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穆斯林兄弟会*
李光**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欧洲从北非、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移民，这为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在欧洲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欧洲各国的穆兄会从学生组织开始逐渐扩大和发展，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甚至组建了横跨欧洲的组织联盟，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
一、穆斯林兄弟会的国际化
现代伊斯兰主义从诞生起，就是作为一种超民族、国家的思想而存在。其早期主要倡导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身份背景就极具国际化特点。他出生于阿富汗，后去印度求学，先后在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还在法国和俄国待了三年，而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则是在埃及完成的。他提出的全世界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殖民与奴役的观点无疑也是国际性的。
尽管埃及是穆兄会的发源地和中心，但它从1928 年建立伊始就是一个国际组织。这源于其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愿景：穆兄会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遍性，因此其意识形态必须要超出埃及的限制。为此，班纳派遣穆兄会成员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分支，扩大该组织的影响。这种国际化也随着穆兄会在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不断增强。1954 年纳赛尔政权开始镇压穆兄会后，当时其领袖哈桑·哈达比（Hassan al-Hodeibi）与其在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的分支一起建立了阿拉伯执行办公室。①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London:Saqi Books,2010,p.99.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埃及大量穆兄会骨干由于国内环境恶化而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比如，被认为是当今逊尼派最著名学者的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就是在1962 年被迫前往卡塔尔的。随着穆兄会在阿拉伯世界的不断扩展，其在各国政坛中都具备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苏丹，哈桑·阿卜杜拉·图拉比领导的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成为苏丹的重要政党；在约旦，穆兄会与政府合作，成为公开政党；在巴勒斯坦，穆兄会成了哈马斯。然而，在其不断国际化过程中，埃及穆兄会逐渐失去了对其他分支的控制，穆兄会演变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不是一个具有正式结构的、组织严密的国际组织。
二、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的发展历史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迫于埃及国内日益严峻的环境，许多穆兄会中的骨干成员，如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优素福·纳达等人都以留学或经商等名义来到欧洲，他们成为穆兄会在欧洲发展的先锋。
（一）早期的组织。早期的穆兄会只是面向欧洲的阿拉伯留学生等知识精英群体，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家庭经济较为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早期的欧洲穆兄会大都建立在学生团体的基础上。德国最早的穆兄会团体是1958 年在慕尼黑建立的清真寺建设委员会，在一群阿拉伯学生的邀请下，由当时定居在日内瓦的赛义德·拉马丹主持该委员会工作。1973 年，德国慕尼黑伊斯兰中心建成，并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控制的第一座清真寺。① Ian Johnson,“CHRC Briefing: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http://lantos.house.gov/HoR/CA12/Human+Rights+Caucus/Briefing+Testimonies/ 02-23-06+Testimony+of+Ian+Johnson +Muslims+in+Europe.htm（上网时间：2017年7月15日） 1978 年，叙利亚穆兄会前领导人伊萨姆·阿塔创立了亚琛伊斯兰中心，尽管他在担任慕尼黑清真寺委员会的荣誉会员，但这两个分支仍然是相互独立的，亚琛中心代表了叙利亚穆兄会在德国的分支。② Guido Steinberg,“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Germany”,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151.
在英国，最早的穆兄会组织也是两个学生团体，分别是成立于1961 年的穆斯林学生协会（Muslim Students’Society）和1962 年成立的伊斯兰学生社会联盟（Federation of Student Islamic Societies），前者以阿拉伯人为主，后者则吸引了许多南亚人，它们都受到穆兄会和伊斯兰促进会（Jamaica at-i-Islami）的双重影响。③ David Rich,“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algrave Macmillan，2010，p.118.1970 年，拉马丹协助建立了穆斯林福利屋（Muslim Welfare House），该组织主要为在英国的穆斯林学生提供住宿帮助，并很快成为英国另一个关键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中心。④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Brill,2008,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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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最早的穆兄会团体是1963 年建立的法国伊斯兰学生协会（Association des Etudiants Islamiques en France），其创始人哈米杜拉当时是日内瓦伊斯兰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与拉马丹保持着密切关系。⑤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p.137.此外，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穆兄会成员于1964 年建立了一个名为穆斯林学生国际联盟的组织。⑥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Brill,2008,p.61.
（二）伊斯兰教法对西方社会的适应。对于在欧洲的穆兄会，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伊斯兰教的规则来重建穆斯林的生活和道德，维护欧洲穆斯林的虔诚，使其避免受到西方国家世俗主义污染。“忠于一个由沙利亚法所规范的伊斯兰道德准则，被看作是保卫西方国家穆斯林免遭社会道德沦丧的唯一道路。但是它们承认，穆斯林在欧洲和北美的少数民族地位将他们归在一个特定的类别中，迫使他们在遵守伊斯兰教法和一个非穆斯林的社会生活之间进行妥协。”⑥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71.而在欧洲定居的穆斯林大多来自伊斯兰国家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程度较低，对伊斯兰教也只是一知半解，其中许多人觉得需要从伊斯兰学者那里得到关于日常问题，如婚姻、祈祷以及与非穆斯林关系的指导。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新的法学发展，即穆斯林少数民族法理学(fiqh al aqaliyyat)。由于在西方国家缺乏知识分子的穆斯林领导和结构化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穆兄会认为自己是最能填补这一空白并创造这个新的法理学的实体。
（二）20 世纪80 年代之后的转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变化导致欧洲穆兄会开始转型。首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伊斯兰复兴主义开始流行。其次，阿富汗对抗苏联“圣战”的胜利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都极大地鼓舞了欧洲的穆兄会。再次，埃及萨达特政权开始对穆兄会采取和解政策，穆兄会的温和派得以在埃及公开活动。最后，在欧洲随着穆斯林劳工移民的数量日益增加和家庭团聚等政策的出台，大量穆斯林开始在欧洲永久定居了下来。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西方国家的穆兄会看到了欧洲事业的可能前景，促使其将发展重心从中东转向了当地穆斯林社区。
欧洲的穆兄会人数尽管并不多，但控制着众多的清真寺或伊斯兰协会，经常组织一些公开演讲或讨论会，并安排一些活动来满足妇女和孩子的需要，比如，这些清真寺组织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宗教课。而阿拉伯国家在欧洲领事馆所管理的官方清真寺由于体制僵化，不能满足当地穆斯林的宗教需求，这也使得欧洲穆兄会在当地穆斯林社区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穆斯林学生社团年会可能吸引不到100 人，而到了1987—1988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学生社团的集会就吸引了接近2000 名学生。⑦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61.在这一阶段，欧洲各类穆兄会团体开始对分布在各地的地方协会和清真寺进行整合，以组成新的全国性联盟，以期获得更大影响力，甚至得到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比如，德国在慕尼黑伊斯兰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伊斯兰社区（Islamische Gemeinschaft Deutschland,IGD）；1983 年法国成立了伊斯兰组织联盟（Union des Organisations Islamique de France,UOIF）；1988 年，为了应对拉什迪事件，英国各个伊斯兰团体形成了英国伊斯兰事务行动委员会(United Kingdom Action Committee on Islamic Affairs)；1997 年，英国成立了穆斯林协会（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MAB）。意大利伊斯兰社区与协会联盟（Unione delle Comunità e Organizzazioni Islamiche in Italia）于1990 年成立；1992 年，瑞士伊斯兰联盟（League of Swiss Muslims）建立。1989 年，这些全国性的联合会还组成了欧洲伊斯兰组织联盟（Federation of Islamic Organisations in Europe,FIOE），这是一个全欧洲的伊斯兰组织，其主要成员有法国的UOIF、德国的IGD和英国的MAB，共计包括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26个成员，目标是“根据时代要求和欧洲现状，介绍伊斯兰教及其价值观和塑造伊斯兰文化；帮助欧洲的穆斯林履行宗教职责，保护其文化特征并照顾其社会和宗教事务；鼓励建立清真寺、学校、教育、文化、社会、休闲、职业学院、俱乐部等各类机构”；“鼓励穆斯林以符合整体普遍利益的方式积极参与欧盟框架；努力在欧洲机构和当局中实现穆斯林的代表权”。① FIOE,“Objectives”,http://fioe.org/node/173（上网时间：2018年7月27日）
（三）欧洲国家穆兄会的特点。（1）拥有众多的次级组织。欧洲国家多数穆兄会都会下设青年、妇女、教育宣传等部门，形成一个各项职能较为健全的社区组织机构，并针对不同功能建立了独立组织。比如，1990 年，UOIF 在勃艮第建立了旨在培养宗教教师的欧洲人文研究所（Institut Européen des Sciences Humaines）。伦敦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为学员们提供短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学习班。1997 年，FIOE创建了欧洲裁决和研究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for Fatwa and Research,ECFR），该组织对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提供伊斯兰法学实践方面的指导。欧洲国家的穆兄会组织还创建了各类慈善组织，如法国的巴勒斯坦团结与援助委员会（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and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e）、比利时和德国的阿克萨人道主义协会（Al-Aqsa Humanitaire）。它们甚至还建立一些金融机构，比如阿尔塔克瓦银行、费萨尔金融公司、穆斯林投资有限公司等等。（2）清真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穆兄会在欧洲的清真寺都采用所谓“paramosque”结构，②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44.即其清真寺不仅是做礼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广泛参与社区活动的中心，涵盖了研讨会、讲座、课后教育、图书馆、体育运动、女性聚会、幼儿园等各种功能。这也充分体现了穆兄会对伊斯兰教的定义，即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3）关注教育。注重教育是穆兄会的一贯方针，其提倡通过教育（Tarbiya）对成员或潜在成员进行系统培训，这也是班纳在建立穆兄会之初就提出的组织原则。欧洲国家的穆兄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安排各类讲座、研讨会，组织成员学习宣教（da’wah）和政治动员技术，甚至一些组织还有专门的教育委员会。（4）注重宣传传播工作。穆兄会早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1958 年，慕尼黑伊斯兰中心刚刚建立时就出版了《伊斯兰》（al-islam）杂志；1961 年，拉马丹刚刚抵达日内瓦时就出版了《穆斯林》（Al-Muslimun）周报；1964 年，英国穆斯林学生协会出版了《外国人之声》（Sawt Al-Ghoraba）杂志。甚至1980 年在埃及被迫中断出版的《宣教》（Al-Dawa）也于20 世纪80 年代在伦敦恢复出版。此外，穆兄会也有几个专门的出版公司，比如，位于法国的竟立公司和葛迪思公司，以及位于英国的塔哈出版公司（TaHa Publishing House）和觉醒英国（Awakening UK）等出版公司。这些公司出版的书籍大都是阐释《古兰经》、普及伊斯兰宗教和法律知识。
三、在伊斯兰社区的影响
3.人力资源过剩。目前，煤炭行业正处于发展瓶颈期，现有的经营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煤炭企业对于发展的需求。此外，煤炭企业人力资源对于企业效益与工作效益间的关系不够重视，造成二者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特别是一些大型煤炭企业有着明显的垄断趋势，依然有着国有性质，人力资源复杂，部门层级臃肿，对于煤炭企业的创新求变、加快改革进程等非常不利。不仅如此，在煤炭企业中拥有大量员工，一些身兼要职的人员并没有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产值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将其纳入到人力成本之中，造成人力资源严重过剩。
（一）欧洲伊斯兰社区的特点。大多数欧洲穆斯林属于文化学或社会学概念上的穆斯林，伊斯兰教是其家庭传统和身份来源，但不是其生活中心。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伊斯兰教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但宗教一般不对其日常生活施加影响，他们也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欧洲几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均表明，只有10%—12%以下的穆斯林会积极参与或隶属于某些穆斯林组织，这说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沉默的穆斯林大多数，他们不被任何竞争性的伊斯兰组织所代表。①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10.而且，这些伊斯兰组织依照教派、国家、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存在深刻的裂痕，即使是在同一个欧洲国家，其宗教组织也是极其分散的。以德国为例，其主流穆斯林族群——土耳其人的主要组织就有隶属于土耳其官方的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
,DITIB），属于国家愿景运动（Milli
）的米里格瑞斯伊斯兰社区（IGMG,Islamische Gemeinschaft Milli 
），属于苏莱曼运动（Suleymanly）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以及葛兰运动等等，而穆兄会竟然也有两个：主流的德国伊斯兰社区（IGD）和隶属于叙利亚穆兄会的亚琛伊斯兰中心。
（二）穆兄会的影响力。欧洲伊斯兰社区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大多数宗教团体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是有限的，不存在能够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利益的团体。只要善于宣传和造势，即使在人数和规模上不占优势的组织也容易获得社会影响力，从而成为政府的对话伙伴。
尽管在英国和荷兰等国家，宗教团体可以自行组织活动，无需政府授权，但是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几个欧洲国家，只有政府认可的宗教才能享有各种法律和经济地位，而宗教团体必须接受审查程序，确保与国家价值观的兼容性，并须与国家签署协议，以获得传统宗教团体的权利。但是，极端分散的穆斯林组织使得穆斯林在与欧洲国家政府打交道时，无法形成一个声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当政府官员寻找一个负责任的对话者时，他们发现穆斯林的声音是一片混乱，而不是一个合唱”。②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7.
对于穆兄会，除法国之外，阿拉伯人在主要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中都不占多数，因而以阿拉伯人为主的穆兄会也并非以规模见长，它的优势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穆兄会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先擎起伊斯兰复兴主义大旗的，不论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还是土耳其的国家愿景运动都是受到穆兄会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当这些运动到达欧洲以后，都自然而然地将穆兄会看作伊斯兰主义的理论权威和亲密伙伴。其次，穆兄会是最具国际化的组织，在欧洲的多数国家都设有分支，而且还建立起横跨整个欧洲的FIOE，这就使其更容易超越族群界限来代表所有的穆斯林。再次，由于海湾国家资金的支持，穆兄会始终具备充足的资金，加上其善于宣传和包装的特点，从而能获得与其自身不相称的影响力。此外，穆兄会重视对伊斯兰教义的阐释，其所属的欧洲裁决与研究委员会对穆斯林在欧洲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从而奠定了其在欧洲穆斯林中的宗教权威地位。最后，穆兄会非常善于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比如，在德国的IGD就与IGMG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英国的MAB 与伊斯兰促进会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003 年，MAB 还和左翼政党一起建立了停止战争联盟，反对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③ David Rich,“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123.
那些有伊斯兰国家官方背景的宗教机构，比如，德国的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协会、法国的巴黎大清真寺和法国穆斯林联合会等虽然规模较大，但由于体制僵化、宣传手段落后，与原籍国政权关系密切等原因，被称为大使馆伊斯兰教，对年轻人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对于许多欧洲的二代或三代穆斯林青年，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国家文化和教育影响，同父母的传统宗教文化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他们仍疏离于西方国家主流社会之外，这使得其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之中。而穆兄会强调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全球伊斯兰社区（Ummah），通过学习阿拉伯语和阅读《古兰经》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穆斯林身份认同。而且，穆兄会由于没有官方背景、宣传形式多样、宗教解释灵活，对西方国家青年穆斯林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而对于欧洲各国政府，近些年来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迫使其在穆斯林社区中寻找一个对话伙伴。首先，由于本国穆斯林人口数量日益增多，穆斯林人口的整合问题日益突出。其次，“9·11 事件”后，选择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作为对话合作伙伴来防止穆斯林社区的青年激进化，就成为欧洲各国安全机构防范恐怖主义的首要任务。此外，政治选举中穆斯林选票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也成为一些政党寻求与伊斯兰组织进行合作的动机。穆兄会则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宣传能力，把自己包装为一个既对穆斯林具有巨大影响力，又赞同穆斯林融合的温和宗教组织，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心目中的理想对话伙伴。“大多数西方新兄弟会成员没有传统神职人员的背景，但是他们风度翩翩、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流利地使用西方语言，并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显示出渊博的知识，而且他们有固定的财政和组织手段。”①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81.
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以劳工移民和家庭团聚的形式到达欧洲的，他们大都来自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文化程度偏低，并没有严格遵循宗教规范的习惯。因而，尽管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是宗教却不是彼此认同的核心，真正能体现出其身份的是民族、文化、语言等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这使得伊斯兰社区复杂而且分散，从而为穆兄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四、对西方国家定位的改变
穆兄会在传统上是反对西方的，这不仅在于它是建立在对抗西方国家侵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在于其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理性化、世俗化的价值观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穆兄会的政策又是极其务实和灵活的，这使其能够适应欧洲环境，并迅速成长壮大。
（一）传统对西方国家的敌视。班纳看到了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社会的殖民入侵所带来的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威胁，西方文明已经通过武力侵略了我们，通过科学、金钱、政治、奢侈以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入侵我们，舒适、令人兴奋和诱人。② Alison Pargeter,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p.18.尽管他希望通过复兴伊斯兰主义来对抗西方文明的侵蚀，但他又是极其务实的，并不完全拒绝西方文明，甚至乐于利用现代的组织机构及科学、媒体等手段来不断壮大穆兄会。在班纳身上，我们看到了虔诚、纯洁的宗教导师与灵活务实的政治领袖的统一。与班纳的实用主义精神不同，库特布将西方国家看作是充斥着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缺乏灵性而且道德堕落的蒙昧社会，甚至将其视为是受文化和宗教帝国主义所驱动，精心策划阴谋来毁灭伊斯兰教的，他更强调伊斯兰教与西方国家间的对抗。
（二）早期对西方国家定位的模糊。传统思想家对西方矛盾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穆兄会对前者的定位。当西方国家穆兄会的先锋们开始在当地着手建立其组织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思想矛盾过程。2006 年担任FIOE 主席的伊拉克人艾哈迈德·拉维谈到他刚刚抵达欧洲时，对西方国家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我记得当我们还是青年时，认为西方国家是坚定反对伊斯兰教的。”③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251.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穆兄会仍将自己在西方国家的停留看作是临时性的，“他们将自己在西方国家的逗留仅仅看作是一次暂时放逐，总有一天他们会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就像穆罕默德在他的故乡遭到迫害而被流放到麦地那一样”。④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29.因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避免自己受到西方社会影响，“西方社会似乎是非宗教的、放任的、宽松的，整个问题是尽一切可能保持个人的身份和穆斯林信仰”。⑤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250.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来，西方国家又是穆兄会发展的乐土。它不仅仅是理想的避难所，在这里穆兄会还可以自由地筹集资金和传播信息，而且没有其他伊斯兰思潮的竞争，当地政府也不愿干涉宗教事务，西方国家为穆兄会提供了其在任何穆斯林国家都不能享受到的发展机会。
（三）西方国家成为伊斯兰之地（Dar al-Islam）。随着穆斯林劳工移民数量日增和家庭团聚等政策的出台，大量穆斯林开始在欧洲永久定居了下来，他们也看到了穆兄会在欧洲穆斯林移民中的发展前景。但是，穆斯林定居欧洲还须突破传统神学上的禁令，即穆斯林不可以在被视为战争之地（Dar alharb）的西方国家定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兄会在欧洲举办各种研讨会，开始重新定义西方国家的概念。在1986 年的UOIF 会议上，费萨尔·阿尔·马拉维首先提出，西方国家应该被视为宣教之地（Dar al-dawa），而传统伊斯兰教义中战争之地和伊斯兰之地之分已不适用于欧洲了。在1989 年的UOIF年度代表大会上，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宣称法国应该不再被视为盟约之地（Dar al-Ahd），而应该被当作伊斯兰之地。1991 年12 月，当时的法国伊斯兰反应委员会确认了这一观点，因为在法国死去的穆斯林能够在专为穆斯林准备的墓地中安葬。之后，又有伊斯兰学者提出了穆斯林可以生活在西方国家这个异教徒的领土上，但是对他们必须追加宣教的义务。这个决定解决了穆斯林在西方国家定居的合法性问题，为穆兄会在欧洲移民中的发展确定了基础。1990 年，UOIF 由在法国的伊斯兰组织联盟改名为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nion of lslamic Organisations of France），表示穆兄会不再把自己看作临时性的存在了，而是认同自己已属于西方国家的伊斯兰组织。① Alison Pargeter,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p.142.
于是，我把这次采访拆成了几个部分，在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和他的变化之前，我想先聊聊如题的这个话题。因为，对于曾经出走葡萄酒行业的我来说，我最好奇的，是他如何这么目标明确，从未放弃过这一路的坚持！
五、对穆兄会传统信条的坚持
尽管承认西方国家作为伊斯兰之地，代表着穆兄会放弃了将西方国家看作是敌对领土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认可西方文化，西方社会基督教的衰落、价值观的丧失、混乱的两性关系仍然是穆兄会批判的主题。然而，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组织，为了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社区取得影响力，它就必须获得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认同，必须与西方社会进行妥协。
欧洲穆兄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穆斯林社区代言人的身份获得主流社会的承认，因此与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是其发展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穆兄会首先以穆斯林社区宗教保卫者的身份自居，利用宗教问题向欧洲政府发起挑战，既以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姿态为其在穆斯林社区内部赢得影响力，又给政府以穆斯林社区民意代言人的印象。
（二）对宣教与全球乌玛的坚持。随着对欧洲环境的进一步了解，穆兄会对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包容和开放态度赞赏有加，对后者的认识和观点也更趋灵活。它认为，西方人对伊斯兰教的偏见是由于其误解了伊斯兰教，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有义务帮助他们了解真正的伊斯兰。一位埃及穆兄会成员这样说：“什么是我们在欧洲背景下的角色和职责？我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坐在这里赚钱！我们的角色不仅在这里受益于设施和知识。不！我们必须使伊斯兰教义富有成果，即使这是一个非穆斯林国家。”⑤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253.另一位埃及人甚至认为，尽管西方国家仍在腐朽，但居住于此的穆斯林应努力制止其毁灭，并尽力传播伊斯兰教义。
（三）在中东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穆兄会的核心立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约旦以及叙利亚的穆兄会共组织了1500 名志愿人员参加了战斗。⑥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196.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这一强硬立场也被欧洲的穆兄会所继承，尽管这基本上都是以人道主义名义在合法范围内进行的。比如，2002年4月，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期间，MAB 在伦敦市中心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许多示威者手持真主党、哈马斯和穆兄会的旗帜；一些人甚至穿着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样子或高举在大卫之星上标有纳粹钩十字标记的标语牌，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给穆兄会带来了激进组织的指责。① David Rich,“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123.2008 年12 月,在加沙地带处于战争期间，UOIF 称轰炸加沙为“反人类的罪行”，并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和“停止对加沙的人口种族灭绝”。② Farhad Khosrokhctvar,“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France”,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142.但是，这种合法的抗议活动很容易因失控而转变为西方国家政府非常敏感的反犹主义集会。时至今日，尽管欧洲穆兄会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只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反犹主义，但是在其各类网站、期刊和会议上，仍可看到纳粹的反犹主义宣传资料。除此之外，穆兄会的金融机构则因涉嫌为哈马斯融资而被调查。比如，由优素福·纳达和IGD 前主席哈勒卜·希玛特（Ghaleb Himmat）所建立的阿尔塔克瓦银行在2001 年因为涉嫌为哈马斯提供资金而被冻结了资产。③ Picket Winston,and Mark Gardner,“The Book and the Sword: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http://www.axt.org.uk/HateMusic/Pickett%20%26%20Gardner.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27日）
六、对西方国家环境的妥协与适应
（一）对伊斯兰优越性的坚持。穆兄会始终强调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正如艾莉森·帕杰特所说，“在穆兄会的思想中，伊斯兰教是人类救赎的唯一途径”。② Alison Pargeter,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p.71.在其看来，伊斯兰文明是恒定不变的，而其他文明则是经历了上升、衰落和结束的过程。一些穆兄会成员还从西方国家近现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启迪。比如，阿尔及利亚人理查德·本纳塞这样谈到西方国家的衰落：“英国神学家威尔逊说基督会降临。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再相信它；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新月将带来对宗教信仰的渴望，只有伊斯兰教才会成功。此外，尼采的另一个作品肯定了‘战争对罗马意味着死亡，对伊斯兰教意味着和平’。这两个作品表明了今天的伊斯兰的地位……全世界都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③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247.为了证明基督教的堕落，曾担任UOIF 主席的阿卜杜拉·本·曼苏尔甚至用流行小说《达芬奇的密码》作为自己对欧洲文明的一个基本看法：“我相信，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论点是‘欧洲的身份受到威胁’的想法。对于时代，事实上，这表明天主教会在整个历史上都在撒谎。但最重要的，最糟糕的噩梦是，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一种宗教能够接管基督的遗产，这就是伊斯兰教，它拥有使非穆斯林皈依的力量、能力和可能性。”④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Roots and Discourse ,p.248.
（一）与西方国家政府关系的妥协与合作。1989 年，在法国克雷伊的一所中学里，三名穆斯林女生因为戴头巾被拒绝入学。UOIF 强势介入，一方面声援这三名女生，另一方面向法国总理写公开信，强调女性戴头巾是宗教义务。其以穆斯林宗教保护者的身份一跃而成为了法国伊斯兰教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在2004年法国政府颁布头巾禁令之后，UOIF 的表现却相当理性而克制，时任UOIF主席的布雷泽说：“头巾禁令毕竟只是局限于公立学校，而穆斯林妇女仍然可以在公共场合穿戴。”④ Alison Pargeter,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Burden of Tradition, p.148.1997 年，由激进的传教士阿布·哈姆扎·马斯里（Abu Hamza al-Masri）所掌控的伦敦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因与几个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联系而被称为恐怖主义活动中心，2003 年反恐警察袭击了该清真寺并将其关闭。2005 年，MAB 被英国政府授权接管该清真寺，现在该清真寺已经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温床转变为社区关系的典范，“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故事”。⑤ Ben Farmer,“The Finsbury Park Mosque:Radical Hotbed Transformed to Model of Community Relations”,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6/19/finsbury-park-mosque-radical-hotbed-transformed-modelcommunity/（上网时间：2018年7月26日） 穆兄会的这些表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为自身发展而与欧洲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妥协与合作，这种妥协和之前的强硬都是策略性的，反映出穆兄会一贯灵活而实用的发展策略。
为防范工程材料出现以次充好、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北海市从2017年起启用了工程检测样品唯一性标识（二维码），通过APP对钢筋、预拌混凝土、砂浆、防水卷材等主要建筑材料及构配件的取样、见证过程进行定位识别，防止出现检测样品和实际使用材料不一致或实际检测的构配件非项目所有的问题。通过检测数据客户端软件对检测机构的实验检测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控，防止出现未检测即出报告或报告与实际检测值不符的情况。
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的总体方向应该由当前的“过程导向”管理向“结果导向”管理转变。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非标准化特性又导致了由谁评价、依据什么标准评价、评价结果由谁认定等一系列难题，因而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结果导向”管理无从实施，只好回到进一步完善“过程导向”管理的老路上来。基于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以当前的“过程导向”管理为基础，坚定、毫不动摇但又积极稳妥地向“结果导向”管理转变。具体思路如下：
有的讼师也会顶他人名字出庭，但如被长官看破，免不了挨一顿打，“臀坚耐杖笞”就是如此而来。教别人打官司的讼师、代他人出庭打官司的讼棍，都要被判充军。刊刻、售卖教导诉讼书籍的，要判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球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各种法律实体，以传播伊斯兰教教法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7 年由逊尼派中最负盛名的伊斯兰学者卡拉达维领导的欧洲裁决和研究委员会和2004 年建立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协会。一般情况下，欧洲裁决和研究委员会尽可能会尊重欧洲法律，并坚持相对灵活的伊斯兰解释。对于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的两项裁决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伊斯兰教法，穆斯林不应该与西方国家银行发生业务关系，因为银行的行为是基于利息的，这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高利贷（riba）。然而，购买房屋必须要从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裁决和研究委员会判定因为买房而从银行贷款是可以接受的行为。① Ana Belen Soage,“Yusuf al-Qaradawi:The Muslim Brothers’Favorite Ideological Guide”,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22.又比如，根据圣训，伊斯兰教法规定穆斯林不能继承非穆斯林的遗产，反之亦然。然而，卡拉达维认为该传统中提到的非穆斯林是对抗性的非穆斯林，因此裁定皈依者可以合法继承其非穆斯林父母的遗产。② Ana Belen Soage,“Yusuf al-Qaradawi:The Muslim Brothers’Favorite Ideological Guide”,in Barry Rbbin Edi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p.22.但在一些情况下，欧洲裁决和研究委员会的判决与西方国家的性别平等和反对家庭暴力原则相悖。比如，卡拉达维在其著作《伊斯兰教中的合法和非法》中公开表示，当妻子显示出骄傲和反抗的迹象时，她的丈夫有权对她使用暴力，但下手不宜太重，并且尽量避免打脸。此外，该委员会还裁定，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离婚时，孩子一定要分给穆斯林父母。③ Lorenzo Vidino,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p.74.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主义思想。穆兄会在欧洲的发展一直秉承着班纳的核心理念，即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一切生活的指南。即使最知名的伊玛目卡拉达维的一些裁决上的创新，也不过是为了应对在新环境下的穆斯林生存而作出的少许解释上的调整而已。但是，也有少数思想家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当代穆斯林思想的进步。然而，由于穆兄会整体思维的保守性，这种改革主义的观点还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思想家主要包括拉希德·甘努奇（Rashid Ghannoushi）、塔拉克·奥布鲁（Tareq Oubrou）和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
编好的竹编工艺品还可以用“插花”法进行装饰，这里的“花”不是真正的花，而是不同颜色的竹篾。将这些竹篾插在成品上，可以插出各种立体的花纹和图案，如六角花、含蕊花、十字花、蝴蝶花等，大大增添了竹编工艺品的艺术欣赏价值[12]。
20 世纪90 年代定居于伦敦的突尼斯人拉希德·甘努奇是当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伊斯兰思想家之一。他寻求基于伊斯兰原则和本土文化模式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模式。甘努奇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的基本元素，如平等、自由和民主。但是，他强调这些元素都可以从伊斯兰的原则中找到，比如，他认为民主就完美地存在于伊斯兰传统的舒拉（Shura）概念中，而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元素。与激进主义者在古代典籍中寻求伊斯兰在精神上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优越感不同，甘努奇始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对西方国家和现代化都持着一种中立态度，更希望从伊斯兰教本身中找到现代化的因素。④ Azzam S.Tamimi, Rachid Ghannouchi:A Democrat within Islam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74-78.
线路发生故障时最理想的情况是由线路保护动作切除故障，将停电范围尽量缩小。本文从短路计算模型出发，分析了距离保护和零序保护在高阻接地情况下的动作特性，并以一起高阻接地跳主变的事故作为案例分析，找到了距离保护在高阻接地情况下不能动作，零序保护因零序电压小不能开放以及主变中性点运行方式不完善等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论证了高阻接地跳主变的原因。并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配置光纤差动保护、改善零序保护动作特性、考虑主变中性点运行方式等改进措施。
UOIF 的著名神学家、波尔多清真寺的伊玛目奥布鲁则是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奥布鲁认为，要解决伊斯兰教融入法国这样的世俗民主环境的问题就必须将其相对化。他认为，神学是沙利亚法的基础，必须将规范维度置于神学范围中，将其最小化。并且，他还认为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阐述可以有更广泛的自由意志，允许偏离实质文本的限制，以达到跨文化和历史的综合。他同时指出，要将伊斯兰教的规范带回到道德层面，在沙利亚法和法律之间进行区分。⑤ Khosrokhavar,Farhad,“Reformist and Moderate Voices in European”,in Shireen T.Hunter Edited,Reformist Voices of Islam:Mediating Islam and Modernity ,Armonk,NY[etc.]:Sharpe,2009,p.260.
2.寒山诗的文化特征：寒山诗融合了中国儒释道多重文化，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著名学者钱学烈指出，寒山诗熔铸了儒、道、释三大哲学体系，是作者百余年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他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由佛入禅，这一新路历程的形象反映。她把寒山诗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和禅佛诗，并认为自叙诗和风俗诗，大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隐逸诗则浸润老庄，颇俱仙风道骨，是艺术水平最高者；禅佛诗为释家禅林称道，至有“诗僧”之名。[7]
当代最具影响的改革派思想家当属塔里克·拉马丹了，他既是哈桑·班纳的外孙，也是赛义德·拉马丹的儿子。拉马丹的思想颇具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沙里亚法应该适用于欧洲的穆斯林社区，要求穆斯林忠于基本的伊斯兰教义；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欧洲的穆斯林应该在坚持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成为欧洲公民。许多改革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以舒拉、共识的概念对伊斯兰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并边缘化某些不合时宜的经文。但是，拉马丹却强调在欧洲的环境中，穆斯林应该重返经典，重新进行阅读和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去改变经典，而是以新的观点重新解读。① Khosrokhavar,Farhad,“Reformist and Moderate Voices in European”,in Shireen T.Hunter Edited,Reformist Voices of Islam:Mediating Islam and Modernity ,p.255.拉马丹的思想为在现代化和伊斯兰之间无所适从的西方国家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身份选择，即成为一个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拉马丹认为自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奥利维尔·罗伊所说的新原教旨主义者，② Roy,Olivier,Globalized Islam: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46即主张在剥离了伊斯兰教本身的地域特点和文化背景后回归先知时代，这种跨越了民族和文化的宗教主张当然也是全球化的，恰恰与现代的全球化特点相吻合。
纵观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采取了灵活实用的策略，比如，将西方国家看作是伊斯兰之地，对伊斯兰教法进行重新阐释以适应欧洲法律，甚至有部分思想家提出改革主义观点。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对其自身的核心信条却从未放弃，它始终坚信伊斯兰的优越性，号召穆斯林恪守伊斯兰价值观，强调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全球乌玛，坚持在中东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些都使其难以真正获得欧洲社会的信任，甚至给其带来了强烈的批评，成为其融入欧洲社会的主要障碍。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欧洲的伊斯兰组织与运动研究——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项目编号：2015ZX043）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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