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无名”：澳大利亚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管理保护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 苑杰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 / 杨治
【内容提要】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以土著活态文化遗产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澳建构国家认同、赢得国际声誉的核心基础，但目前它在澳文化遗产体系中扮演着“有实无名”的角色。未来，澳政府是否会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履行缔约国义务带动其文化遗产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名，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还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土著活态文化遗产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2003年《公约》），是文化遗产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03年《公约》是对1972年《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补充，将以往主要是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展到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的保护，反映了以“人类遗产”的视野融合看待整个世界共同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趋向。[1]各国以惊人的批约速度表达了对2003年《公约》的支持，《公约》通过后五年内有97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十年内有15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截至2019年8月，2003年《公约》缔约国数量已达178个，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总数的近92%。
很多人看他阴沉着一个脸一声不吭往里面走，背上背了一个帆布筒子，搞不清楚是鱼竿还是枪，反正一眼看上去就像江湖上传闻的侠客。大家立即自觉地给他让开一条道，还暗地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然而，澳大利亚（下称“澳”）并非2003年《公约》缔约国，综观澳政府主导的文化遗产体系，其中也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式提法，更没有设立专项名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没有非遗，也不意味着非遗对澳大利亚不重要。
一、澳大利亚语境中关于“非遗”的表述
表面上看，澳现有的文化遗产管理体系是自然和文化遗产唱主角的局面，但实际上，从澳对“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到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构成和价值论证，再到具体举措出台和项目实施上，都有非遗的存在。
（一）在澳对文化遗产的界定中，非遗一直“在场”
查阅澳政府网站和出版物，不难发现，澳政府是如此界定其文化遗产的：“文化遗产是构建澳大利亚认同所需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2]“文化遗产包括地方、价值、传统、事件、体验，它们承载着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该向哪里去的信息。”[3]这些表述非常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澳实际上将非遗视为构成本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乃至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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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和自然遗产构成和价值论证中，非遗从未缺席
关注澳刚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布吉必姆文化景观（Budj Bim Cultural Landscape），亦可清晰地体会到非遗的存在。本年度7月在阿塞拜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吉必姆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此，业界和澳自己都评价说，布吉必姆遗产是澳首个以“土著文化价值重要性”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该遗产申报书在论及遗产价值时强调，“贡第杰马若（Gunditjmara）人是布吉必姆地区传统主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六千多年的时间，他们世代传承的故事和歌谣等口头传统记录了他们的文化知识与实践和物质文化”，申报书还特别提及，“贡第杰马若人的祖先布吉必姆在三万年前当地火山爆发时将自身融入了火山，这个文化景观由此得名‘布吉必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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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表述和评价在澳文化遗产语境中可谓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在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其国内各类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论证中随处可见。[5]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澳拥有在数量和价值上都不输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非遗，且其对澳建构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非遗”管理体制——以土著活态文化遗产为例
行政管理方面，澳的土著文化遗产在联邦层面和各州和领地层面上既有相似性也有互补性。此处将以联邦层面为例做简要介绍。
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土著知识或活态文化（living culture）在内涵上直接对接2003年《公约》关于非遗的定义，在外延上对《公约》认可的非遗五大门类实现了全覆盖，是典型意义上的非遗。[6]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将澳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活态文化视同澳非遗或其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当下及未来对澳非遗进行深入考察的前提之一。
（一）受到高度关注和评价的澳土著文化遗产
在欧洲人到达澳洲之前，土著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超过六万年的时间。当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澳洲时，这里仍旧生活着超过600个土著部落，存在超过250种语言，拥有内涵和形式都很丰富的信仰、习俗和实践体系。尽管曾因遭受灭绝性打击而支离破碎，土著文化某些部分已经消失，但也有部分文化至今仍被传承和发展着，一些要素甚至成长为或被打造为澳的象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称誉其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澳政府近年来也从树立国家形象和建构国家认同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评价本国土著文化，表示“澳土著文化多样且有力，是澳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贡献者（Vital Contributor）。[7]
现在，提及澳土著文化，人们几乎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迪吉里杜管”、“飞去来器”，再进一步就会想到“梦幻”和“歌之径”，它们是澳的象征。虽然不同于历史建筑类遗产，但它们同样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知识，既能呈现为有形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也可呈现为动态的仪式实践、歌舞等表演艺术，也可呈现为口耳相传的故事、神话和身体力行的知识和技能。
以土著人最为珍视的“梦幻（Dreaming）”为例。“梦幻”是英语世界对土著人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信仰和实践体系的统称，在土著不同部落，它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中部Tanami沙漠的Warlpiri人称其为Jukurrpa.，东南部的Arrerntic人称其为Altyerrenge或者Altyerr，西澳Kimberley地区的Kija人称其为Ngarrankarni，同一地区的Ngarinyin人称其为Ungud 等。“梦幻”是个庞大的信仰和实践体系，既包括关于创世神及祖先的神话、故事，也包括相关仪式和仪式性音乐（土著人认为吹奏迪吉里杜管就能跟祖先亡魂取得联系）、歌曲和舞蹈，还有制作相关象征物的手工技艺。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著人近几十年以谋求“土地权”（Native Title）为主的运动中，“歌之径（songline）”是个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歌之径”实际上是土著人以信仰为支撑所构建的文化空间，主要歌曲形式为唱诵创世神话、部落历史和祖先故事，还有与之相关的神圣象征物（比如树木、石头等）、神圣仪式等。在现实中，特定土著部落经常用这个文化空间印证自身与故土的联系，从此争得在故土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澳对土著文化遗产的管理
根据学界和专业机构的考察研究，澳土著文化遗产包括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两个主体的活态文化。
1．目前，澳“国家遗产名录”“联邦遗产名录”及各州和领地文化遗产名录等11个遗产名录收录了土著文化遗产项目，收录情况大体如下：“国家遗产名录”和“联邦遗产名录”分别收录了109项和47项；南澳和昆州专门设立了土著文化遗产名录，但目前尚未对公众开放；北领地称其考虑到现有遗产法案原本就包含对土著遗产的保护，所以未在其遗产名录中设立土著文化遗产专项名录。综上，据不完全统计，向公众开放的国家、联邦、州或领地遗产名录收录的151235项遗产中，土著文化遗产项目为13658项，占比约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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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的土著遗产立法工作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联邦层级、州和领地层级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交织的格局。相关情况以表格形式梳理如表一。
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确定是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人才培养规格与学科发展趋势。在根据学科目标与任务把握学科核心内容基础上，调整教学内容，整合多种教学方法。可依据目标导向理论进行课程设置，其中的行为目标导向教师，生成性目标导向学生，表现性目标导向社会；强调以学生为本，注重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土化，构建由学科基础模板、专业方向模板、节能拓展模板3部分课程体系构成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根据社会需求预测进行动态化专业方向调整，以提高医学心理学学科人才培养质量[5]。
如前所述，澳在对文化遗产的界定、构成和价值论证中均对非遗有实际指涉，但由政府主导的文化遗产体系却并未给非遗一个“合法名分”，更无专项的名录或名册。正因如此，我们目前尚无法对澳非遗项目的数量和分布给出较为明确的数据和分析，也无法轻易列举出具体“非遗”项目的名称——这个目标，正如业界所公认的那样，是需要政府主导开展全国性普查之后方能实现的。
一方面，土著文化遗产管理内在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联邦能源和环境部是政府主管部门（该部遗产、礁石和海洋司设有遗产处），主要负责通过制定政策、实施重大项目等开展遗产管理工作。同时，该部主管或出资的咨询机构或专业机构和基金会也是这个管理体制的重要相关方，如以“一臂之距”为原则建立的澳大利亚遗产理事会，主要职责是为联邦能源环境部提供遗产政策咨询，代其制定部分遗产资助计划并拨付相关款项和管理受资助项目等。相关机构还有国家遗产信托基金和澳世界遗产委员会等。
So under the friendly atmosphere,premier Zhou indirectly referred to the fact that the U.S interfered China’s civil war and launched the Korean nuclear war by using the term”well-known”reasons.This strategy illustrat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forget thepast whilesavingthefaceof the U.S.
澳旅游领域和遗产领域非常重视合作促进遗产保护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联邦政府发布的《澳大利亚遗产战略》和《旅游2020战略》就彼此呼应，前者将促进遗产与旅游之间的合作作为其战略目标，并特别提及土著文化旅游对未来吸引更为注重体验的游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9]后者将土著文化遗产视为澳最具竞争力的旅游资源，并强调土著文化遗产旅游将不仅限于将土著文化视为旅游内容，还将注重吸引土著文化艺术中心、社区和传承人参与，以提升和改善他们的被关注度和经济水平。[10]澳旅游局发布的2019年度《土著文化旅游计划》称将集合全澳43家成员单位提供130多个土著文化体验旅游产品，从而提升土著人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口头传统的被关注度，从而促进其保护和发展以及创新，改善土著文化传承人的经济生活，并带动以土著人为主要居民的边远地区的发展。[11]
三、近年来保护和发展“非遗”的若干实例
相对而言，澳政府更注重从发展创新的角度促进对非遗的保护，当然，记录和保存等也同时并举。
（一）以资助支持保护
以联邦通讯艺术部及国家艺术理事会为例。理事会主要通过其主管的一系列资助计划，鼓励和支持土著“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系列项目的开展，其中既有侧重记录和保存的项目，也有侧重以产业带动保护和发展的项目。2006年澳媒体ABC曾报道，联邦政府为支持非遗保护，当年共计向45个土著社区或文化艺术机构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以2019年为例。8月9日，澳联邦通讯和艺术部宣布2019至2020度获“土著视觉艺术支持计划”资助的机构名单，并将为全澳土著艺术中心、土著艺术交易会等94个机构提供近2081万澳元的资助。受资助项目包括北领地Tangentyere 艺术中心的“编织刺绣技艺”项目，西澳 Waringarri艺术中心的“网状纹和点状纹布料的纺织技艺”技艺项目等。类似的资助项目还有：“地方艺术资助计划”，主要用于支持边远地区的土著社区、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从事非遗项目传承，2019年获得该计划资助的项目包括昆州北部Thawvl妇女编织篮子项目，北领地Miriki人的表演艺术——仪式舞蹈Bayal Kaymanen 巡演项目等；“土著语言和艺术资助计划”，主要用于资助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以自己的语言和艺术为载体，保护和传承他们的文化；“社区土著资助计划”，主要用于支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多元文化和土著群体收藏和维护重要的土著文化遗存等，包括手工艺品、信件、地图照片以及视频等。
尽管如此，学术界如澳大利亚国际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一些非政府组织如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收藏机构联盟和少数族群委员会联邦等一直在呼吁政府批准2003年《公约》，敦促政府对本国非遗进行有效管理和保护。
其次，澳在是否通过和批准2003年《公约》方面，选择了跟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一道持反对意见和不参与的姿态。澳媒体2006年一篇报道曾对此评论说，澳如此选择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主要根源在于美国反对这个《公约》。
试验温度分别为室温20 ℃、40 ℃以及55 ℃。在每种温度条件下，分别秤取(270±1)g，3种润滑油加入到3个烧杯中，在每个烧杯上做好记号。用不锈钢丝将试样悬挂在支架上，保证试样完全浸没在油中，且试样之间及与杯壁间不接触，试样表面无气泡。试验时间按照国家标准GB/T 1690-2010的要求，选取24 h的整倍数168 h，在试验时间达到后将试样取出，将试样表面残留液体完全擦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硬度(Hi)、体积(Vi)以及拉伸性能的测试，并将浸泡之后的O型密封圈放置待用。
（二）以发展带动发展
另一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非遗特征的土著文化遗产的管理属于联邦通讯艺术部的主管范畴。该部对以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和口头传统为表现形式的土著语言和艺术进行“发展式”管理，主要以设立土著文化和艺术资助计划、提供资金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上述类别的土著文化遗产发展和创新。该部艺术司设有文化收藏和文化遗产处。同样以“一臂之距”为原则设立的澳大利亚国家艺术理事会掌管诸多资助计划，拨付资金，并对受资助项目进行监督和成果验收。此外，该部主管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文化收藏部门也直接从事或以资助方式从事土著文化遗产收藏、展示、保护和研究工作。
在白糖添加量为20%、黄油添加量为50%、柠檬酸添加量为0.4%的条件下，紫薯粉的添加量分别为20%、30%、40%、50%、60%，研究紫薯粉添加量对紫薯酥性饼干品质影响，感官评分结果（见图2）。紫薯粉添加量为40%时，紫薯酥性饼干口感最佳，感官评分较高。当紫薯粉添加量小于40%时，面团性能与全小麦面团性能相似，成型效果好，但易收缩、酥性差且紫薯风味寡淡。当紫薯粉添加量大于40%时，面团中面筋含量低、面团不易成型，成型烘烤后饼干易碎、不完整，饼干色泽随着紫薯粉添加量的增加颜色也越来越深近似紫褐色。因此选择紫薯粉添加量为40%。
四、结论——兼谈为“非遗”正名的可能性
综上，澳尚未成为2003年《公约》缔约国，澳文化遗产体系中也没有非遗的提法，但在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价值论证中都有非遗的在场，而且澳政府在对主要以土著活态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的非遗在管理和保护方面一定程度上有法可依、有政府部门负责，在实际的保护发展中，既有资金支持，又与经济发展实现了互动。可见，“有实无名”是对非遗当下在澳语境中的恰当描述。那么非遗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否可能转变为“名实相副”的存在呢？过去十多年里，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采取了批准2003年《公约》成为缔约国，进而带动国内非遗资源认定和普查、管理和保护的进路。对澳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澳是否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尚不能做出明确判断，我们只能沿着过去和当下一些事实的发展脉络，对未来走向做初步推测。
首先，澳在遗产保护上并没有全盘固守西方理念。1979年ICOMOS澳大利亚委员会通过《巴拉宪章》，针对西方以历史建筑为主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足，结合自身历史不长、土著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活态流变特征等国情提出了“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地方”的理念。这一理念一经提出，就对国际文化遗产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澳遗产保护也被认为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道路。
2019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土著语言年”（IY2019），为表示呼应和支持，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著语言保护、复兴活动。澳政府专门制定了“IY2019行动方案”，支持指导全澳22个土著语言中心围绕165种土著语言及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土著知识和价值开展复兴、保护、传承、发展活动和项目，并特别通过“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和艺术资助计划”向相关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年底还将完成《国家土著语言保护报告》的起草。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1.4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学术界对此持相似观点，但进一步研究指出，澳对批准成为2003年《公约》缔约国的疑虑还在于，土著人多年来一直在以“歌之径”（Songline）等文化遗产来证明自身与土地的联系，这种做法在土著人抵挡政府或大集团在其土地上进行矿石、天然气开采和加工以及修建高速路等运动中起了一定的效用。澳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平衡经济发展和土著遗产保护的问题上纠结和为难，如果澳批准成为2003年《公约》缔约国，那么政府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一轮复习课40分钟时间内，大体可将课堂划分为三大部分，细分为七个小部分。三大部分为教师讲授知识点、学生限时训练、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七个小步骤为教师解读高考考纲、基础知识简单回顾（填空题形式）、基础知识选择题检测、重难点突破（可小组合作讨论）、教师小结建构知识网络、学生限时训练、学生小组合作讨论突破难题等七个小步骤，见图2-1。
宝清县是黑龙江省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但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年内降水量分配极不均衡，春季作物播种时节常常发生干旱现象，水资源短缺及干旱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发展节水灌溉是解决宝清县粮食生产困境的重要措施。2012—2015年国家开展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实施农业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节水增粮行动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根据宝清县节水增粮行动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宝清县地下水资源量时空分布规律，可为宝清县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对指导节水增粮行动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澳未来是否会成为2003年《公约》缔约国，以履行缔约国义务带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合法名分，需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需要、经济发展实际需要、意识形态选边站队等要素之间进行仔细衡量。
注释：
[1] 参见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过程》，UNESCO《信使》2006年5月刊。
[2] 参见澳大利亚联邦环境和能源部网站（http：//www.environment.gov.au/heritage）。
[3] 参见澳大利亚联邦环境和能源部网站（http：//www.environment.gov.au/heritage）。
[4]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s：//whc.unesco.org/en/list/1577）。
[5] 参见Marily Truscott： “Intangible values” As Heritage In Australia， ICMOS News，2000， 1ST。
[6] 2003年《公约》秘书处于本年度世界土著人日（8月9日）发布新一期《活态遗产与土著人》宣传册，重申《公约》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活态遗产对维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土著人在传承、保护活态遗产以及对活态遗产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示《公约》将一如既往地积极考虑土著人在保护活态遗产方面的体验和需求，愿为土著人在塑造国际遗产话语体系过程中发挥作用提供更多的机会。参见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Living Herita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 i 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007，Paris， France。
[7] 参见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 in Brief， https：//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Pages/australia-in-brief.aspx。
[8] 参见Tran Tran and Clare Barcham：1(Re)defining Indigen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IATSIS Research Publications，2018， 6。
[9] 参见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The Australian Heritage Strategy，Australia Government 2015， 12。
[10] 参见AUSTRAD： TORISM 2020， https：//www.austrade.gov.au/australian/tourism/policy-and-strategy/tourism-2020。
[11] 参见澳大利亚旅游局网站（www.tourism.australia.com/programs/national-landscapes.aspx）。
（责任编辑：高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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