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1]2002年在《试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进步新模式》文中认为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技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深切的改变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引起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环境危机问题。人类的发展观是人们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社会中形成的对追求自身利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观的指引下，人们对科技进步和科技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人类的发展观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科技进步模式的特点。从人类古代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观到农耕时代人们形成了“利用自然，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发展观，再到工业化时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为个人、集团(企业)、国家和民族谋求最大限度的财富和利益”的发展观。科技也随之经历了从孕育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历史变化过程。在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科技进步遵循的是以征服自然，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有急功近利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希望实现一种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全新的发展观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科技进步应该具有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模式。我们从科技进步的新理念；科技发展方向的选择；科技发展要素的特点；科技系统中各类研究的合理结构；科技发展的体制保障等五个方面讨论了这种新模式应具有的内容和特征。
赵伟力[2]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进程,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当前,党情国情世情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找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秘钥”,对于科技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甚至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中国方案”,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现代化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特殊模式,并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开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试图构建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为双重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从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出发,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为思想主线,以中国科技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注重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自身等方面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首先,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逻辑上厘清“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源流关系。其次,从社会境遇和历史条件出发,具体识别并概括推动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基本内容、时代特性、主要成就、特殊模式和总体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实境遇下所可能面临的历史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一研究框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观作为切入点,试图避开一般的经验性“自然思维”(胡塞尔)单一向度,把“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看作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推动科技理论现代化、科技实践现代化的综合历史进程。从科学技术本质论、发展观、人才观及动力论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科技理论现代化,从科技体制、科技规划、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等方面论述科技实践现代化。显然,当且仅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论域时,才能克服研究当中可能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主要矛盾,更为全面地把握科技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次,在对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质性研究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量性变量体系与观测点指标体系模型,力图达到理性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模型的相互支撑。通过数据图表的分析和对比来客观地、深入地论证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科学及民生等方面的成就。这样,既可避免主观臆断而导致的缺乏说服力,凸显出文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又可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科技现代化“秘钥”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凸显的历史主义意识出发,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科技史普遍意义,从历史比较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及实践为分析视域,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并从主体性、集约性、效用性及人文性四个方面系统呈现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动力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而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因其实践哲学取向贴切时代精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与推动科技现代化迈向新境界。
刘新竹[3]2016年在《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至7%左右,并面临传统产业竞争力下滑、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问题,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从制定“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还是在延续过去经济发展的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科技创新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产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保证。在当前资源约束、能源约束、环境约束的背景下,没有创新支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高校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但现有文献鲜少有对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进行详细讨论的,本文尝试深入探讨这一命题,对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和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综合作用：高校科技创新促进企业效率提高、高校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高校科技创新促进节能减排,从这叁个方面阐述了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并分析了影响高校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第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区域评价。按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构成模型,本文从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网络、科技创新产出及科技成果商业化5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004—2013年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发现区域间和区域内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整体水平偏低。第叁,高校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实证分析。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各省以及8个区域面板数据,分别针对高校科技创新对提高企业效率、高校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及高校科技创新对减少环境污染叁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在多数实证分析结果中得到验证。从8个区域的结果对比来看,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高校科技创新的这一作用效应强于其他地区。通过对我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方面对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模型加以验证,另一方面相对合理地评价分析我国各区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为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校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价值。
王德平[4]2009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着提高。特别是2003-2007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年均增长10.6%,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86%高出5.74个百分点,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人民生活实现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到2008年末,全国人口达到132802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然而,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在经济运行方面,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较为严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一二叁产业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运行。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发展滞后现象十分突出,如就业矛盾日趋加剧、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收入分配还存在较大的不平等；地区差距扩大,一部分地区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但还有相当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社会保障建设滞后,一部分人已经过上了高质量的现代化生活,但相当一部分群众还面临着“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巨大生活压力等。此外,因贪污腐败、福利待遇、征地拆迁、民事纠纷、突发事故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也使得社会安全风险加大；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全球竞争条件下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也面临新的挑战。所有这些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增长的方式。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战略上思考问题,着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新进展”,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命题。后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叁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借鉴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以后的阶段,该国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就要看这个国家能不能有科技创新的能力。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有多方面的原因,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是最根本的。因此,解决现阶段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科技创新置于中心环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作用,推进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论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全文共分论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后记和致谢四个部分。正文分七章,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交代论文写作的基础。第一章是绪论,交代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要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指出了论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二章结合研究主题,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及创新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转变的实现途径、科技创新的历程和作用机制,为论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即第叁章,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拟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理论框架。本章首先界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阐述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人为本”、“五位一体”、“协调”和“可持续”的内容,介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由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接着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在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最后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行的实现路径：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必须着力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其主要任务是实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叁个转变；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其关键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创新,发挥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作用。第叁部分集中体现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详细考察了科技创新如何促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转变。第四章具体探讨科技创新如何促进需求结构的转变。在考察我国需求结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作用机理和障碍,并据此提出科技创新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路径选择。第五章具体探讨科技创新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在追溯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机理和障碍,并据此提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现路径。本章最后结合绵阳市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进行了案例分析。第六章具体探讨科技创新如何促进要素结构的转变。在考察我国要素结构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基础上,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要素结构转变的作用机理和障碍,并据此提出科技创新促进要素结构转变的实现路径。第四部分即第七章,重点探讨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府与企业创新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要靠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来落实,现阶段特别要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的政府创新和创新型企业建设。本章在分析政府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基础上,探讨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以政府职能转变带动政府创新的实现方式；在明确创新型企业的特征基础上,分析了建设创新型企业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的措施；最后结合长虹公司创新发展之路进行了案例分析。参考文献部分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引用的主要文献资料。后记和致谢部分交代了作者写作的过程及其感受,并对论文写作过程给予帮助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衷心地感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作了扩大和补充。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多种理解,如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实现经济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手段由计划经济全面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拓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民生优先,体现“以人为本”；(2)经济发展方式应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和发展,决不能仅仅是“投入”、“产出”的关系；(3)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是“协调”的发展方式,包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协调；(4)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2、本文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双主体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主要责任在政府这个主体缺位、越位和不到位。如政府过多承担经济管理职能,有时甚至直接进行行政干预,有的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信贷等手段进行无序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追求GDP；政府最应该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却往往不到位,激起群众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转变生产方式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因而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为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推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的政府创新,建设创新型企业,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的作用。3、本文提出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科技创新居于中心环节,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排斥制度创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国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阶段,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明。在这个阶段,制度创新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必须着力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这样的科技创新支撑体系,应当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战略目标,以市场导向与政府服务相结合为其运行机制,以整合科技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以产学研一体化为载体,以财政、金融的支持为条件。把科技创新置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顺应了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4、在十七大报告的启发下,本文试图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思路及路径选择,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握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注意发挥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作用。这从作者掌握的已有研究信息来看,这种体系安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亦存在许多不足。作者虽对论文所涉及的每一部分内容进行了认真论述,但仍有不透彻之感,如对科技创新促进叁大结构转变的论述尚有单薄之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极其丰富,其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很难量化,因而尚未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体系进行探讨和构建；限于资料及个人学识的因素,.本文亦未专门对各省级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状况进行分析。这些都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孙文彬[5]2013年在《科学传播的新模式》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辉煌而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一日千里,而这一切都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它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都起到了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并逐渐与社会及其各系统融为一体。科学传播不论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还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普及和技术推广,亦或是教育系统的传授和决策部门的咨询,它作为沟通科学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在当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社会中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着名学者贝尔纳于1939年就认识并提出“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传播的全盘问题”。由于科学传播对科技创新、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本国科学传播(尤其是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事业的发展,纷纷制定国家战略,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增强自身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供支撑。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同步发生,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更加密切,知识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技术风险甚至灾难与日俱增,其对社会环境和公众健康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疯牛病、核泄漏、克隆人等一系列事件动摇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心,甚至对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也感到不安并提出质疑,公众的信任危机和舆论谴责对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审视,科学传播的内涵也随之拓展和演化。不论是国内的传统科普工作,还是欧美早期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都体现着“缺失模式”的前提假设,即科学是完美无缺、准确无误的,而公众是愚昧无知、确信无疑的,科学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福祉,公众对科学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知识和过程)的理解程度,所以,公众越是理解科学,其科学素质越高,也就越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然而,研究和事实表明,这种将科学圣神化、公众问题化、理解简单化的科学传播模式,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现实基础,在当今知识的不确定性时代,不仅无助于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公众与科学之间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科学传播传统内涵中科学主义的公众理解受到批判,科学反思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传统功能中科学大众化的社会普及得以完善,社会语境、民主决策以及公共服务功能不断拓展。科学传播也正是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逐渐从传统科学普及发展为现代科学普惠,从公众理解科学转向公众参与科学(对话和决策),从传者为中心的“缺失模式”过渡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语境模式”和“民主模式”,实现了社会到科学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反馈,同时也达到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和公共治理,为科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和风险控制提供了多元途径,为国家创新系统和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机制保障。在知识社会与风险社会并行的今天,科学传播的新模式——“语境模式”和“民主模式”业已成型、大势所趋,它将有力的指导当前公众参与科学对话和决策的社会实践,对推动我国的科普事业,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完善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基于公众参与的公共科学服务体系,缓和科学与公众的紧张关系,协调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重要支撑。
刘鑫渝[6]2011年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余侃华[7]2011年在《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乡村遇上城市化,当传统遇上工业化,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愁绪,似乎注定不可避免。乡村聚落空间作为我国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预留地”,如何让乡村聚落空间以乡村的方式重生,在乡村快速转型的当下,对于我们既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西安大都市地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孕育着众多形态独特,民风古朴的乡村聚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西安周边的乡村聚落的风俗、风情、风物面临着“去域化”的境遇,传统的乡村事物也逐出现渐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聚落空间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也越来越变的与城市趋同。本文以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地域,系统地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调控机制的理论与方法,拓宽了对乡村聚落的系统认知,促进了从系统科学及人居环境科学角度研究体系的完善,为规划领域的引导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框架,冀望为实现“生态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城乡融合、文明开放”的乡村聚落空间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文大体可以分成叁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与基础研究,共两章,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以及从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概述,搭建乡村聚落研究的多维理论基础框架。第二部分为系统分析与发展启示,共叁章,该部分通过对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整体分析、动态分析与多维解构,为后续的系统设计手段提供分析基础；并通过解读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寻找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探寻适宜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自身发展路径。第叁部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共五章,该部分首先基于实证研究对象,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进行了发展历程、地域条件、城乡关系、空间形态的多维审视；其次从实践层面出发,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发展体系(价值体系、目标体系、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再次从机制构成(系统构成、要素机制和机制功能)、系统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调控方式(调控的方式手段、调控的阶段划分和调控的形态划分)叁个层面对调控机制机理进行解析；最后从发展模式途径、空间规划途径和实施保障体系叁个层面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途径进行了重构。
冯昊[8]2017年在《产业创新体系及其政策工具有效供给关系的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将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若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国的再一次腾飞,只有依靠基于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首先要实现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产业创新体系的建设。一个完善的产业创新体系不仅能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和源泉,更能够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撑和保障。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实现对于产业创新体系的宏观调控将在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意志的客观体现,其实施的合理性及对产业需求供给的有效性对于产业创新体系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应符合产业创新体系的内在需求和客观发展规律,并应该随着产业创新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根据产业创新体系的发展及时调整不利于创新的政策,构建促进产业创新的政策。然而,现实中的政策创新往往滞后于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和内涵,建立一套基于产业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并以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深入分析政策工具对该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而揭示出政策工具与产业创新体系之间供给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为政府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工具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系统研究了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及内涵,提出产业创新体系由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创新过程和创新效益四部分构成。其中,创新要素包括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是产业创新体系的内在基础,而企业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包括区域环境和产业环境,是产业创新体系的外在保障;创新过程是产业创新体系的动态行为,包括创新链条、创新动力和创新路径,产业创新体系通过各种创新路径,不断提升创新动力,实现创新价值在创新链条中的流动,同时进一步巩固各种创新路径;创新效益是产业创新体系的价值体现,也是产业创新体系的经济属性及其现实体现。其次,本文基于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理论,构建了产业创新体系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以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对其2009年到2015年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年度比较。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创新要素和创新动力不断提升,但产业的国际化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仍有待加强。再次,本文基于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理论,构建了一套研究政策工具与产业创新体系的供给关系的研究方法,即分别从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创新过程维度来研究政策工具的供给情况。同时,以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深入研究了产业内部政策工具的供给情况,并结合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的评价结果,诠释了政策工具的效能和机制。最后,本文在总结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案例启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和政策工具之间有效供给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系统研究和论证,本文认为当前我国产业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存在一定无效供给现象。我国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政策工具已经不适合当前产业创新发展的市场经济需求,应根据当前及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发展的内在需求,及时调整政策工具,为产业创新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本文从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及其政策工具供给关系存在的不足和优化建议两方面进行论述,发现了二者供给关系的不足,包括人才创新活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链条的配置、创新内生动力、市场的引导和补充、体制机制改革、政策效能的发挥等。同时,建议从政策工具的针对性、使用性、市场性以及前瞻性和合理性等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产业创新体系及其政策工具的供给关系。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产业创新体系研究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产业创新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普适性较强的产业创新体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二是首次提出从产业创新体系的视角研究政策工具对产业创新体系的影响,并构建了一套基于产业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叁是首次从有效供给的角度分析产业创新体系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优化二者之间供给关系的若干建议,对于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工具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数据研究、比较研究、实地调研、专家访谈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多次采用德尔菲法咨询专家的意见,确定产业创新体系的构成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权重的确定。
杜安国[9]2010年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和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靠保证,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既是长远大计又是当务之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更加迫切,这些都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使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更为强烈,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这样的形势与认识,本文专门就高等职业教育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审视构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思路与框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研究意义与本文的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描述,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研究,包括世界范围内高等职业教育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两方面内容。第叁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理论基础综述和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具体分析。第四部分是高等职业教育产品属性研究及其成本分担理论的综述。包括对高等职业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概念界定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分析。第五部分是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国别研究,对美、德、澳、英、日五个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进行分析比较。第六部分为中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财政政策比较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存在问题的分析。第七部分为基于中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构建的研究,首先综述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并在第五部分的基础上总结国外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阐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构建思路和构建框架,最后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总结与展望。
孙艳丽[10]2016年在《学术共同体、国家与市场》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已不容置疑。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议题。在我国,自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之后,科研成果数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但高水平的、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偏少,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弱,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阻碍高校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接轨,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因素是什么。这是本研究的问题起点。在科学研究的特征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很难通过科学家的单打独斗发现知识、解决问题。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已有的、有关科研团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建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设,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做量化分析。较少回归到具体的科研团队中进行质性探究。在研究视角方面,多运用组织学、管理学方面的理论体系对科研团队进行研究,而较少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角度进行分析。本研究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以E大学某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负责人的科研团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文本分析、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在对已有的、有关知识生产模式的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本研究中的知识生产模式界定为“知识生产的目的与问题来源”、“学术评价模式”、“知识生产的组织结构”叁个方面,围绕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对“影响科研团队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E大学某科研团队的知识生产模式表现出学术共同体、国家和市场共同建构特征。这种共同建构既不同于知识生产的“叁重螺旋(Triple Helix)"结构特征,也不同于伯顿·克拉克所说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朝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模式,而是叁种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组合。但是,叁种模式的组合并不是一个均衡的分布,在知识生产的目的方面,团队整体层面,从科研项目的数量方面看,以“基于学科线性逻辑基础上以学理探究为目的”的科学研究项目最多,其次是市场需求导向下的研究项目,而国家战略导向下的科学研究项目最少。从科研项目经费方面看,市场导向下的科研项目占比最多,但是,随着年限的增加,这—占比不断降低。在团队成员个人层面,不同的团队成员对各类研究项目的偏好不同。在团队的科研评价方面,“以国家为主导,以学术与市场为辅的多元评价体系”是团队成员所在学校、学院以及团队内部学术评价的价值导向。在这样一种科研模式和评价体系之下,“趋于组织化的社团”成为团队的组织结构特征,很难说其完全失去了社团的特征,但无论是在团队的日常运作中,还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组织特征越来越显着也是无可置疑的。当叁种基于不同逻辑的知识生产模式集于一体时,我们不能说这种模式就一定不会产生绩效,团队十多年发展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为国家、市场服务方面,团队都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如何在现有的成绩基础上追求卓越,做出更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正视团队知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团队的知识生产存在着哪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问题?研究通过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发现：在知识生产的目的与问题来源方面,团队成员偏爱“基于学科线性逻辑基础上以学理探究为目的”的研究有“好奇”基础上的学理探究的因素,但研究目的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同样存在；而对于市场需求导向下的科学研究,由于研究的路径不畅、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国家导向,企业中的员工由于专业技术水平不高难以提出问题等因素,最终导致团队成员虽然愿意做市场需求导向下的科学研究,但无法很好地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下的知识生产又因为学术积累不够、以及某些特殊主义因素的影响,导致年轻的团队成员不敢轻易申请该类项目。在学术评价方面,“以绩效为核心、以国家为主导”具有明显“新管理主义”倾向的“多元评价体系”是团队学术评价中的主要特征。这种评价体系虽然提升了团队的绩效,但同时也对团队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是由学术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的,另一方面越来越泛化的荣誉与奖励体系也加重了成员的压力。在重压之下,团队成员的学术浮躁心态自然而生,而且过重的压力也造成团队人员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人超负荷地工作,越来越优秀,集聚了所有的荣誉与奖励,另一部分人则是“温水煮青蛙”得过且过。同时,评价体系中对国家主导下的评价与奖励体系的重视,还导致科学研究中出现了“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现象”。“具有组织特征的社团”是团队在组织结构方面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在团队负责人及成员的遴选中,还是学术例会、小组讨论会中,团队的运作都表现出以学术为导向,成员间平等、互助的社团特征。但是,在科研分工、团队管理中,“团队中的团队”组织结构、团队成员间的层级化特征、职责明确的管理分工与责任人制度又使团队具有了鲜明的组织特征。但是,组织与社团本应遵循不同的逻辑,当两者融为一体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团队成员作为社团中的“成员”与作为组织中的“雇员”双重身份而引起的冲突,知识共享与独享的冲突,以及团队成员作为“教学人”与“学术人”之间的冲突是团队运作中面临的主要冲突,这些冲突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了团队的生命周期,尤其是团队中的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拥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之后,团队的走向究竟应该如何,是否要解散团队等,成为团队负责人最大的矛盾与困惑。为了使团队在现有模式基础上进行高水平的、大型的科研项目研究,团队负责人提出以“文化”与“愿景”化解矛盾的策略。但是,在社会整体的科研制度与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团队负责人所有的努力都只能是解“一时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团队面临的冲突与矛盾。团队如何在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基础上进行更为卓越的科学研究,研究认为,对于以应用硬科学为学科基础的科研团队而言,叁重螺旋结构下的科学研究模式最为理想,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多数以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组合进行知识生产的团队而言,或许让“学术研究回归学术”,让“学术研究回归市场”是团队在冲突中求得生存的核心与关键。当然,研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知识体系的不同,难以准确把握团队知识生产过程。在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难以真正实现与研究对象的“同吃同住”。在研究内容方面,科学研究中的学而优则仕问题、马太效应问题等都没有太多的涉及。这些都有待以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试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进步新模式[D]. 刘治. 西北大学. 2002
[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赵伟力. 西北大学. 2017
[3].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研究[D]. 刘新竹. 辽宁大学. 2016
[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D]. 王德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科学传播的新模式[D]. 孙文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
[6]. 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
[7]. 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余侃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8]. 产业创新体系及其政策工具有效供给关系的研究[D]. 冯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7
[9].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D]. 杜安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10]. 学术共同体、国家与市场[D]. 孙艳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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