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把握现阶段我国腐败的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腐败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从战略上把握腐败的特点，不是指从微观上、个案上，而是指从宏观上、从腐败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系上来把握腐败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及其重大影响。在现阶段，能否这样认识问题，关系到能否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进行反腐败斗争的自觉性。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点一，从腐败自身的活动状况看，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现阶段的我国腐败呈高发蔓延态势。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就其产生的原因来讲，利己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和权力制约机制缺陷是两个必要条件。而腐败的高发蔓延，客观上需要利己主义思想恶性膨胀和权力制约机制出现缺陷的环境，主观上则由于反腐败主体反对腐败不力。纵观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各国腐败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大凡具备这两个条件者，腐败必呈高发蔓延之势。
当今中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客观上存在着上述导致腐败高发蔓延的两个条件，从而造成今天腐败现象难以遏止的局面。
第一，在客观上，这个阶段具有利己主义思想大量滋生和权力机制缺陷甚多的环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着利己主义思想的存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是生产力水平不发达。这决定了现阶段私有观念在社会上的广泛存在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为适应生产力水平并为发展生产力而确立的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则为私有观念的广泛存在提供了制度基础。至今尚存的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广泛影响更进一步强化了私有观念存在的根基。这无疑为利己主义思想的大量滋生准备了广泛的基础。二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现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这使我们能够吸收借鉴到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但同时也使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渗透进来。特别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这必然诱发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批意志薄弱者思想深处的私有观念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利己主义思想的大量滋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也有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着权力机制存在着大量缺陷。一是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的相对分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的民主还只能以间接的形式为主，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6 页）也达不到“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的理想境界。中国近13 亿人口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只能将权力交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两权分离”的结果既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所有者保持一致，也有可能发生背离。一旦国家权力脱离人民的控制，就会变成少数人谋私的工具。二是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乏力。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保持二者一致性的前提是有强有力的权力约束和监督体系。这种体系必须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等因素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规范的而不是无序的、强制的而不是自愿的实施，不能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变动而变动。而在现阶段，虽然我们已有一套庞大而且成套的权力约束和监督体系，如人代会、纪委、监察、检察等部门，但由于这些机构处于附属地位，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由于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还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权大于法的干预，关系网的阻挠，上述部门程度不同地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三是体制转换的影响。我们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而同一时期由于具体政策制度的制定滞后于改革开放步伐而形成的“时间差”造成了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的不完善，这使工作中存在大量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这种过分集中的权力和残缺不全的机制相结合，就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第二，在主观上，反腐败主体疏于反对腐败。具体表现为：少数担负着反腐败领导责任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反腐败工作缺乏积极态度个别人甚至自身不正。如果说前述客观原因为腐败的滋长蔓延提供了条件，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的话，主观原因则使这种条件得以充分利用，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有些地区和部门从本位主义出发，对反腐败斗争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措施态度消极，贯彻不力，力度不够。有的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反腐败斗争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必然影响经济发展，谁抓反腐败谁吃亏。有的把生产力不发达作为产生腐败的唯一原因，主张用发展经济代替反腐败斗争，看不到腐败对党和国家现实的巨大危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腐败问题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时迫于中央的决定和群众的呼声不得不抓一下，也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二是少数担负着反腐败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自身不正。由于他们自身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必然对本地区本单位发生的腐败问题不管不问，甚至徇私枉法，带坏当地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纠合在一起，成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
特点二，从腐败与党和政权的关系看，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都处在巩固过程中，极易受到腐败的侵蚀。
到世纪之交，我们党已经执政50周年。同建国初期相比、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空前巩固。同时，必须看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今天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及人民政权的巩固程度距离高枕无忧尚有相当漫长的路程要走。对此，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针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他提醒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 页）如果说革命领袖的谆谆告诫还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在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执政数十年之久的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诺骨牌般的崩塌，则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的大课。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历史周期律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搞得不好，同样避免不了覆亡的悲惨命运。
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由于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资源、由于权力的二重性特点，本身就容易滋长腐败。而处于巩固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由于下述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第一，苏东剧变的强大冲击。苏东剧变无疑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是，不能把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划等号。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伴随着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党内相当数量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动摇，这对他们的行为选择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第二，我们处于一个独特的国内环境中。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拥有2000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受思想政治方面封建残余的影响，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诸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主要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页）二是建国初期适应学习苏联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我们也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套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进行相应的变革，致使权力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在严重制约经济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腐败的大量滋生。三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如果说执政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的话，那么发展市场经济又是对我们党执政的严峻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无疑是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势必严重地侵蚀党内生活，冲击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第三，我们党自身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干部队伍结构发生新变化的时期。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基本退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初参加工作的，也将逐步离开工作岗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在充分肯定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必须看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有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还不够了解，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有的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甚至分不清基本的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使我们党难以应对国内外环境的严峻挑战；难以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难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提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其深刻性正在于此。
特点三，从腐败与国内环境的关系看，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相当繁重、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比较突出，腐败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呈现剧烈变化的局面，造成并将继续造成各种利益群体及利益关系的剧烈变动。在此过程中，一个必须做好的工作就是坚决遏制腐败的蔓延，防止它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这是我们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首要前提。腐败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其理由如次：
第一，从腐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改革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其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但如何扫除？手段只能是通过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借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的改革由其性质所决定，其价值趋向就是通过改革调整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切实的物质利益。否则改革不仅方向错了，而且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使改革最终陷于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虽然从总体上来讲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普遍提高，但是改革的进程造成了至今的改革只是解决了外围性的、显层次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人民群众支付了改革的大多数成本，而相比之下，他们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利益。在改革进入核心性的、深层次阶段之时，如果放任腐败的继续滋长蔓延，实际上就是允许权力行使者截夺本该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后果不仅仅是与我们改革的初衷相背离，造成改革的最终流产，而且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进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从腐败与发展的关系来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发展观应是这样的：从横向来讲，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纵向上来讲，不是短期行为，而应是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而腐败对于发展的危害性在于它不仅使改革陷于失败而最终阻滞发展的进程，而且直接作用于发展的具体层面，使发展背离上述的发展观，成为一种片面的、暂时的发展。具体说来，由于腐败的蔓延，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持久进行，而且直接破坏政治环境，消蚀主流文化，毒化社会风气，使社会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腐败可使当权者因照顾一时一地的利益，牺牲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在发展问题上搞短期行为，以损坏和破坏性的资源利用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利益，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从腐败与稳定的关系来看，上述情况表明，腐败通过损害改革，影响发展，影响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从物质基础上破坏社会稳定。此外，腐败对于稳定的重大影响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腐败消蚀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基础上破坏社会稳定。邓小平一再指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腐败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消蚀作用体现在，蛀毁社会主义大厦，导致人们丧失对社会主义的精神信仰；削弱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的领导作用，导致人们失去对党的信任；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最终使人民民主专政发生变质；消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影响力，导致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难以落到实处。二是腐败败坏党群关系，从群众基础上破坏社会稳定。目前，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同时，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种负担过重，在全国尚有千万余人口未能脱贫。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是党和政府的关心。正如邓小平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但是腐败的蔓延侵犯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蔓延的结果，必将使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三是腐败毁掉大批领导干部，从组织基础上破坏社会稳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作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肩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历史重任。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他们的状况如何直接从组织基础上影响社会的稳定。而腐败的滋生从党的整个事业看是以牺牲一批干部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惩治，其直接后果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深的层次上带坏更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当年执意要处决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战功的腐败分子刘青长、张子善，其着眼点正在于如何更好地拘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他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苦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此时此刻，重温这段话， 我们可以得到很深的历史启示。
特点四，从腐败与国际环境的关系看，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呈增大趋势，腐败容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社会基础。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将长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渗透的压力。这一方面是由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天然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是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斗争的必然反映。世纪之交，这种压力由于下述因素所决定呈增大的趋势：一是苏东剧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人权”等问题对我国的渗透明显地加大了力度；二是由于我国改革和发展处于攻坚和关键阶段必然带来的诸如贫富分化加剧、国企经营困难、下岗职工增多、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这使苏东剧变造成的党内信仰迷失又进一步加剧；三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所决定，在雄厚的物质基础支撑下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两种思想体系的交锋过程中容易抢得先手和市场。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许多党员干部转而迷信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及其它的错误思潮。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的高发蔓延极易成为上述问题恶化的催化剂，使上述局面变得不可收拾，直接充当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社会基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腐败的高发蔓延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借口。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讲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不相容的。如果腐败持续高发蔓延，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苏东剧变和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为他们策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口实。尽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这个口号在当时也确实使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干部卷入政治动乱之中。这是一个至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腐败的高发蔓延直接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可资利用的社会基础。这一点，苏联剧变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据报道，苏联剧变后最大的赢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四分之三的所谓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三分之二的富翁，都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的官员。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过去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的侵吞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取得的东西。所以说，尽管在前苏联剧变中点燃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对于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来说正中下怀，所以他们乐得一呼百应，顺水推舟。这样不仅能够继续做官，还可以更快发财。（转引自《干部视界》1999 年第1期）西方敌对势力某种程度上正是利用这点，完成了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这又是一个至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发入深醒地指出：“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这正是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的深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