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论文,东晋论文,南朝论文,社会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2;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4-0427-04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江南的开发，在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皖南的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这一问题，前辈时贤略有涉及，但仍有探索的余地。诚如卞孝萱教授所说：“六朝社会状况与地区开发，等等，都还研究得不充分，而又不能不去做深入的探讨”。[1](P9)比如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三吴经济区”部分，亦没有介绍皖南经济。就此，笔者发掘了一些史料，提出初步看法，以就正于方家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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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农业领域。农业发展了，社会经济也就日渐繁荣。况且东晋南朝江南的开发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先导的。本文依据皖南的自然地貌，分别从沿江平原、丘陵岗阜、皖南山区进行考察。
沿江区。皖南旁江一带，本是江水宣泄之地，地卑蓄水，湖泊较多。当涂东南有丹阳湖，周回三百余里。宣城北有青土湖。“芜湖”原非聚落，而是鸠兹邑附近的一个古代湖泊，“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因以名县焉”。[2]（卷46）湖水弥漫，土地肥沃。自孙吴立国江南，于沿江要地、古丹阳湖区（注：今江苏高淳、溧水和安徽当涂、芜湖、宣城诸县之交，地当水阳江下游，古为丹阳湖区。）积极经营，大兴屯田，从此本区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战乱频仍，北人南徙浪潮不息。东晋政府于是在皖南沿江一带设置侨郡县，安置这些移民。先后设立了襄城郡、庐江郡、淮南郡、上党郡等，主要分布在今青阳、当涂之间的近江地带。这些侨郡县随设随撤，移动频繁，晋宋后只有淮南侨郡固定下来，成为建制。宋时淮南郡领县6，户5362，口25840。[3](P1034)襄垣为其中一县。襄垣县侨置在芜湖，分割芜湖为实土，治今芜湖市，居住着山西上党的侨民。刘宋泰始二年(466)爆发的“义嘉之乱”，是宋明帝和他的侄儿子勋的皇位之争。子勋发兵东下，其将刘胡驻军鹊头（今铜陵市）。《宋书》卷八四《邓琬传》：“初，淮南定陵人贾袭宗本县已为刘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为司徒参军督护，使还乡里招集”。按定陵县本属豫州襄城郡，东晋为之侨置定陵县（今青阳县东北），“后割芜湖为境”，[3](P1034)（注：学界多认为，由于私家分割、民众脱籍等，《宋书·州郡志》中著籍户口数低于实际户口数。）成为淮南郡的属县。这位在地方上颇具影响的贾袭宗可能是侨流后裔。此外，谯郡桓彝扶母携弟南渡后卜居宣城郡宛陵。《晋书·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宛陵。桓彝死于苏峻之难，也归葬宣城。光绪《宣城县志》说：桓彝葬于城北五十里符里镇，地当今芜湖县花桥镇东门渡。我们知道，东门渡一带河汊纵横，毗邻古丹阳湖。桓彝第四子桓秘罢官后居宛陵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4](P1947)这里田系指生产粮麻作物的水旱田地，园系指果园蔬圃等。陈寅恪先生说：“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5](P2)证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在东土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谯郡桓氏在宣城建立田园别墅，“殖产兴利”，进行经济开发了。
总之，南下的北方侨民不仅给当地提供劳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从而加速了皖南沿江经济的开发。再加上东晋政府对待侨流的政策：建立侨郡县，承认流人为侨人，给予侨民以持白籍、免除税役的权利。皖南沿江经济文化因此迅速发展。[6]到梁代，姑孰附近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7](P83)一派田美土肥之象了。
丘陵岗阜区。东晋咸和二年(327)，庐江何琦因苏峻之乱，“居于宣城阳谷县，事母孜孜，朝夕色养，常患甘鲜不赡”。[4](P2292)考何琦这批江北人的新居地，当今南陵县大工山界。[8]（卷5P10）《晋书》说何琦“不营产业，节俭寡欲，丰约与乡邻共之”。可知是以乡族为主的垦殖单位。《晋书》又说：“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按文脊山位于今宁国市山门乡，此处冈峦起伏，广袤数十里，“中多平野”。民国《宁国县志》卷十一《人物志》谓瞿硎“魏之故将”，则知瞿硎当在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南下的。这位瞿硎在文脊山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或者象河内轵县人郭文“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4](P2440)或者像何琦那样以乡族组织为垦殖单位。或者像谢灵运役使奴客，凿山浚湖，伐木开径而垦辟田畴。史籍无证，也就无从考索了。不过，“瞿硎石室”现为宁国一方旅游名胜，第一个开发山门乡的当为东晋时代的瞿硎。
从何琦、瞿硎二例看来，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南下人口避开沿江膏腴之地，逐空荒而居，不与当地土著发生经济利益的冲突。其次，北来侨民多种旱田，水稻耕作一时还未能适应。因此，他们多向江南的岗阜地区发展，种植麦菽。而皖南麦菽的引进和推广又促进了低山丘陵的开发。谢眺《赋贫民田》：“黍稷缘高植，穱稌即卑盛”。[9]（卷3）即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
皖南山区。万山攒聚、川谷崎岖的新安郡，也有北方侨流进入。如程氏“伯符四十五世孙元谭，东晋初由东阿来守新安，居歙之黄墩，为程氏新安始迁祖”。[10](P823)北方鲍、黄、俞、戴、胡、闵、郑、余诸氏也于东晋南朝携子孙徙居新安。罗愿《新安志》卷八《叙仙释》：“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赵郡，典午世东迁，遂为新安人。父玮仕梁为员外散骑常侍”。则知赵郡李氏亦有一支迁入新安。《晋书·地理志》记载新安郡户五千，《宋书·州郡志》记载新安郡户12058，可见刘宋大明八年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241%。论者咸谓，晋代北方大乱，迁入徽州的中原人士较多，徽州才真正进入较大规模的拓垦发展时期。
屯溪盆地是徽州最大的山间盆地，地平土沃，水利便通，易于开发。著名的鲍南堨（东晋咸和二年建）、吕堨（梁大通元年建）都是引丰乐水以资灌溉，保障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丰乐河流经岩寺镇。“吕湖在丰乐水之左，居镇东北隅。东距堨田，西至朱方，南据湖村，北底厚美，周环十余里。自湖蜃见毙于吉阳滩而湖淤。仍一水泓然，长注如练”。[11]（元集）所云“湖蜃见毙于吉阳滩而湖淤”，指梁、陈之际的程灵洗（514-568年）射杀吕湖蛟，此事极易使人联想晋人周处于荆溪斩蛟。罗愿《新安志》卷三《水源》：“黄墩湖在县西南四十五里，阔二十余丈，长三百步，众水所潴。湖旧有蛟。湖侧居人程灵洗者，好勇善射。夜梦白衣道士告曰：吾数为吕湖蛟所困，明日当复来，君能见助，当有厚报。灵洗问：何以为识？道士曰：束白练者，我也。许之。旦日率里中少年鼓噪于湖上，倾之波涌，大声如雷，有二牛相奔触，其一肩白者甚困。灵洗射黑牛中之，俄而阴晦廓然，湖水皆变。明日有蛟死于吉阳滩下，吕湖由是渐塞”。古人迷信，认为山洪水灾都是蛟龙所为。程灵洗射杀蛟后，“吕湖由是渐塞”。明修《程朱阙里志》又说：“自湖蜃见毙于忠壮公，而湖淤为沃壤”。[12](P69)如此，上引史料剔除怪诞不经成分，完全可以解释成程灵洗率领里中少年略湖为田，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湖田土壤肥沃，又接近水源，便于灌溉，有利于水稻高产。史言“程灵洗性好播殖，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7](P173)也许，程灵洗有鉴于岩寺周围平川耕垦殆尽，才有开拓湖沼滩地，截湖泄水，开垦湖田的活动。
皖南人民的经济活动尚有渔业、狩猎业，这也是东晋南朝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13]从事鱼捕业主要在沿江水网地带。《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池州……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鱼美，故封其水为贵池。今城西枕此水”。反映这里以产鱼出名，从事狩猎业主要在山地丘陵。刘宋时宣城怀安人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太守范晔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为皇子，出运长为射师”。[3](P2317)怀安县即今宁国市，境内多山，杨运长因为“善射”而充当吏役供官府驱使。笔者推测杨运长“素善射”，可能早年以打猎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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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先看手工业。
冶铸业。皖南矿产资源丰富，以铜、铁等金属矿产为主，先秦时期已为我国最重要的铜冶炼地区之一。汉代著名的“丹阳铜”集中在古南陵及其沿江周县，即今铜陵、南陵、繁昌、贵池等地。东晋南朝时期，梅根冶（今池州市贵池区东北）一直是江南两大冶铸基地之一（另一处在今湖北武昌东南）。梅根冶既能冶铜，又能炼铁。并且号称“钱溪”，以铸造钱币闻名于世。三国至隋唐，皖南沿江一带炼铁业颇为发达。各冶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的生活用具与生产工具。当时重要的手工业，是由封建政府掌管着的。官府作坊在自给之余，也常常出卖生产品，这本是汉代原有的办法。
砖瓦烧造业。乾隆《太平府志》卷十三《古迹志》：“七矶官窑，在（芜湖）县北十五里。六朝都石头，于此烧造城砖，有窑基五，土人时掘地得砖”。1976年在今马鞍山市区一座东晋砖室墓中出土“东晋孟府君墓志铭”。该墓志铭为印有粗绳纹的青灰砖，砖面经打磨后刻有志文，写有“泰元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晋故平昌郡安丘县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14](P258)按泰元元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这种粗绳纹的青灰砖，是否出自芜湖七矶官窑？姑存俟考。
麻织业。东晋南朝人平日衣着以布为主，当时所说的布，主要即指麻布。皖南历来是苎麻的重点产区，麻织业成为本区纺织业的特色。麻织品白苎布“质如轻云色如银”，[3](P636)制成衣袍轻爽透气，刘宋时沿江姑孰已盛产。到唐朝时候，皖南地区还以麻布为主要贡品。如新安郡贡苎布15端，宣城郡贡白苎布10匹。这些地方在南朝时，麻织业自然是发达的。
竹木器加工业。皖南山区竹木资源丰富。南齐永明年间，“歙令仲文秀，令民先输六尺簟，为沈约所劾”。[15]（卷7职官志）（注：齐永明八年至十年，沈约为御史中丞，所以有弹劾之事。上引方志将歙令仲文秀放在梁代，恐误。）细竹席称为簟，是富家的常用物品。东晋大士族太原王恭标榜“身无长物”，“长物”就是六尺簟。这种供人坐卧的细竹席，多来自民间手工业者之手。唐代，新安竹簟成为贡品。除此而外，皖南的麻纸生产也颇有名，是南方造纸业中心之一。这就为唐朝初期“纸中之王”宣纸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其次考察商业。当时，郡县所在地是贸易的集中点。史言新安郡有“郡市”。集市一般设在县及县以上的城池内或城郊，是城乡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内设邸店或店肆。交易的货物，主要是粮食绢布一类生活必需品及地方土特产品，竹木、樵苏、瓜果、蔬菜也是集市上的大宗商品。姑孰是淮南侨郡的治所，西北方向的采石矶又是自淮南进入江南的渡江津要。由于近在建康肘腋，梁代宰相徐勉的儿子在此只能买得“舄卤之地”。可知这里是官僚贵族的聚集地。我们知道，城市形成、发展与商业、手工业密切相关。《资治通鉴》卷九三晋成帝咸和二年十二月胡注：“姑孰临江渚，舟船所凑，晋积盐米于此”。《太平寰宇记》卷一零五《太平州》引《江源记》：“姑浦口南岸立津关，讥行旅”。按《江源记》为唐以前古书，所言可信。加之本地又以产白苎布而著名，则姑孰一地，得交通之便，有利于商旅往来，物品集散，已经成为商业口岸。
贩运贸易是东晋南朝商业的一个特点。东晋刘胤领江州刺史，派属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4](P2114)其商船在长江往来穿梭，络绎不绝。《梁书》说张率为新安太守，“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既至，遂耗太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从新安郡至吴郡，一般循水路，经建德、桐庐、富阳至钱唐，再北上走运河古水道。张率家僮于路上“遂耗太半”，仅有三分之一的米运抵吴郡。也就是说，二千石米当作为商品进入沿途市场。又一位新安太守王实，“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16](P623)也是通过长途水运转贩，利用商品的地区差价，牟取暴利。
东晋孝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负茗而归”。[17]（卷7）我们认为，宣城人秦精经常出外采摘野生茶树，不只是为了自己饮用，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东晋以后，饮茶在南方蔚然成风。人们普遍采摘野生茶作为饮料，市场上也有了茶叶出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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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原本落后，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沿江平原已接近江东开发最早和最富庶的三吴地区，融入了长三角。中部宣城郡经济发展水平虽低于三吴地区，但到南朝晚期号称“近畿大郡”，[18](P778)达到中等程度。青弋江与句溪（今水阳江）是郡中两大交通干道，由南向北连接郡中各县，而在芜湖附近注入长江。安吴、泾县、宣城分布在青弋江流域，宁国、宛陵、浚遒分布在句溪流域。地方上创建县级行政机构，大致表示该地开发已经达到一定标准。我们知道，泾县、宛陵、宣城都是汉旧县，安吴、宁国二县孙吴设置，浚遒，东晋侨县。宣城情况有点特殊，虽是西汉旧县，但东汉撤消，孙吴又复置。从县邑建置的情况看来，青弋江、句溪流域自汉代以来已有开发，而不是进入东晋南朝才得到开发。但从这两条河川上的交通量不及吴会地区水道的繁忙，可见物产不丰，地僻人稀。[19](P61)南朝时期，宣城郡还有因争讼抛弃的“闲田”，[18](P319)这也自然比不上吴会地区的“膏腴上地，亩值一金”。再往南到新安郡，也仅仅是沿着新安江水系的狭长盆地，山区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如歙县呈坎）得到开发。广大的皖南山区开发未遍，深山密林，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一些“山谷深邃、舟车莫通”的深险之区，常常成为逃亡者的去处。总之，皖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向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于唐五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