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一系列新课题，考虑解决这些课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契机。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七年间，毛泽东带领全党坚持从严治党，励精图治，提出了许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特别是围绕执政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密切党群关系、始终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腐败特权现象、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增强党内团结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以身作则努力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一、执政党要警惕骄傲自满和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蜕化变质，脱离群众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为一个拥有五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然而，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考验。这些考验是全方位的，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的前所未有的新考验。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局部执政到在全国执政，地位、环境、条件、任务的变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历史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求也更高了。如果说，战争年代党的建设关系着革命事业的进退与成败，那么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更直接地决定着国家存亡和民族未来。执政党能不能领导好政权建设，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保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能不能管理好城市，领导好经济建设，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入城后，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新考验，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被权力、地位和各种捧场、诱惑所腐蚀？这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仍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作出回答。党外和国际上的朋友，也在注意和等待着这个回答。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极大关注，保持清醒头脑，在建国前即进行思考并根据革命胜利后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鲜明地向全党提出执政党面临执政的新考验，并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课题。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呢？问题提出的根据，正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和革命成功后的现实情况。
“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党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1]刘少奇的担心确有道理，毛泽东对此更是十分清醒。建国前夕，他经常对中央和大区一些领导同志讲起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京，一进城就变了。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为此，他提出党内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
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避免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的覆辙，已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思考的大事。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于革命的成功而在党内产生的不健康思想，要求党员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正确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会议专门做出六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不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会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路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并意味深长地同周恩来讨论了“我们决不当李白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等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所蕴涵的意义值得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深思。
二、执政党要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爱戴。几十年来，依靠了这种鱼水相依，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党才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然而，革命胜利后，这种优良作风能否继续发扬？毛泽东的回答是：“党执政后，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许多党员手中有了权，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鱼不依水也能生存。鉴于此，毛泽东从建国初期的执政党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群众真诚地支持和参与，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前进。为此，他提出执政党必须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官僚主义是一种能将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于绝境的顽症。
早在1945年7月，曾任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晤谈时，就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环境变化以后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提出关切的疑问。对此，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回答完事，而是以很高的警觉对待这个问题，很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并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1948年1月7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2]这就是有名的“子虞电”，旨在加强党的纪律，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
建国后，为了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党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群关系的重大措施。
首先，要反对关门主义倾向。1950年3月25日，针对部分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存在着向党外群众摆架子，摆老资格，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群众和民主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于4月19日签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层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目的是为了将党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巩固党群关系。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和压制批评的现象。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我们很容易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层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3]同年5月，鉴于党的领导机关和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党和毛泽东下决心通过整风来遏制这一危险的毒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和永不脱离的决心。
其次，加强以整党整风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至1952年的几年中，平均每月党中央就有一项党建方面的措施。1950年5月1日，即新中国成立后仅七个月，毛泽东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出要“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4]。整风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是推动一切工作前进的“中心环节”的指导思想，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来临，这件事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5]这里，毛泽东准确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的正确关系和内在联系，不仅成为当时全党整风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建国初期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建设工作深入扎实地进行。继1950年的全党整风之后，1951年至1954年间，全党还开展了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整党运动（实际到1955年才结束）。仅在这次运动中，就有65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或被劝退而离开党的组织，相当于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8%左右。
再次，把好党员人口关，提高党员质量。毛泽东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更在于党员的质量。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重要地是要提高党员的各方面素质，尤其应注意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合格分子混入党内。为此，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一个会议要点；3月28日，党中央又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部署整党，主题是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强化党员标准，响亮地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口号，并在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公布的第一个新的党员标准，突出强调了党员必须了解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
第四，及时总结经验，将反对官僚主义提到能否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1956年党的八大在坚持七大路线的基础上，从新的高度强调了执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并将反对官僚主义提到能否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党章总纲特别强调：“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历数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措施，特别强调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建设上作出适当规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这是十分正确的。八大还提出，提高党员标准必须把好入党关，把好入党动机关，这是执政党建设中一项重要而长期的政治任务。同时，针对党执政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党员条件作了一些重要规定：在强化对接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同时，提出了加强对新党员教育的任务，使那些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的同志成为真正合格的党员。关于党员义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新增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等内容。而“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一条，则体现了反对特殊化的思想，其现实针对性很强。大会告诫全党同志，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真理！
三、执政党要坚持从严治党方针，作好同腐败特权现象长期斗争的准备，以身作则，清正廉洁
建国初期的严酷现实证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党内确有一部分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而很快地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贪污腐化现象的恶性发展将导致亡党、亡国、亡身。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着力加强执政党建设，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一）严格对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而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建国初，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学习、管理和处置都十分严格，从而保证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各大区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6]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要求县处以上的党员干部均需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谁也不能例外。其中地委书记、专员以上党员干部要写出书面检讨，上报中央。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年富力强，谦虚谨慎，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毛泽东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的清廉政风。1950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主席铜像”。5月20日，毛泽东对市政府的来函批示说：“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他还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7]当年9月20日，他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刻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8]毛泽东还把人事关系上的廉正作为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走出新路的重要步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为共产党执政开创了新的政风。他严格要求亲朋故旧，耐心开导，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1954年4月29日，他还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基层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9]。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令人感佩。正是由于党的领袖及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明之举，使得新中国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二）严惩贪污蜕化变质分子，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执政条件下，少数共产党人经不起“糖弹”袭击，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堕落成人民的罪人。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干部中的贪污问题，引起党和毛泽东的重视。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斗争的决策。从10月到12月底，仅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下达和批转了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报告共40余件，适时地指导了“三反”这场重大的反腐败斗争，把它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大事来抓。“三反”中，对于揭露出来的人和事，党和毛泽东从严治理，无论涉及谁，绝不姑息迁就，一律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毛泽东于1951年11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并指出这件事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0]。果断处决刘、张二人，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切实贯彻了执法者犯法必严，职务越高处理越重的方针。
四、执政党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
能否保证并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是执政党能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良好党风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党的建设中，十分注重执政党如何接受党内外监督，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等问题。
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仅40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1950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明确各级纪委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它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上下级纪委之间又有工作、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三反”中，党和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向党内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下达了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肯定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1951年以来密切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与党内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向党员和群众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等成绩。同时指出，纪检工作中尚存在着对某些违法案件未能及时严格处理的现象，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从事纪检工作，并注意健全办事机构。为了接受群众监督，改善党群关系，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要求各地“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1]。他认为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这是一个很长时期内需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此后，党中央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新三反”运动，重点解决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
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十分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的重要作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稳步实现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他还常对党内干部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中，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3名；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占27名。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中，4名副总理有2名党外人士，15名政务委员中9名党外人士。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显示了党和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当然，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往往会发生危害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和监督作用的错误倾向，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严厉批评和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对安排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的思想等。
五、执政党必须增强党的团结，对党员进行系统、深刻的党性教育
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文件。《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第一，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中央确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为更加增强党的团结而努力。第二，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提高高级领导人的觉悟，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决议》向全体高级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作了六项具体规定。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时，郑重地加上了“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这就抓住了党内生活中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击中了高、饶问题的要害，对全党具有普遍、深远的教育意义。次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总结了反高饶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党的任何地区、部门及工作人员都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严格的、经常的、有系统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为此，八大重申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一方面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方面对于给党造成重大损害，危害党的团结而又坚持不改的人，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直到驱逐出党。这些思想，是对执政党建设经验的总结，为日后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自身建设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直接，而密切党群关系、始终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对腐败特权现象、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增强党内团结几个问题正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利益所在，而且也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所在。因此，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考和实践，对今天我们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是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2010年年会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