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德巴赫论文,新时期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要求“各宣传单位要运用各种形式，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造革命舆论”①。当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便积极响应、筹备组稿，计划请作家写一篇反映科学领域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几天后，封笔近十年的老作家徐迟从武汉被借调进京，风尘仆仆地住进中科院招待所，开始了对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深入采访。次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一期头条，《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紧随其后发起热烈讨论。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正式开幕，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篇“主旋律”的献礼之作，几乎是无可挑剔、甚至有些始料未及地完成了“大造革命舆论”的任务。
然而，据编辑周明的回忆②，徐迟采访之初其实阻力重重，陈景润不仅在“文革”期间曾被定为“白专”典型，坊间还流传着许多说他是“科学怪人”、自私吝啬的段子，如何把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负面人物塑造成新时期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楷模，是徐迟必须解决的首要难题。而要讲好这个“平反故事”，又意味着不能回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对“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的不公待遇作出历史评价，但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央才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以至于徐迟一度为如何“政治正确”地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难题，陷入中断写作的焦虑中。如果说徐迟面对的前一个难题还可以勉强纳入“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如何突破“文革”写知识分子题材禁区的文学讨论范畴，那么后一个难题则暗示着《哥德巴赫猜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它秉承报告文学文体的新闻性要求及时反映国家政策、完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社会动员之前，它还必须先官方话语一步“试水”，在艺术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小心运作，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提供一套符合新时期需要的反思历史的叙事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哥德巴赫猜想》以文学化的方式触动了某个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具有起源性意义的公共议题，而如何理解这种“起源性”，即文学叙事对历史想象作出的特殊回应，也就成为我重读《哥德巴赫猜想》的起点。
一、陈景润的“病”
无论是指精神层面还是指身体层面，《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都是个有“病”的人：“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他有肺病，自幼瘦小体弱。如果对照编辑周明回忆当年陪同徐迟采访时对陈景润的第一印象和陈景润的传记材料，这些表述并没有夸大之处，但可以想象，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初，如果要让已经习惯了“文革文学”中“高大全”英雄人物形象的读者，接受这个多少有些病态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让受了十几年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科技战线上的同路人身上重建自信，徐迟就必须在叙事中对陈景润完成一次令人信服的病理学分析。
作为一篇人物特写，徐迟完整记录了陈景润自1933年出生至“文革”结束前的主要经历，叙事主线是陈景润如何不畏艰苦、一步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但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前、“十七年”和“文革”这三个时段中，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陈景润的“病”始终在场。
在第一、二节中，陈景润童年时的病症被徐迟描述为一种自觉“多余”的心理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追究病因，是因为他“过早地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出生在一个贫困多子的家庭，当他记事时，又恰逢“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村民“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徐迟显然重复了“十七年”革命文学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模式。
三、四两节记录陈景润在“十七年”教育制度的福荫下求学厦大的黄金岁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任教，但旧社会给他造成的后遗症使他害怕面对课堂，以致积忧成疾，患上了肺结核和急腹症。如果说前一段写“病”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那么在这一段中身体上的疾病则成为陈景润牺牲自我、勇攀科学高峰的佐证：“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戴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学和符号。”这样的情节对于熟悉“十七年”文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某一个人物有了伤病，但是由于战斗或生产的紧张状况，某人隐瞒了伤病状况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治疗，他或她运用强大的信仰力量抵抗伤病，为战斗为生产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人物”③。通过借助这一“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来阐释陈景润的病，再将陈景润性格中的神经质归因于旧社会环境制度的伤害和对数学的专注，徐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陈景润形象的正面塑造，但耐人寻味的是，《哥德巴赫猜想》的叙述并没有在这里止步。
在第三部分中，除了用第五节简单描写陈景润被“四人帮”迫害的遭遇，徐迟用几乎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叙述了“文革”中“抢救陈景润”这一颇有深意的情节：先是李书记给陈景润送光明，为他六平米的小屋装上灯，摆上桌椅，接着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又在大年初一给陈景润送苹果，之后毛主席直接批示派专家给他看病、将他送进医院疗养，最后连周总理和华主席也过问他的健康状况，在他住院期间为他安排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
“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陈景润这段略显夸张的独白出现在后来被徐迟津津乐道的“送水果”的情节中。徐迟解释说：“一袋水果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这一袋水果代表了党对科学工作者的关怀。”④水果是最好的良药，陈景润拿了这袋水果把房门一关，就再没出来，直到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像交党费一样把论文慎重地交给了李书记。曾经有批评家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为由质疑徐迟的这一构思，但徐迟显然不以为意，他此前不厌其烦地在陈景润的“病”上做文章，仿佛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病的治愈”。
由李书记、周大姐等党的代表承担医生角色，对被“四人帮”迫害成疾的知识分子给予关怀，这种“医/病关系”的确立有着特殊意义。一方面，这显然是为了反映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职分管科教工作后提出的一系列为知识分子平反的政策，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视与抚平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但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从延安时期开始，病的隐喻就成为中共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修辞手段，无论徐迟是否有此明确的创作意图，当他叙述陈景润的“病”时，一系列互文性的文本都会潜在地影响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叙述效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的‘整风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如此频繁出现的来自‘医学’方面的借喻。《讲话》用阶级分析的办法，雄辩地颠倒了鲁迅‘弃医从文’故事中‘医生’与‘病人’的角色分配。”⑤病源在知识分子体内，是潜藏于他们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幽灵，而治疗方法就是向党交心，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1957年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正是在贯彻这一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所谓“又红又专”的要求，因此，当“文革”中陈景润被戴上“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的帽子时，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沿用了“十七年”关于什么是“病”，病因来源于何处，谁拥有诊断权力，应当采取何种治疗手段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逻辑。虽然后来的官方表述承认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开始，中共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就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发展那成为令人痛心的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⑥，但至少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仍需小心制止这种可能在歌颂新的知识分子政策时出现的、对党在“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政策合理性的彻底否定。
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徐迟对陈景润的“病”的叙述，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在被格外突出的“抢救陈景润”的情节中，“病”的政治隐喻被减淡了，徐迟强调生物态的疾病原理，并如第二部分中所述，为这种身体上的伤痛赋予“为人民、为党工作”的象征意义。这不仅保证了在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时，无需采取历史断裂的态度彻底颠倒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医病关系”，更使党的“治病救人”政策在身体层面落实下来，保证了在一个连续性脉络中对“十七年”知识分子政策合法性的承认。
其次，徐迟有意省略了陈景润在1958年“反右”扩大化中因华罗庚事件被打成“小白旗”、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化学所洗瓶子的一段悲惨经历，把陈景润作为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压抑和冤屈完全后置到“文革”阶段，这样一来，导致陈景润患病的罪魁祸首就被明确指认为“四人帮”⑦，并将之比喻为“毒瘤”，外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健康肌体。
最后，知识分子虽然被重新授权拥有诊断资格，可以用科学的真理性来指认“文革”中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并协助官方话语完成粉碎“四人帮”的肿瘤切除术，但知识的正当性仍不被认为是天然获得的，它必须建立在知识者自身完成政治成长的基础之上。例如徐迟对陈景润钻研数论的合理性的肯定，就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在第一阶段的叙述中，数学仅仅为陈景润提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空间；在“十七年”时期，“哥德巴赫猜想”被染上了为国争光的色彩；而在“文革时期”，数论研究最终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则是因为它作为“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能有助于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使陈景润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
归根结底，以上所有叙述策略都是为了更清晰地界定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中“拨乱反正”的内涵。正如《哥德巴赫猜想》的结尾所示，“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身体健康并非治愈的终点。这意味着，当《哥德巴赫猜想》传递出为知识分子“平反”的信息时，它并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作为“受难者”归来后主体性重建的肯定，它同样也隐含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主体想象的规训。作为徐迟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重要道具，陈景润的“病”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它既通过一套新的病理学分析，唤起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对“四人帮”的憎恨，重塑知识分子任劳任怨的形象，代表他们倾吐被“历史”伤害的记忆；它还通过对“十七年”传统中“医/病关系”的重复、改写与强化，潜在地将知识分子自怜自爱的情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文学叙事的方式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意识设定了一个合乎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模板。徐迟的创作意图中究竟是否包含后一种功能，很难实证，但必须说明的是，当我们常识性地以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是在“科学的春天”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解放，可能恰恰忽视了这种“解放”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存在后一种阐释空间，才使得它在当时获得了官方话语的绝对认同⑧。如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所特别强调的：“陈景润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工作者”，他的成长，“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也离不开老一代科学家的培养和帮助”，“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八亿人民，会有更多的‘伯乐’来发现、选拔、培养和支持更多的‘千里马’”。⑨——显然，在《人民日报》所代表的官方解读中，主角不是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当然是对科学家“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的反映，但它同时也是对勤勤恳恳为知识分子群体做好后勤工作的党的形象的重建，最后，它无疑还是对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十七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肯定与续写。
二、被规划的“伤痕”
如上所述，当徐迟选择以“病”的修辞完成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塑造时，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如何叙述“文革”的问题。事实上，在《哥德巴赫猜想》动笔前一个月，徐迟已经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约稿完成了《地质之光》的写作⑩。这篇作品虽然与《哥德巴赫猜想》一道入选1977-1978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据徐迟回忆，有一位上海的读者给他写信说：“你写了李四光的一生，偏偏跳过了‘文化大革命’，难道这是一个禁区，你不敢进去吗?”(11)或许是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徐迟决定在写陈景润时有所突破，但写到“文革”一段时卡住了，写不下去，徐迟后来说：“解决这个困难，还是靠经典著作，《马恩选集》的第一卷，里边有篇重要的著作，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是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里领会来的。”(12)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官方对“文革”的定性经历了一个从“右”到“左”，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13)。《哥德巴赫猜想》的写作与发表大约处于两个阶段之间。徐迟将“文革”叙述为“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这些铺排的句子散发着“文革文学”、甚至“大字报”的气味。虽然徐迟也隐晦地写到“文革”中动辄将知识分子“推过敌我界线”，以“拳头代替舌头”残酷迫害知识界，但与官方话语一致，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文革”的历史合理性。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徐迟对陈景润“文革轶事”的取材和叙述，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徐迟必须用“这一个”陈景润的形象塑造来讲述官方话语约束下的“文革”史。
陈景润在“文革”中被迫害是事实，徐迟后来在创作谈中提醒读者，《猜想》中第六节最后一段“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是“闪闪烁烁地写他受迫害的情景”，而后面“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则是暗示陈景润在“文革”中自杀未遂的悲惨遭遇(14)。徐迟说自己写得隐晦是为了给迫害陈景润的人一个转变态度的机会，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篇创作谈发表于1979年1月，时间已经移动到了“文革”评价的新阶段，它并不能真实反映“作家思考和写作时置身其中的系统的总体结构”(15)。事实是，当《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报》转载时，徐迟整段删除了这一部分描写。而与做减法不同，陈景润在“文革”中算出哥德巴赫猜想也是事实，徐迟在这一点上做了加法：“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巨大的贡献。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抗拒地促使他突变。……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政治的人”即“红”的表现，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发言中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16)的确，通过将陈景润忘我钻研数论的“安钻迷”重新组接到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献身上，可以成功地为陈景润翻案，但当徐迟自问“陈氏定律有什么用处”时，用“无价之宝”来形容又多少流露出他论证“红专”接缝时的不够自信(17)。于是，关于陈景润成长中的政治觉悟，《哥德巴赫猜想》给出了另外两个例子：一、“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对照周明的回忆和徐迟的创作谈，这是指陈景润回绝1976年国际数学大会邀请的事，陈景润在回信中称“国际数学协会里还有蒋帮代表在座，因此他不参加”。徐迟说：“这件事比较雄辩地说明了陈景润是一个懂得国际关系、善于处理复杂事务的、逻辑严密的、有深刻政治思想的科学家。”二、“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像人妖效忠，他不动!”这里是指，陈景润识破挂着“记者”招牌的人企图利用他陷害邓小平的阴谋。据周明的回忆，这两个例子都是徐迟采访时陈景润自述的“文革”轶事。由此可见，当《哥德巴赫猜想》积极响应“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一新时期最大的“政治”为知识分子正名时，徐迟实际上也在强调另一种“政治”上“红”的内涵，它的评价体系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重新颠倒回来，正如我在第一节中所强调的，陈景润依然需要以这一种政治标准为目标在“文革”中被“医治”。
与徐迟一样，迅速跟进的批评几乎都心照不宣地强调“文革”之于陈景润的正面意义：“作品对于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批判并没有全部否定。作者写到，这个遨游在数学太空、偶尔才返回人世的人，由于成天钻研学问，‘文化革命’前有时确实有点不关心政治，为此狠狠地触动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而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中对陈景润造成的身心打击，“徐迟同志用的也是‘筛法’。这个‘筛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所否定和揭露的是林彪、“四人帮”，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充分肯定它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光明面的基础上来写它的阴暗面、消极面的”，“通过写科学院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对陈景润的爱护和支持，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18)如果联系后来文艺界在1979年关于“伤痕文学”讨论中引发的“歌德”与“缺德”之争，就会发现，虽然《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主流批评家们已经开始与“文革”文学的禁令博弈，但当他们歌颂“写真实”、为“写阴暗面”辩护时，他们仍小心界定着“文革”阴暗面的范围。
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被规划的“伤痕”叙述的意义呢?崔道怡曾将《哥德巴赫猜想》与《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并举，他特别强调：“当时，‘文革’尚未否定，思想仍被禁锢。这两篇作品发表一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这两篇作品乃是思想解放的艺术先声，有人误会为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这就不合真实。”(19)今天很多文学史叙述大多犯了崔道怡所说的错误，但问题是，即使把时间理顺，只要仍把“思想解放”作为历史目的论的终点，我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的价值定位，就会被先验地设定为朝向更彻底否定“文革”道路上的一段艰难旅程。当然，我并不否认这种规划对作家反思“文革”深度的阻碍。当徐迟借马克思对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贡献的一段描述来肯定“文革”爆发的初始动机时，他恰恰对马克思后续的追问视而不见，“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为什么一个由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20)因此，从回答这一问题的完成程度上来说，80年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发展的确比《哥德巴赫猜想》更有价值。但正如贺桂梅所说：这种反思是建立在一种持历史断裂态度的“新时期”意识基础上的：对于历史即由“文革”指称的6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拒绝，使得80年代被当作“一个告别50-70年代的‘前现代’与‘革命’的‘现代化’时期”，“一个似乎重新接续了打碎古老中国‘铁屋子’的‘五四运动传统的新的文化启蒙时期’”，“一个挣脱了传统中国‘闭关锁国’谬见而‘走向世界’的开放时期”。(21)——与之相比，《哥德巴赫猜想》显然提供了另一种体认历史的方式。
“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被徐迟尽可能地编织到一条连续性的历史线索中，无论是前述关于陈景润的“病”的叙事策略，还是被规划的“伤痕”书写，都是为了从“文革”中挖掘出一条可以与“十七年”社会主义资源对接的红线，而这条红线的下半段必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与我们通常认为“新时期”才伊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并轨。“新时期”的开端被模糊成一个难以确认的时间点，如果把“现代化”或“走向世界”作为新时期的起源性标志，那么《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的成名史就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新时期在“文革”十年中已经起航。例如第七节中写到“九一三”事件以后，“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并且着手排除帮派的干扰”，这里应指1972年夏，周恩来借接见杨振宁与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之际，要求科学院加强理论研究，并派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主持工作。再如第十一节中写到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陈景润以代表的身份出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年，邓小平发布《关于科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70年代中后期，即使官方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也并没有妨碍改革开放以“回收十七年”的方式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写陈景润，关涉到如何调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资源，完成对革命合法性的矫正与修复。因此，仅仅惋惜或赞扬《哥德巴赫猜想》为“文革”后思想解放作出的有限突破，并不能给我们增加更多的历史知识，暂时抛开关于80年代社会变革的已经定型化了的意识形态表述，或许才能发现《哥德巴赫猜想》所呈现的另一种有关“新时期”起源的文学想象。
三、知识的正当性与现代化想象的歧路
今天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在当年引起轰动效应的流行意见，仍是以“开禁”这一中心思想为基础的。例如最近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徐迟“凭借自己的思想定力、政治敏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前瞻的眼光“为一个即将到来并已初现曙光的新时代放声歌唱，并因此加速了重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曾被五四青年高高挥动过的大旗的历史进程”，《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恰好迎合了特定历史关口各层公众的松绑需求和解放快感，切合着社会审美心理上的‘饥渴性’补偿机制”。(22)这种描述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在我看来，它并没有跳出近几年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所反省的那种“新时期”意识，它仍然陶醉于一种将80年代与50-70年代比较后的绝对的历史优越感中。在前两节的分析中，我试图揭示历史的另一面：第一，徐迟对陈景润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名誉的重建，可以被读作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它的确抚慰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惊弓之鸟的不安与疲惫，最大程度地动员知识分子加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但它也透露出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界签订的契约关系，在与历史和解的基础上限定了知识群体关于身份意识的自我想象。第二，徐迟对陈景润“文革”轶事的叙述，又可以被读作一个被规划的“伤痕”故事，它的确为在“文革”中饱受精神压抑的公众提供了情感宣泄口，但它也因为尚在摇摆中的对“文革”的官方定性，呈现出一种强调历史连续性的修辞策略，提供了一种与主导80年代的新时期意识存在差异性的体认历史的方法。
分析至此，新的问题出现了，这样一个态度暧昧的文本，为何还能引发轰动效应?当《哥德巴赫猜想》进入不同接受群体被阅读时，这种试图在革命话语内部寻找合法化资源的修复策略是否一直有效?
或许可以把《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功能细化为四个方面，它们分别对应于官方、精英知识界、普通知识青年和文艺界四个文化空间：一是前述分析中通过回应国家政策调整的动员功能；二是以科学技术的真理性肯定知识分子的合法性；三是以知识的正当性展开后“文革”时代的人生规划；四是以科学与诗的联合探索新的语言形式、以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建。虽然反思“文革”和现代化想象作为全社会共同的情感结构，为《哥德巴赫猜想》的轰动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每一个文化空间中由于意识形态诉求、“伤痕”记忆与问题意识的差异性，都可能使他们调动不同的资源来读解《哥德巴赫猜想》。例如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重要背景的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如果说徐迟是参照社会主义的主体规范，将陈景润塑造成一个革命话语内部自我矫正后的“政治人”概念，那么人道主义的其他版本就可能从《猜想》中读出另一种结论：“知识分子开始脱去以往‘政治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外壳，蜕变成一个‘经济人’(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代表)的形象。”这篇评论发表于1988年，批评家指出：陈景润还不具有“人的真正内涵”，是“只有事业贡献而没有其他人欲的人是一种机器型的人”，而真正“具有主体意识和真正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只有当“以科学和规律来统治的‘技术结构’”代替“以往以不同阶级为彼此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结构’”时，才能最终生成。(23)时隔十年，这种告别革命的激进姿态，显然已经彻底无视徐迟当年面对历史遗留物时、无论是在情感经验还是逻辑论证上“告别”的“难度”。
类似的情况在知识青年对《哥德巴赫猜想》的反应中表现更为突出。除了筹备全国科学大会这个背景外，《哥德巴赫猜想》的写作发表因为处于“文革”后教育工作的改革期，牵动了更多人的心。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10日前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组织了自1966年废止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当年录取人数只有27万人，尽管竞争残酷，也没有阻挡住1978年夏季高考近610万人报考。当年很多人读过《哥德巴赫猜想》后都把陈景润视为偶像，甚至在填报志愿时首选理工科，认为比文科专业更能在将来为国家的科技现代化作出贡献。陈景润后来收到大量自称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爱好者来信，以致于科学院专门写科普文章说明数论研究的难度，建议大家转移精力。在1978年第四期《人民文学》发表的7篇读者来信中，来自工厂、生物科学研究所等各行业的读者，纷纷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批判、对文艺新气象的欢迎、对党的忠诚和献身四化建设的热情。被放在头条的是山西插队知青贾庆玲的来信，她像千百万知青一样发出了因“文革”虚度青春而失落的声音，“知识的花朵啊，我还能够再采集你们吗?”而陈景润俨然成为她重建理想主义价值观的行动范本。不能排除“读者来信”形式有编辑参与的成分，它的确嵌入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规训，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隐约浮现出另一种关于“个人奋斗”的励志型读法：学习陈景润当然是为了给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但对于那些曾经被阶级斗争禁足的人，“知识改变命运”无疑是更大的信条。
一个“个人性”的主体正在悄然置换着徐迟竭力在“红专”辩论中试图弥合的具有革命意志的主体。最初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主流讨论曾注意到这一内在裂隙。在《中国青年》持续四期的《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中，第一期就发表了团干部刘佳的来信，向编辑部咨询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第一，“学习陈景润与学习雷锋是不是对立的?”第二，“宣传陈景润式的先进典型，以及当前我们党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不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24)
首先，之所以把学雷锋与学陈景润作比较，一是有人认为按照雷锋的“红”的标准，陈景润不够格；二是有人认为陈景润的示范意义只局限于科学领域。在讨论中可以发现，对雷锋的评价开始逐渐向陈景润靠近，“文革”时期雷锋精神的宣传重点是“红”，即“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25)，此期却开始强调“专”，即“钻研驾驶技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26)的业务能力和岗位意识。相应的，虽然讨论也有意地强调陈景润与雷锋具有共同点，即“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但这里判别是否“革命”的政治标准已经不同于雷锋所代表的六七十年代气质。在197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评论员文章中，关于“怎样看陈景润”的结论显然少了许多顾虑，甚至对“专”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宽容，认为有少数青年可能埋头业务而不问政治，但“也不必惊呼为什么‘倾向’，正确地加以引导就是”。此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文章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大的政治”，提倡青年们学习陈景润，就是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的人才”，成为“千千万万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熟练劳动者”(27)。
对照《猜想》发表前后主流批评对陈景润价值的强调，就会发现这种描述的侧重点变了。如果说在《猜想》的题记中，徐迟曾抄录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此处的“革命”还在所谓“技术革命”上附着了“十七年”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的要求，那么在新一轮学习陈景润的组织活动中，科学技术的“现代”价值已经不再需要革命话语的检验。“新思想认为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而社会问题也可以利用通过教育获得的技术能力，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予以解决”，古德纳指出，“这种思想令公共领域非政治化”，“使得除了新阶级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阶层都丧失了合理性”(28)。虽然古德纳的说法放在中国语境中有些绝对，但他对“文革”后知识分子政策的性质分析仍具有启发意义。他将毛泽东主义解释为“为了防止老官僚和科技知识匠的复活”，相反，在后来清算“文革”的过程中重新设置工资差别，重振高等教育等措施，则成为新阶级繁衍的主要机制(29)。回到讨论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有人担忧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会不会导致“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吃香，破坏了广大群众应当享有的平等权益。这一点疑虑在当时或许是作为反面教材有待批判的，但它恰恰也透露出未来难以解决的悖论：当知识分子作为新阶层获得合法性时，其利益和政治诉求是否能推广到大多数人身上。当读者对陈景润的故事是否具有普遍性表示疑虑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陈景润的特殊不在于科研工作的高精尖，最根本的区别是他已经拥有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在七八十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利益分配中，他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命运。
的确，各大中央直属报纸在这一段时间都在积极宣传各行各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搞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事迹，例如“知青李维度对‘地球起源’有独到见解”(30)、“青年工人王坚强创造自动抓药机”(31)等等，他们同前面提到的那些甚至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哥迷”一样，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或许有些不务正业，但在当时却成为全社会热情参与技术革命的楷模。问题是，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能成为下一个陈景润呢(32)?科学史专家田松曾专门研究过80年代前后社会语境中出现的大批民间科学爱好者，特别是因为读了《哥德巴赫猜想》成为“哥迷”的人，田松指出，“中国的唯科学语境是在公众科学素养很低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形成的”(33)，当时类似《猜想》的关于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宣传，主要还是强调一种为国争光的理想主义价值，并未详细介绍科学共同体的活动及其所需的专业训练，这也就意味着当“科学的春天”过去，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他们会越来越发现仅仅依靠理想主义将难以实现当初预想的个人价值。事实是，随着1984年国家大幅调整物价、放开经营，工资改革、毕业生分配等一系列制度调整，七八十年代之交这轮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引发的“文凭热”在80年代中后期迅速落潮。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对于普通青年来说，《哥德巴赫猜想》就像是国家意识形态为他们发售的车票，它以文学叙事的方式预支了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想象，只要以陈景润为榜样将自己训练为一名合格的乘客，就能搭上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去实现他们的梦想，然而，这趟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许多人将因为无法适应新的要求被迫在中途下车。
这个比喻或许同样适用于徐迟。徐迟是一个非常具有“岗位意识”的作家，在《哥德巴赫猜想》引发轰动效应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写科学中，甚至在晚年涉足高能物理，写出《谈夸克》的科普文章。这个曾经在30年代翻译过海明威、毕加索的现代派诗人，如今高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的大旗，将其描述为“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为科学家技术人员服务，为科技所武装了的工农兵服务”(34)。对比80年代中后期以新启蒙话语为依据，以西方60年代社会科学界生产的现代化理论为范本的“现代化”想象，徐迟对“现代化”的理解显然仍处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部。但正如我们所熟悉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后者，对于新一代摆脱了工农兵文学传统的中国“现代派”作家来说，徐迟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古代人”。
《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重释终成明日黄花，它意在继承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遗嘱，试图以自我修复的方式打开“新时期”的起点，却也打开了审视与抛弃历史遗留物的缺口，“现代化”想象在文本中给陈景润们允诺了一个“幸福生活”，但当80年代的夜幕重重落下时，他们还必须承受文本外“现代性”的后果。蔡翔曾提醒研究者注意所谓“压缩的前三年”，即从1977年到1979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逐渐强化了‘现代化叙述’，到了1980年代，这种渐趋单一的现代化叙述已经成为了主导型叙述，成为了所谓‘改革共识’，具有沟通朝野的功能。但在‘前三年’，却不是‘现代化叙述’独大，尽管它当时已经是一种影响力逐渐加大的叙述，可那个年代却不止有单一的现代化叙述，而是同时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叙述……显示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而“1980年代要回应的，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35)。我所做的，就是把《哥德巴赫猜想》放回到这个“前三年”的历史语境中，把它当作一个仍在继续展开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文本。任何一种读法都可能是片面的、挂一漏万的。柯文说过：“历史真理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回答。”(36)如何清理我们的历史?“清理”不是倒垃圾，它永远都不该是件轻松的事。而那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阅读之所以具有新闻政令所不具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供的不仅仅是历史事实，而是从历史活到当下的人们心中那种暧昧不明的情绪，或者时间之河里那些不合时宜的想象。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7年9月18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②周明：《随同徐迟采访——写在〈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荣获报告文学奖的时候》，《新观察》1981年第11期。
③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④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⑤黄子平：《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⑥胡耀邦：《全党必须确立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此文为胡耀邦同志1983年3月1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引自《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⑦据一些新的史料记载以及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当时最早提出要抢救陈景润的其实是江青。现无法确认徐迟当年写作《猜想》时是否知道此事，还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刻意修改了历史事实。1973年2月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后，时任数学所业务处副处长的罗四维起草了一份科研工作简报，武衡在随后召开的科学院大会上表彰陈景润，当天旁听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以内参形式报道了此事。不到半个月，江青最先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批语：“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随后派迟群到中关村88号楼请陈景润就医。一个白专典型被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关注，据说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陈景润被带走第二天，中关村甚至风传陈景润因收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走。参见丁东：《江青曾帮助陈景润》，《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罗声雄：《一个真实的陈景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⑧1978年科学大会落幕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名为《科学的春天》的报告文学集中辑录了16篇由各文艺刊物专门找知名作家、新闻记者约稿的献礼文章，与《哥德巴赫猜想》非常相似，他们几乎全都以同样的三段论模式写到科学家的“病”：首先，他们大多“为了人民的健康，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以“病”佐证科学家的又红又专；第二，因为“四人帮”的迫害，“一颗优秀的数学心脏受到致命的摧残，现代医学尚无法使它完全康复”，“当他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切他的病情”，“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指认病毒来源和治疗手段；最后，“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强调科学家要实现“新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身体的痊愈。另外，观察1977、1978年的《人民日报》，在配合发表关于重新落实知识分子在职称评定、工资标准等方面政策安排的文章时，也出现了许多介绍关心科学工作者的党委书记、国家领导人的报道。
⑨《哥德巴赫猜想》编者按，《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第二版。
⑩徐迟：《地质之光》，《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
(11)(12)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3)官方“文革”定性的调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从林彪事件到1978年初。1973年8月，王洪文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修改“九大”党章的报告，新党章中虽然删掉了林彪作为接班人以及浮夸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文字，但仍然保留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决议，但10月下旬，华国锋就指出，要注意将“四人帮”的罪行与毛泽东的指示区分开来，后被汪东兴概括为“两个凡是”。1977年2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以不忘阶级斗争的立场强调，“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同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府报告，将林彪、“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继续肯定“文革”理论与路线的正确性。第二个阶段始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首次使用“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批评“四人帮”，定性的依据已经偏离阶级斗争理论，民主和科学成为新的参照。同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四人帮”的极“左”》，开始以“假左实右”的表述将对“文革”的历史评价带入新的轨道。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否定“两个凡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文革”被彻底否定，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应负有主要责任。
(14)徐迟：《写了〈猜想〉之后》，《中国青年》1979年第1期。
(15)[美]加里·古廷：《福柯》，王育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6)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7)当时也有批评家质疑这一点。华垒指出：“过去，‘四人帮’把白专帽子往知识分子头上压，但如今我也不希望看到硬把红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可以这样说，在主观上，有些知识分子确是‘白专’，他们研究的目的可能是出于对科学的沉醉和向往，但在客观上，他们这种个人癖好若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也堪称为‘红专’”。参见华垒：《谈〈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广角镜》1979年第97期。
(18)郁源、邹贤敏：《报告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到来——评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Z1期。
(19)崔道怡：《给〈报告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2003年第2期。
(2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1)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2)龚举善：《“后〈哥德巴赫猜想〉时代”的反思与推进》，《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1期。
(23)徐剑艺：《城市的文明——城市知识者形象系列考察》，《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24)《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之后同栏目的讨论文章有：万贵生的《我们需要的是革命实干家》；虞建华的《要做到红的基本要求是不容易的》，石岩的《魂要附体》；李云的《学习陈景润没有普遍意义》，1978年第2期；李尚杰的《我所了解的陈景润》，1978年第3期；徐迟的《写了〈猜想〉之后》，1979年第1期。
(25)师永刚、刘琼雄编著：《雷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26)(27)《为了四个现代化要又红又专——从怎么看陈景润谈起》，本报评论员，《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30日第一版。
(28)(29)[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第54页、125页。
(30)《坚持业余学习研究 走又红又专道路》，《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30日第一版。
(31)《业余搞个人爱好是不务正业吗》，《中国青年报》1978年12月14日。
(32)在针对周扬和起草小组关于四次文代会报告的修改意见中，黄钢对《哥》的评价提出了质疑：认为应删去“如《哥》等”八个字，改为“描写当代科学家的报告文学，这些新的尝试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和经验”。理由是：“(一)，因为不但在青年中学习陈景润的社会效果极坏，在医学界、地质部门、外交战线上，对于学习陈景润与《哥》一文，都有极坏的反映，(可以向首都医院党委或驻英使馆文化处了解)北京十七岁的女学生为了学习陈景润(一心想发明‘陈氏定律’)，数学考试落选而自杀。如我们继续表扬此类著作，其社会效果是可想而知。(二)如果这一表扬是指、或包括《哥》这一本书，则问题更大——新闻界、如《光明日报内部通讯》月刊，讨论由《哥》引起的报告文学不真实问题已经进行了半年之久……”。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纪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80-282页。
(33)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
(34)徐迟：《文艺与现代化》，《文艺报》1978年第3期。
(35)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21日。
(3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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