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B50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01)01-0001-07
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和超越，其主要问题域由两个方面来规整。一方面，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其主要问题受到哲学基本问题域的限制；另一方面，科学哲学是对科学这一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的哲学反思，其主要问题应该是各派科学哲学家研究得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同时又是来自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中最普遍的问题。换句话来说，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把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或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或者是一个问题转换或引伸出其他问题，或者是一个答案联系到其他答案。这些在科学哲学的争论中起引导作用或核心作用并反复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发展的模式等。下面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一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
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尤其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把划界问题列为20世纪科学哲学讨论的四大主题之一，甚至认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吉勒斯所说的其他三个主题分别是：(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和杜恒一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要划界，当然就必须指定一些划界的标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科学哲学其他基本问题的观点。因此，人们往往认为这一问题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由于这一原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历来是科学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题材。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科学哲学中，又简称为“分界问题”或“划界问题”，主要涉及科学同形而上学、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分界标准问题。就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实际来看，石里克指出，在西方思想史上，直到牛顿才真正开始把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2]。其实，就是牛顿也未能在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将科学和哲学真正区别开来。例如，牛顿将他的科学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表明在牛顿时代，人们还把科学当作自然哲学，至少在形式上牛顿仍然没有把科学与哲学区分开来。正式提出分界问题的是实证主义学派。孔德认为只有经验知识才是“实证的”科学知识，其他都属形而上学。实证主义传统是拒斥形而上学，于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到了逻辑实证主义时代，科学划界标准又有了更为明确的诠释。逻辑经验主义把划界作为他们科学观的基本点。他们所主张的划界标准就是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是由有意义的命题组成的。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否则，便是应当加以拒绝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而命题是否有意义，最先他们提出“可证实性”，后来把可证实的要求放宽，用“可检验性”或“可确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逻辑经验主义者还设想过用其他许多办法来克服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所面临的困难，但都没有成功。
最早在划界问题上提出不同看法的是波普尔。波普尔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划界问题”称为“康德问题”。同可证实性相反，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标准及其理论。在波普尔之后，历史主义学派在划界问题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学派的立场根本不同。总体说来，它实现了三个转变：(1)从静态标准向动态标准的转变；(2)从一元标准向多元标准的发展；(3)从有标准向无标准的消解。库恩认为，科学是从前科学演化而来的，科学有范式；有无范式是科学与非科学、前科学的分界标准。拉卡托斯从他的研究纲领理论出发，认为一个理论只有比原有理论具有更大的逼真性时，才是科学的。夏皮尔认为，在科学的相对早期与不发达阶段，“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科学上相关的与不相关的东西之间的界限，都是不清楚的，甚或是不存在的：那时候，不存在把某些考虑作为与科学无关的东西而予以排除的根据。随着科学的发展，成功的信念对于什么是与科学相关的东西作了限制，它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与科学相关的东西的范围。“昨天被科学认为是不可证实的（关于星体构成的假说，或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今天可能成为科学的合法部分；被人们认为是在合法科学的‘分界线’之外的（不可观察的、不可证实的、不可证伪的）东西可能在某一阶段有充分的理由成为科学的合法部分。……可观察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与‘假问题’相对的）合法科学问题标准、（与‘形而上学’相对的）科学可能性标准——所有这些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最终越来越取决于所接受的（有充分根据的）科学信念的实在内容，并随着这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3]以上表明，夏皮尔主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存在的，但其标准不是先天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即以科学活动中有无具体的科学理由为标准。这种科学与非科学的相对区分既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又反映了科学发展的需要。费耶阿本德更趋极端，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费耶阿本德通过对科学发生发展线索的考察得到了两点结论：第一，不存在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在科学家看来是知识，在神秘主义者看来却是“可笑的无知”，反过来也是如此。第二，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一方面，“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另一方面，科学中有非科学的因素，非科学中也有科学的因素。因此，费耶阿本德认为，现在是到了拆除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时候了！劳丹承继了费耶阿本德极端的多元主义划界观，最终走上了彻底否定划界标准的道路，从而宣布了分界问题的消逝。早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劳丹就曾指出：“我并不认为‘科学的’问题与其他种类的问题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它们在程度上往往不同）。”[4](P13)“不管人们如何区分科学和非科学（例如根据进步性、合理性、经验性、可证伪性），这些区分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诸如形而上学、神学、甚至文艺批评这样的学科都显示出了可以用来对它们之中相竞争思想体系的相对优劣进行合理评价的一切特征。非科学与科学完全一样，也有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两者都能被表明在它们历史演化的某个阶段取得了重大进步。”[4](P187)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分界问题的消逝》一文中劳丹完整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指出：“从柏拉图到波普尔，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确定科学的认识特征，以便把它从其他信仰与活动中区分开来。”[5]因此，劳丹提出了科学分界需体现三条元哲学标准：其一，提出分界标准应满足哪些充分条件？其二，所考虑的标准能否成为科学地位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其三，断定某信仰或活动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意味着什么行为或判断？对此，劳丹提出了如下要求：(1)任何具有哲学意义的分界手段都必须表明科学的认识论根据或证据基础要比非科学的更加确定，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那么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就是无效的；(2)一个有哲学意义的分界标准至少必须对通常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式有一个足够的解释，必须从认识论意义上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差别；(3)这个分界标准必须足够精确以使我们能说出所研究的各种活动和信念是否能满足这个标准，否则，它就根本不会比无标准更好；(4)如果分界标准没有充分和必要条件，我们就决不能说这是科学的，而那是非科学的。不能提供这两种条件的分界标准完全不能完成所期待的任务。
此外，与之相联系，分界标准的背后往往存在更广泛的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热衷于使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实践发窘；逻辑实证主义要排除形而上学；波普尔力图要“难倒”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处处把他们发明的分界标准用作怀疑的手段。由此可见，“恰恰是由于分界标准要维护科学对非科学的认识优越性，所以提出这样的标准就会导致把信仰分为‘完善的’和‘不完善的’、‘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这一类范畴。”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这一术语的价值特征表明，把某一活动贴上“科学”或“非科学”的标签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这完全超出了把信念分成两堆的分类工作。换言之，分界问题渗透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劳丹认为，“无论是证实主义还是否证主义都不可能有效地分清科学与非科学。”此后，人们提出了许多替代的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在劳丹看来没有一个满足充分、必要条件的要求。劳丹认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是异质的，即是多种杂质混成的，它们并不是全部从认识中获得的。一些科学理论能检验，一些则不能；一些科学理论已经对令人惊讶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成功的预见，有些理论即使有一点这样的预见，也为数极少；有些科学假设是特设性的，另一些则不是；一些已经达到“归纳的一致”，另一些则没有。“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站出来支持合理性，我们就应该把‘伪科学’或‘非科学’这类术语从我们的词汇中省略掉，它只是表示我们情感的虚词。”[5]总之，劳丹认为，被波普尔称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的分界问题，“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假的问题”。继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站在不同的角度宣布分界问题消逝之后，罗蒂站在后现代哲学的立场重申了划界问题的消逝。在罗蒂所向往的后哲学文化中，科学崇拜将失去市场，科学与非科学的其他学科之间的本质区别将不再存在。在罗蒂看来，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备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因此，它并不认为伦理学比科学理论较为相对，较为主观，也并不需要变得‘科学’。物理学是试图对付宇宙的不同部分的一种方法，伦理学则试图应付其他部分的问题。数学有助于物理学，文学艺术有助于伦理学。”因此，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立是可能取消的。
二、科学发现的模式
科学发现问题理应是科学哲学的主要课题。所谓科学发现，就是指从经验材料到提出新概念（或修正旧概念），从而为新的理论奠定基础的过程。科学哲学对科学发现的探究，旨在寻求科学发现活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科学发现的模式”。
逻辑实证主义是对20世纪科学革命作哲学反思的第一个哲学运动，但它因囿于极端经验主义而撇开了“科学发现”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明确地在创造性思维的范围即“发现的范围”和正统的科学说明的范围即“辩护的范围”之间作了区分。从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的发展旨在把研究中心转移到科学发现上来。他首先从科学知识增长过程的研究来探索科学发现的机制，但他最终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同样的区分。波普尔虽然把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的英文版题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但实际上在书中一开始他就断然否定书名所说的东西，从而把科学发现的逻辑转变为科学评价和选择的逻辑。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没有逻辑，科学发现是一种大胆的猜想。在波普尔看来，猜测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猜测的随后检验，是试图反驳或否证它。这样，逻辑主义者就把发现的问题排除在正统科学哲学的大门之外。这种作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必然使自己的学科同科学的实践发生矛盾。50年代末，汉森发表了《发现的逻辑》、《发现的模式》等著作，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汉森之后，随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影响日益深入，科学哲学家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而发现作为科学发展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日益被提到突出的地位。老历史主义者库恩继承并发展了波普尔的观点，把整个科学认识过程进一步非理性主义化，认为不仅科学理论的发现是非理性的，而且科学理论的证明或辩护也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家选择或接受哪一种理论或范式不是依据逻辑推理或理性，而是依据心理的信念，即非理性。库恩主要是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从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的角度来突出和深究科学发现问题，并主要研究了科学发现的实质、科学发现的社会—历史结构等问题。所谓科学发现的实质这个问题，实际上即是指何谓科学发现？库恩认为科学发现的实质是：(1)科学发现是观察的理论化；(2)科学发现是调整旧理论（范式），同化和消化新事实；(3)科学发现是调整智力装置与操作装置；(4)科学发现是破坏旧范式，建设新范式；(5)科学发现是革命的；(5)科学发现促进了科学家世界观的转变。库恩认为科学发现的内在结构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发现反常；(2)探索和研究反常；(3)调整范式以消化反常。发现总是开始于感到反常，即发现自然界不知怎么违反了由范式支配的常规科学的预期。发现反常后，就要对反常区域扩大进行研究和探索，有更多的人通过观察实验搜集更多的反常，证明反常确实。随之，就要对反常作出种种探索性的理论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力图修改原有范式以消化反常，然而能够消化的反常，实际上并非反常；只有真正和原有范式绝对冲突的反常，才必然要求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以吸收反常。总之，就是要把范式理论调整到反常的东西成为预期的东西为止，新的事实才会真正上升为新的科学理论。到这时发现的过程就算完成了。费耶阿本德又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非理性主义观点，断然否认整个科学活动的合理性，从而造成了非理性主义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滥觞。
新历史主义者夏皮尔认为，科学的认识活动是依据一定的“理由”而进行的“推理”活动，科学是理性的事业。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1)科学合理性的公设（或假说）：“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是合理的。”(2)科学推理的可推广性公设（或假说）：“包含在一些特例中的合理性常常可推广为适用于许多案例的原则。”(3)科学推理原则的可系统化公设（或假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原则可系统化。”虽然这三个基本前提保证理性在科学发现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夏皮尔坚决反对把理性分析理解为纯抽象的逻辑分析，而一再强调理性分析与历史分析密切结合，要通过科学史的典型案例去进行生动具体的理性分析。夏皮尔认为，由于科学发现是创造性思维过程，因此它的推理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它们归结为一种或几种规范性的推理模式，否则就有把科学发现的思维过程简单化之嫌，所以他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恰当地称作“发现的逻辑”。因为不能保证有某种研究路线，甚至任何合理的研究路线将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与其说发现的逻辑，不如将其称作科学发展的基本原理。由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种重要的有关科学发现的推理模式：(1)构成性的推理模式。它可以划分为周期性的构成性推理模式和非周期性的构成性推理模式；(2)演化性的推理模式。构成性的推理模式是启发人们从空间（横断面）上研究事物的各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而演化性的推理模式却启发人们从时间（纵断面）上研究事物的各构成因素前后的相互关系，即启发人们去寻找关于事物演化的科学理论。夏皮尔还研究了科学发现的推理程序问题。他认为，不同的“信息域”可采取不同的推理模式，但这些不同的推理模式在一般情况下都要经过共同的推理程序。按照夏皮尔的理论体系，科学推理程序有六个步骤：(1)形成“信息域”；(2)明确中心问题；(3)推测答案；(4)选定研究路线；(5)寻求类比；(6)事实检验。应该说，夏皮尔对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相对于逻辑主义和老历史主义者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总之，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表明，任何企图将科学发现过程单一化、纯粹理性化或非理性化都是片面的。就此而言，科学发现的模式是不存在的。然而，这并不表明，人们对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是不重要的。相反，科学发现问题将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
三、科学理论的评价
科学理论在整个科学事业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就科学而言，科学理论是作为知识实体的科学成就的单位或单元。科学理论的评价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多种理论中作出合理的选择，以促进知识的成长和科学的进步。在这一问题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形成了两派主要的观点，一派强调科学理论评价的经验——逻辑标准，这派以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学派为代表；另一派强调科学理论评价的社会学——心理学标准，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大都属于这一阵营。“随着当代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6]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把发现问题和证明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目的就是为了把发现问题划归为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而强调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的辩护和评价。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他站在科学可错性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条标准：(1)理论比背景知识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2)理论要经受住严格的检验；(3)理论的逼真性。波普尔的这些评价标准，归根到底都着眼于科学的进步，要求理论比先行者有更多更深刻的内容，表现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的深刻性的追求，这对于逻辑经验主义仅仅着眼于追求科学理论的确实性，一味要求理论相对于证据具有高概率，无疑是一个突破。但是，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还是波普尔的评价标准，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逻辑经验主义强调理论与证据的一致，这似与人们的直觉相符，也可以解释科学史上的许多实例，但它不能解释科学家为什么有时要接受一个还缺乏证据支持甚至于还存在一些反例的理论。在波普尔的评价标准中也存在一系列困难，如理论的经验内容如何比较，理论的逼真性如何确定，都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他强调一旦出现反例，理论就被证伪，就应无情摒弃，这更是同科学发展的历史背道而驰的。
库恩对逻辑主义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他认为，评价理论的原则是随历史而变化的，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或不可比的，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根本不存在像逻辑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普遍的超历史的评价原则和标准。库恩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拉卡托斯通观逻辑主义者和库恩关于科学理论评价的学说的得失，一方面他赞同库恩对逻辑主义的评价模式的某些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库恩强调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认为这实际上是把评价标准转移到科学家的心智和科学共同体中去了。鉴于此，拉卡托斯主张将经验——逻辑原理与主体的社会——心理因素结合起来。他将它们分别比诸成文法和判例法，提出将两者结合而构成所谓“多元权威体系”的评价机制。
但费耶阿本德同拉卡托斯相反，他认为库恩的缺点不在于把非科学因素引入评价之中，而在于他对评价中的理性原则进行批判得还不够，所以他认为在理论之间进行评价和选择是根本不必要的。换句话说，在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视野里，科学理论评论的问题在逐步消逝。[7]
四、科学发展的模式
什么叫科学发展？科学是如何发展的？科学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这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长期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这种探索的成果，人们已提出各种科学发展的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内在机理的完整的描绘。一个成功的或好的科学发展模式不仅能合理地解释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能对科学发展的规律作出深刻的说明。
逻辑经验主义没有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的模式，但他们按照归纳主义观点来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特征，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其中没有革命，没有渐进的中断，是一种直线式的增长，因此，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发展模式是一幅科学进化的静态图象。
波普尔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主义的发展观，他认为科学并不像实证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是通过经验观察证实，运用归纳方法而逐步进化的；恰恰相反，科学是通过不断证伪，通过不断发现和排除错误，运用演绎法而向前发展的。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不断革命”论。波普尔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的公认的观点，从一个新的角度强调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科学的不断革命，用一幅阶跃式的科学发展图画来取代科学平静累积的进化图像，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同归纳主义的模式一样，他囿于运用理性的逻辑工具来分析科学史，因而他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也只是一种“逻辑重建”，离科学史的实际仍相去甚远。自波普尔之后，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研究就成为科学哲学中心问题。
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库恩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结合，着重研究科学发展的动态的历史结构。他与归纳主义、证伪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内容甚为广泛的范式概念，用范式来说明科学的进化和革命。他的科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表示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在库恩之后，拉卡托斯、劳丹等人所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力图纠正库恩模式的缺陷。
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波普尔模式和库恩模式的综合体，其中蕴含着一个新的科学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大体上可以表述如下：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科学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科学研究纲领→新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首先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一方面，它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质变，也体现了它的量的进化；另一方面，它不承认有不断的证伪，因此也就不承认有不断的革命。其次，也不同于库恩的模式。因为在库恩那里，他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非理性的信念的变换，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进步性。而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这种心理主义，从而既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又承认其进步性。为此，拉卡托斯在谈到科学革命的性质时写道：“我认为这一点可以摆脱库恩的指责，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
与60年代的革命派不同，夏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由以下环节构成的：开始是假设什么东西与某个判断相关或不相关；继而逐步完善这个判断以及我们对与它相关或不相关的东西的理解；抛弃某些不相关的信念；引进一些我们认为更加相关的新信念；完善我们的构想和描述周围世界的方式，以便更清楚更严格地揭示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找出什么是接受或摒弃具体信念的相关性考虑，甚至找出我们必须坚持的相关性。由此，夏皮尔提出了一个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又不同于老历史主义的科学发展的新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域的中心问题不断改变，域中的项不断变化发展、扩展以及域不断合并、分化和进化的过程。夏皮尔指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后来中世纪时期，各门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包容在自然哲学中的。自16世纪以来，各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后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并随域的合并、分化和重组而不断进化。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域愈分愈细，以及域的重组和组合从而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新兴科学”、“边缘科学”等新的科学研究领域，表现出现代科学的新的发展和繁荣。他还认为，科学在分化和综合的过程中，综合是主要的。他指出，“科学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总的说来存在着一种趋势，即各种科学领域越来越向综合统一的方向发展。”[3](P177)这一切表明科学发展是合理性的。然而，夏皮尔不局限于此，而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把如何能够主张合理性标准经历了合理的变化这个问题当作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合理性标准是恒定不变的、普遍有效的，60年代的革命派则认为合理性标准随历史时期或科学传统的不同而变化，但不同的标准是不可比较的。对这两派来说，并不存在“合理变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科学哲学势必或者回到主张合理性标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预设主义立场，或者陷入主张合理性标准的多元性和不可比较的相对主义立场。夏皮尔认为，这种两难处境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一方面，合理性标准的元标准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合理性标准本身又是可变的、发展的。“科学无需诉诸一个超验的和不变的合理性原则去说明科学变革中出现的合理性和进步。”[3](P296)判断一个变化是否合理的根据就是科学内部的“理由”，再也没有也不需要有别的理由可依据了。夏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它不再坚持“高层次理论”与“低层次理论”的严格区分，而把两者统一于“域”中；它也不再坚持“常态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不同，而把两者统一于“域”的重组和进化中。总之，夏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对自然的基本观点，而且在于改变对科学的描述语言；改变有关被这样的描述和分类的自然的问题本身；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改变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改变衡量什么是这些问题的合适的解答（解释）的标准以及衡量什么是这些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解答、包括什么是证明或否定所提出答定的证据的标准；甚至改变对科学目标的看法。”[3](P21)夏皮尔认为，这种科学发展模式，既避免了预设主义的不可违背性观点，也避免了老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从而既肯定了科学的诸方面，在原则上都是可变的，包括方法、标准、元科学概念等；又肯定了这些变化是有理由的，这些理由是我们从实际的科学事业中获得的。总之，夏皮尔坚持了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反对绝对主义的同时也避免了相对主义。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又以一种新的发展观的姿态步其后尘。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问题仍然是科学哲学的中心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发展的模式等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讨论了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这并不表明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只研究了这些问题。实际上，就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问题来讲，是非常繁复多样的。从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域”来看，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衍生出一些子问题。如：就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来看，它不仅与科学的特征、科学问题有关，而且与对科学的语言分析也有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又存在着对科学认识的语言分析、科学知识的语言分析和科学理论评价的语言分析等方面[8]；就科学发现而言，也涉及到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等诸多问题；就科学理论而言，不仅涉及到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功能，而且涉及到科学理论的解释、真理与价值等问题；就科学发展来说，不仅联系着科学的进步，而且关联着科学的合理性等问题。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不难看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对这些主要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特征。(1)从研究问题的本体论倾向来看，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争论。这种争论又始终制约着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2)就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对这些科学哲学主要问题研究导致的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结果来看，可以说，科学实在论是整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它既代表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传统哲学的发展提示了方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反实在论对科学实在论的批评，毕竟揭示了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弱点”，击中了科学实在论的某些“要害”，并由此激发了科学实在论者们进一步的思索和更深入的探究。随着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面对着反实在论的猛烈攻击和指责，科学实在论者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方式和形象（如后现代实在论的生成等）；(3)从研究问题的趋向来看，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存在着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后现代的转向[9]，其中又包含着语言学的转向、修辞学的转向和解释学的转向等；(4)从研究问题的方式或方法而言，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家总是力图从正面回答或拓展这些问题，而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由于其一贯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他们总是企图解构这些问题，或进行否定性的回答。
总之，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主要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必将对21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这种影响，才能真正把握21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命脉。
收稿日期：2001-01-10
标签：科学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波普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