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方式的转变与金融矛盾的解决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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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格局变化

近年来我国融资格局发生了变化,比较显著的方面是:

(一)通过银行系统的融资,逐步扩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力度。按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其状况如下:

表1

地区截至7月末贷截至7月末存截至7月末存截至7月末存

款比年初增长款比年初增长款增加数占总款增加数占总

% %

增加数%增加数%

东部① 8.18 17.91

63.32

54.90

中部② 6.92 17.17

21.25

26.30

西部③ 8.58 18.84

15.43

18.81

①东部包括:京、津、沪、广东、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北、广西、海南。②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③西部包括:云、贵、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1表明:(1)从相对数看,今年(指1996年,下同)1~7月,银行系统对西部地区贷款的增加幅度为8.58%,大于对东部地区增加幅度8.18%,但对中部地区贷款的增加幅度却小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增加幅度;(2)但从绝对数看,对东部地区的贷款的增加额度仍然大于对中西部地区贷款的增加额度,这从贷款增加的额度所占比重可以看出,截至7月末银行系统对东部地区贷款的增加额度占总增加额度的54.9%,即一半以上的贷款仍集中于东部地区;(3)如果以银行增加的存款余额作为衡量新增货币资金分布的尺度,则我国货币资金的大部分即63.32%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是小部分,两大地区新增加银行存款仅占36.68%(21.25+15.43)

(二)货币资金仍然往沿海开放城市流的局面未改变。

仅以沿海8个城市计算,截至今年7月底,比年初增加贷款10.36%,所增加的贷款在增加的贷款总额中的比重为13.4%;截至今年7月底,比年初增加存款17.23%,所增加的存款在增加的存款总额中的比重为14.95。这种状况不仅说明沿海8个城市存贷款的增加幅度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说明内地资金往沿海流,表现在它们存款的增加幅度17.23%,大大超过贷款的增长幅度10.36%。

(三)现金投放和货币回笼的渠道发生变化。对此需要分析近五年中,国家银行现金收支项目的变化。

统计数据(见表2)表明:(1)影响国家银行现金收支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存款的存取已占现金收支的50%以上;(2)农副产品采购在现金支出中不占主要地位,且呈下降趋势;(3)商品销售收入呈下降趋势,这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不协调,表明商业领域坐支现金严重存在;(4)工资及个人支出也呈下降趋势,这与储蓄存款收入呈增长趋势不协调,表明储蓄存款中相当部分不是来源于这个项目支出。

表2 1991~1995年国家银行现金收支各项目所占比重表

(四)存在着企业资产金融化倾向。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企业缺钱,但一说向金融机构入股很积极;一般证券公司都透支,但十年期国债被机构投资者一抢而光(上半年150亿元十年期国债);一些企业有钱,但不把钱用在生产、流通上,而是用于借款;一些企业把部分资产作为产权证转让,转让产权证的所得事先未安排用场,但给人承诺的回报率很高24~25%。这些现象怎样认识,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企业资产金融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用一句常用的话来,便是不少企业热衷于“以钱炒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出现这种倾向的利弊,值得剖析。

(1)这种倾向是在企业生产、销售不景气的状况下发生的,而生产销售不景气的原因主要是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占领市场;

(2)这种倾向是在企业家“急功近利”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而急功近利的滋生,是认为生意难做,只有做“金融”生意来钱,而且来得快;

(3)这种倾向是在“只图牟利,不承担风险”的状况下存在的,本来做金融生意有较大的风险,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企业是国家的,资产是全民的,同时对企业家的行为约束又乏力,这种状况,导致企业家行为的扭曲,企业家有条件为所欲为,“亏了是国家的,赚钱对自己有好处”。

以上三点表明产生“企业资产金融化”有它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这种倾向的存在,其利的方面:(1)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2)调剂资金余缺,加速货币流通;推动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公众的金融意识等。其弊的方面:(1)不利于社会实质财富的增长,企业资产金融化意味着相当多的资金离开实质财富的生产流通领域,带有非生产性;(2)会导致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甚至不公,要知道,做“金融生意”其利润是对货币自身的分割,分多分少自然事先有协议,但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总会有赢家和输家。(3)会逼迫银行增加贷款,从而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引发通胀等。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资产金融化是发展的趋势,但也有一个限度,工商业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做金融生意,一般说来只能是副业,不能是主业,而且副业为主业服务。如果主副业颠倒,不仅要违背政府有关政策法规,而且会带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建立,如果企业资产金融化倾向愈加发展,带来的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而是虚拟、停滞、扭曲。

金融领域中出现的矛盾

(一)金融机构存大于贷,与社会资金短缺并存。

1994年我国金融机构存差为4052亿元,1995年新增存款12957亿元,增加贷款9340亿元存差3617亿元。如果看待存大于贷?存大于贷,是否银行资金运用不充分?有人说不能简单地这样看。理由是:银行吸收的存款不能100%用于放款,同时,银行除了放款外,还有非放款的资产,如购买有价证券。按这样的逻辑,就要算两笔帐:1.银行吸收的存款中,多少是自己能用的,2.银行的非放款资产究竟有多少?

有人计算,1995年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余额50330亿元,如果上缴13%的法定准备金后,实际可运用的余额40757亿元,而1995年各项贷款余额是49729亿元。这样贷存比例是122%。即吸收100元存款,贷出了122元。如果仅就国家银行考察,1995年吸收的存款余额35253亿,上缴13%后为29555亿,1995年放款余额38578亿,贷存比例135.1%,即吸收100元存款,贷出了135元。此外,有人还说,银行还要留5~7%的备付金,关于非放款资产有多少呢?截至1995年底,金融机构运用信贷资金投资于国债和国家投资债券的已达4291.24亿,占资金运用总额6.7%。

这样算帐,似乎具有说服力,能够被人们接受,但仔细思考,有以下问题得研究:

(1)什么是银行可用的钱?银行可用的钱,不应当是顾客的存款,而应当是它的超额准备金,这就需要考察,银行吸收的顾客存款形成超额准备金没有?

1994年,银行存款猛增,其中重要因素是结汇。结汇把外汇卖给外汇银行。外汇银行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增加,外汇银行的超额储备金增加。如果是这样,则增加外汇银行的可用资金。

(2)存款不完全来自贷款。一般说来存款来自贷款,去前两年存款增加,首先是贷款增加,但不仅是贷款增加,1995年增加贷款9339.8亿元(其中国家银行增加6387.1亿元)而存款增加12957亿元,从贷存款数据的差额就表明除贷款外,还有其他因素引起存款增加。这些因素包括银行承兑票据和贴现以及外汇结汇等。1995年国家银行签发的银行承兑票据2400亿元,办理的商业票据贴现1500亿,仅就两项就能增加3900亿存款。

(3)存大于贷或贷大于存都可能有虚假因素。考核金融机构的业绩,一般看存款任务完成没有,贷款规模突破没有?如果超额完成存款任务,而贷款规模又没突破,则业绩上乘,相反,是逊色。这容易形成一种增大存款和缩小放款的激励机制。实际当中,如果要增大存款,可将汇出款项转入企业存款,如果要缩小放贷,可以将一般放款转入委托放款(所谓绕规模放款)。在这种情况下,以期末数据表明的存大于贷,要“打折扣”。

(4)表内的存贷状况受表外存贷状况的干扰。我国银行也有两套帐,所谓帐外资金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帐外帐与帐内帐是可融通的,要增大帐内帐,可缩小帐外帐,相反,则反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弄清楚有多大影响,但不可否认,表内存贷状况受到表外存贷状况的干扰。

(5)存大于贷不能简单地等同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不充分。排除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后,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如果由此形成的超额准备金没有有效地使用,而是把它存在中央银行,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不充分,但不能简单地这样认为。因为:(A)人民币存款增加,还不一定引起人民币超额准备金的增加;(B)顾客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还会由商业银行自身的行为即派生引起,在超额准备金为一定时,派生系数增大,派生存款也能增加;(C)除贷款外,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还有其他渠道,如购买有价证券,贴现等。

(6)近年我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包含着金融资源的浪费,潜伏着风险。近年我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形成了过多的超额准备金,反映着金融资源的浪费。从理论上说,银行的钱是社会的钱,是为社会供给的货币,为社会供给的货币过多地保存在自己手中,而没有让它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群众生活之中,不能发挥支付手段,保存价值手段的作用推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发展生产力。从实际上说,过多的超额储备,不能使银行的资金增殖,相反,还会带来损失(如高利吸收储蓄存款形成准备金存入央行,而央行的存款利息低于储蓄存款利息);此外过多的超额储备还可能带来弊端,如自己贷款给自己用,建大楼,买汽车,炒证券,炒房地产。过多的超额准备为下一轮扩大派生存款增加货币供给量创造条件,会带来通胀的压力,所以它又潜伏着风险。

(二)央行对国家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减少与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加并存。

1995年我国金融运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央银行对国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少(中国银行除外),减少的幅度是30%,减少的绝对额达2940亿元。按传统的理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入减少→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减少→派生存款的能力削弱→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降低。可是,1995年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仍然处于高位,M1增长16.8%,M2增长29.5,怎样来解释这种似乎矛盾的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货币供给渠道的变化:(1)1995年央行虽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中、工、建、农、交、中信)的再贷款减少,但对政策性银行的再贷款增加,仅就农业发展银行一家而言,1995年央行对它增加再贷款3745亿元,超过了央行对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减少的再贷款,增减相抵,仍净增800多亿元。(2)1995年,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虽然比上年少增加,但央行的外汇占款大量增加,比上年增加51.49%,绝对数为2302亿元;(3)1995年,金融债券的发行也超过往年,国家开发银行增加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行金融债券,1995年增发的金融债券803亿,比上年增长1倍。由于这三个渠道的变化,使1995年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了3604亿元,这是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仍处于高位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告诉我们在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下,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不完全决定于商业银行的动作,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也不完全决定于向中央银行的借款。事实上,1995年国有商业银行对央行的借款减少30%,而超额储备仍保持在占存款总额的9%左右,这表明从其他渠道供给的基础货币同样会形成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强派生存款的能力。

(三)负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长并存。

近年国内居民储蓄存款高速增长,1994年比1993年增长41.5%,1995年比1994年增长37.1%,绝对额达29662亿(人平2448元),比1993年增加14441亿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平增加1200元)。这种超高速增长正不正常,值得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居民货币收入增加,实行保值储蓄,可是权威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居民货币收入1994年比1993年增加36%,1995年比1994年增加22.5%,从绝对数看,人均1994年比1993年增加842元,1995年比1994年增加714元,两年共增加1556元;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完全是货币收入)1994年比1993年增加32%,1995年比1994年增加29%,从绝对数看,1994年比1993年增加299元,1995年比1994年增加358元,两年共增加657元。我国人口75%在农村,25%在城镇,如果以此作权数,则这两年人均增加881元,如果这样计算具有合理性,则是使人费解的是,在人均增加881元的条件下,储蓄存款怎么会人均增加1200元呢?即使人们不吃不喝,把增加的收入全部存入金融机构形成储蓄存款,也增加不了这么多,况且人们是要吃喝的。在物价呈两位数上涨的条件下,人们的吃喝要增大开支这是常识,增加了多大的开支难以准确计算,仅以这两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计算(1994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6053亿元,物价上涨21.67%,以此计算,增加居民购买支出2863亿元,199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20598亿元,物价上涨14.8%,以此计算,增加居民购买支出2655.5亿元)人平(按12.1亿人口算)增加支出456元。如果这样计算具有合理性,则人平增加的881元收入中应扣除因物价上涨人平增加支出456元,余下的只有425元。可是储蓄人平增加1200元,这又使人费解人平增加的1200元储蓄存款中,近2/3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增加的储蓄存款中,相当一部分是利息滚存,这有道理。1993年储蓄存款余额14764亿元(其中70%左右是定期储蓄)如果利率平均按10%,银行要支出利息1476亿元,如果支付的利息70%转存银行,则能增加1033亿元储蓄存款中新增储蓄存款的32%;1994年储蓄存款余额21519亿元(其中70%以上是定期储蓄)如果利率平均按10%计,银行要支付利息2151亿元,如果支付的利息70%转存银行,则能增加1505亿元储蓄存款,占新增储蓄存款的23%。如果把这两年新增加的储蓄存款14441亿元中扣除利息转存2538亿元。则其余部分11903亿元,就应当来自居民货币收入和货币资金。设这两年居民货币收支的结余425元全部存银行,也只能增加5142亿(425元×12.1亿人口),占其余部分的43%,其余部分的57%就应来自居民的隐形收入、经营性资金和公款私存,占居民储蓄存款绝大部分。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负利率的条件下,储蓄存款仍超常增长:(1)隐形收入相对反映出来的显性收入而言,它能来自居民的业余兼职、个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以及各单位创收的“小金库”,这当中有合理的,有不尽合理的,甚至不合理的,后两者其收入与付出的劳动或代价不成正比,换句话说即付出的代价小,得到的收入多,可称为“廉价收入”,在能取得“廉价收入”的条件下,即使是负利率也要存;(2)经营性资金应当用于商品的生产经营,近两年这部分资金的相当部分不用于商品的生产经营,应当说事出有因,因素较多,比较明显的是“生意难做”、“盈利率不高”,有人说一般企业的盈利率在10%左右,甚至10%以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将经营性资金存在银行吃利息,比自己冒风险经营划算;(3)公款私存,通常是“本钱是公家的,利息是可分配给私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正负不影响名义分配的多少,只影响实际分配的多少。

(四)企业存款增加与企业资金紧张并存

这两年企业在银行的存款也大幅度增长,1994年企业存款比上年增加2735亿元(年末比较)增长31.3%,1995年企业存款比上年增加3004亿元,增长26.1%。企业存款应当是企业能够用于生产经营中的货币资金,1995年末这部分货币资金已达14520亿元,相当于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存款的31.59%,为什么企业仍叫资金紧张呢?一般的解释是结构不平衡:说企业存款主要集中在外贸、邮电、通讯、电力、铁路以及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所属公司、企业中,而加工生产企业资金短缺或增加不多;说国家银行的存款1/3左右集中在沿海8个开放城市而内地增加不多。这样的分析从事实出发,不无道理。但结构不平衡论难以完全解释其他行业,内地大面积的较长时期的资金短缺,因为货币资金是流动的,如果社会再生产过程正常,金融市场比较发展,资金多的行业和地区会流进资金少的行业和地区。所以要考察企业存款与企业资金紧张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分析。从我国现实出发,企业资金紧张与产品积压有关,与铺摊子有关,与挪用有关,与浪费有关,与其他不合理占用有关。现在企业办社会,负担很重,不仅缺乏生产资金,也缺乏办社会维持生活运转的钱。从这一点说,企业不仅缺乏货币资金而且缺乏货币收入,收入应来自效益,效益应来自效率,在效率低下效益下降甚至呈负效益的情况下,要资金去与其说是发展生产,不如说是需要经费开支“救急”。银行的安定团结贷款说是“救急”贷款,这样的贷款少不了还必须放,但需要考虑的是:这一办法能维持多久。

在企业既缺资金又缺收入的情况下,缺钱,首先想到的是国家银行,责怪银行紧缩银根。在一些人心目中银行是国家开的,企业是国家办的,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于是资金紧张,向银行借款,资金不算紧张也向银行借款,只要有机会借款,就不放过。因此对企业存款的增加要做进一步分析,可能有的情况是:(1)借款转化的存款;(2)外汇转化的存款;(3)集资转化的存款。由此形成的存款有的预定要投入生产流通的,有的较长时期内不投入生产流通,而是安心吃银行利息,准备做其他安排。所以不能认为企业存款都具有生产性、流通性。在一部分企业存款不具有生产性、流通性的条件下,尽管企业存款大幅度增加,可是增加与紧缺并存,增加照样增加,紧缺仍然紧缺,这是我国目前企业资金运转中一种畸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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