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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新史学产生以来，人物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粗略统计，1900-1980年间出版的关于人物研究的专著、论文集和通俗读物等约两千种；另据《1999年历史学年鉴》所载书目，仅此一年中国史人物研究方面就出版有专著、论文集、通俗读物270种。自从上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以来，人物研究和其他历史学分支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人物研究所经历的历程，特别是其中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转变，不仅必要而且有益。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新史学产生以来的人物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一、从纪传到传记——近代人物研究的肇始
中国史学的传统要追溯到《春秋》，孟子认为“世道衰微，……孔子惧，作春秋”，以褒贬书法，表达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以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P58)。但是人物传记的起源还是要从《史记》算起，太史公试图“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强调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2](P25)以后纪传体便成为正史的体例，直至民国初年修《清史稿》时仍然沿用。不过正史的体例虽然日臻成熟，同时却也日渐地变成御用的宣传品。[3](P45-48)
到了清末，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认为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帝王家谱，而且人物也完全局限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也没有跳出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学术史的范畴。为此，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人物研究从此走上新的轨道。[4](P241-246)
梁启超还身体力行，撰有多篇人物传记，影响较大的有《殉难六烈士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王安石传》等。其中《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一书既是“运用西方学术眼光和治学方法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作综合性研究的一个尝试，也是把中国旧传记改造为强化学术要素的用史学笔法写成的第一步”[5](P139)，从此开创了中国传记的完全形态的评传体式。在梁启超看来，“英雄创造历史，晚清的黑暗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就在于缺少英雄”，所以他竭力“张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族精神，以图改造中国社会”[6](P414)。
新文化运动给史学界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白话文从此成了史学研究也是人物研究的通用文体。疑古运动的主将顾颉刚通过对古史人物的研究论证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而关于孟姜女的研究则打倒了学者的假史实，表彰了民众的真传说，[7](P4)史学界对于史料的运用从此为一大变。歌谣运动的猛将刘半农也把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带到了史学中，他对传奇妓女赛金花作了访谈。刘牛农、商鸿逵著《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年）对于研究赛金花本人及其丈夫洪钧、庚子之变以及晚清妓女行业都极具价值。但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却使得史家可以接触到未被文字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为史家了解下层民众以及下层民众记忆中的历史打开了方便之门。[8](P37-46)
朱东润可说是20世纪最成功的传记作家之一。他借鉴中西方传记文学两方面的传统，自成大家。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反对把人物割裂开来的“评传”写法，认为应就传主“生平及其著述作综合叙述，使人一目了然”[9](P5-10)。他所作《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堪称传记作品的典范。“用纵的方法，以传主的生平为线索，按时间先后加以叙述”，“对言过其实地颂扬和事失其真的诋毁一概不取，分别写出张居正在各个时期的功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又想陶熔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10](P96-98)。作者赞扬张居正的功业道行，仰慕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与其说是在赞扬张居正，不如说是期待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出现一个像张居正那样扭转国势的英雄。
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文网严密，白色恐怖严重。吴晗遂利用史学著作借古说今，指桑骂槐，1943年，他出版了通俗性史学读物《从僧钵到皇权》，对朱元璋的特务统治和文字狱等政策大加挞伐，实际上是在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政策，所以深受进步读者喜爱。[11](P110-116)但作者后来对朱元璋的评价就较高，这是因为吴晗也在一步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致。[11](P292-295)但是影射史学的方法后来被姚文元等用来肆意歪曲史实，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文革后影射方法基本被弃用。
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陈寅恪在晚年也投身人物研究。在一系列女性研究之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明末江南名妓柳如是身上。[12](P35-42)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情怀，令陈氏一唱三叹。[13]《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用的“诗史互证法”别开生面，考证缜密而变化万端，让人耳目一新。有论者认为该书实为“陈寅恪先生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以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政治社会为中心，结合具体人物，融合文史为一体的新体例史学巨著”[14](P23-27)。陈氏旁征博引，引用材料多达605种，[15](P320-334)考证出钱柳暗中联合抗清势力的实例。
但陈氏并不局限于此，更通过写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交游，描写明清鼎革之际，民族矛盾上升的大背景下，江南士人的活动及其心态。因此有学者认为《柳如是别传》“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16](P279-311)。
二、评价标准的转换——建国后人物研究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革命胜利之东风，一举占据新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人物研究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首要的变化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建国后出现了所谓“五朵金花”的五大史学热潮，其中之一即农民战争史研究。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和农民军将领的研究。特别是围绕着参加近代农民起义的著名人物，就他们的家庭结构、财产状况、性格特征、起义前后的政治斗争等问题作了大量田野考察。同时史家也正面评价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与此同时，帝王将相则面临着史家的重新检验。民族英雄几乎都被肯定，而其他人物几乎无不被重新评价。在评价的标准上，一度出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之争。[17]但是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学术争论很快被政治批判所取代，直到改革开放后，人物研究才走入正轨。
邓广铭的《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这也是一部数易其稿的名作。在第一稿中，邓将王安石定性为地主阶级改革家，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将王安石变法看作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变法派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保守派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初期，邓广铭重版该书时被迫加入了一些所谓“儒法斗争”的观点。但在1979年重版时，邓广铭才将这些观点删去。到1997年，已经是90高龄的邓广铭才将《王安石》最后改定。[18]邓广铭在对《王安石》的反复修改中，不仅在史料挖掘上更加深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对原有结论做出反思，反映了他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
邓广铭对《王安石》的修改过程，正好是建国后史学由引进阶级分析方法，继而为极“左”思潮所笼罩并最终摆脱出来的过程的生动写照。阶级分析方法使史家能够分析人物背后的阶级背景，如果史家不片面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这种背景应该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因此仍然是研究人物的一把利刃。[19](P101-111)[20](P104-110)正因为如此，该方法在改革开放后仍然为相当多的史家所沿用。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却使史家更侧重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21](P67-79)人物研究也就倾向于以对现代化的作用为标准。[22](P245-270)
买办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被视为汉奸，所以一直被冷落，其代表人物也无人问津。汪敬虞在《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通过对唐廷枢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买办作为一个阶级或集团的几个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回答了买办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在这本书中，对传主的升沉荣辱的考察已经让位于对其所属阶级（集团）的活动特征的考察，因此，这本书不仅成了唐廷枢研究的典范，更成为买办研究的杰作。另外，该书还注意关注国外研究成果，并且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
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著作的引进，更使现代化的研究进入热潮。而在这个热潮中，译介过来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起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柯文(Paul A.Cohen)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是其中一本。柯文选择王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王韬的特殊经历使其能够浸染中西两种文化，王本人如何应对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又如何走向现代化，成了柯文关注的课题。考虑到王韬的特殊性，在最后一章中，柯文将王韬与同时代几位名人作一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沿海与内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巨大差异，1900年沿海发生巨大变化时，阮元式的学者在内地依然可见。[23](P7)
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史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的功过，曾经被批倒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其对洋务运动的贡献，被史家重新肯定。[22](P245-270)甚至远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也在这个潮流中被重新审视。叶坦的《大变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一改学界以往王安石、司马光在变法进程中占主导作用的观点，强调宋神宗是变法的最高领导者。叶坦认为王安石变法破坏了宋初以来不与民争利的国策，因而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消极作用。宋神宗和王安石求治心切，事与愿违。叶坦在书中用图表表示变法对当时各阶层造成的损害，直观明了，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叶坦在《大变法》中默认的前提是专制帝王是朝廷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在黄仁宇笔下，君主的形象却是另一副样子。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三联书店，1997年）中径直将明神宗称为“活着的祖宗”，对他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局面深表同情。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刻画了六位在万历朝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地位不同，志趣不同，却同样难免悲剧的命运，从而为读者勾画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历史必然性。这种集体传记的手法起源于英国史家刘易斯·纳米尔，而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最成功的当推黄仁宇。通过这种集体传记的手法，黄仁宇有力地抨击了明朝僵化的政治体制，黄氏的大历史观也由此浮现于其中。该书在国内翻译出版后，深受学界和大众喜爱，印数超过10万册。
三、人物研究的新探索——方法与体裁
传记写作在人物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记作品中叙述加评价的编撰体例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物研究的需要。作为研究客体的人物，其个性千差万别，必须深入地解释、分析才能理解。而人的性格与社会角色的冲突，个体生命周期与短时段历史事件、长时段社会变迁的冲突，个人视野局限与社会广阔空间的矛盾，个人奋斗与世代传承的矛盾，这些矛盾要求史家既要深入考察人物的个性，又要摆脱人物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诉诸新方法的运用和新体裁的尝试。
历史心理学就是人物研究最容易借鉴的方法。胡波的《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是这方面一个有益的尝试。胡波“通过阐释岭南文化的特征和岭南人的文化心理来阐释孙中山的个性特征感知方式、思维特点、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的表现及其特征。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打开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使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表面的言行，同时能够看到这些言行后面的心理原因，以帮助读者了解孙中山思想行动中的某些似乎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的问题，达到了一般性研究所不能达到的目的”[24](P94-96)。这样，通过心理史学的运用，可以使史家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如何影响于个人。
反过来，从个人身上也可以看到社会。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通过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梳理，从中得出大量清代京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又可能正是透视京官与外官关系最佳的窗口——进而窥探出晚清时代官僚体制运作的一些具体而微的案例。在这本书中，张德昌利用日记中的材料做了大量物价资料的统计，从而对京官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出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在这里，人物本身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在史家所注意的问题中的活动，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分析，史家就可以得到他所关注的问题，如在本书中，京官与外官的关系。
罗威廉最近出版的《救世：十八世纪中国精英的思想意识》从雍乾两朝极为活跃的政治家陈弘谋那里切入到思想史的研究中。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不同，也与李文森、艾尔曼重视思想家与政治的关系不同，罗威廉更看重陈弘谋这个实干家，认为他是那种更能体现时代在其身上烙印的人。罗威廉并不把这部书看作传统的传记，而是把它当做一部18世纪中国官方精英的思想意识专著或者一部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著作。[25](P10-11)
四、人物研究的展望
新史学人物研究硕果累累。它的成功，既得新史学思想方法之赐，又乘近代以来新史料大量挖掘搜集之便，加之史学队伍专业化并且迅速壮大，对人物研究的迅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新世纪中，又该如何推动人物研究的发展呢？笔者愿结合以上所述前贤大作，讨论几个问题，用以抛砖引玉。
新史学人物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人物研究不再停留在叙述（编撰）和评价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乃至其他学科诸如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得史家深入地剖析人物。今后的人物研究中，史家将继续寻求新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分析，向其他学科汲取营养，以多学科的方法来武装自己，前述胡波等人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就是很好的尝试。除了心理史学的方法外，人才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也有可借鉴之处。在史学内部，也有许多方法如想像史、计量史学、经济史等都会有所帮助。前述张德昌、罗威廉等人的著述就给史家一种多学科交叉从而丰富人物研究的范例。
理论素养的提高使史家获得新的对象，人物研究对下层人物及其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建国以前，史家很少关注这一群体。妓女是最早被关注的边缘群体。但最初史家关注的人物如赛金花、柳如是等都是交结公卿、出入于士大夫之间的高级妓女，事实上是上层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她们的身份还使相关研究颇受非议。（注：钱玄同就因为商鸿逵完成《赛金花本事》而批评他，事见徐瑞岳著《刘半农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真正关注下层民众是在建国后农民战争研究中开始的，大批农民军领袖、农民军将领进入史家的视野。当时的研究受制于阶级斗争模式，因此关注起义爆发前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及起义前后政治斗争等经济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学者开始“眼光向下的革命”，关注下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及其思想脉络。[26](P121-129)更有人明确提出“应该让每一个普通人，而不仅是领袖和精英，都能从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历史氛围中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历史教诲”[27](P4)。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上层社会的社会史研究也一样需要一场“眼光向上的革命”。特别是科举制度兴盛以后，下层民众，当然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也有机会进入到上层社会，层间的频繁流动当然会对上层社会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层间的流动对于史家界定中国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提出了真正的挑战。大批士人通过科举的阶梯进入上层社会，而大批贵胄子弟却同时沉降进入民间。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就在无数的人员流动中完成着。这些人也许从未参与任何重大事件，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维系着帝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些人也许既包括曹雪芹，也包括范进，都有可能参与上层社会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方式与思路决不会一样。通过考察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会使史家认识到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进而重新认识整个帝国是如何建造和运作起来的。
而在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史家也会反思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一方面认同于并且从属于各种群体，但另一方面个人复杂的社会属性又使个人超越种种群体，人物研究将使史家进一步认清个人与国家、社会、阶级、社区、宗族、家庭等群体以及这些群体相互间的关系。
但是使人物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其他分支的，还在于人物研究的对象有着鲜明的个性，如何再现、评价这些个性，也正是人物研究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侧重。在通过人物研究日趋深入的同时，另一些史家也会更注重人物的个性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这种趋势不仅是承袭太史公以来人物研究的传统，而且也是受西方学者对年鉴学派研究中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弊端进行反思的影响。而这些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人物研究将使人物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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