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年来中国文论建构思路的审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5-0072-08
自上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理论重心几经转换，但总体来看以现代性为发展向度的变革与转型仍是中国文论现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学界在对这一历程进行总体描述时一般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经历了由第一次现代转型期的多元建构走向强调文论的革命与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一元主导，再从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走向新的文论多元取向的曲折发展历程①。
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建构的角度审视百余年来文论的现代转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文学革命的浪潮卷遍华夏文坛之时，初步完成了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工程。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它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为突出特色，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是对中国传统功利论文艺观的继承和对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的回应；王国维作为“现代批评的垦拓者”，他的关于文艺的审美叙述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形态。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论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两种时而交汇融合、时而尖锐对立的倾向和潮流。从梁启超、王国维的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初步探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现代文学(文论)现代性的实质性变革，在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的浪潮与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形成了打破传统文论古典性规范、适合时代与文学的现实发展的各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理论批评范式多元并存发展的新局面：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具有真正现代性质的文学成了时代文学的主潮，文化氛围的活跃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为文学理论实现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文学理论和传统文论的交汇中出现了多维度的转变，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与创造社的“为艺术”的文学观的并立分争，代表着这一多元化的趋向。“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文学观的逐渐合流，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必然的发展方向；而鲁迅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注重功利与审美辩证统一的文学观则以其对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贡献，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成就。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文学理论获得多元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理论彻底告别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优势互补的两种基本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都在中西文化汇流的大趋势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狂飙突进”运动中，中国文论告别了古典文论传统，实现了文学/文论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价值构建，确认了小说、戏剧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借鉴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文艺理论，运用系统分析、演绎和归纳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实践和相关的理论材料转换文学理论观念与批评范式，从而确立了现代白话文学的写作、阅读、批评规范，“残丛小语”式的、感悟式的诗文理论与批评为科学化的文学话语形态和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探索所取代，随着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业的研究者的出现，文学理论研究开始走向专门化，学科形态的文学理论开始逐步形成。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文论的发展出现的多次转折乃至新的转型，都建立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中国文论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上个世纪之交到“五四”这一时期是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轴心时代”。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文学的提倡，“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转化为“革命文学”，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发生了从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的多元选择向一元主导形态凝聚的重大转折：文学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成为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的新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主流，融化或消解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影响力；文学批评在功利论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社会/历史批评。尽管注重文艺审美本性的文艺观在这一时期也有继续的发展，但在汹涌的革命浪潮面前纯文艺论的声音只能局限在革命文学声浪的边缘。这一趋向在后来的战争环境下一步步得到强化。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随着国共两党再度联合一致对外，原来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分歧也暂时退居到次要地位，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爱国知识分子主动担当了为“抗日”这一当前最大的政治鼓动宣传的职责，文学艺术的现实功能得到比较一致的确认，文学艺术成为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虽然在这个阶段仍有人在坚持着纯艺术的主张或在文艺自身的范围内做些艺术上的争论，但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文学理论的发展的主流仍是功利主义，是“革命文学”理论的继续。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在战争状态下的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促进了解放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其他领域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文艺沿着毛泽东《讲话》的方向继续发展，30年代已趋于理论定型的革命的政治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进一步系统化和法律化，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30年代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和战争思维的巨大历史惯性，文学/文论继续在“左”的方向有所发展，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终于在愈演愈烈的一路“向左看齐”和文艺界连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走上政治一元化宰制的绝路，文学理论的学科本性全面迷失。因此，在战争思维和“继续革命”指导下的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文论就呈现出一种品质的含混：文艺理论学科形态进一步加强，但对于政治的高度依附性则使其在“解放全人类”的巨型文化想象中丧失了文论现代性应有的人文取向与审美涵蕴，从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显现为对反现代性的古典道德理性的潜在回归；以唯物辩证法为名行形而上学之实的思维方法导致对一切文艺问题的机械理解，“对立”消融了“统一”，思想钳制泯灭了“百花齐放”；文艺理论家进一步专门化，也进一步政治化，其文化身份的确证不是依据他对文学理论的科学探索，而是依据其革命性、政治性，从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隐匿不见了，秉承领导人意志的文艺政策的解说者与发挥者纷纷出现。从这个角度说，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论是一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人为隔绝与传统文论和西方文化、文论的联系、混杂着革命的现代性与新旧古典主义畸形理论形态。
“文革”之后，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的洪流中，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开始了新的转型。在世纪之交的回顾性研究中，文论界对新时期以来文论研究取得的成就多有肯定。人们看到，新的文论转型最初体现为对极“左”思潮的控诉、对“文革”文体的反叛和对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继而以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方法论变革和文学主体性的探讨为标志，文论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随着新一轮的对西方文学/文论的广泛引进，传统的认识论的和功利主义的文艺观被打破了，文论研究的多维立体视野初步形成。而围绕着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论研究的探讨进入到寻求文学真正本体的深层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化的主导基调是理想主义的，基本承续了“五四”以来启蒙传统，文论话语是文人式的、激情化的、修辞化的，在凸显思想魅力的同时，缺乏对自身话语的反思和知识学意义上的规范，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深度。9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新语境中，文学(理论)研究开始了新的突破与建构。
上述讨论只是一种宏观上的概括论述。实际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文论现代性既呈现出历时性的变化，又呈现出共时性的不同选择和论争。这种不同和论争，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不同体认所形成的不同思路及相应的话语形态。总的来看，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主要体现为这样三种话语形态：文论启蒙话语、文论审美话语、文论革命话语。三种话语共同构成了中国文论现代性多元——一元——多元发展路径的三条相互交织的更为隐含的线索。
在百年来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历程中，启蒙话语的建构可以说是主导性的核心思路，其主要价值取向是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与获得，是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全面提升，由此形成了文学价值论中的功利主义和文学创作论中的现实主义。
“启蒙”一词与西方的启蒙思想有着紧密的意义关联，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梁启超那里，“启蒙”重在“国民性”的改造；在文学研究会和早期创造社手中，“启蒙”的关键在于塑造从各种阻碍人类本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有个性的“人”；在后来的“革命文学”的转向中，“启蒙”意为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的“革命启蒙”；而文革之后的“启蒙”话语则体现在打破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人性、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恢复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并进而形成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和对文学价值的多元探求。
从百年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人的启蒙问题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在从科学和民主两个重要方面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就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而其发生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梁启超超越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艺功利论，从开启民智的启蒙目的出发，初步建立了以“启蒙”为主题的文论话语，他认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1](P224)尽管梁启超的文艺观包含了对文学教化功能的高度关注，但却融入了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和思想启蒙的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2](P5)，展开了全面的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文学与文论承担了“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重任，强调文学艺术在改造现实人生中的巨大作用。以揭露社会黑暗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画出“国民的魂灵”为己任的鲁迅从“立人”的目的出发追求社会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完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努力贯穿了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文学”为旗帜，认为“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它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3](P75)，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创作主张。提出“为艺术的艺术”的前期创造社并不同意将自己称作为艺术而艺术派，郭沫若曾明确表示“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文学艺术家既要做“自己艺术的殉教者”，又要做“人类社会的改造者”[4](P91)，他们期望以对新世界的呼唤、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来实现对现实的否定与匡正。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创造社，都将打破封建传统文化束缚，实现个性自由作为艺术的指导性思想。但文学研究会由肯定个性自由，发展了以人道主义为根基的现实主义，而创造社则直接将个性自由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自我。
可以说，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在“五四”时代的确立，为后来中国文学发展指引了方向。尽管后来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在“革命文学”的呼唤中，还是在“通过社会解放实现人的解放”的思路里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人的解放”的终极目的。50年代钱谷融、巴人等重提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新时期文论对阶级性的清理与对人道主义的呼唤，都是对“五四”时代确立的文学启蒙理想的承续与回归。而新的世纪之交的多元文化并置、前现代文化精神在一定的区域和群体中的广泛存在，都说明在上个世纪之交已经开始的现代文化启蒙实际远未完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文论在这一方面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关注现实人生、致力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改造、意在呼唤现代民族精神、主体意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文论启蒙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的主导价值取向，显现着文论研究与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紧密关联。
“文论审美话语”在这里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因为实际上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的文论审美话语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审美论者之间往往存在着理论支点、视角、立场、目的以及具体观点上的诸多差异，如果与西方纯艺术思潮相比似乎就更难以确定其是否确属纯艺术论。但他们都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追求，即都追求文学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
与梁启超大致同时代的王国维认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呼吁“今后之哲学家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5](P442)，他整合中西方文艺思想，首先建立了注重生命与审美的纯艺术论。以王国维为源头，文论审美话语在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历程中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演进线索：前期创造社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本身是无所谓目的”[4](P88)，他们接受了康德的审美无关利害论和西方现代唯美主义的影响，崇尚文艺创作中“天才的自我流露”，追求创作中的“全”与“美”的境界[6](P217)。其后，有30年代与强调为革命而艺术的左翼文学阵营发生理论冲突的“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京派作家对功利主义文学倾向的否定和对文学及理论批评独立性的强调，有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对文艺审美本质的探索和对“纯粹的艺术”与“心灵自由”的追求，在经历了50到70年代的间断后，到80年代以后又有在西方形式主义和纯艺术论思潮影响下的新的发展。
综合来看，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审美话语集中体现在互相联系的几个方面：强调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反对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与道德教化；强调文学艺术的超功利性，主张文学艺术具有“无用之用”、“无目的的目的”，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强调文学艺术具有审美与自由的本性，追求艺术个性与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自由；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追求文学艺术形式上的独立性。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审美话语历来处于文论发展的边缘而没有成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任务太急迫了，具有传统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更为主动自觉地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去，使得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成为中国文论现代性话语的主流，而力图疏远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审美论则成为与文学艺术的主流不和谐的杂音，难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是审美论者主动向边缘的逃离，尽管在“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现实环境里躲进与世无争的象牙塔中遗世独立的企图往往流为空想，但这并不妨碍有的人对纯粹的艺术殿堂的坚守，如周作人就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中保持中立，后来更是由“五四”时期的“十字街头”退回到了“路边的塔”中。
客观地说，文论审美话语是对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一种更为积极的回应，显示了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作家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独立地位的重视，他们所强调的往往是文论的启蒙话语、尤其是革命话语所不曾强调或注意不够的。从这个角度说，文论审美话语对于启蒙话语有着补充的作用，对于革命话语则具有纠偏的意义。但其问题也是明显的，尽管文论的审美话语中也渗透着对于人生的关切和引导更高的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但它对文艺理论研究自律性、独立性的强调常常以割断与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发展实际的联系为代价，其“纯美”的追求往往造成与现实人生的分离，对文学艺术超功利性的执著使得纯艺术论者在文学艺术的价值问题上感到左右为难，而形式主义的主张又形成了对大众审美趣味的疏远。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革命”一词有着十分复杂的内涵，它既以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革命”意蕴为渊源②，又兼容了西方的“革命”话语，从而在其意义指向上就呈现出多维度的伸展③——梁启超对“革命”的阐释至今看来或许仍然是最为全面和理性的：“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7]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是着眼于政治的革命还是社会文化的根本发展，都与“革命”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中国文论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性在文论方面的延伸，始终与“革命”难解难分。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性的“救亡——革命模式”的形成中，“革命”更成了文论的主导话语。
文学、文论与革命广泛联系之建立，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跨越，其根本变革之义贯穿在现代转型的各个历史阶段；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始终处在外来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和传统文化衰朽、经济颓败、国力衰弱这样内外交困的境遇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救亡图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而这一梦想离开革命是无从变为现实的。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是超乎一切之上的绝对正确的理念，并要求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聚拢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尽管人们对“革命”一词的理解相互有别甚至常常有错误的理解和运用，但在事关中国命运的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革命”无疑是最具有号召力的话语权力的象征和理论合法性的保证。
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论首先实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联姻，显示了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主要体现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三个口号。在梁启超那里，“革命”被限于文学领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革命政治话语的局限，与改朝换代、政治暴力、天意民心等没有关系，它意谓一种变革或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8](P14)。因此，梁启超所提倡的“革命”，追求的“新”，实际上都是要求文学越出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变革。
梁启超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文学革命”中的“革命”基本上还是梁启超所采用的“革命”的意义④，主要是指文学界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各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正是中国文论第一次现代转型中的实绩。从20年代末“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嬗变，则预示着文论观念的一次巨大的转折，它并非是“文学”与“革命”两个词语的排列组合问题，而是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由“五四”时期的多元探索向一元凝聚的一个信号。从构词法上看，“文学革命”是一个主谓结构，意味着“革命”只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打破封建文化传统的束缚，走入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现实和人生状况的现代变革的开放格局。而“革命文学”则是一个典型的偏正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文学”是中心词，“革命”则是对它的性质、目的和所属关系的限定。这种限定使得问题的核心由文学转向了革命，文学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或文学就是革命，不革命就不是文学，如郭沫若归纳的一个等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更简单地表示的时候，便是：文学＝F(革命)/这用言语来表现时，就是文学是革命的函数。”[9](P473)以至于有学者说：“‘革命文学’与其说在谈‘文学’，不如说在谈‘革命’。”⑤
我以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革命”一词对文学的限定，而在于对“革命”的理解。实际上，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中，“革命”一词的意义已发生了根本转化，由“全面变革”转化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革命”的意义的这种由广义向狭义的收缩，使得文学的变革与政治的革命统一到了一起，政治变革中的强调对立斗争、强调非此即彼、强调党派性的思维方式也被运用于文化、文学研究中，于是便有了后来“进步的文学”与“反动的文学”、“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工农兵)的文学”与“封资修的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与“反动的、消极的浪漫主义”[10]、“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资产阶级人性论”、“香花”与“毒草”等等多方面的二元对立性描述，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种种批判代替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理探讨，到了文革时期更有了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文化革命”的荒谬之举，中国文论现代性的革命话语演变成为政治论话语的一元独霸。
凡事物极必反，文革之后的新时期虽然还有人操作革命话语进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但革命话语还是全方位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文学与文论全面“变革”的开始——这实际上表明“革命”向其本位的回归，逐渐形成了今天文论建构的多元化格局。
上述线性的陈述即可说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可以说是成也“革命”，败也“革命”。正是“变革”意义上的文论革命话语充分体现着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也正是狭义的“革命”意义上的文论革命话语带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的许多问题。反思中国文论现代性的革命话语之成败得失，正可为我们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现代性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三种话语表现形态的概括只是从整体着眼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主要还在于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人们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形成了不同的主导取向，三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显现了其与古典文论的本质性区别，但又都难以称作是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完全形态，也就是说，它们实际分别体现了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为人生”的文论启蒙话语注重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为艺术”的文论审美话语注重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自主性；“为政治”的文论革命话语则将文学直接定位促进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建立，即通过“救亡”的革命运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而且，我们还应看到，无论是“为艺术”的文论审美话语还是“为政治”的文论革命话语，实际上又都可看作是“为人生”的文论启蒙话语的另一种表述，三者有着深微的内在关联：文论审美话语意在促进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充分表达，其指向是美的、形而上的人生境界；而文论革命话语则意在通过“政治”(“社会解放”)的方式致力于人的“解放”(尽管有时是扭曲的表达方式)。这三种话语形态的并存，使百年中国文论发展呈现出论争与互补的多元状态。并且，在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不同的话语方式之间既是并存的，又往往相互交叉互渗而难以截然划分，其中有对立，有合流，有分化。例如，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启蒙话语内在蕴涵的救亡意义使得它很快实现了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此同时则出现了启蒙话语的分化——3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仍然持守着“五四”以来人的启蒙的方向，鲁迅执著于人的启蒙而倾向革命，而郭沫若、成仿吾等则迅速转到了革命启蒙中，由对个性、审美、浪漫的歌唱转向对阶级、功利、现实主义的尊崇。具体到个别的理论家，情况就更为复杂，例如梁启超的文论综合了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而两者又实际上又都是不到位的：他的“启蒙”虽意在“国民性”的改造，却有着十分突出的社会政治目的，他的融合了西方人权学说与孟子“民本”观念的“新民”说的核心是“群”的思想，与鲁迅提倡的“立人”判然有别；他实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联姻，但他的“革命”又是不够彻底的，在“诗界革命”中他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1](P426)的主张，表现着对传统诗歌形式的一分迷恋，到后来干脆从“诗界革命”倒退为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
中国文论现代性三种话语方式的并存，既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互补之势，也造成了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内在话语紧张。许多文论论争，其实只是由于在话语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价值取向的不同理解导引出来的。这种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框架内多种思路的互补并存与话语紧张，意味着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未完成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功利主义文艺观一统天下的局面的终结，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在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文论启蒙话语的重建和审美话语的重新探求，文论现代性建构重新步入了发展的良性轨道，呈现出现代性视野中文论研究的新的多元化探索。
从以上对于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线索或思路的描述中可见，20世纪中国文论的总体格局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寻求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其建构思路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历时或共时的变化，都并未超出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因此，人们所理解的多元化，其实只是现代性框架中的多元，在多元中呈现着现代性建构的一元性。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迅速壮大并开始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前台；与之相应的是一方面当代文学艺术的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由曾经的中心逐渐走向社会文化生活的边缘。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观念的冲击之下，我国文学研究的路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共生性，启示我们以更为平和宽容的心态和更为广阔的视野关注文学和文论现实，看到不同理论观念的内在价值与局限，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的多维视野和价值的多元取向，在不同理论话语、范式的悖立互动中寻求理论话题的共同切入点和可能形成的共识，从而打破了偏激独断的一元论理论思维模式，形成了当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理论格局。后现代主义力图打破传统的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反对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话语，使得文学、文论研究更多地打破禁锢、走出书斋，祛除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精英意识”，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了过去文学文论中异化人性的各种伪理想、假崇高，肯定了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层面的世俗性需求。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思想范式提示我们深入省察过去的文论建构与业已形成的文学观念中存在的本质主义宿弊，以求得文学理论更为科学、理性、人文化的学科发展。带有明显后现代色彩的都市消费文化勃兴带来的文学生存方式的诸多新变，则要求文学、文论研究进一步扩大眼界、甚至跨越学科限制以加强文学、文论研究与文化活动、审美活动、文艺实践的联系，与新兴的文化研究互相借鉴、推动，更好地促进文论研究的当代发展……而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深刻怀疑、以福柯为代表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读解、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对于“场域”与“权力”关系的阐释，则对于现代性文论建构起到了釜底抽薪性质的“负面”作用，启示着人们在文论探索中始终警惕本质主义的一元理论独断，致力于探寻文论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以现代性一元性为指归的中国文论建构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研究者开始越出现代性的理论视野，试图超越致力于启蒙、审美或革命(政治)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路，在急剧变革的社会文化与文学现实中，寻找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从而使文论发展显现出多元化观念和研究模式互补、综合的发展趋势，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为文艺理论的建设性对话开拓了新的局面，而寻求现代性和民族性深度融合的文论构建，则更体现了文论研究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的勇气与信心。可以说，这是中国文论发展的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时期：文论研究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逐步走向自身，获得了理论的自主性；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论现代性建构走向开放与多元；都市消费文化的兴起带来的文化格局的重组与文学生存方式的新变，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引发的对文学的多维思考，全球化的深入引起的对人类文化交往的深刻关注，都为面向未来的文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人文知识分子由政治中心向学术中心的转移则使文论研究步入应有的常态。
总体来看，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上述语境与理论探索趋向的变化，使文论研究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各种理论研究思路纷纷出场，其中与欧美当代文化研究相呼应的向“文化研究”寻求突破的理论思路声势最为浩大⑥。同时，在执着于文学自身的研究和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研究中，也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径或设想，包括文艺社会学[12]、后现代文艺学[13]、文艺学“跨文化维度”的重建[14]、积极应对的态度和策略[15]、多元化的发展思路、文化诗学[16]等等建构思路。
因此，如果与百年来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思路做一比较，我们便不难看到，新世纪以来文论话语的多元发展态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的建构框架，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呈现出一种在后现代离散思维中的真正的多元性：既有执着于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思路的新的理论发展，又有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文学研究的多方位探索。可以说，新世纪的中国文论，已经呈现为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探索思路交织的新的混杂的多元状态。
这种混杂的多元状态，似乎意味着传统的以启蒙、审美或革命话语为建构指归的传统的现代性文论建构思路正在被超越。这好像正印证了希利斯·米勒所断言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7]似乎在新的语境中，再也无法持守现代性的建构理想去探求文学理论问题，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构历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多个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变迁，在这些变迁中，有几个时代完全可以称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学往往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标志，例如初步形成文学、文论启蒙现代性的五四时代；文学、文论成为社会政治变动晴雨表的五、六十年代；在方法论变革中走向文学自身、走向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八、九十年代——在这些时代人们并不怀疑他们是在进行文学自身的研究：在五四时代，文学的自身现身于启蒙的时代潮流中；在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政治属性、阶级属性成为文学的根本属性；在80年代，文学的自身收缩于文本，但这种收缩又显现着思想解放的成果。
可以说，米勒所谓的“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的“时代”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实际并不曾真正形成。文学与文学研究离开现实世界，它就什么也不是。正是在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联系之中，才确证着文学与文学研究“自身”的价值。因此，单纯地执著于封闭的文学自身目的的文学研究从来都不可能“生逢其时”。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来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文学艺术的生存样态与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和文论探讨的多向度开掘中匆忙宣布“文学研究的终结”或者“文论现代性的终结”，因为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现代性毕竟还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文论现代性的建构也是远未完成的系统工程。应当说，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或越出现代性的视野寻求文论的多元建构都有其合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文学发展现实，立足我们的民族文化主体定位，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中深刻考察我国文学、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及其内部关系，去探讨文学理论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
注释：
①关于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历时性演进，可参见陈传才主编《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据《辞源》的解释，“革命”指“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晋书·王敦传》：“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
③陈建华先生对此有着十分深入细致的考证，认为“革命”在不同的场合有着复杂的意义变化，它不仅可以指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权的激烈更替，也延伸为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更，还可指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从而具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别。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22页，183-201页。
④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文学革命’……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之为‘文学革新’罢”。在鲁迅看来，“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因此，用“革命”一词而不用“革新”，大抵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⑤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3期。另外，本节对“三种话语”的区分，也受到此文的启发，谨致谢意。
⑥相关讨论请参见姜文振、郭红英：《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燕赵学术》2007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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