活(内在生活)的世界。这种理想关系的表现之一是皮埃尔与其他女人的恋情对这种关系并不构成威胁，因为，皮埃尔不会真正陷进去，他只是有获取爱情之胜利的怪癖，一旦被谈论和分享，他们便共同将那段关系转化成了被动的对象物，成为“他们的二人世界里简单的外省”(Merleau-Ponty：40)。
至此，我们借助梅洛-庞蒂的思路尝试对弗朗索瓦兹所设想的世界进行了描述。而波伏娃用整部小说证明，这个世界不过是弗朗索瓦兹以及皮埃尔的一厢情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幻的白日梦。
小说对这场白日梦的无情击碎，是从一个年轻女孩格扎维埃尔进入她的生活开始的。弗朗索瓦兹希望帮助这位没有生活目标、无所事事甚至有些厌倦人生的姑娘，因此带她来巴黎。同自己一起生活。这个慷慨之举意味着将这位女孩带入弗朗索瓦兹所构造的世界。按照这个世界的一贯规则，格扎维埃尔的身份必须是这里的“宾客”——“在他们中间，他人从未被承认，除非是相当谨慎并以宾客的身份。”(Merleau-Ponty：41)即使格扎维埃尔与皮埃尔之间产生爱情，也不应当妨碍这个身份的保持。于是，如果一切顺利，三位主人公的关系被两位主宰者设想成这样(列表如下)：
显然，在这三对关系中，主动与被动状况一目了然。假若将格扎维埃尔换作书中的康塞蒂的话，这个表格中的人物关系或许会相当稳固。然而这位年轻姑娘不甘心服从这种种预设关系，她要求摆脱“宾客”的地位，成为“主人”。由此进入了梅洛-庞蒂所认为的此书最精彩的章节：弗朗索瓦兹如何参与了她的虚假世界的毁灭。
格扎维埃尔的个性是感性、自私、褊狭的，她对无论来自何方的理智约束毫不服从，对自己已有的成见决不让步，更有甚者，她企图在情感生活中掌握主动权，成为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的爱情核心。一向安适地居于理想关系之中的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因而格扎维埃尔刚一出现就为小说带来了不安的气氛：弗朗索瓦兹为其所做的生活规划和职业建议，除了到巴黎与她共同生活外，几乎全部被生硬地拒绝了。她拒绝交流，拒绝分享，不服从弗朗索瓦兹世界的原有规矩，这便阻止了关系(2)的成功建立。另一方面，与以往不同的是，皮埃尔这一次非但没有获得爱情的胜利，反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尽管这意味着关系(3)的彻底失败，却同样意味着一种“真正”(世俗的和现实的)的爱情关系的建立：一种无法被人类理智掌控的、被俘获的情感，作为意识存在的主动性与作为物质存在的被动性难分难解地混合在那里。这显然不同于关系(1)那样的理想爱情，它更加现实，是带着沉重的肉身的人类相互吸引和欲求的复杂行为，理智无法破解它，因而就无法战胜它。随着这场意外事件的推进，皮埃尔开始学习去爱他人而不是去居高临下地俘获他人，并从中经历无法避免的痛苦，这个状况本身就否定了关系(1)，同时也造成了三角关系的另一层松动：为弗朗索瓦兹带来了致命的孤独感——她从皮埃尔的行为中重新发现了一位并非与她保持步调一致的伴侣。如果说弗朗索瓦兹是被抛弃者，那么抛弃她的并非是皮埃尔本人(并且他也不曾有这个意愿)，而是这两个主体之间原本存在、而在理想关系的设想中一直被忽略的相异性，甚至这种相异性也存在于他们各自自身之中：“格扎维埃尔的出现不仅向他们揭示了排斥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存在，而且还向他们揭示出，他们之间、他们各自与其自身之间也是相互排斥的。在那些康德式的意识之间，赞同总是来自自身；它们揭示出个体的内在性(inhérence)，追求他人之死亡的黑格尔式的自我。”(Merleau-Ponty：42)
在梅洛-庞蒂看来，《女宾》的第一部在弗朗索瓦兹幻灭的那一刻落下帷幕：“她从此懂得，存在着一种孤独，人人为自己决定，人人被判定自己的行为，对于那些无障碍的交流、被给予的幸福以及纯粹性，她已经失去了幻想。”(Merleau-Ponty：44)三重奏的方案因此应当被看做弗朗索瓦兹的虚假世界幻灭之后的妥协的产物。三重奏的实质在于将关系(2)和关系(3)提升为关系(1)。至少从初衷上说，“三重奏”的计划并非弗朗索瓦兹所愿。她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她在格扎维埃尔的破坏性冲击下看到了自己与皮埃尔之间的那种经院哲学式的爱情关系经受不起世俗的考验；既然对纯粹性的幻想最终破灭，不如从意识所构造的世界里走出来，停止拒绝外在的世界及他人，并在与世界和他人的面对面的交往中重新经验幸福与自由——抑或不幸与不自由。当弗朗索瓦兹“战战兢兢地”(11)伸出那只手，便意味着她准备接受这个冒险的三重奏所带来的成功或失败，她的这个决定既是被动的，同时又是主动的：一方面，对纯粹意识的追求一旦幻灭，补救将成为不可能；而另一方面，弗朗索瓦兹仍可选择自欺，然后倒退到原来的状态之中，就像许多欠缺勇气的人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么做也就等于是否定了我们自身，因为，这是将我们放在了世界之外。(12)
三、三重奏的失败与时间性的存在
三重奏最后以失败告终。《小说与形而上学》的后半部分集中探讨它失败的原因，由此引发的关于主体行为之意义的命题或许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三重奏的失败不能从自然秉性出发来考虑。梅洛-庞蒂认为，无法说三人组合和二人组合哪一种更加“自然”(Merleau-Ponty：45)。在梅洛-庞蒂看来，从爱情行为的本质上讲，恋爱关系中的双方均希望对方的全部存在的彻底投入，因为恋爱行为是一种指向某人、而非此人的某些优点的意向性行为，同时，被爱者在进入这种关系之后仍会希望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说到底，恋爱关系的成功要求情感上的彻底投入和相互均等。被这样来理解的爱情现象与其参与人数无关。没有哪一种自然秉性规定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之间的成功率应当高于三人的情况，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相似的。
另一方面，三重奏的失败既是、同时又不是其中某个人物的责任。
首先，嫌疑最大的是格扎维埃尔。的确，她有着种种明显的缺陷：善妒、邪恶、自私、自闭等等，并且这些缺陷确实激起了各个事端。但在三重奏关系里，她并非一个完全的主动者，没有控制整个局面的能力。由于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之间的爱情更加深邃和持久，并且对于这两人来讲，这份关系甚至超越了对格扎维埃尔的兴趣和关注；这个无法撼动的事实令她无法获得其他二人从对方身上所得到的那种爱情类型，这一无法扭转的状况令她备受煎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扎维埃尔也是三重奏关系的受害者。其次，不容忽视的是，是弗朗索瓦兹主动将格扎维埃尔带入她的生活圈子并以人生指导者自居，而皮埃尔同弗朗索瓦兹一样是拥有相对成熟的人生理念的成年人，且比格扎维埃尔年长十岁，这两个人物是否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呢？他们是否是更加应该为其理性的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呢？而事实的另一面是，他们自身怀有十分良好的初衷和意愿，准备帮助格扎维埃尔实现幸福的人生。因此，在这三个人物中，没有哪一个有意将三重奏推向毁灭，或许可以说，是生活的偶然性造成了一连串的错解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没有责任的；他们中也没有哪一个可以推卸掉全部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确在那样的具体情境中做出了那样的自由选择，所以都是有过错的。梅洛-庞蒂这样写道：“不可能算清楚在这场戏里谁负多少责任，不可能评估每个人的责任，不可能给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版本，不可能分配各自的事务。不存在最后的审判。不仅我们没有认清这场戏的真相，而且它压根儿就不存在，真假、正确与不正确都判然有别的那些事情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同世界和他人混合在一种理不清的错乱里。”(Merleau-Ponty：46)
作为具体例证，梅洛-庞蒂提到，弗朗索瓦兹和热尔贝在乡下旅行的那段经历(Merleau-Ponty：46)对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分别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对前者来讲，它是一种纯粹的爱情关系和一段美好的回忆，而对后者来讲，它却全然是卑鄙、阴暗和嫉妒的挑衅性行径。梅洛-庞蒂不肯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来分析弗朗索瓦兹对热尔贝的所作所为与其对格扎维埃尔的复杂感情之间的关系，尽管那样做或许是一种相当便利的人物动机阐释方式(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处女作倾注和隐藏了小说作者本人很多—或许是过多——的心理状况，以至于令这个故事游荡在虚构和纪实之间(13))。原因并不难理解。身处现象学阵营的梅洛-庞蒂，尽管承认弗洛伊德“无意识”这一发现的伟大之处，但仍将之视作“一种不成熟的概念”；在1951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提出无意识不是一种“非知”(non-savoir)，甚至认为毋宁将之称作一种“含混的知觉”(perception ambiguё)(Merleau-Ponty：374)。在这个意义上的“无意识”便不会永远沉寂在不可知的深渊，而会仍是一种表达，仍产生其意义。从这个立场出发，嫉妒、爱慕以及一言以蔽之的欲望，这些表面看起来的心理活动，难以被无意识理论所统领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来阐释，而必须纳入形而上学的意义系统。
他主张将主体间性引入“行为的意义”这个存在哲学命题，这应当是对后期胡塞尔提出的“主体性是主体间性”的观点的领会和阐发。梅洛-庞蒂强调，由于“他人是我们的人生的永恒坐标”(Merleau-Ponty：47)，由于他人的目光是自我的行为的永恒见证者，所以，与他人共存的经验必将为主体的行为带来超出主体自身视角所赋予的意义(主体的主观动机、意愿等)的更多意义。只要格扎维埃尔存在，弗朗索瓦兹那样的行为便摆脱不了前者加诸其上的意义，甚至死亡也无法改变这个状况——“因为死去的格扎维埃尔将把弗朗索瓦兹在她死去的时刻留下的形象永恒化”(Merleau-Ponty：47)，令结尾的谋杀成为徒劳之举。
梅洛-庞蒂说：“明确的一点是，整个生命是含混的，不存在知晓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真正意义的任何方式，甚至也可能不存在我们的行为的真正意义。”(Merleau-Ponty：44)强调行为的多重意义是否会导致绝对意义的取消？梅洛-庞蒂的哲学立场是含混的，他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强调主体的自由选择。问题在于弄清楚，用“含混”来标示人的实存境况，这一做法究竟是一位理论家缺乏责任心的搪塞或者退而求其次，还是另有深意呢？很明显，梅洛-庞蒂反对以道德主义的立场来解读《女宾》乃至同类型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出他的绝对的非道德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立场呢？对于以上几个质疑，梅洛-庞蒂自己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在文中他声言，他所理解的存在哲学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非道德主义，或者说带有怀疑论色彩的存在主义，因为后两者倾向于将主体的行为解释为绝对的无意义，从而得出一切举动皆为荒诞的结论。稍微回顾一下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史和文学史，我们就能够理解，他所批评的这种“绝缘分析”(Merleau-Ponty：50)在当时的法国作家中是相当盛行的(14)。梅洛-庞蒂认为，简单地抛弃行为的意义，等于赤裸裸地反抗人类的理性，而这至少是不真诚的，因为这就等于将人类解体为物质，将命运交付偶然性。既然主张注重实际生存经验(尤其是他者经验)所带来的无意义，又强调绝对的无意义是不可取的，那么他似乎只能采取一种折衷的中间立场，这便是为什么他屡屡使用“含混”来形容人的存在状况。那么，在意义的有无之间，什么是能够确定的呢？他给出的回答是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主体。在他看来，《女宾》这部小说之所以不会遭到“绝缘分析”的诟病，正是由于其折射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同样没有回避人之实存的困境，同样体现出这种含混特征。书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是在两个极限之间被理解的存在者：格扎维埃尔是一种完全被决定的存在，所拥有的是分割成块状的时间，弗朗索瓦兹则对人的理性绝对信赖，错误地自认为超越了时间；这两种观念进行交锋并引发冲突，幻灭之后的主人公选择勇敢面对人生的偶然性，开始进入时间性的生存。梅洛-庞蒂认为，如果说存在着对人生困境的解决之道，那它只能在这里出现，而真正的“道德”(15)、“自由”也产生于此。
综上所述，梅洛-庞蒂将《女宾》解读为一部关于与他人共存的主体经验的哲理小说。这场“形而上学剧”的最大教益在于告诉我们，存在者不能是一个孤零零的意识，存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意味着他者将作为比我们自身更加基本的东西伴随着我们的世界经验的始终，于是，差异与冲突——更根本地说，相异性——将恒久地为人生带来不安。以对象化的方式来消除他者存在所带来的不安必然以取消主体的存在经验为代价，而主体对于自我的认识正是在自身与他者的差异和冲突之中逐渐得以确立的(16)。通过隐喻的方式，《女宾》展示了意识哲学在面对他人难题时遭遇的失败。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理解《意义与无意义》一书前言的结尾处所说的这句话：“失败不是致命的。”(Merleau-Ponty：9)其答案可以从《小说与形而上学》的结语中找寻：“与其关注《女宾》里三个人物的不寻常的境况，不如去关注真诚、对诺言的信守、对他人的尊重、慷慨、对两种原则的认真。因为价值就在那儿。它在于积极地是我们偶然之所是，在于建立这种与他人、与我们自身的交流，——我们的时间性结构为我们提供这种交流的机会，我们的自由只是这种交流的端倪。”(Merleau-Ponty：52)有关他人、道德、自由、责任、时间，梅洛-庞蒂在此给出了一种非概念的规定，并将它们关联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难分难解的相互的规定性，并一起规定了“在世存在”(être dans le monde)的基本意涵。这种意涵或许不但包含着一种哲学洞见，还包含着一种对哲学之学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似乎应当作为一种有待践行的生活方式，又如弗朗索瓦兹所代表的一代法国知识界学人所作的那样。于是，这段话不仅仅是对该小说人物行为的理解及肯定，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初至中叶法国哲学思潮的概括与隐喻：弗朗索瓦兹和梅洛-庞蒂同样处在这场存在哲学的大潮中。
注释：
①Merleau-Ponty,Maurice,Sens et non-sens(Paris:NRF Gallimard,1996),p.7.后文凡出自《意义与无意义》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②《女宾》的主题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是国际波伏娃研究界的一段公论(相关论述可参见Moi,Toril，Simone 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0)。
③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到雅克·拉康、让·波夫雷、让·伊波利特等等。“1933年的一代”是克莱因伯格(Ethan Kleiberg)在他的思想史著作《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Generation Existential：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France，1927-1961)，他将1933年看做当时这一批法国年轻知识分子离开他们最初收到的法国传统哲学教育(主要是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而转向批判的哲学(主要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的重要年份(见该书中译本，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3页)，这一年正是科耶夫的黑格尔讨论班的开课年份。从思想来源上讲，这些人也被称作“三H一代”，即以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一代知识分子。
④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⑤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在亨利·科尔班(Henri Corbin)的《存在与虚无》法译本的影响下，尤其是书中将“Dasein”译作“réalité-humaine”，梅洛-庞蒂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和偏差。
⑥梅洛-庞蒂在本书的另一篇书评中说了类似的话：“生活是形而上学”。(Merleau-Ponty：56)
⑦这种意识对于物的胜利在小说《女宾》的开头就有一大段描写，生动而且典型(见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周以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⑧科耶夫于1933-1939年的讨论班对黑格尔(尤其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的海德格尔生存论式的解读对梅洛-庞蒂、阿隆、伊波利特这一代学人影响极大。有关这段历史的详细情况，可参阅Vincent Decombes，Le même et l'autre,Ouarante-cinq ans de philosophie 
(1933-1978),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79。
⑨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8页。《存在与虚无》的法文本首次出版于1943年。尽管萨特未参加科耶夫讨论班，但受其几位好友(尤其是梅洛-庞蒂和阿隆)的影响，也在这场潮流中接受了洗礼。
⑩小说数次描写她对自身的外貌和穿着打扮相当不重视，甚至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也要求甚低，其中最典型的是这一段：“格扎维埃尔说，‘她从来不看自己。’这是事实，弗朗索瓦兹关心自己的脸只是为了当做一件身外之物那样保养它……‘我谁也不是。’弗朗索瓦兹想。由于她不同其他人那样把自己禁锢于狭小的个人范围内，她往往为此而感到自豪……一个向世界敞开的、不加掩饰的意识，这就是她所想象的自己的样子。她摸摸脸，对她而言，这仅仅是一个白色的假面具。”(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周以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11)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周以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12)Matthews,Eric.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Montreal,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p.144.
(13)甚至连热尔贝这个人物都被波伏娃研究者们考据出确有其人，即Jacques-Laurent Bost(见Moi,Toril，Simone 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6)。
(14)如梅洛-庞蒂在文中提到的加缪的小说《局外人》。
(15)梅洛-庞帝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关于道德的两种理解：“对已有规范的服从”和“让人大都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为之赋予形式”，并指出，如果将道德做后一种理解，那么，艺术对它来说是有益的(Merleau-Ponty,Maurice.Parcours,1939-1951，(Paris：Verdier,2000)，P.70)。
(16)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他人问题上，《小说与形而上学》暗含着梅洛-庞蒂对萨特的温和反驳。对萨特来说，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而梅洛-庞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相对谨慎得多：在他看来，与他人的共存固然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甚至有可能演化为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态势(就像《女宾》小说的结局那样，以一方的死亡告终)，但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却是更加原初的现象，并且是自我之实存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分歧是如何引起的呢？有学者认为，“身体—主体”的概念是梅洛-庞蒂与萨特在他人问题上结论迥异的关键所在。如美国学者莫妮卡·M·朗格认为，二人立场的根本分歧的根源在于，萨特没有能够在意识与存在(虚无与存在、自为与自我)之间提供任何“第三项”(Langer，Monika M.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A Guide and Commentary,(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Macmillan,1989),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