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关系论文,罗香林论文,史和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3)05-0108-09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人，是20世纪中国一位著述颇丰的 史学家，一生对客家学、谱牒学、民族史、唐史、香港史、中外关系史、华侨史等都有 精深的研究。仅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方面，就有专著十余部、论文近百篇。但由于众 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大陆学界对罗香林在此领域的贡献所知甚少，所以笔者不 揣浅陋，撰写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罗香林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主要成果
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由来已久，就笔者所见他在这一方面最早的文章是于192 8年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自汉到唐南洋事业》。40年代他任广东省文理学院校长 时，主张“加重中西交通史、及南洋史地等课程”，“而于所授隋唐五代史及史学方法 等，亦每举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诸关系，为学子探讨参证。”[1](P67～68)居香港时又 “以中国南方之海上交通及其文化发展为研讨重心”，[2](P52)可见他对中外关系史研 究一贯重视的态度。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对中外关系史上宗教传播问题的研究
罗香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即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开始关注佛教问题。据他晚年的 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开设有“高僧传研究”和“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虽然“因为 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多，所以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又因其每讲都有新的阐发，所以学生也 津津有味。”[3](P17)另外，罗香林自己信仰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的历史也有较深的 研究。在这两种宗教之外，罗香林还旁涉伊斯兰教与真空教，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现 大致概括如下：(1)佛教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其传播史多为学人所重。但 罗香林认为“无论其自印度传出之佛教流别，与其艺术作风，本自有其原先之殊异；而 其中途所受别种文化之混合，与入华传播所受各地历史与环境之影响，亦各有若干后起 之殊异。”[4](P2)所以“除为纵式之研讨，以究其时间演变之所因外，而并宜为分区 研讨，以究其空间播荡所届者也。”[4](P1)因此他悉心收集有关交广道佛教传播的资 料，并考察其沿途之遗迹与文物，先后写成：《关于牧原和尚的年代问题上邱荷公先生 》、《禅宗与曹溪南华寺》、《旧唐书僧神秀传疏证》、《广州光孝寺古遗——诃梨勒 树与菩提树考》、《六祖慧能与广州光孝寺关系考》、《唐相国房融在粤笔受大佛首楞 严经翻译考》、《广州光孝寺唐代悲心陀罗尼经幢考》、《唐时往来南海之高僧义净不 空等与广州光孝寺之关系》、《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佛教各宗派之关系》、《交广道之中 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与艺术之新的发现》、《广州光孝寺唐代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考》 、《摄论宗传授源流考》、《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玄奘法师年代考》、《桂林石 刻晚唐贯休所绘十六罗汉像述证》、《南宋至唐广州光孝寺与禅宗之关系》、《广州光 孝寺唐代木雕小型罗汉等像考》、《交广道之中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艺术》等论文。
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罗香林还著有《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和《唐代广州光孝寺与 中印交通之关系》两部专著。前书主要论述“唐代桂林之佛教造像，其传播史实、与造 作景况、艺术作风，及现存状态、与所属系统，及应有地位”，[5](P76)“并附论其与 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与其自成系统，而克与西北各地佛教造像相提并论之特征。”[5 ](P7～8)后书探讨自印度由海道入中国的佛教，举凡佛经翻译、宗派构成、植物传播与 赴印高僧等史实，皆有相当严谨的考证。“其中所考《首楞严经》之翻译底蕴、与诃子 树移植之关系等，亦深为佛学界南怀谨、及日本石田干之助教授等所推重。”[6](P38)
(2)景教研究。罗香林对于唐元两代的景教用力最多，先后写成的论文有：《景教徒阿 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造颂德天枢考》、《景教与中国文化》、《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 刻与景教之关系》、《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不祀祖关系》、《景教入华及其 演变与造物特征》、《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吕祖与景教之关系》、《 唐代景教之传入、发展、与遭禁》、《中国族谱所记基督教之传播与近代中国之关系》 、《唐岭南道之景教传播》等。
此外，罗香林还著有《唐元两代之景教》一书。“此书关于唐代之景教部分，收论文 五篇，皆为著者悉心研究而有新发现者，其中尤以《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造颂 德天枢考》一篇，证明唐高宗时由波斯入华阿罗憾即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述之 僧首罗含，为石田干之助等教授所特别推重；《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一篇 ，则为英国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李约瑟教授所特别重视。其关于元代部分，则收 论文两篇。其中附录之《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迹记》，亦为前此中文所未有者。”[6]( P39)
(3)伊斯兰教研究。罗香林著有《历史上伊斯兰教徒的贡献》、《宋代广州之回教》、 《唐宋时代广州之回教》等文章。以广州的伊斯兰教为中心，论述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 展。并利用族谱资料，对若干与伊斯兰有关的家族进行了考证，如证明蒲寿庚家族即属 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系统。
(4)真空教研究。罗香林著有《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西亚之真空教》一书，主要论述真 空教的“信仰内容，与其创立及传播之史实，及有关人士之传记，及其重要经典，与其 功能或影响”。并在“搜集真空教在南洋发展之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了“真空教得以 在赣南创立及其所以能在南洋传播诸问题”。[7](P6～8)
可见，宗教问题是罗香林长期关注的对象之一，他在这一领域内留下的四部专著和数 十篇论文，为其在宗教传播研究的学术史上奠定了应有的地位。
2.对中外关系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
不容否认的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确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显著作用。所以，研 究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解读其时代的一个重要密码。罗香林的研究 也不例外，对重要人物的探讨在他的著述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主要有：
(1)蒲寿庚研究。昔日人桑原骘藏著有《蒲寿庚考》一书，“条达通行”，使得“蒲寿 庚事迹遂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罗香林认为其书“阙略之处，亦多可为补充或更正者 ”。[8](2)他遂根据《蒲寿庚家谱》等稀见资料，参证各种文献，著有论文数篇：《蒲 寿庚考证导论》、《蒲寿庚家族与回教关系考》、《蒲寿庚家族之文学渊源》、《蒲寿 庚子孙考》、《蒲寿庚家族与回教关系考》。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又写成《蒲寿庚研究 》一书。该书详细论证了“蒲寿庚之家世源流与史实关系，宗教信仰，家族之演进景况 ，学术文艺等”。[8](P235)书中所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比日人桑原骘藏所撰之《蒲寿 庚考》为多，并对其观点多有发展。“日本《东方学》第二十二期，有石田干之助教授 书评一篇，推崇备至。”[6](P38)
(2)孙中山研究。罗香林认为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那更是集古今中 外的思想而为一种融合后的创进”。[9](P2)另外，在国外孙中山先生“有无数战友， 受他这种精神的感召，而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前途的福乐，乃至中国文化的发扬，为中 西文化的交流，而自愿努力而协助中国的进步”。[9](P3)因此，罗香林著有论文数篇 ：《国父与美国威尔逊总统》、《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喜嘉理牧师之关系》、《国父与威 廉博士》，此外还有专著一部——《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在上述著作中，一方面表现 孙中山先生的伟人形象，一方面论述欧美国际友人与孙中山之间的交往、友谊，他们对 孙中山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3)梁诚研究。罗香林先后发表的论文有：《清末驻美公使梁诚在中美关系与教育发展 上的贡献》、《梁诚的晚年与其家属及所遗文件》。并著有《梁诚的出使美国》一书， 论述“梁氏在交涉退回庚子赔款的多出部分，及清末民初以此款办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和梁氏对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10](P3)此外“梁氏的出使美国，更曾做过一件 间接与中华民国的创立有很大关系的事，那就是交涉赎回兴筑粤汉铁路的权益”，[10] (P31)书中对此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
(4)容闳研究。著有论文多篇，如《容宏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容闳与中西文 化之交流》、《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等。论述容闳在中国文化 教育现代化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5)傅秉常研究。论文有：《在广东任职时期的傅秉常》、《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的外交 发展》、《傅秉常先生自欧返国前后》，并著有《傅秉常与近代中国》一书，论述其在 外交上“抵抗侵略、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争取适以平等相待的与国，以提高中国在国 际上的地位”[11](P38)等方面的努力。
此外，罗香林对刘永福、陈璘、冯子材等也有一定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
3.对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
罗香林“自民国四十年秋，受香港大学聘授中国历史，即以中国南方之海上交通及其 文化发展为研讨对象。”[2](P52)“顾自道光末，香港为英人接管，悉力经营，其地位 更重于澳门，而文化之交流枢纽，亦遂移归香港。”[2](P52)所以他在香港时期，便致 力于香港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著有论文多篇：《香港西医书院在科学与医术上 之贡献》、《屯门及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王韬在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 、《王韬与西士在学术上之观摩》、《中西文化之交流与香港学术文化之发展议》等。
另外罗香林还有专著两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和《香港与中西 文化之交流》。两书均有英译本，分别为：“HONG KANG AN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BERFORE 1842”和“HONG KONG AND WESTERN CULTURE”。
前书详述了香港之海湾、特产及其前代隶属，屯门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宋王台与宋 季之海上行朝，香港村与九龙新界之香品种植与出口，狮子岭与清初香港九龙新界之迁 海与复界，锦田之力瀛书院及香港九龙新界之旧日文物等问题。对于香港之地理概况、 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等皆有详细的论证，成为古代香港史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性著 作；后书对“以西洋文化，经此融会，而传之内地，如曾居香港之国人如王韬、容闳、 与何启等之言论主张，对清季之深刻影响。与夫在港西士，如理雅各之译中国文籍，曾 为促进西欧之汉学研究。甚至如自港返英之署理港督宝灵于其国内，陈述中国科举考试 之利，终以促进英国建立员吏制度。”[2](P52)等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物、事件，均有详 尽的考证。“故出版未几，日本东洋大学教授兼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教授即专程 至港，商请译为英文由‘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于1963年出版。1964年复由夏威夷大学‘ 东西中心出版社’出版行世。”[6](P39)
二、罗香林对于华侨史的研究及其主要成果
华侨史与中外关系史密不可分，故近世治中外关系史之学者多有兼涉华侨史者。罗香 林为客家人，客家人历史上多有出洋者；他又以专治南洋史地驰名，故他在治学中涉及 华侨史，实在情理之中。是故罗香林以“华南人士，早经营南洋群岛，巨功伟绩，不可 无所表述，乃为搜集华侨殖民史料。”[12](P2)经过长期的不懈研究，著有论文多篇： 如《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兰芳大总制考》、《 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海外各地客属侨胞之分布》、《吉隆坡开辟者叶莱 传》等。还撰有专著两部：《罗芳伯所建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 建共和国考》，此外，罗香林还著有《客家史料汇篇》一书，中间也有一些“关于(华 侨与)南洋各埠开发之关系”[13](P5)的资料可供参考。
罗香林在华侨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地方是他对于罗芳伯所建之“ 兰芳大总制”的研究。罗芳伯(1738-1795)，广东嘉应人，于18世纪中叶来到西加里曼 丹。初以教书为业，后来邀集一部分同乡从事采金业，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罗芳伯将 曼多附近数十里的产金地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又指挥自卫武装组织，帮助当地苏丹平 定内乱，并因此而获得苏丹酬谢的大片领土。在此基础上，罗芳伯于1777年建立了具有 地方自治机能的“兰芳大总制”，又称“兰芳公司”。对于“兰芳大总制”及其建立者 罗芳伯，梁启超、温雄飞、李长傅、刘继宣和束世澄等学者在其著述中均有涉猎，但均 未能探究出这一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罗香林认为“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 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而“晚近学人之论民主共和制度者，皆言此制度远绍于希 腊，近发扬于美法，而不知中国先民，亦宿有是举。”[12](P109)所以，他多方搜求资 料，集数十年之力，对“兰芳大总制”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取得了令学界瞩 目的重大成果。罗香林曾颇感自豪地在其著述中说：“自余于《禹贡》半月刊及《广州 学报》，先后发表《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一文后，冯承钧先生，首于所 撰谢清高《海录注》卷中、坤甸国条注内，特为称引。其后1953年，田汝康君于伦敦出 版其所著《沙捞越之华人》一书，其附录二，亦曾引用该文资料。越年，英人华德英女 士撰作《婆罗洲之客家公司》，又就田君《附录》转引余文。盍中文关于兰芳公司之学 术性论著，殆以余文为早出也。”[12](P4)
1961年，罗香林将其数十年关于“兰芳大总制”的研究成果总结为《西婆罗洲罗芳伯 等所建共和国考》一书，该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并于香港由中国学社出版发行。 是书详细地论述了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兰芳公司”的历史意义及其演进为“共和国 ”之史实等众多问题。另外，该书有三个附录：中国史籍中之婆罗州史料汇编、《兰芳 公司历代年册》、《坤甸历史》，并有该研究相关资料的图片31张，地图5幅，为本书 的论证增添了不少厚重感。本书终使罗芳伯与其所建“兰芳大总制”一事得以大白于天 下。“英伦杜希德教授(D.Twitchett)曾作书评一篇，颇加好评。”[6](P40)
总之，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资料丰富，论证严密，且立论新颖，常 发前人未发之论，多为中外学人所推崇。罗香林的研究方法和作风，在今天仍有重要的 借鉴作用。尤其是他求真实、求创新、求博通的治史思想与方法，对于今天对这一学科 的研究和建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毋庸讳言，其研究中的某些观点，由 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也值得继续商榷。
三、罗香林的史学渊源及其史学思想与方法
罗香林的史学，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其父罗师扬(字幼山)。幼山公以诗、古文辞、史学教授岭表，“所著国史概四卷 、读经随笔两卷、东亚各国史两卷、中国近代史讲义三卷”[14](P136)及诗文集等为学 子称道。据罗香林回忆，幼山公“肆力经史百家诗古文辞。尤嗜班、马、刘、郑，下及 黄梨洲、章实斋诸家史学。”[14](P127)笔者认为，作为家学渊源，乃父对罗香林的影 响是巨大的，为其后来在上海的弃理从文埋下了伏笔。
二是罗香林在清华读书时所受的影响。罗香林于1926年进入清华大学，1932年离开母 校，历时6年之久。其时清华大学名师云集，人才济济，这些大师的教诲对罗香林产生 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据他回忆：“旋之古都，进国立清华大学，从新会梁任公先生启 超，海盐朱逖先先生希祖，与义宁陈寅恪先生，泗阳张星烺诸师受业。梁先生讲授儒 家哲学与史书撰述方法，以恢扩之学，引导后进。朱先生史学深醇，条理慎密，以搜讨 实证，昭示学子。陈先生识解弘深，又博通欧美诸国语文，以至蒙古满洲波斯阿拉伯等 地文字，故善于阐发史蕴。张先生讲授西北史地与中西交通，综合中西有关文籍，为之 贯穴疏证，启发良多。”[6](P39)罗香林在长达50余年之久的学术研究中，继承了其父 与众位师长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并多有创获，终成一家之言。具体表现在：
1.求真实。求真是史学的根基，罗香林曾言：“治史以考信为根基”，“考信之道， 虽诸家所论，不能尽述，然大要则以搜集资料。辨伪去讹，博考群言，以阐明其真相为 依归。”[15](p112)故罗香林每到一处，无不以搜集资料为首务，用李璜的话说“每至 一地，对于地方史乘之搜求，古迹遗石之考订，惟日孳孳，未敢懈忽；在抗战期中，亦 无一日忘其所业，故他人只感流离颠沛，而元一教授于学问则所得独多。”[16](p2)兹 试举数例如下：其一，罗香林“偶于抗战中期，于桂林以避日军空袭，于西山观音峰， 发现唐高宗时之摩崖佛像。又于抗战胜利，复员还业之际，曾假广州光孝寺为所主持文 理学院临时校址，于寺内之前代遗迹，如经典译述、高僧往来、与铁塔佛像等，得悉力 研求。因知凡此由海道传入两粤之佛教无论其所演宗派、与其艺术发展，皆为与经西域 所传入者为不同系统，而有其地位。”[2](P45)此论发前人所未发。其二，罗香林研究 “兰芳大总制”，于1934年访得林凤超所著《坤甸历史》一书的抄本，此书从未出版， 至为珍贵，于是撰成《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一文发表。此后留心于此 达数十年之久，先后访得的资料有：与罗芳伯有关的《石扇堡罗氏简谱》、《坤甸历史 》之另一抄本、叶祥云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该书作者系兰芳大总制的亲历者，尤 为珍贵)、委托友人在婆罗洲等地所访有关“兰芳大总制”的资料等，最后在1961年撰 成《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一书。对于此一研究历程，罗香林大有感发，云 ：“华侨与世界关系之巨，近世学者多能言之，然迄无专以调查华侨为机构者，盖不得 地理与乡土之因缘，则虽调查而无由深入，不为深入而切实之调查，则虽有论述而无裨 于实用。”“若于南方设立调查华侨之机构，则凭籍较多，易成专门学术，而有所发明 。”[17](P25～26)
2.求创新。罗香林的父亲常教育他：“今日读书，贵能为国家谋学术独立，不有创获 ，胡以立世?”[14](P140)这一教诲成为罗香林终生治学的警言之一。罗香林自己也说 过：“阐扬学术，则首贵于学术研究，有新知之创获”，[18](P166)求创新是罗香林一 生治学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族谱的研究方面。罗香林在清华读书时 ，曾作论文一篇，陈寅恪先生阅读后写了批语：“族谱内，多有资料，须再查考。”[3 ](P14)这使罗香林意识到“族谱里有许多的材料，可为做历史研究的取证。”[3](P14) 从此，罗香林开始了对族谱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并进而认识到“族谱为中国史籍之一类 ，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维系，关系甚巨，顾近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则已多为忽略及 此”[19](P1)而“各族姓之迁移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仍不能不于各姓之谱乘 求之。”[19](P2)基于这样的认识，罗香林对中国的族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成为 20世纪中国谱牒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利用族谱解决了一大批中外关系史上的疑案。 主要有：“一九三九年，于云南昆明，获近人李士厚所撰《郑和家谱考释》，因证明郑 和先世确为回教中人。一九四零年，于广西桂林，由门人贾援彭林蓂二君协助，得抄 获新自福建德化所发现之《蒲寿庚家谱》，因证明宋末曾任泉州市舶使之蒲寿庚，其先 世确为自西域入华之回教中人。”“一九四九年，复于广州获南海甘焦《蒲氏族谱》， 及崖县《三亚港通村谱氏简谱》，因证明宋元之际，阿拉伯人入籍广东者，为数犹重。 ”[19](P3)后来罗香林在日本“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获见其所藏《聊 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手抄《蒲氏族谱》，因知其上世，殆亦出自回教系统。”在美国“ 阅览哥大所藏代州《周氏族谱》，足以推究明初对西北之防御经营；阅览其所藏中山徐 润家谱《香山徐氏宗谱》，足以推究清季之对外贸易与洋务发展。”[19](P3～4)另外 ，罗香林还“搜集若干族谱，以探求其族与基督教传播之关系”，并论述“各家族与基 督教信义宗与公理宗传播及其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之关系”。[19](P123～124)
3.求博通。罗香林尝言“治史以通古今之变，达中外之邮为极则。”[1](P67)又云“ 夫学术以贯彻洪纤始终为极则。故能务其大者。必将究其细。能明其始者。必将极其终 。”[20](P66～67)可见求博通是罗香林治学的另一目标。如其治景教史，则不以某朝 某代为限，所著《唐元两代之景教》一书，详证景教自会昌灭法后由灵武至蒙古所统之 畏兀儿部、汪古部、及克烈部等，再至伊儿汗国与元代中国的传演史，使人知“自李唐 至元，虽中经五代与赵宋，世异时移，变革非一，然于景教流传，要仍有其相沿脉络可 窥也。”[2](P47)罗香林研究中外关系史上之宗教问题，亦不拘泥于某一教派，除景教 而外，于佛教、伊斯兰教、真空教等皆有研究，前文已述，此不赘言。罗香林之研究中 外关系史上之人物，除对古代之蒲寿庚及唐代高僧等人之研讨外，重心偏于近代人物之 研究。其对孙中山、梁诚、容闳、刘永福等人的研究，意义尤其重大。如《梁诚的出使 美国》一书，实为中美早期关系史上的拓荒之作。笔者认为，古代之中外关系史研究， 自有其重大意义，然近代之中外关系史研究亦绝不容忽略。古代虽有佛教等宗教与各种 制度、物产的传演流播，对中国影响甚巨。但自1500年前后开始，世界才开始真正从分 散走向整体，处于这一世界潮流之下的近代中国，受近代中外关系史之影响与制约似乎 更大，更值得研究探讨。桑兵在其《国学与汉学》一书中提到“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 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21](P2)此论虽 重在论述中外学界交往对于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之重要性，但在笔者看来，已鲜明地道出 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四、罗香林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对“兰芳大总制”的评论
建国后，国内学术界对罗香林关于“兰芳大总制”的研究多有批判，特别是对他认为 “兰芳大总制”是可与美利坚合众国比美的共和国的观点，多有非议。例如：田汝康，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朱纪敦：《关于西婆罗 洲罗芳伯等所建兰芳公司的性质》、温广益：《关于罗芳伯所建兰芳公司的性质问题》 等。笔者认为，罗香林的观点的确值得商榷，但在评论时应联系到他的史学渊源，联系 到20世纪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一历史大背景，联系到自梁启超开始的那段“华侨 殖民论”的学术史，方能使评论更趋客观公允。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必神游冥想，而 对于其所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2](P279)
我们先来进一步剖析罗香林的史学渊源。罗香林的父亲幼山公喜好黄宗羲、章学诚等 “浙东学派”人物的学问，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浙东学派”治学特点的影响。“浙 东学派”治学有实利主义的一面，也有民族主义的一面。幼山公曾在中法、中日战争后 “愤专制之积弊，痛外辱日侵，乃究心事务。”[14](P128)后来以革命救国的道理，教 导学生，所以两粤的革命青年，有很多就出自他的门下。辛亥革命后，幼山公还担任过 兴宁民选的县长和广东省会议员等职务。在罗香林的众多师长中，朱希祖对他的影响是 最大的，因为罗香林既是朱先生的学生，又是朱先生的东床快婿。朱希祖又是章太炎的 学生，章太炎“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严谨，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 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23](P195)朱希祖的民族主义直追其师 ，“毕生治史，最重气节，明是非，藏书外，无恒产。而高风亮节，不可企及，其为人 犹富民族情感，以迈行无倦为主。”“倡导科学方法，以冀确立新史学也；首议纂述国 史，发扬修史义例，以冀绵延国族灵魂也；网罗放佚，搜讨旧闻，以冀保存国家文献也 ；著述不懈，阐发真实，以冀继往开来；痛绝强寇，揭发奸邪，以冀培养正气也。”[2 4](P11)由此可见，在罗香林的史学渊源中，已经包涵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因素， 这对他的史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不察。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泱泱大国竟会败在一个蕞尔 小邦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因此而倍感强烈。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包括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人在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 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抵御外辱，一是建设国家，两者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独立 富强之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呼声仍然可以在反对“二十一条”和“五四运动”中不 断地听到。接下来是军阀混战，日军侵逼，直至抗战的全面爆发。罗香林就是在这种民 族主义不绝如缕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与上述的民族主义相表里，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段以“华侨殖民论”为特征的学术史。 需要说明的是，其时之“殖民”一词，实与今日之“移民”一词无异。梁启超于1904年 发表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开这段学术史的先河，此后涌现出一大批以此理论为基 础的著述，如胡绍南的《华侨殖民领袖传》、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温雄飞的 《南洋华侨通史》、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和刘继宣、束世澄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 史》等。这批著述虽各有所重，但总的思想就是表彰华侨对外“殖民”的丰功伟绩，鼓 舞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回到我们关于“兰芳大总制”的讨论，“兰芳大总制”有自己的土地、管理机构和各 项制度，如法律、还掌有军队。“兰芳大总制”的组织形式，的确带有某些原始共和制 的遗风，也绝非暴政，称“共和”未尝不可。但是罗香林将“兰芳大总制”与美利坚合 众国相提并论，则误解了历史。因为美国的共和制是以宪法及其所规定的一整套制度为 前提的，这一根本点是“兰芳大总制”所没有的。“兰芳大总制”的“共和”，实际上 是谨遵罗芳伯的个人意愿，“故罗大哥怒气冲天，即说誓曰：‘此大厅，镇平人，及各 处人，俱不能嗣位；唯嘉应州唐山而来，择有德者嗣之，以后永为定额。’至今犹世世 守之，不敢有负罗大哥一片苦心也。”[25](P140)这显然是封建大家长制的作风，不能 和美国的选举制相提并论。而罗香林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他受到了民族主 义的影响，拔高了对“兰芳大总制”的评价所致。
罗香林在少年时代“见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饮冰室全集》，有《中国殖民八大伟 人传》，辄大喜悦”。[12](P1)后来因研究华侨史，更是遍览当时有关华侨史的著作， 他说：“自顷言南洋风土人情，或其政治经济与华侨之关系者多矣，言南洋风土与华侨 关系而语涉罗芳伯事迹者，亦数见不鲜矣，然大率皆语焉不详……台山温雄飞先生、尝 撰《南洋华侨通史》，为晚近言华侨历史者不可多得佳作，其下卷杂传，所列魁杰侠义 诸传，所载罗芳伯传，于罗芳伯开辟坤甸事，虽叙录较审，然限于体例，于芳伯卒后“ 兰芳大总制”与坤甸土著之关系，及其传演之情况，亦未遑悉录”。[12](P2)可见罗香 林对这段学术史，可谓了如指掌。据笔者见到的材料，罗香林开始搜集有关华侨史的资 料是在1931年，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炮轰沈阳，并于此后数月 之内占领东北三省。1937年罗香林的《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罗芳 伯所建婆罗洲兰芳大总制考》两文发表，也正是在这一年，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 进而占领北京、天津等要地；《罗芳伯所建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一书，更是于1941年出 版于战火纷飞、日寇侵逼的长沙城。综合这些背景，再考虑到罗香林史学渊源中本就十 分强烈的民族主义因子，就不难理解罗香林诸多著述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怀了。客观 地看，这是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年代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特殊体现。
岁月无情，将鲜活的历史腌制在文献馆幽暗的斗室之中，但是，当我们捧起发黄的旧 籍重温那段尘封的历史时，我们不也常常被那个时代涌动着的痛楚与焦灼、苦闷与彷徨 所感染、所激励吗?更何况是身处那一洪流中的历史人物?章学诚提出“论古必恕”，陈 寅恪先生倡导“同情式考据”，信哉斯言!
收稿日期：2002-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