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之相：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
杨 豪
【摘 要】 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量，从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开始，中共政权逐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介入民众的生产空间，构建起直接介入与间接影响相结合的乡村经济治理模式。作为生产实践链条与基层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环节，乡村党员有效地推动了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地方实践，为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对于一个根植于落后乡村社会、发展于血与火洗礼之中的革命政党而言，其内部的差异性也是长期客观存在的，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另类”行为。在特定的客观结构之下，中共政权可以通过一个个细致入微和环环相扣的革命实践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存在却依然能够制约和塑造着革命实践的历史演变趋势，这即是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差异之相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 乡村党员；生产运动；乡村经济治理；晋冀鲁豫边区；抗战时期
乡村党员是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基层社会变迁的主导者与实践者，其行为方式与治理逻辑无疑对晋冀鲁豫边区乃至整个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时期，生产运动是晋冀鲁豫边区重要的群众性运动之一，在中共革命的乡村实践过程中亦占有突出的位置。因此，关于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的研究，可以全面探讨乡村党员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复杂面相，能够从乡村党员的研究视域来深化抗战时期生产运动的研究，进而透视出乡村党员与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和运行模式。有关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以往学术界鲜有专门性研究。进入新世纪，随着各地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以及海内外学术联系的日渐加强，组织实践史的研究路径逐渐兴起，内容涉及乡村党员的吸纳机制、社会构成、组织生活等方面，①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徐进：《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较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时期乡村党员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运动与个体的研究视角来对乡村党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则依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都有意忽略或无意遮蔽了以“人”为中心的革命历史叙述。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资料，拟从实践和个体的路径来深度探讨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并将其置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还原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期深化革命史与经济史的研究，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直接介入与间接影响：生产运动中的乡村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展生产与保障供给日益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日益严重的财经危机，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中共历来强调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与奉献精神，这不仅源于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要求，亦跟客观环境的结构性制约相关。在中共政权的组织体系中，乡村党员是中共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支点，扮演着基层治理主体的历史角色。生产运动到来之际，晋冀鲁豫边区各级党组织遂要求乡村党员“应该高度发挥革命的生产热情，高度发挥生产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以此来影响与推动其他生产者”。① 安子文： 《共产党员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责任》（1941年7月3日），李茂盛等主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在各级党组织的号召与组织下，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在宣传与组织生产互助、解决生产互助中的各类困难、培养与成为劳动模范、优待抗属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地方实践。
（一）宣传与组织生产互助
宣传动员工作是中共革命实践链条中首要环节，这一点在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中也不例外。生产运动开展初期，晋冀鲁豫边区各阶层民众基于传统、现实等因素考虑并未完全意识到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少数民众甚至对生产运动态度消极。此种情形之下，对生产运动进行充分、广泛地宣传也就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的当务之急。武乡乡村党员“真正能够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他们也能够真正说服群众，王栓柱动员群众说‘努力生产使（使即累的意思）得慌，不生产饿得慌，宁只使得慌也不要饿得慌’”。② 《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赖若愚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翼城大河支部党员在春耕时也“号召群众扩大耕地，准备有吃有穿，加强根据地的财富，走向丰衣足食”。③ 县委组织部：《翼城县大河支部材料》（1944年），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4-9-21-1。 乡村党员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重维度上对生产运动的意义进行了宣传与动员。
生产互助组是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主要组织载体，彰显出中共政权对于其所秉承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亦是中共政权克服生产困难的制度性保障，而乡村党员则是各种生产互助组的基本力量。太行区平顺一区乡村党员共计473人，内中有65%的乡村党员参加了春耕队，58%的乡村党员参加了锄地队，67%的乡村党员参加了割麦队，80%的乡村党员参加了秋耕队。④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太岳区沁源二区也是如此，60.7%的乡村党员参加了各种互助。⑤ 沁源县委：《一九四二年支部工作》，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12-1。 从各地资料可以看出，乡村党员是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共政权开始直接介入私人经济生产领域。
（二）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
中共是一个极其注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革命政党，其强劲的进取心和奉献意识使得乡村党员成为中共组织动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生产运动开展之后，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影响到了普通乡村民众。
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还表现出了自私自利的一面。潞城西坡村有些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表现也不积极，搞自私，只号召群众互助生产，而自己不互助，每天搞流氓，闹腐化，例如史文俊、史长木等同志，人家让他互助，他说他家人多不用互助，有个别同志互助欠下人家钱，不给人家，人家在地生产，他们在家借口偷懒，整天流氓不劳动”。① 《潞城县第三区西坡村支部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8-1-31-2。 浮山东马沟的一个乡村党员“在春耕互助组中，只计划给自己怎么干，不管别人，闹得互助组中很讨厌他，把他赶出去。在村中咋咋呼呼，强迫仓库主任给他借三担米，至今未还”。② 浮山县委：《东马沟支部组织工作的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3-1-12-3。 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自私自利行为的出现极大地损害了党组织的社会观感，这也说明乡村党员的党内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雪莲的生长期非常长，可以达到6—8年，一旦受到破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种群数量。雪莲含有蛋白质、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物质，是一种稀缺而珍贵的中药材。随着人们对雪莲需求的不断增加，非法采摘活动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雪莲的生存，如果我们想不出好的办法来保护这个美丽的物种，也许不久以后，高山上的“雪荷花”只能存在于书本中了。
平顺乡村党员“在互助中以身作则，多做重活，自己不自私，光给别人做活，自己先进还领导大家干，在互助中记工很公道，不叫人家吃亏，团结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⑥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昔西“庄窝支部同志在开春时先别人耕地，影响全村群众也乘早下手，在三月初天下大雪时该村地完全耕过耙过，王家沟支部互助本村及外村耕地，各庄支部领导游击小组在积极活动中发展起来”。① 昔西县委组织部：《三个月支部工作的简略总结及今后支部与群众工作的意见》，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3-1-119-4。 乡村党员的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作用不仅推动了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密切了乡村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共政权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执政基础。
（三）解决生产运动中的各类困难
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战时环境下的应对性策略，因此生产运动过程中粮食短缺、畜力不足、组织纠纷等现实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党员在这些困难的解决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
粮食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地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态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华北各地“因敌寇压榨太甚，小米每斗二百元，土地没人买，荒芜的非常多，人民没法生活，大多逃亡”，② 左石：《敌占区人民纷纷逃亡》，《晋察冀日报》1943年8月14日，第1版。 粮食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晋冀鲁豫边区各地乡村党员采取务实的态度，整合各种资源，将互助、互借等传统的社会习惯引入生产运动之中。翼城乡村党员“解决群众春荒的困难，如有四区晓史支部党员王永芳共五口人，共有麦子三袋，借与群众。又如三区甘泉支部有支书李登胡在春耕时发现群众刘玉山等九户未有籽的困难，他们无法耕种，每天卖煤度过生活，他便开了党员会议，发扬互助互借的精神，当时就有党员4人准备借出籽四斗”。③ 翼城县委组织部：《农村支部党情况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4-1-21-2。 沁源中五井支部春耕时“胖则家没吃的很苦难，党员长生有些粮就给了他，并动员林枫借给他二斗米，老黄家也困难，两个孩子，给他的一个孩子介绍去当雇工，长生自己家和他弟之家都有些不够吃，便将自己驴子买了二石六斗米，用一石米买回一头牛”。④ 《沁源有义村支部在群运中的支部工作》，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60-7。
(5)K+Na：1～3质量及分子25.0，26.2,18.0；4～6质量及分子20.6,23.3,16.1；7～8质量及分子40.0,9.6。
生产运动中的组织纠纷与生产互助组成员的家庭纠纷也是影响生产运动能否顺利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纠纷便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沁源有义村乡村党员王同乐的“组里在种地时，全组讨论先种平地，后种坡地，有个组员不高兴了，大家讨论发现他没平地，于是就决定先给他种些坡地，然后再种平地，这个组员很高兴了，干得也很有劲。组里有兄弟俩因分家生气很久，村公所都调解不了，王同乐他们就在互助中做活时探透了他们的心思，在做活休息时开个会解决了”。① 《沁源有义村支部在群运中的支部工作》，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60-7。 平顺孝父支部“吴保才（党员）组里有一个组员，他老婆和另一个组员他父亲有关系，老婆时常和他生气，他说参加了互助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也不会安心。于是就设法给他出主意，解决这个问题，两口不生气，他老婆也变得积极进步了”。②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群众路线与模范作用是乡村党员解决生产运动中各种纠纷的两大利器，这也暗含着乡村党员基层治理的基本脉络。
（四）培养和成为劳动模范
塑造典型是中共政权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之一。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运动中，劳动模范也肩负着传递政策、鼓舞情绪、发扬先进等方面的责任，因此培养和成为劳动模范遂成为乡村党员的应有之义。
阳谷罗海等支部“互助生产不合理，群众劳力负担重，生产互助组不计工、评工，与地主富农互助，也不出工资，有劳动力的吃亏，地多无劳动力的占便宜，村干不生产由互助组派专人替他干活，有一次替村干×××干活的人出担架了，他还不高兴，群众干活没劲说互助组为糊涂组”。⑦ 《罗海、姚庄群众审查改选村干》，《冀鲁豫日报》1945年10月13日，第2版。 榆社北泉沟劳动互助的“等价交换没有解决，吃了亏的因情面关系也不好说”。⑧ 《榆社县北泉沟支部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5-1-30-2。 平顺一区“在组织灾荒群众与富户的互助上也出现了偏向，莫流支书领导的互助组，两个富裕中农占了大光，贫农吃了亏，还说了些便宜话，××肚大，××不出力气。王家支委领导群众开了荒，不按劳力分配，而按成分分配，借名为基本群众谋利益”。①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生产互助制度的不完善为少数乡村党员自私自利等“另类”行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五）生产互助中的优待抗属
为了稳定前方战士的思想和保障抗属的生活，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待抗属，强化前后方的军政连接。
检测和控制部分是维持微电网正常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此环节中引入PLC控制。将PLC控制与力控组态软件相结合，做出上位机界面，随时监控系统运行并记录运行数据，并做出合理分析，按照分析结果判断系统运行状况，以便系统故障时及时报警，其结构图如图2所示。
襄垣罗村乡村党员在“春季互助中的优抗，解决了抗属中的柴火、住房问题，解决春耕劳力上的苦难问题，庙没沟互助分队帮助荣退军人耕地25亩，给抗属耕地15亩”。⑤ 《罗村支部工作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2-1-111-5。 翼城“三区曹公支书每天除参加拨工组外，还要到各村去检查工作，访问军烈属，如访问到卢星三时即发现了他种地粪的困难，他便买了20余担粪解决其困难”。⑥ 翼城县委组织部：《农村支部党情况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4-1-21-2。 沁源乡村党员也在生产运动中优待抗属，“绵子共优待28户，耕地43亩，还有12个人工。李元共优待39户，耕地140亩，还有174个人工，中峪共优待29户，耕地32亩，人工34个”，⑦ 沁源县委：《一九四二年支部工作》，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12-1。 成绩斐然。
（六）改造懒汉与二流子
受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所限，抗战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懒汉与二流子，他们的存在不仅浪费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也是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的一项重要任务。沁源崔庄支部生产运动的开展即“首先从改造二流子着手，王元则是个二流子，这人出身是个雇工，劳动力很强，后来他父亲死了，家庭人口也就减少了，自己倒觉得过好日子是不成问题，便发展成二流子，支书霍希忠掌握他的历史特点，便开始着手改造，首先在生茶贷款上不给他，他便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经村公所与群众的教育，自己要回心转意变成劳动英雄”。⑧ 《崔庄村支部一年工作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54-2。 乡村党员对于懒汉与二流子的改造使革命话语与民间舆论良性地结合在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社会风气。
还有个别乡村党员，其本身即是懒汉或者二流子。生产运动成为教育与规训乡村党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生产运动中，他们也得到了改造，劳动观念逐渐内化于心。华北各地档案资料中均有这样的具体记载。平顺“中五井党员郭长生以前是个流氓，好赌博，不多参加劳动，从去年开始转变过来能受了。现在在村上为生产主任，能说也会计划。春耕开始村上都在组织互助，他那时正在受训，回去都组织起来，还有几个人没有参加，他就动员他们在一块，组织互助选他为组长，把全小组的事情商量了一次”。①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榆社东陈支部“懒党员李福利、懒群众白二山在群运中也积极生产，大家体会到组织互助能省工，都做活克服困难，懒党员、懒群众也变好了”。② 《榆社县北泉沟支部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5-1-30-2。
他惊叹外表其貌不扬的孔家庙，却有着宏大的格局。整个孔庙坐北朝南，分东西中三条轴线，中轴线上有孔庙大门、大成门、甬道、大成殿、东西庑等建筑，东线排列着孔塾、崇圣门、崇圣祠、圣泽楼；而西轴线上五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思鲁阁等建筑保留着宋以来的形制。
随着各种信息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和信息安全事件影响的范围持续扩大，各行业对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需要大量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的信息安全人才。同时，企业和社会对专业的人才需求也趋于多样化，除了传统的Web开发与测试之外，也逐步转向了APP开发、智慧制造以及网络信息安全方面。
乡村党员的积极作用与模范行为不仅为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也密切了乡村党员与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关系，更构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权的合法性。经过生产运动，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都开始学会了团结群众，动员群众，如自己先给群众做生产，休息在后，不怕吃亏，得到了群众的赞成，得到了群众信仰”，③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中共政权真正扎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
二、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存在的“另类”行为
晋冀鲁豫边区少数乡村党员“另类”行为的出现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多元和复杂，也彰显出中共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不得不面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弥补与调和这些特定张力的过程即构成了中共革命逐渐走向胜利的一个个历史性坐标。
（一）消极应付
受固有思维定式之限，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对于生产运动的意义及其责任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些共产党员还没有晓得他自己的责任，还没有想到提高人民的劳动热忱，促进农村富力的增加，乃是共产党员的责任”。④ 《春耕运动中党的支部工作》，《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3月19日，第1版。 平顺×支部即是如此，一些乡村党员“不去组织群众，只在干部会上说自己领导一个互助小组，让群众参加，群众不得不参加，几个人成立了互助组，可是不到一块做活，什么也没有，也不选小组长。支部会也不开讨论春耕工作，分委布置一次工作，他开一次会，说一下完事，支部对春耕工作没有当成自己的事”。⑤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霍县×支部“布置了组织互助与党员表现好起模范作用，会上支部同志都满口承认，但是只说在口头上，不去实际干”。⑥ 霍县组织部：《关于党员干部工作的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1-1-3-8。 乡村党员消极应付的态度与行为削弱了党组织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运动的基层实践。
（二）自私自利
高校的陶艺教育也要适应当下艺术的大潮流，对于陶瓷艺术的教育方向和素养定位也应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方式呈现出来。陶艺教学方式，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或兴趣，而是依据历史与国情决定的，面对已形成的教育方式，更要思考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当下的发展状态，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一味盲从，任何单一的“拿来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是有害无益。高校陶艺教学应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关注社会、强调观念、注重创新，从而促进当代陶艺的生态良性发展。
（三）行政命令
放弃细致入微的宣传动员而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方式组织与领导生产运动的现象在晋冀鲁豫边区也较为常见。举例言之，襄漳交川支部“组织互助组，共组织了六个组，这都是行政命令，当时有一个小组真正进行了互助，以下二个应付了几天，还有三个组就连应付亦没有，经敌人继续奔袭掠夺将一个组长打死后，完全停止了”。③ 《襄漳第三区交川支部工作总结》 （1944年 1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2-1-111-3。 平顺×支部“不根据群众经验，不了解群众情绪，行政命令应付公事便去组织互助组。春耕开始的时候，支书亲自领导一个互助组，推动一般，支书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回去传达了一下，即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讨论在给人家（政府）组织互助组的错误认识下，一下就组织了十几个互助小组，支书和支组并且更以各家互派代表的方式亲自领导了一个互助组”。④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严重背离了生产运动的客观规律，更不利于调动民众生产互助的积极性。
（四）轻视放任
中共政权下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变迁，政治力量的强势尤为突出，这就造成晋冀鲁豫边区的少数乡村党员注重政治工作，而相对轻视经济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有些同志想群众自己懂得种庄稼，这回又开了高干会，大家情绪高得很，党何必去多找事呢，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去领导，就可以完成。有些同志想我们的生产计划已做好了，县上区上活动分子的生产动员会也开了，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因此，一切都没有问题了”。⑤ 《党在春耕运动中的三个问题》，《新华日报》（华北版）1943年3月23日，第2版。 平顺孝文“支书根本就没参加互助组，借口在合作社负责就不用互助工作，提起互助就头痛，怕麻烦，认为不互助还不会生产种地”。⑥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武乡二区的乡村党员也自我批评道，“当了干部就没有到地里动弹过，说谁不会生产，闹的现在少吃无米，真是糟糕，又说今年再不好好种庄稼，简直是抗战罪人。最后一致下决心，不但要自己做好，而且要领导全村进行春耕，决不让有一个人坐着不动”。⑦ 《悔不该轻视劳动》，《新华日报》（华北版）1943年4月15日，第1版。
支部教育是乡村党员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权将党的各项政策内化到个体党员与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意义甚大。然而，晋冀鲁豫边区因处于残酷的战时环境之中，再加上敌后乡村居住环境的分散，所以支部教育工作并不理想。武乡“对党员教育就很少，没有深入到每个党员中去”。④ 《东沟支部调查》（1945年2月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1-1-47-3。 霍县支部教育工作“因重视不够，掌握不紧，所以各区对教育没有计划，没有次序步骤、慎重其事的进行这一工作”。⑤ 《霍县一般支部材料》（1945年6月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71-1-9-6。 支部教育工作的松懈对于乡村党员缺乏正确劳动观念问题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村级党员干部中流行着一种思想，有地谁不会种，用咱们领导干什么。要工作就不能生产，要生产就不能工作。很多干部认为工作就是问老百姓伸手要东西。领导生产好像不是工作”。⑥ 赖若愚：《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党的建设》，第324页。
（五）排挤劳模
在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群体与劳动模范群体分属于不同范畴的社会楷模，他们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随着革命实践的逐步深入，乡村党员的群体认同感也渐趋加强，集体主义原则的教化更强化了这一意识，所以当劳模不是乡村党员时，排挤劳模的现象即会出现，少数乡村党员对于劳模的帮助是较少的，有些非党劳动英雄“甚至受到支部或党员的排挤，而这种情形的确还不是个别的。就连李马保这样出色的党员劳动英雄，又是支部书记，还曾经有四十多人暗地垮他的台（群众反映中发现的）。武乡马堡非党劳动英雄被排挤到哭泣。有些党员对于新兴的积极分子，往往是嫉妒的”。⑧ 赖若愚：《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第324页。 平顺川底劳模郭玉恩“不是党员，但他的长处是私心小，劳动好。过去支部看不起人家，常和他闹别扭”。①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如何在革命的旗帜下整合不同类型的新型政治精英与新型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共政权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高校学生群体思想的变化性。对于成长中的高校学生而言，接触到新生事物的机会比较多，对新兴知识和新兴社会现象往往有其独特的想法，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味采取一贯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难以解决当前学生遇到的新问题，因此，教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及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共产党组织是一个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的革命政党，其发展和壮大也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进行的，因此乡村党员的内部构成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也是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由于共产党组织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党员组成，而个体的选择和变化未必皆如期待，所以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也表现出了相应的差异性。尽管大部分乡村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少数乡村党员则出现了消极应付、行政命令、自私自利、轻视放任等“另类”行为。
三、“另类”行为的另一种解读
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存在的“另类”行为，一方面固然缘于这些乡村党员因支部教育的缺失而导致的思想认识不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制度性、客观化、传统型等因素的存在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畜力的缺乏也是晋冀鲁豫边区乡村社会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克服这一困难，各地乡村党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单县罗口支部为例，该支部乡村党员是这样解决畜力不足问题的，“夏种时共组织了六十一个互助组，党员都分头参加进去，在党员的带头下，每一个组一个牲口，配上四个人拉構子种豆，每个沟子种下了廿四亩豆子，在互助中解决了缺乏畜力的困难”。⑤ 《单县组织工作报告》（1944年6月），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7-0921-9。 平顺凤峪支部也借互助的方式解决畜力困难，先由乡村党员组织全村民众成立春委会，在春委会之下设立参观团、招待组和互助组。参观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群众到各村接头，与外村人拉社会关系与政治工作关系，争取外村援助，同时推动其他村的春耕。参观团中有两个乡村党员为主要领导者，还有两个有威望的士绅、一个善于交际的农民。招待组的任务是对外村牛主负责，招待并有权力检查本村村民，对牛主和牛的招待与牛是否分配公平。招待组内有二个乡村党员，一个农民，三人组成。互助组的目的是以人力代替畜力，解决耕牛的缺乏，共组织了十个互助组，共六十八个人，除一个小组有一个乡村党员参加领导外，其余九组都是两个乡村党员参加领导。经过乡村党员的探索与努力，“周围各村对凤峪支部共帮助了牛工100多个，全村的土地得到了完满的耕种”。⑥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平顺凤峪支部的例子说明，传统的社会网络依然在革命场域下的生产运动中发挥着作用，革命实践不能完全逾越传统结构。
（一）对于劳动缺乏正确的认识
全面抗战初期，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对于劳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劳动。绵上县“有些同志不想劳动说‘打出日本到共产呀，分地种，到那时再动弹吧’，有些同志还讽刺地说‘自私自利的厉害，不做工作先动弹’，所以有些动弹的也不愿动弹了，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认识不够”。② 《绵上县思想收集零星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4-1-2-5。 平顺“赵城党员武全楼、武唐新自当了干部以后，前几年顽固军队成天要捉他，他便东跑西跑了好几年，完全不想参加劳动了，在村上还好逛破鞋，还和人赌博”。③ 《生产运动中平顺支部的活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4。 乡村党员劳动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消极应付、行政命令、排挤劳模等“另类”行为的出现。
1、内部牵制阶段。该阶段主要目的在于以职务分离和账目核对的措施实现企业账目和财务核算的清晰、准确，达成整个企业之间、各成员之间的牵制和稽核关系。内部控制源于早期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核算体系不健全，导致员工挪用、盗用公司财产等不法行为出现，为更好地保护公司的财产安全，以岗位相互监督的内部监督机制应运而生。
（二）生产互助的制度性困境
生产互助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步骤，然而受经验、时代等因素的限制，晋冀鲁豫边区部分支部的生产互助制度在起初阶段不尽完善，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太岳区襄垣第六区常家坡支部“在秋季生产中组织了互助，培养了劳动英雄李金和纺织英雄高东娥，模范家庭史桃林，在这时对全县的生产工作是起了推动作用”。③ 《襄垣县第六区常家坡支部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2-1-29-4。 太行区武乡“二百一十八个劳动英雄中，党员干部（支部）二十九人，党员群众五十九人，共八十八人，占全体劳动英雄40%强。其他地方虽然没有统计，但知名的一些劳动英雄，大部分都是党员”。④ 赖若愚：《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主编：《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 323～324页。
（三）客观环境的残酷与恶劣
抗战时期，灾荒的频繁与战争的残酷也给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也是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另类”行为的重要原因。冀鲁豫区，1942年“沙区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专区，受灾村庄达400余，灾民16万人。遭灾原因，首先是敌寇三光政策的摧残，1940年的‘五五扫荡’，1941年的‘四·一二大扫荡’，1942年的10月扫荡，农村早已残破不堪，人民积蓄罄尽。其次是前年去年歉收，再加上冬季普遍没有种上麦子，人民逃出者占13%（壮丁占60%以上），牲口大部分损失了，剩下的不足20%。农具除敌人烧掉一部分外，剩下的也都变卖吃掉了”。② 《冀鲁豫的救灾工作》（1943年4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65页。 太岳区1943年“敌人盘踞沁源城关、交口等腹心地区，仅沁源在二沁大道上就有群众12496人，流离失所，肥田将近4万亩被敌控制，在春耕期间敌人曾奔袭松交、汶家庄、东西峪、端氏等地。窜扰罗村、吾元一带，三次在沁县大抢粮，二次企图打通临屯路，并进行抢粮，五月份短期出扰岳南，各据点附近敌人的活动为数更多”。③ 《太岳区1943年春耕工作总结》（1944年1月31日），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编写组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战争对于晋冀鲁豫边区的破坏，由此可窥一斑。
客观环境的残酷与恶劣造成少数乡村党员对生产运动缺乏信心，“搞生产没劲，又有敌人造成的荒，粮食耕牛均困难，没心情生产，大家都是想发动没信心”，④ 《榆社县北泉沟支部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5-1-30-2。 消极应付、轻视放任等“另类”行为也随之出现。
（四）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存在与放大
“均贫富”的传统平均主义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比较普遍，而中共革命主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社会变迁则更是将这种传统的平均主义意识放大化了。在太岳区，有些乡村党员“直到现在，表面上虽没有明白地反对富农经济的发展，但心里总认为富农经济是不好的，一说到富农就有不舒服的样子，在群众中，也有人怕说自己日子过得好，大家都以穷光蛋为荣。在根据地内有好多富裕中农，本来可以大量发展生产，雇用长工，但他为了保持‘名誉’，不受歧视，顶多不过雇个短工，总不愿大踏步地走向富农式的生产”。⑤ 裴丽生：《积极准备开展今年全区的大规模生产运动》（1944年4月），《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第228页。
敌顽势力的谣言与污蔑则更加剧了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扩大化。太岳区“春耕的时候，汉奸却到处散布谣言说，××县已经共产了，十家一口大锅，五家一把菜刀，群众生产情绪显然有些低落”。⑥ 刘植岩：《春耕运动在太岳区》，《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7月29日，第4版。 上述言论的出现造成了发动各阶层民众参加生产运动的困难，也降低了一些乡村党员生产互助的热情，他们唯恐“成了富农，党内部开除，所以便不发展成富农”。⑦ 《由西形漳支部的建设谈支部的一些问题》，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65-1-26-7。
（五）过度的模范宣传
对于模范的宣传可以说是中共革命动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对于模范的宣传却不能过度化与扩大化，因为过度化与扩大化的宣传往往容易忽略乡村党员的个体诉求与需求，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乡村党员生产积极性的提升。左权县即出现了这种情况，李雪峰曾在左权县委会上说“吴满有方向的宣传，在党和群众中，都没有很好的联系党内外思想、生产上实际情况，把它做起来。在党内由于安于贫穷的糊涂思想与空洞的过高的模范作用，使得不少党员，对党采取两面态度”。① 《左权四年工作简结及今后工作意见——李雪峰在左权县委会上的发言》（1943年），《党的建设》，第310页。
过度的模范宣传还会造成个别乡村党员忽视生产互助中的客观规律性，夸大主观能动性。平顺一区曾出现过这一问题，乡村党员“吴天才不按实际情况，说出大话，保证不借义仓，全由自己解决，引起组员群众的不满，参加了互助组不能借义仓而退出，影响到互助组的垮台。”② 《生产运动中一区支部党员活动总结》（1944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91-1-21-2。 过度的模范宣传是少数乡村党员行政命令、排挤劳模等“另类”行为出现的直接诱因。
年长者说古时称此地为穀城是有原因的，因这里四面皆是高山，山下有千亩平畴大畈，盛产稻谷粮食。“村里兴旺的时候有一万多人口，光林氏祠堂就有十座，每座祠堂都设有私塾，供族中子弟进学。”
(3)麻沙泥田：分布在龙眠河沿岸，在长期的水耕熟化过程和潴育过程中，发育成淡棕灰色土体深厚的中壤，小块状结构，锈纹锈斑显著；根系和孔隙多，有机质含量较高。
可以说，意识、环境、制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是晋冀鲁豫边区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另类”行为的主要原因。当然，随着生产运动的逐步深入，晋冀鲁豫边区各级党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整合各种资源，通过强化党内教育、完善互助制度、积极应对战争、宣传新式富农、团结劳动模范等措施，使乡村党员逐渐意识到“互助组是第二个革命，是从穷变富的道路；共产党领导革命，是改善生活，是组织互助组”。③ 《杨李枝材料的整理》（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A181-1-39-3。 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的“另类”行为得到了遏制，生产运动也随之向更高层次实践。
四、结语
在传统帝制时代，政治权力一般不会直接介入民众的生产之中，但是从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开始，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量，中共政权的权力实践与民众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建立，中共政权逐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介入民众的生产空间之中，构建起直接介入与间接影响相结合的乡村经济治理模式。作为中共政权垂直权力结构的末梢神经，乡村党员即是这一革命实践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效地推动了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地方实践，并为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尽管乡村党员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重要支点，但是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却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少数乡村党员甚至还出现了“另类”行为。这些“另类”行为的出现跟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客观环境、基层制度、乡村传统等因素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不能一概以所谓的“落后”而论之。在特定的客观社会结构之下，中共政权可以通过一个个细致入微和环环相扣的革命实践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存在却依然制约和塑造着革命实践的历史演变趋势，这正是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差异之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差异性行为的解读，也提醒我们，在对中共革命历史进行研究时，不仅要站在革命实践者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与社会个体，而且还须站在乡村实践者与个体实践者的视角来透视中共革命，只有这样才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44-（2019）04-0067-09
*基金项目：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研究（1937—1949）”（BJ2017069）、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河北南下干部研究（1949—1952）”（SQ181109）、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社会流动的历史经验研究”（201804060205）的阶段成果。
（杨豪，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