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期间社会过剩劳动力转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经济史上，新产业的产生总是要伴随着旧产业的被淘汰，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如何转移过剩劳动力。一般来说，假若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转换是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会因有较长的适应期达成共识，从而使得结构转换的代价少一些。反之，假若一个社会的结构转换不是经济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被迫应对的结果，那么人们将因缺少一个合适的适应时间，不容易较快地达成共识，从而使经济结构转换的时间将长得多、代价也大得多。不幸，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结构转换就属于这一类。对此，洋务大吏及其思想家，如薛福成、郑观应、钟天纬、陈炽、经元善等作了艰辛的探索。
一、机器生产是转移过剩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推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样就不能不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一种“机器夺民生计”的认识。支持洋务运动的社会人士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从机器排斥劳动力的社会现实中，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他们相信机器排斥劳动力是暂时的，中国人民的就业归根到底取决于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
19世纪70年代末，薛福成先后写作《创开中国铁路议》和《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指出铁路不惟不会夺人生计，而且会扩民生计。他说，“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数计。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也”（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矿业部门转移的认识更加明确。1891年，他在《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中指出，“余考欧洲诸国，通计合算，每十万里居九十四人，中国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矣”（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同上，第367页。）。欧洲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一倍，土地也不如中国肥沃，但人们的生活富裕，原因在于“能浚其生财之源”，而关键在于讲究科学，用机器生产，因此提出了机器养民论的主张。他说，“中国人民之众，十倍西洋诸国，议者谓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自是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於各国，亦不能售於本国；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国势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以论今日也”（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同上，第420-421页。）。
钟天纬则从更广阔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考虑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问题，他认为，中国越是对外开放，国民经济就越发达，人民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多。19世纪80年代初，他在欧洲游历时，曾作《开铁路置电线论》，指出，“至贫民之食力于舟车担负者，增设子口愈多，需人亦愈众。如广东一口易而为五口通商，各省佣工舟子骤增数百万。及长江开埠，凡在上海食力者未见其减，而各埠雇募者反见其多。此水路通商增口之明证也，而陆路要无二理。在内地骤开数十埠，则食力者必增数万人。于总口纵减二三，在子口不啻偿以倍蓰。泰西各国历验，无不皆然”（注：钟天纬：《刖足集·内篇》。）。
陈炽是从西方国家工人对机器由激烈反对到积极拥护的事实中，感受到机器生产对促进劳动力就业的良好发展前景的。他说，“彼国（指西方国家）机器初兴，其手工之人，亦欲竭手足之劳与之争利，心尽气绝，无可为生，乃改而入厂工作。其始也，月得工资三四元或五六元耳。入厂以后，技艺之高者，月得数十元数百元，即至愚极钝者，亦可得七八元或数十数元。向以数十数百作工者，加至数千数万人而未止。（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8-229页。）。总之，机器之采用对“小民之生业，移而已矣，夺则未也”（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遍弛轮舟说），同上，第240页。）。因此，他不但批判机器夺民之说，还进一步宣传机器可以养民，“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书·工艺养民说》，同上，第230页。）。指出，“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向日之手工糊口者，亦各免艰难困苦，忧冻啼饥，咸得享豫大丰亨之福也”（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同上，第230页。）。总之，在陈炽的眼里，机器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穷民的生存的，因为“自机器大兴，而一人之工足给十人之食，富人出资立厂，而贫民之工作者辄数千人，富民之获利一二分而止，而贫民之工资增至倍蓰什伯而未已焉。故机器之兴，专以为贫民计也”（注：陈炽：《陈炽集·庸书·养民》，同上，第135-136页。）。
笔者认为，洋务派人士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就当时中国的现实看，则有着许多的困难。第一，工业生产并不发达，还不可能吸纳过多的过剩人口；第二，即使新式产业能提供那么多工作机会，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要达成均衡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如何能让这些过剩人口尽早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在他们未找到工作之前能有一个最起码的生活保证，以缩短和减轻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痛苦呢？洋务派人士提出的办法还有：
1、从事农业生产。郑观应指出，全国“土旷人稀，未垦之荒土、荒田以亿万顷计。如东北之吉林、黑龙江，正北之热河、河套，西北之科布多、新疆南北两路之罗布卓尔等处，绵亘千里，一望无边，土著不识耕耘地利，终于废弃。外如西南川、滇、桂、粤之边境及广东之琼州，东南之台湾内山各处，棒芜未辟，遗利尚多，疆吏漠不关心，动为外人侵占”。而内地被机器排斥的无业之穷民甚多，主张“招募内地闲民携家前往。籽粮牛种，官给以资；舍宇堤防，官助其利”。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五点，“内地贫民免迫饥寒流为盗贼，一利也。边陲要地自开遗利，免启戎心，二利也。他日敌人侵轶我疆，边民各保其家，人自为战，三利也。比年整顿海防，饷利已竭，安有余力以顾边防？如此则兵出于民，他生于地，四利也。沿海贫民即可移垦台湾、琼州等处，何必远适海外为人轻藐欺凌，五利也”（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垦荒》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741页。）。
2、通过向国外移民来解决“人满”问题。薛福成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居天下第一，本来就人多地少，再加上机器耕作排斥农民，致使人民生计困难。但世界别的国家如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因经济发展，缺乏劳动力，正向不发达国家招工。故他主张“今欲为吾民广浚利源，莫如准赴异域佣工”（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论巴西招工事宜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向哪个国家移民比较好呢？薛福成主张去巴西、墨西哥移民。他说，非洲因“鸿荒未尽辟，瘴气未尽除，华人愿往者尚寡”，美国、秘鲁、澳洲、荷兰、西班牙所属诸岛皆有驱逐或虐待华人之政，惟“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氓，不遗余力……且无苛待远人之政”，故去巴西、墨西哥移民最合适。他建议乘巴西、墨西哥两国使者来华请求招工之际，与其立约，“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设立领事馆，以保护而约束之。并与之订立专条，彼既招我华民，力垦荒土，功成之后，当始终优待，毋许如美国设谋驱逐”。他认为这样一来，“且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救时之要，莫切于此”（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同上，第366页。）。
薛福成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频繁的，这正是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反映，也说明了薛福成在思考问题时，抛开了传统小农经济视野的限制，开始从整个世界，从国际市场的角度看问题。
然而向国外输出劳工是不容易的，需要和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关系。劳工输出国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要学会运用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来保护自己。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国际地位不高，曾发生过美国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需求中国劳工，一旦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又驱逐劳工的事情。为了降低劳工输出过程中发生的风险，曾担任驻英、法、西、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主张，在和巴西、墨西哥两国订约时，应特别强调“在许华工自往，而不宜允其来招”。因为“华民适彼国者，苟获赡身家，蒙乐利，往返自如，出入无禁，是闻风者且源源而往，本无所用其来招”，所以“务使人人有自主之权，去留久暂，悉从其便，则田主非但不能虐待，而挟制、扣留、转鬻诸弊，亦不禁自绝矣”。至于“洋人或挟重资，或驶巨舰。动辄来招数千百人，运往该国，辗转贩鬻，必当严立章程，悬为厉禁，自无疑义”（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论巴西招工事宜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473页。）。
此外，洋务派人士中赈济思想也比较丰富。所谓“赈济”就是通过社会救济等办法，让失业者或生活困难者得到起码的生活保证，以避免社会混乱。经元善以倡言义赈而闻名，针对有人认为捐资救灾杯水车薪的疑虑，他指出：“中国舆图二十余省，今既以十八省计算，各处偏灾折作两省，尚有未荒者十二省，每省扯六十州县，每县扯人十万，每人每日省钱一文，每日可得钱七万二千文，通年可省钱二千五百九十二万千文。国家之发币不计也，殷富之输将不计也，邻国之移粟不计也，果能滴滴归公，有何不可救？”他还要求各地节省糜费，如“迎神赛会演戏烧香寄库之资，核计消耗物力十之一二，均可停省一年，移作赈济”（注：经元善：《居易初集·急劝四省赈捐启》，第1-2页。）。对于民间义赈的实施，他主张贯彻“民捐民办”的方针。（注：经元善：《居易初集·急劝四省赈捐启》，第1-2页。）
二、转移农业社会中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考虑
如果说前面论述的是传统社会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转移问题，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经济领域的不断渗透，客观上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改革，一是裁撤一批官员，二是砍掉一些部门。应该裁撤那些行政机构，应该裁撤哪些官员，应该如何裁撤呢？
洋务派人士认为，裁撤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原则，即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按照这一原则，他们认为应该裁撤的部门有以下一些；
1、漕运部门。凡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以及粮道、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当全裁。漕运部门是国家为从南方运输粮食而设，由于西方新式轮船的兴起，南粮北运开始由河运改为海运。在这种情况下，漕运部门的存在已变得毫无价值，理当裁撤。
2、河务部门。凡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皆当全裁。中国是水患大国，为了防止水患造成的破坏，以及保证大运河的畅通，清政府每年要投资几百万，然“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剖而豆分之”。再加上运河作用下降，“既免挑浚”，因此建议“归并地方，俾专责成”（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汰冗》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页。）。
3、各关监督。凡监督织造，皆当全裁。原因是“织造公事更简，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监督税课更少，不如尽裁官差，归并地方官兼理。各海关道事颇清简，亦可裁撤，而以深识中外文字，长于榷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即可省费，又免漏卮”（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汰冗》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页。）。
4、盐务部门，应酌量裁撤。郑观应指出，“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意”（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汰冗》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页。），主张宜量裁撤。
5、政府行政部门的裁员。机器大工业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并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这一标准，晚清官场显然要做一番大的调整。郑观应认为，晚清官场的最大弊端是冗员、冗费，冗费系由冗员造成。他指出，“至于京官则自枢坦、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靡廪禄。……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京官皆可裁汰”（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汰冗》上册，同上，第460-461页。）。至于地方督、抚、司、道以下各官，也应宜量裁撤。他说，“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至于各省掌刑名、按劾之事的按察使，他更主张裁撤，理由是“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汰冗》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9页。）。顺之而推，各司、道也应裁撤布政使、按察使的下属机构之冗员。他认为，经如此改革，不独中饱之风自绝，官僚机构也更精干，效率更高，更能适应现代工商社会的要求。
6、军队部门。裁撤重点是旗兵和绿营。原因是军队要走上现代化道路，数量必须减少，军官也必须相应减少，“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陈炽认为，“绿营额兵六十余万，岁饷二千余万两，居国家财赋之半。粤捻事起，溃散逃亡，战既不能，守亦不固”，故今之额兵，非徒无益，且有害焉，非大力裁撤不可。主张以十年为界，必将减尽，省下的经费用来装备新式军队（注：陈炽：《陈炽集·庸书·额兵》，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42页。）。
7、八旗问题，主张变国家供养为自谋出路。陈炽指出，“每岁京饷七百万金，此项饷银十居八九……未闻举家仰给于官而可以宿饱者”（注：陈炽：《陈焕集·庸书·额兵》，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3页。）。
8、驿站问题，主张以邮政替代。郑观应指出，“西人尝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知取；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岁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当取者，即设立邮政局，征取其税。今中国若行邮政，则驿站之费，似可裁减”（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驿站》上册，第676-677页。）。
9、卫屯问题，应予全撤。卫屯原是明代为防倭寇，“就燕、齐、楚、吴、越旷闲之土，分军立屯、堡，且耕且守，有卫有屯，于守御之暇，收耕获之利”（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卫屯》上册，第905页。）。清朝建立后，稍变其制，将卫的作用由防御倭寇变为“专辅漕运”，“丁给船一艘，艘给田百亩，计共四十三卫、十四所，船盖五千余艘……其为田不下五百万亩，租税不下数百万，尽归卫所弁丁私利”。鸦片战争后，海运崛起，“以卫济运”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思想家提出罢运归屯的建议，即撤消卫所“专辅漕运”的功能，将其全部转为交粮纳税之国家“编户齐民”，如此以来，国家既可节养济运官弁大量之糜费，又可通过收取租税“岁入银二百五十万两”（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卫屯》上册，第906页。）。
至于这些部门裁撤后分流人口的再就业问题，洋务派人士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动员分流人口到新式产业。随着新式产业在中国的兴起，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这是有利于分流人员再就业工作的开展的。郑观应在讨论八旗问题时就主张，八旗在京城内外者，除世爵、参领、佐领有世禄俸禄以外，余皆“许其解散其籍，悉听自便谋生，农商百业任其他出经营”（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旗籍》上册，第474-475页。）。其在外省驻防者，“其少年子弟，年十余至二十余岁者则选聪敏壮健者派入学堂，或入方言馆，或入水师学堂，或入武备学堂，或入技艺学堂，虽世家不得规免，贫者亦不可遗漏。……其有读书成名，早习商机、营运为生、自有作业者，亦悉任其呈明自便”（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旗籍》上册，第476页。）。他还说，待铁路、邮政、轮舟建成，一些传统产业如漕运、驿站等的分流人员可到这些产业提供的岗位上去。当时有不少士兵即集体转业当了工人。
2、从事农业生产。郑观应在论八旗问题时指出，对于那些“无业营运、无技操作”的八旗子弟，“悉发直隶本省及边近地方屯田”。对于一些一直以农业收成为经济来源的部门，如卫屯，则主张就地“军转民”，依靠原来的土地、农具，成为给国家负担税收的“编户齐民”。
3、国家给以一定财政支持。陈炽在论八旗问题时说，对于“愿出籍就四民之业者，准借给十年俸饷，欲农则拨以地，欲商则助以资，广开工艺之途，更辟科名之路”（注：陈炽：《陈炽集·庸书·八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4页。）。郑观应提出，对于愿往天津屯田的八旗旗民，国家每户预发五年应领米粮，折实钱以给之，俾为耕种资本。对于愿往热河朝阳一带屯田的旗民，则发十年廪粮，折实银以资前行。另外，准免十年赋税。（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旗籍》上册，上海亿出版社1982年版，第475页。）
应该说；洋务派人士在考虑经济结构调整时，想到了“吃皇粮”人口的再安置问题，无疑是有远见的。这些人不象一般的失业者，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政府政策影响的力度也大，他们的再就业情况好坏，直接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行。然而，洋务派的这些睿智的建议并不为晚清政府所采纳。以漕运而言，谁都明白这一制度是严重不合理的，但直到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为折收银子，却仍保留100万石漕粮。殆至辛亥革命后，才随着这个政权的灭亡而彻底解决。为什么一个不触及王朝根本利益的改革，却迟迟实行不下去呢？原因就在清政府不知该如何安置这庞大的漕运大军，当时绿林好汉遍布四野，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确实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晚清政权的巩固。对晚清政府来说，“稳定”是为了巩固政权，改革也是为了巩固政权，当改革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影响了政权的巩固时，晚清统治者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暂时”舍弃改革而选择稳定，直到条件成熟时才选择进一步的改革。基于这种考虑，“漕运”问题久拖不决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惟当轴者所为鳃鳃焉顾虑者，岂以漕务人员、夫役无所仰食，难免滋事，故不敢发此难端欤”（注：郑观应：《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停漕》上册，同上，第277页。），就是郑观应对晚清政府这一矛盾心理的最深刻的刻画。
三、评论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人士对于社会转轨期如何转移过剩劳动力问题所作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发展现代机器工业是当前解决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社会转轨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段时间内出现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是正常的，但这并不等于象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只有背弃“科学”，才能使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得到解决，因为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面对社会转轨期出现的暂时的过剩劳动人口现象，惟有加快改革，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通过各种办法提高社会过剩劳动人口素质，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2、要采用各种办法解决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尽管加快改革步伐，依靠技术进步的办法是解决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毕竟在短时间内要让全部的社会过剩劳动力提高技术素质，以适应现代工业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此欲在短时间内解决社会过剩劳动力问题，促进社会安定，还必须采取其他的办法。洋务运动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办法，如鼓励社会过剩劳动力到未恳之荒田、荒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向国外缺乏劳动力地区输出劳工；以及加强赈济等对我们当前解决过剩劳动力问题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3、要重视社会转型期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转移。这些人不象一般的失业者，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相当社会地位，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他们再就业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改革、开放大业的进行。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囿于对“稳定”的偏好而久拖不决。继洋务派而起的康、梁改良派人士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是操之过急，在没有想好“分流”方案前就坚决主张裁撤数量庞大的“冗官”、“冗员”，欲全面废除科举而代之以学校。本来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得民心，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获得了朝野上下普遍的支持，但由于他们在官员或候补官员（参加科举取土的书生）“分流”问题上举措太骤，断绝了几十万官员、几百万候补官员的生路，也影响了围绕在他们身边、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上千万家庭成员的命运！因此康、梁的变法方案遭到了来自社会中、上层的激烈反对，以致慈禧太后不费什么力气就镇压了变法。晚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是囿于对“稳定”的偏好而久拖不决，无力迎接时代的挑战，终被更强大的、更有力量的社会势力所取代。
如何解决传统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转移问题呢？洋务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解决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转移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向现代产业分流，以及承包荒山、荒地，从事农业生产等。只是解决这一问题时需注意两点，一是等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创造了不少劳动机会，即有了相当的“分流”去处后再来考虑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转移问题，不可操之过急。二是解决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转移需要国家付出相当的财政支持。例如，陈炽在论八旗问题时就指出，对于愿往热河朝阳一带屯田的旗民，则发十年廪粮，折实银以资前行。另外，准免十年赋税。
为降低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转移的抗拒成本和提高转移的成功率，洋务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A：循序渐进的原则，那些部门容易转移就先转移那一个，避免一哄而上；即使对于同一个部门，也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例如，郑观应就主张以十年为界，裁尽绿营和旗兵，省下的经费用来装备新式军队。
B：就近转移的原则，即传统的非生产部门要向现代产业创造的临近生产部门转移。郑观应指出，待铁路、邮政、轮舟建成，一些传统产业如漕运、驿站等的分流人员可到这些产业提供的岗位上去。
C：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非生产部门的分流人口，一方面要按照身份、地位的差异区别对待。例如，郑观应在讨论八旗问题时就主张，八旗在京城内外者，除世爵、参领、佐领有世俸禄以外，余皆“许其解散其籍，悉听自便谋生，农商百业任其他出经营”。另一方面要按照年龄的差异区别对待，对于年龄轻，愿意读书深造，希望掌握新技能者，则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到学校读书。“其少年子弟，年十余至二十余岁者则选聪敏壮健者派入学堂，或入方言馆，或入水师学堂，或入武备学堂，或入技艺学堂，虽世家不得规免，贫者亦不可遗漏”。
标签：郑观应论文; 薛福成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论文; 盛世危言论文; 洋务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