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的四维建构与振兴策略
——基于贵州的典型经验

刘 洋 肖远平

摘要 ：乡村文化建设绝非虚置的不能触及的文化，其建设重点强调文化持有人的持有文化，建设目标围绕社会建设若干指标良性循环。乡村文化建设经历了三次版本更新，不仅是城乡融合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必由之径，也是振兴乡村文化和中国减贫模式的重要抓手。围绕文化扩散、文化嵌入、文化权力与文化小康等四个维度建构乡村文化建设的一致性系统，基于贵州的典型经验发现：重视乡村历史文化挖掘，但公共文化空间；重视融合地域文化，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欠缺；重视多元文化宣传，但文化传承意识滞后。坚持一元多核共治的乡村文化建设理念，重视有限理性、坚持渐进主义、关注平台建设、打造文化景观及推动文旅融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关键词 ：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 策略

“文化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征的社会传递模式。”[注] R·M·基辛：《文明·社会·个人》，甘华鸣、陈芳、甘黎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注]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文化建设历来为顶层设计重视，尽管各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战略和侧重点不同，但文化始终是发展之维。引导呈耗散结构的乡村文化，以文化均等回应社会分层的弱化是社会多维发展的急迫需求，也是回应民意诸要素的重要抓手。

一 、源流与脉络 ：乡村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更迭升级

乡村文化建设难以回避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从历史脉络来看，三者分别对应乡村文化建设的1.0版本，2.0版本，3.0版本。乡村文化建设绝非虚置的不能触及的文化，其建设重点强调文化持有人的持有文化，建设目标围绕社会建设若干指标良性循环。尽管定量可操作的标准化尝试引领了乡村文化发展方向[注] 中国标准化委员会:《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年。 ，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也带来执行力的兜底[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但标准化建设的定量指标更多依托公共产品供给，于文化本身而言，不仅难以价值中立，也无法用技术理性予以阐释。廓清源流，可厘清乡村文化建设的三种假说与更迭升级脉络。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三种假设

自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首倡翟城村“村治”，至1915年米迪刚在翟城村确立具有近代地方自治意义的乡村自治；自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黄炎培等的“乡村教育”，至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的乡村建设，至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发展的乡村建设；自21世纪初城乡统筹的乡村建设，至2017年10月乡村振兴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已然在现代化的步伐中走过百余年，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了三种研究假设。

一是文化实用说。此观点亦可称作“多元主体论”，将文化置于“国家—市场—社会”的研究框架，解释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及其产品供给，其逻辑假设是各方力量在政府主导下的积极介入，实质是多中心治理。

如今，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2017年我国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较上年增长了7.3%，其中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6.5%。随着国民经济水平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以及品味也都有一定的提高，更突出的是消费逐渐多元化发展，消费者们不仅只是喜爱影视的初代产品，而是更加倾向于影视的衍生产品，比如影视剧衍生的服装品牌、实景娱乐项目、影视周边等。所以想要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就需要进行市场拓展。

二是文化功能说。此观点重视文化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的社会功能，其逻辑假设源于托尼·本尼特的观点，文化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个体与权力之间的连接体，认为应利用文化功能建设乡村，以文化促成社会价值。但这一观点备受质疑，反对者认为文化功能说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将文化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忽视了文化内蕴的权力与知识、垄断与霸权，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则乡村可能成为文化沙漠。

三是文化超越说。此观点呼吁突破已有研究成果，观照自下而上的乡村文化建设之路，凸显公民的主体地位，以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主，以文化自主实现文化自信，但过于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忽视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引导与支持。

显然，乡村文化建设中文化所指内涵应是多维度的。从文化主体而言，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还应涵盖企业、村民及各类自组织；从文化对象而言，不仅涵括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还应当涵括文化相关的系列制度，并以此延展到文化认同等领域；从文化运行机制而言，不仅强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力，也要重视文化持有人自下而上的张力，实现上下联动；从文化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文化领域的发展，还要观照乡村建设全局，诸如凝聚力和归属感的提升。

(二)从1.0到3.0：乡村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更迭升级

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视阈呈多元态势，诸如学界从乡村教育、乡村建筑、乡村生产、乡村经济等切入论述，此处的乡村文化明显作为广义的文化，可能导致庸俗文化论。仅以顶层设计的更迭升级爬梳乡村文化建设的流布轨辙，明晰“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三个阶段的变化之径。

1.从1.0到2.0：内涵更为丰富，意义更为重大

其二，学校应该积极营造教师期待的学校文化类型。调查中发现，教师更加青睐人际关系和谐、充满发展与提升机会学校文化，虽然不存在哪种学校文化类型是唯一的适合教师情绪劳动表现的文化类型，但是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发展人的学校环境是倍受期待的学校文化环境。此外，学校也应该从教师的成长角度考虑，让他们过一种完整、和谐、文明、美好的学校生活，不断充实教师的专业生活，同时也需要滋润教师的非专业生活，帮助教师成为情绪佳、气质好、举止棒的教师。

较多学者认可美丽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2.0升级版，强调美丽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继承和延续，美丽乡村建设除继续遵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外，还成为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脉络来看，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延续，从决策执行看，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细化和拓展。

贵州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重视的同时也面临毁灭式破坏甚至消失，外出务工人员成为经济精英的同时接受了外来文化，除摈弃传统物质文化如拆除传统吊脚楼，修建火柴盒式的新楼房外，也抛弃了传统习俗的承继。尽管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导村民回归传统，但工具理性仍是村民们的第一行为准则。同时，政府的乡村文化建设，照搬照抄、形式主义、千村一面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忽视各世居民族的文化特性，如将屯堡村寨按少数民族风格予以改造，更有甚者在屯堡文化的宣传推介中，引入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假使所有村庄都如城市一样修建高楼，假使所有村庄均是干栏式吊脚楼，假使所有乡村文化建设均是广为人知的民俗表演，假使乡村文化建设抛弃传统，那么，乡村文化建设何以为继。

以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可能会陷入一种困扰。国家领导人关注美丽乡村建设，但绝不限于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的具象化表达，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凝练概括。建设美丽乡村，是党中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是在农村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抓手。”“美丽乡村是中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具体措施，美丽乡村建设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农民的精神需求、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和农民来说，是实现小康的重要路径，对农民改善居住环境、形成良好村风具有重要意义”。[注] 刘奇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015年8月1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907/c40531-27550839.html，2015年12月27日。

值得注意的是，其论述并未涉及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以此而言，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既是互相影响的两个系统，又是一脉相承的一套体系，其衔接词正是“乡村文化建设”。换言之，排除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美丽乡村建设内涵更为丰富，意义更为重大，既是生态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统一，也是社会体系与行动系统的统一，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巨系统。

粒子在电场中，在磁场中的运动都可包括在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且在高考物理题中，会有以下几种组合方式：会以电场与磁场分开的形式出现，如带电粒子先在平行板加速器中加速获得一个初速度，然后再以这个速度进入后面的磁场中，然后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那么当遇到此类型的题的时候，就可以将电场和磁场分开来，再根据以上总结的规律，分别解决问题；另一种情况是电场与电场的结合问题，比如带电粒子经加速后以一定的速度进入偏转电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考会以磁场和电场正交结合的方式出现，那么当出现此类题型的时候，就要用到以下的解题方法了。

2.从2.0到3.0：策略更加务实，措施更加精准

地域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文章所指地域文化多为广义，即特定区域内传承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大生态战略是贵州乡村建设一以贯之的思想灵魂。在建设中，根据乡村原有的特征进行美化，对于实在不能继续使用的也要做到拆旧如旧，最大限度地不破坏地域原有的景观，将建设与自然有机结合。

第一，乡村振兴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出发点一致，其目标指向均为建设发展农村。从美丽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整体部署到局部建设的过程。乡村振兴战略更关注具体实施步骤，涵括完善的政策内容和明确的政策目标，内涵与内容相对明确。换言之，乡村振兴战略在具体政策举措上，拓展和丰富了美丽乡村建设内容，促进乡村建设从2.0版本升级到3.0版本。乡村振兴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在不同层面上搭配互补，为实现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文化嵌入并非文化嫁接或文化移植，与政府行为有密切联系，国家权力退出农村后，原子化的村民难以建立全面的社会秩序，只能依靠群体力量，这些群体并非权威意志的结果，而是群众自发的产物[注] 王国勇、刘洋：《非正式组织与农村社会控制研究》,《农村经济》2011年第6期。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推动了卡尔·波兰尼嵌入理论的发展，他认为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人的行为和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强调人类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际关系网络的特征就显示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注] 马克·格兰诺维特、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57页。 。基于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特征，文化经济以文化为资源、载体和手段，为经济活动、经济行为自觉注入文化内涵[注] 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文化经济学阐释》,《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 。也就是说，人们更加看重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文化带动经济，以经济促进文化。Zukin和DiMaggio将文化嵌入概念化了，他们认为文化嵌入与政治嵌入、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并列，指共享的集体理解在塑造经济战略和目标上的约束，强调文化因素在影响经济关系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性。

二 、规束与突破 ：乡村文化建设的四个维度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无可避免地作为一种亚文化，未能在时代潮流中起到主导地位。乡村文化建设受都市文化和原有乡村文化的双重规束，实现乡村的人与文化的现代化[注] 王声跃、王：《乡村地理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8页。 ，显然既不能是原有乡村文化的复原，也不是都市文化的照搬，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疑明晰了具体思路，围绕文化扩散、文化嵌入、文化权力与文化小康等四个维度建构乡村文化建设的一致性系统，认为四者相互补充，互为补益。

(一)重视文化扩散与乡村文化建设

文化扩散指区域间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区域内价值观念、思维特征、生产经验、民俗礼仪等传播至其它区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注] 唐涛、吴晓：《人文地理学辞典》,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93-95页。 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发生融合产生变异，形成新的文化，成为当地社会的需要。因此，文化扩散是一种空间的相互作用，带有明显的地理性，具体而言，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重视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适应性，强调文化持有人价值取向的积极调整和价值行为的融合互通。[注] 杨兰、刘洋：《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社会功能与当代价值》,《中国民族报》2019年1月11日。

文化扩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扩展扩散。扩展扩散强调文化从某一地区逐步向外扩散，如水波纹一样，伴随扩散的广度，接受此种文化的地域和民众也就越来越多。同时，文化扩散还可分为传染扩散、等级扩散和刺激扩散。如贵州发展全域旅游，最早以西江千户苗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吸睛之笔，此后肇兴侗寨、三宝侗寨、小黄侗寨、黄岗侗寨等均依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旅游，形成了以苗侗文化为主的黔东南文化旅游带，体现了文化扩散的魅力。二是迁移扩散。迁移扩散是通过个人或者群体的迁移活动将这一区域的文化带到另一区域，这种扩散的距离远。诸如安顺屯堡文化是600余年前明代调北征南，军屯、民屯、商屯带来的汉民族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注] 肖远平：《屯堡文化及其产业化路径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一般而言，文化扩散随距离增加和时间延长而逐渐衰弱，文化在向外扩散的时候，存在着未达到特定距离中止或衰减，也有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而终止的现象。例如在区域与区域、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边界线上，文化会受到阻碍，有一部分被边界吸收，另一部分则被阻挡在外。新文化对于人们来说有着一段接受时间，最初接受的人数较少，中期接受人数增多，末期就不再增加。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的行政村区划中，有且仅有1个村小组是苗族自然村寨，距离黄岗主寨约2.5公里距离，为了能够交流沟通，苗寨村民可以进行侗语交流的同时，仍保留本民族语言及传统习俗。因此，乡村文化建设亟需重视文化扩散，强调扩散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不应是全盘接收或是照搬照抄，而是基于自身文化的选择吸收和融合再造的过程。[注] 刘洋：《苗族理词:苗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规范》,《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二)理解文化嵌入与乡村文化建设

第二，乡村振兴战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定重要指导性意见，进行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制度改革、政策调控和行政干预，疏通农民发展瓶颈，调动农村社会积极性，形成良好社会环境和支撑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依靠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服从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两者归属一脉却又自成体系，与新农村建设形成1.0到3.0的升级战略形势。从永续发展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极具中国特色，从关注城乡融合发展到减贫脱贫，从关注生态发展到文化振兴，更加凸显发展精准和靶向精准。

三是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传播正能量。雒树刚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上说，文化是打造绿色空间的重要元素。不管是保护具有历史底蕴的古城、古镇、古村落，或是建设特色小镇、美丽乡村都需要文化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2014年2月，中央电视台《美丽中国乡村行》拍摄组到贵州省黔西南州纳灰村进行节目《谁不说俺家乡美》的拍摄，村民们表演了《板凳龙》《高台舞狮》《联手二胡》等节目，创新性的呈现黔西南传统文化。

(三)重构文化权力与乡村文化建设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权力”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的不是争取“领导”位置，而是争取领导“权”，这个“权”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注] 陈雪军：《当代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这种关系并不依靠强制性力量，而是以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来获取社会群体的认可和赞同，并以此赢得领导的权力。

在总体水平上，害怕失败维度得分最低,即其安全需要是最低的。对于农村订单定向生来说，已鉴定就业协议，未来工作方向较明确，定岗定向的特点使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岗位持有较大的自信，[7]缺少了就业和发展的压力，这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要求不高，存在得过且过的现象。

纳入标准：患者初次行结肠癌手术；对本手术药物没有过敏现象或者不属于过敏体质的患者；患者术前确诊为结肠癌病症；患者手术前没有进行过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为固定医疗组医师；患者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

权力强调力量，从文化权力而言，这种力量具有“滴水石穿”的特征。文化权力是基于群体的观念习俗、思维信仰、价值理念建立的组织网络，并由群体内部行为规范约束。文化与权力相互依存，文化权力涵括两个核心要素，文化和围绕文化建立的组织网络。权力的形成源于文化从自然的分化，文化的权力离不开文化对自然的模仿和对抗。布迪厄认为，文化独立于经济和政治(但是联系紧密)，是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常与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相交换。[注] 王庆奖、杨燕：《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权力碎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因此，建立新型文化权力体系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通过对基层维稳与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的反思，我们发现是人治思维主导了现有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因此基层维稳与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的重构必须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在诸多矛盾中，基层政府治理是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的行政层级，基层治理必须依靠法治保障，唯有在法治化轨道方能实现良法善治。东莞基层社会纠纷的活跃与社会矛盾的累积亟需有效的维稳与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现有的基层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存在诸多的不足，并且已经成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严重掣肘，因此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就传统乡村而言，风俗习俗和道德信仰是人们行为模式的依据，人们据此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网络，包括宗族、宗教等，形成了乡村的权力网络。在传统乡村，文化既包括特有的宗族、宗教文化，又涵盖了精英文化在乡村的派生，形成了许多习俗与礼仪，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对应的网络和权力，每个人在其中都有自身的定位。多元文化类型构成了多元权力体系，它们共同规束村民日常行为。在遵义务川县，仍然完好地保存着部分宗族祠堂，且仍在使用。务川县内的冉氏祠堂如今还承载着宗族管理的功用，族中的大事仍然通过宗族会议商议，由族长来定论。此外，文化权力网络还包括了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例如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等。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兴盛宗祠，其百里杜鹃戛木景区果中高氏祠堂是贵州最大的宗族祠堂，系2018年为维护宗亲血缘而建。事实上，乡村多元文化权力在国家权力难以触及之处相互制约和彼此依存，维持乡村社会的相对稳定，并以此实现全民动员和资源整合的高效性。

(四)实现文化小康与乡村文化建设

文化小康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文化发展的水平、质量和要求相适应。文化与经济两者不可背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文化小康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是人们对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理解，也是国家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充分强调的文化强国和文化兴国战略的重要启示[注] 《文化是小康社会的精神基石》,《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第12版。 。文化小康的实现关键在农村，农村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是文化小康的重要支撑，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文化产品与村民供需之间的对接，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将文化小康依托于传统文化上。[注] 刘奇葆：《实现文化小康重点在基层在农村》，《南方日报》2016年11月2日。 在理顺乡村文化建设中文化权力体系后，以法制文化为根，以民俗文化为点，以道德伦理为轴，形成点轴效应，建构健康公允的文化小康评判标准。

一是法制文化为根。人民要知法守法，做到心中有界线，要以法律构建人们的行为框架，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环境，为和谐社会提供基础保障。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尝试以文艺汇演的方式，开展普法教育下乡活动，以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普法，取得了较大成果。

二是民俗文化为点。重视传承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异，涵括诸多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例如贵州的奢香文化、阳明文化均内蕴社会和谐和知行合一的精神。通过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促使地域文化持有人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是道德伦理为轴。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将尊老爱幼、敬业奉献、扶助弱小等优秀传统美德作为主要内容，引导社会明礼诚信、互敬互爱。安顺市普定县马关镇通过民间传统的花灯和道德讲堂相结合，在道德讲堂上表演宣传传统道德的小品、戏剧等节目，将教育化为无形，深入传递到村民的心里。青岩古镇菊林书院院长饶昌东退休后，成立国学文化传播队，一直致力于将传统文化送进山，为乡村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2）将乡村作为基础，选择合适的地域。结合当地新农村建设背景，同时结合当地地理条件，为农村保留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然后结合本地人文资源，营造出优美，富有内涵的景区[4]。第三方面，发展农村旅游业，还需要突出文化特点，在其中融入当地风土人情，对当地文化特色进行充分利用，充分满足游客的观赏需要。

三 、试错与经验 ：乡村文化建设的贵州实践

2001年，贵州余庆顺应农民精神和审美需求，率先在全县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计划高度融合，并推广至贵州全省，不仅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认可，也为全面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贵州美丽乡村建设已有19360个创建点，覆盖10890个村，受益群众达1800多万人，乡村文化因此由“珍珠”串为“项链”，由“盆景”变为“风景”。

在工作上，程瀚非常粗暴，开会时听不得不同意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想骂谁就骂谁。有一次他酒后到一基层派出所，一民警没有向他敬礼，程瀚大发雷霆，并打了该民警，骂其“不长眼”，还多次在内部大小会议上将此事作为反面案例，斥为“不懂规矩”。

(一)重视乡村历史文化挖掘，但公共文化空间不足

乡村历史文化不仅是指外观上的历史建筑，更指乡村的人文底蕴。英雄传说、历史故事、民俗技艺、宗庙祠堂、特色饮食等，均具传统文化价值。民族民间文化根植群众、特色鲜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好传承和创新两大工作[注] 刘奇葆：《传承发展中华文化 培育共有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15年2月14日。 。我们当充分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乡愁，增强人民认同感，催生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指医学专业毕业生完成院校教育后，在经认定的培训医院接受以提高临床技能为主的培训，目的是按照统一规范的培训标准培训合格的住院医师，是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已建立了政府主导的、较为成熟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根据卫生部要求，上海市从2010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北京市也随后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在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将挖掘地域苗族历史文化作为重点工作，县文广局亚鲁王研究中心通过定点调查、追踪调查及文献查阅等方式，深入走访县内的每一位东郎(歌师)，以苗汉双语整理出歌师档案3000余份，并于2011年出版了《苗族史诗<亚鲁王>》，取得了极大社会影响。同时，紫云县文广局还适时在境内格凸河景区发展亚鲁王文化旅游，伴随亚鲁王文化的开发，地域群众的文化自觉进一步凝聚，截止目前，亚鲁王研究中心的团队成员全部由志愿者组成。事实上，为了亚鲁王事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兴华自学苗文，翻译整理出版《亚鲁王(五言体)》。紫云的乡村建设，其核心就在于民族文化的注入，以根的情怀、家的思念、传承的力量，激发人民群众的乡愁，从文化认同中找寻精神归宿，从而生发无限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紫云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瓶颈，公共空间的缺乏是其乡村文化日益衰落的主要原因。虽然紫云县城已修建诸如亚鲁王文化广场的文化空间，但是在乡村，村民们可以自由进出和交流的公共场所几乎没有，村落缺少诸如宗祠、广场、礼堂之类的公共场所，由亚鲁王研究中心组建的传习所仅是用于东郎与学徒或东郎与东郎之间的交流，部分村中已修建的篮球场，仅供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使用，其交流功能并不完善，不能满足村民文化交流所需。同时，制度化的文化组织和制度化的娱乐活动较少，除最重要节日四月八外，日常生活中便是婚丧嫁娶。由于缺乏人才，能组织文化活动的人少，仅有四月八由政府主导举办，不以政府为主导的其他活动，限于力量不足，区域内社会互动较少，效果不佳。

“从2020年开始，smart在欧洲将只推出使用纯电动力单元的车型，在线预订汽油发动机车型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

(二)重视融合地域文化，但文化内核保护欠缺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互动关系一度成为讨论焦点。可以明确的是，美丽乡村建设会因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而恰逢其时，两者在不同层面上互为犄角，在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融为一体，策略更加务实，措施更加精准，由此得到的发展更为稳健和高效。

安顺是典型旅游城市，有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屯堡文化、民族蜡染等。在安顺化处镇朵贝村，有连绵成片的朵贝茶，据《安顺府志》记载，朵贝茶在明代曾多次用于进贡皇帝。基于自然生态和历史记忆，化处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明确了“朵贝文化”这一主题，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完善朵贝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原有景观的基础上，开辟荒地种上千亩花种，以茶连花，形成了朵贝村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旅游点。

内容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激发动机的诱因，是从“人到底追求什么”去研究“用什么去激励员工”这一问题而形成，以人的需要为研究重点。该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德弗的ERG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黔东南州黎平县黄岗村，是侗族大歌男生部发源地，少数民族文化保存完好，村子位于山岭中坝子内，有10个村小组，每2个村小组共用1个鼓楼，地域内独有习俗“抬官人”，目的是感恩一位叫吴志河的英雄帮助他们打败妖怪过上太平日子。整个村寨邻里和睦，互帮互助，人人会唱侗族大歌，90后小学教师吴显良还在课余承担起传唱适龄儿童小孩侗歌的职责。村中传统建筑保存完好，不存在拆旧建新的情况，整个村寨传统氛围浓厚。

尽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通过政府引导和村民主动参与得到了有效保护，地域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效果，但由于村民行动模式的工具理性，经济效益与文化保护的均衡发展仍面临挑战，文化内核保护明显欠缺。黎平县的肇兴侗寨，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称，但是随着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外来商户几乎占据了寨子里面的大部分，建筑几乎都是重新修建，村民多迁往寨外居住，住房出租给外来商户经商使用。而侗歌演唱和一些民俗表演，则是在有重要游客来时才有。之前的民俗表演成员，现在多成为了景区的管理人员，从文化精英转变成为了政治精英。目前，寨子就是有着传统建筑外衣的旅游景区，失去了传统文化作为内在支撑，再美的风景也有看厌的时候。

Step 3：Learning the past subjunctive mood based on Situation 2:Michael’s regrets.情景二中学习过去时的虚拟语气。教师通过ppt再现电影中主人公在得到一支神奇的人生遥控器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主人公错过了生命中很多精彩而重要的时刻。教师尝试发问：(a)Why Michael’s life has changed so much?(b)Was Michael satisfied with his life here?Any regrets?

(三)开展多元文化宣传，但文化传承意识欠缺

贵州的乡村文化建设，坚持两手抓的原则，一是村落治安环境，二是错落文化建设。就目前的建设方案看，村容文化建设一方面重视建筑本土化、村容整洁化和设施完善化，一方面重视多元文化宣传，以期实现细雨润物的教育和感化功效。

具体来说，一是以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政府、民间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协力挖掘乡村文化，以乡村民俗风情、民间文学、民间技艺等为重点，打造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项，以重点带普遍，将乡村文化氛围提升起来，激发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促进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决心。

二是“参与式”的现场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村民作为参与主体。黔东南雷山县控拜村村容村貌整洁，限于运费与成本，绝大多数民间工艺传承人外出开展银饰加工，村中仅有两家工坊坚守，村支两委负责人均在外地从事银饰加工，仅有重大事件时返回。尽管政府在中国银匠第一村控拜村的宣传上是成功的，甚至得到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关注，但村中已然没有制银的叮当声，招龙节、牯藏节等重大民俗节日的参与者也多在40岁以上，文化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

乡村文化建设中，文化嵌入多指经济活动嵌入文化环境，导致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活动效率的变化。换言之，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激励和引导乡村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约束和限制作用。文化嵌入研究常见两种不同视角，即文化嵌入的内容维度和程度影响[注] 王德刚、易金、田芸：《古村镇保护与开发中的“文化嵌入”模式研究》,《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共同对渐进性的文化创新和突破性的文化创新产生影响。实践过程中，文化嵌入强调特定区域引入新的文化主题来打造区域形象，促进地域经济发展，有学者以汉产动漫与楚文化为例，呼吁文化资源具有资本属性，可以产生价值增量效应[注] 徐金龙：《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产业资本的创造性转化—论民间文学与汉产动漫的整合创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因此，乡村文化建设应重视以文化嵌入构建地方经济新体系，强调文化的资本属性及其资源转化。贵州金沙岩孔镇板桥村种植葡萄由来已久，为打造板桥村文化旅游，政府引导建设闻名贵州的“十里葡萄长廊”，后开发种植园建成规模以上的葡萄产业园区，引进新品打造葡萄观光带，适时举办葡萄文化节，形成了以文化促旅游，以旅游促发展的快速发展道路。

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尽管他们开始关注传统文化诸如民间技艺、宗族观念、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但主流文化的冲击仍是明显的，经济精英显然比文化精英更能得到实惠，也更能得到尊重。排除工具理性视阈下传统文化的经济属性，不愿讲民族语言、不愿学民族技艺、不愿守民族文化在年轻一代中表现显著，正如苗族小伙认为的，楼房更气派，为什么要住吊脚楼，民间技艺赚钱少又辛苦，如果能上大学谁愿意做这个。

四 、一元与多核 ：乡村文化建设的共治模式

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依靠社会全体成员共建共享，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引导其余治理主体建构“一元多核共治”的路径成为帕累托最优。

(一)重视有限理性

肯尼思·阿罗提出了有限理性，认为人们的行为是自己理性意识的反映，但这种理性却又因人们认识的有限而显示出有限性。[注] 何伟：《管理学原理》，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一是环境的复杂性，人们所处的环境多为未知，信息也并不全面；二是人的认识有限，就算是借助高科技手段，也不能达到无所不知的状态。同时，人还容易受情境的影响，人们常以自己的第一感觉来判断事物，在此情况下理性的作用几乎发挥为零。赫伯特·西蒙则认为人们的决策过程仅能追寻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阿罗的有限理性和西蒙的满意标准促使理性假设与现实生活更为逼近。

乡村文化建设中，毋论“一元多核”的一元政府，亦或是多核中的社会组织、农民、企业，均应重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避免完全理性的决策范式，防止一味追求效益最好和收益最大的经济人决策模式，取最满意决策而非最优决策。诸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决策实践中，应把握以人为本的原则，因地制宜，充分调动乡村原有的基础文化设施，加强村民素质教育，增设文体活动、医疗卫生、便利店用以满足乡村发展的需求，而不必刻意追求完全意义上的标准化或均等化。健全乡村文化活动设施和场所的管理制度，确保村民日常文体活动规范有序，而不必片面强调非遗资源在文体活动中的应用，也不必以都市文体活动比照乡村文体活动。决策过程中，政府除提供人财物的基本支持外，还应广泛动员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尽可能听取各方意见，并系统分析“信息爆炸”的意见，制定多种方案确保执行落地伸缩性和灵活性的同时，选取最满意方案予以执行，并及时评估改善。

(二)坚持渐进主义

渐进主义以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强调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最为稳妥的处置，以渐进模式缓解社会冲突。顶层设计的更迭升级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决定了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改良，而非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确保维持稳定和变化不大的社会环境。

此一观点并不完善，被认为过于重视时间上的巧合，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绝非同一系统，而是围绕乡村建设单独设立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美丽乡村建设应属生态文明建设在农村地区的派生，其建设重点仅是村容村貌，具体而言，生态文明纳入国策后，为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而农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显然是重中之重。要解决好乡村的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务必要处置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建设，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实践进程中，美丽乡村的建设才能得以实现。

诚然，时代不断发展，乡村生活也应随之变化，产生新的内容，但理应立足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新的解读的基础上，从传统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贵州较多民族乡镇有染织布匹制作衣服的习惯，但由于耗时长，制作繁杂，大多放弃传统制衣工艺。伴随乡村文化建设的契机，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得以彰显，政府理应承担主导作用，扶持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诸如采集民族服饰图样，大规模生产的同时联系销售渠道，发展区域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增强村民认同感，提升村民凝聚力，保护和传承当地民族民间文化。

(三)重视平台建设

平台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地域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通过宣传栏及文化墙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地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打造精神文化阵地和构建一村一景。

第一，重视宣传栏及文化墙建设。村落中的宣传栏和周边的文化墙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已经老旧的标语，应当及时清除，将赋有文化气息的绘画、名人名言或者传统的民俗谣谚粉刷在文化墙上和宣传栏上，引导传统文化生“根”进“脑”。凯里市在城乡主干道设置道牌宣传“中国好人”事迹，从江县乡村宣传栏中也有“最美教师”“最美清洁工”“最美好人”的事迹，这样的宣传在民众中形成了向上的价值观，这些好人好事就是人们的行为标杆，有良好的价值指向作用。

第二，重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打造村民精神文化阵地。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提升村民素质、繁荣农村文化和促进乡村和谐的重要空间。贵州侗寨大多有标志性鼓楼的存在，鼓楼的功用是村中开会，商议重要事项时使用，村民们也会在鼓楼中教唱侗族大歌。苗族村寨中也有文化广场，在节庆举办活动时，文化广场就是活动场域，平时文化广场用来晾晒农作物，也用于日常交流。随着贵州旅游的发展，很多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广场似乎都成了人们在节日时节争相关注的焦点，村民们能与游客相互交流了解外界对本民族文化的评价，游客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了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第三，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打造“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而同一民族在不同区域其传统文化也不尽相同，再加上独特的地貌特征，这就使得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贵州最为著名的苗寨首当西江千户苗寨，以苗族建筑为亮点；肇兴侗寨以侗族歌舞和侗族建筑为亮点；朗德上寨以民族风俗为亮点；控拜苗寨以民族技艺为亮点；小黄侗寨以民族音乐为亮点；紫云麻山以民族口头文学为亮点；岜沙苗寨以民族传统民俗为亮点等等。

(四)打造文化景观

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素养不高，对于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较为缓慢，打造文化景观可以确保村民触摸到可观可感的文化，也能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和营造文化氛围。

一是围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建立乡村文化景观带，地毯式的搜索传统聚落、农业生产、土地利用、传统民居、生产生活、软质景观、风俗习惯、精神信仰、文化娱乐、历史资源等要素，以多种形式凸显地域文化。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中，文化景观可信手拈来，从江岜沙苗寨中人们的日常着装就是苗族传统服饰，男子配有土枪，当地的树葬、成人礼(镰刀剃头)、传统美食、传统建筑、民俗习惯等构成岜沙文化景观带，肇兴侗寨“仁义礼智信”五栋鼓楼屹立，既是文化景观，也是公共文化空间。

二是围绕基础教育强化，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充分利用大扶贫、大数据和大生态战略，大力发展智慧教育，解决好教育资源差异化，教育过程异质化，家庭教育复杂化和社会交往封闭化导致的学历教育儿童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的冲突、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冲突、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的冲突，不仅要普及现代科学知识，更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教育内容。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一小积极参与北京师范大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给乡村孩子们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公益活动，取得了明显实效。

三是依托地域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公德，倡导尊老爱幼，构建孝老爱亲和踏实干事的人文环境。不少村庄，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组织国学讲堂、道德讲堂、法律讲座、健康讲座，希望能依托本土传统文化，让村民遵纪守法，保持健康体魄。同时，在村中修建公共阅览室，村民们利用闲暇时间开展阅读，在保有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新知识，既丰富了村民生活，也提升了文化素养。

(五)推动文旅融合

贵州“保护一方山水、传承一方文化、促进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推动一方发展”的旅游发展理念已经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认可。

第一，文化演绎风景，乡愁唤起情思。贵州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多彩和谐的人文之美、质朴浓郁的乡韵之美就是贵州文化旅游的亮点和卖点，从此方面讲，旅游文化化和文化旅游化是贵州实现有闲、有品、有趣、有情怀、有乡愁的旅游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换言之，贵州民族文化圈的接受者源于解释者的解释，贵州旅游产业链的延长源于接受者的接受。一方面，要重视民族文化的文字表达、文本延伸、文化挖掘；另一方面，要切实解决旅游参与者、体验者、感知者的焦点、痛点、兴奋点。此外，要重视乡村文化旅游的关键是政府引导解决OTA(在线旅行社)以流量交换利润与地接社(户外领队)以资源交换利润之间的矛盾，建构资源持有人和流量持有人的良性运营生态，避免乡村文化旅游的庸俗化发展。

第二，产业带动品牌，科技促进创新。一是提升文化资源的地位，实现资源转向资产、资产转向资本、资本转向股本。二是重视开发参与式、体验式、感知式、欣赏式、回忆式的旅游产品，以此表达贵州文化内涵，确定贵州品牌定位，形成贵州品牌认同，创造贵州品牌信仰，实现贵州品牌忠诚。三是重视科技如AR、CR、VR在文化旅游创新中的作用，用科技支撑文化，用创意凸显内容，实现文化资源大省转向文化资源强省。

第三，融资提升规模，创意实现升级。一是重视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打造，减少空间交易成本中的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合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用长尾效应和蜂巢效应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带的发展，同时，重视资本的进入要走由政府引资转向政府配资，由政府配资转向企业引资的道路。二是以创意整合相对孤立、分散的文化资源，构建内容丰富、特色突出、主线鲜明的涵括吃、住、行、游、购、娱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实现文化旅游的产业升级。

五、小结与思考

伴随顶层设计的更迭升级，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不仅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必由之径，也成为乡村文化复兴和中国特色减贫的重要抓手。文化的角色是多面的，乡村文化的建设亦是多维的，重视围绕乡村文化建设的文化扩散、文化嵌入、文化权力与文化小康等四种纬度建构的一致性系统，以“一元多核共治”的理念，重视有限理性、坚持渐进主义、关注平台建设、打造文化景观和实现文旅结合无疑极具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乡村的现代化，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处置乡村文化建设的点面关系和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点轴效应，决不能以沙盒式的视域关注乡村建构，而应该在经济结构不断重组的大背景下，重视小城镇间的协调配合和小城镇对乡村的引领带动。具体而言，重视地域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廓清地域文化特色，凝练乡村形态、乡村标识和传统文化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纳入乡村文化建设格局，形成乡村文化品牌，构建开放互动的乡村文化建设格局。

硬件设计主要针对系统设计中的定位系统及监测系统反馈记录元件而言，按照系统应用的需求，在整个系统的监控运行中，其对应的硬件设计中，借助PCL智能记录芯片，将整个系统运行中的监控信息进行监督反馈，通过PCL芯片的记录，能够将监控系统运行中的记录信息及时的反馈给地面监控中心，并且能够将对应的监控信息以数字化信号传输形式转换，借助信号转换中的芯片记录功能记录下对应的监控信息，保障在监控信息的监督管理中，能够为整体的系统监控功能优化提供保障，并且能够发挥出系统设计中的记录单元控制[4]。

On the Four -dimension Construction and 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Village Culture ——Based on the Typical Experience of Guizhou

LIU Yang XIAO Yuanping

Abstract ：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villages is not untouchable and vacuous. We should lay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n the culture-possessing of culture-possessors with the aim centering on the virtuous cycle of some index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Village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undergone three changes. It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to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village 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e should construct a consistent system for village culture from four dimensions, that is,cultural diffusion,cultural embeddedness,cultural power and cultural well-off. From the typical experience of Guizhou,this paper finds that,during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exploration of village history is emphasized,but public culture space is limited; the fu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s emphasized,but the protection of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publicity of multi-culture is emphasized,but the awareness of culture heritage falls behind. In order to achieve village vitaliz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notion of “one center, many cores”, emphasizing bounded rationality, insisting incrementalism, concern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building cultural landscap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ravel.

Key Words ： culture construction；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village vitalization; strategy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BMZ049)。

作者简介 ：刘洋，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阳 550025)；肖远平，通讯作者，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 550025)

责任编辑 ：毕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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