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唐代论文,太监论文,论市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2.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9639（2000）02—0092—07
吕思勉《唐代市舶》指出：“市舶之职，盛于宋实始于唐。然唐代之市舶使，似非如宋代为征榷之要司也”。（注：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99页。 ）市舶之职始于唐，且是唐代岭南，随后市舶宦官出现于广州。探讨唐代市舶宦官，必先述市舶使之出现。
一、市舶使的出现
经过“南海贸易的摇篮时代”——六朝（日本《东洋史世史》（一）之提法）后，南海贸易更受重视。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 在广州附近的出海码头建“南海神庙”；唐天宝十年（751 年）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说明了南海贸易在隋唐中央心目中的价值。（注：蔡鸿生：《岭南文化与海》，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7页。）
对于南海贸易带来的“蛮舶之利”、“海舶之利”，（注：《旧唐书》卷177《卢钧传》、卷163《胡证传》。）唐王朝极为重视，由此才有垄断“市舶之利”之设想。玄宗开元（713～741年）初，“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救，因有市舶之利”，（注：《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可证。贞元年间（785～805年），贾耽（730 ～805年）记录了“广州通海夷道”，（注：《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将广州经过南中国海、印度洋至波斯湾的乌刺（ubullah ）以乌刺至东非三兰（Sufāla，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一带）的海上航线， 叙述得十分周详，表明唐代对外贸易中心已南移至岭南的广州，（注：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这条16 世纪欧人东渐之前世界上最长的定期航线， （注：
G. F.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61.）在公元844～864年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Abu'l- Kasimubaid-Allah Ibn Khurdādhbah，约830～912）的《道里邦国志》中也有反映，（注：〔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75页。）中外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所以，为招徕南海商舶，以求得“市舶之利”与“南海宝货”，唐王朝乃决定调整外贸政策并南遣“市舶使”。唐代“为使则重，为官则轻”，向来重使轻官，从中可见朝廷对遣使岭南市舶之重视。市舶使作为历史名词，首次见于《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
（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周庆立事又见《新唐书》卷112《柳泽传》等篇：
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奇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此外，《册府元龟》、《玉海》、《文献通考》等亦引此文。（注：《册府元龟》卷56《谏诤部·直谏》、《玉海》卷188唐市舶使条、 《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提举市舶》。）文中“安南市舶使”应为“岭南市舶使”之误。而开元二年十二月周庆立已是市舶使，则市舶使的设置不会迟于此时。
日本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认为，周庆立是宦官（注：〔日〕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页。），与藤田屡有学术讨论的桑原骘藏予以反对（注：〔日〕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页。）：
在前关于藤田君唐代之市舶使一说，吾辈亦不无异论。据藤田君言，唐代之市舶使，——此概为藤田君之说明，过觉牵强——为宦官，记录上，最初所见之市舶使名周庆立，多半亦为宦官（《宋代之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一六五至一六六页）云云。按唐时宦官（即内官）之为市舶使者，虽非绝无。但不若谓为特别情况，普遍概以与内官相对之外官——例如广州则为广州刺史或岭南节度使——兼任之。又玄宗初年任市舶使之周庆立为宦官，无一确证。藤田君若是抽象叙述，其理由自不免消极且薄弱矣。吾辈以为与其想像周庆立为宦官，毋宁认为非宦官较妥。桑原氏所言甚是。周庆立是右威卫中郎将，系四品武职，且为“昭州首领”，（注：《旧唐书》卷185《良吏上·薛季昶传》、 《新唐书》卷120《薛季昶传》。）乃地方领袖； 再结合开元二年宦官尚未得势之事实，周庆立不可能是宦官。
市舶使在唐代又被称为“押蕃舶使”、“监市舶使”（“监舶使”）、“结好使”等。 （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上）， 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9页。）唐代市舶使可考者见表1。对于市舶使的始置年代，学界有五说：其一，贞观十七年（643年）说。 此说肇端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清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等亦沿用之，桑原骘藏已指出其误（注：桑原氏前揭书，第7～8页。）；其二，高宗时期（650～683年）说。认为此时唐王朝已在广州置市舶使（注：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其三，显庆六年（661年）说。 以高宗显庆六年颁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为据（注：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方志钦、 蒋祖缘：《广州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其四，先天元年至开元二年（712～714年）说。（注：邓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为据；其五，开元二年（714年）说。 此说影响最大，采纳者亦最多。（注：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9页。）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之前，以开元二年说（714年）最为妥当， 也最有说服力。
纵观唐代南海市舶史，市舶使的人选有多种，即朝官（如武职、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宦官（专任或兼任）、监军等类型，大体上经历了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宦官兼）的变化过程。（注：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对于各种人选的比重与份量有以下几说：其一，官官说。“当时任市舶使者多宦官”，此论赞同者甚多（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250页。 此外持同一见解者又有石文济：“至于唐代市舶使之人选，大都由宦官充任”（《宋代市舶司的设置与职权》，《史学汇刊》创刊号，台北：1970年，第25页）；吴泰：“宦官为市舶官员，岭南帅监领之”（《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王庚武著， 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3～144页；和田久德：《唐代市舶使》，转引自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342页；〔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 4期，第16页；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第256页；黎虎前揭文等。）；其二，地方官说。桑原认为，“唐及北宋，市舶使多由地方官兼任，时或由中央派遣内官干预之”，（注：桑原氏前揭文，第 6页；韩国磐亦然之，见《隋唐五代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 207 页。 ）王贞平等亦持同一观点（注：Wang ZhengPing,"T'ang Maritime Trade Administration",AsiaMajor,Third Series,Vol V,Pot.Ⅱ,1992,P.7～37；中译本可参龙达瑞译：《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39页。）；其三，节度使府幕职人员说。认为除宦官、地方官外，节度使府幕职人员亦有充任市舶使者，此说仅一见。（注：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 4期。）实际上所言与第二说相同。笔者赞同宦官说，认为大体而言，唐代市舶使以宦官出任为主，这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说法。
除市舶使出现时间、人选问题外，对“唐代市舶司”问题亦需赘言数句。宋王溥《唐会要》首见唐代岭南市舶已设“司”（注：（宋）王溥：《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
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曰……。而最有影响的唐代置司说见于元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卷253 唐僖宗乾符六年五月条：“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此外，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等亦认为：“贞观十七年， 诏三路市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份”。（注：（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
对于王溥误“使”为“司”（将市舶使、监选使误为“市舶司”、“监选司”）、顾炎武误抄《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五于唐初诸事，中日学界已辨清。（注：新近的辨误之作有宁志新：《唐代市舶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4～121、160页。）故开元初遣市舶使，尚无定制，后渐固定，却并未置“司”，置司是北宋初期之事。
表1
唐代市舶使（注：本表以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 年第3期，第21页）为基础，又有所增删而成。）
时间姓名 身份或职官
资料来源
玄宗开元二年
周庆立
右威卫中郎将 《旧唐书》卷8＜玄宗记＞
(174年)
开元十年
韦某(某即宦官 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
(722年)其名) 神道碑＞,《全唐文》卷 371
玄宗天宝
不详 宦官 《新唐书》卷126＜卢奂传＞
(742～756年)初
代宗广德元年
吕太一
宦官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763年)
德宗
王虔休 以岭南节度使 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
(780～805年)
兼任
院图表＞,《全唐文》卷515
宪宗元和八～十 马总以岭南节度使、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36
一年(813～816 广州刺史兼任
＜岭南节度饷军堂记＞
宪宗元和九年
马某(某即 专任押番柳宗元：《柳河东集》卷10
(814年)其名)舶使 ＜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
某墓志＞
文宗开成元年不详
以监兼任,宦官 《旧唐书》卷177＜卢钧传＞
(836年)
宣宗大中四年李敬实 以广州都监兼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
(850年)十一月
任,宦官。 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
或十二月始任 物》1985年第6期，第32～
36页；尹震铎:《唐故宣义
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丞员外置
同正员上柱国李府君墓志铭
并序》,《唐代墓志汇编》
下册，第2287～2288页
①据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1～34页之考证.
二、市舶太监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
市舶太监产生的原因，既有垄断“市舶之利”的考虑（这一点与市舶使相同），又有为封建帝王及皇室搜求“南海宝货”的需要，对此二点，傅筑夫曾言及：（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页。）
（唐代）朝廷之所以特设市舶使专官，以经营此项贸易，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皇帝后妃搜求珍宝，以满足其奢侈需要；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抽取“舶脚”——商税，以裕财政收入。由于是公私两利，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搜刮所得，多入皇帝私库，同时又获得一大笔税收。除了“市舶之利”、“南海宝货”是市舶太监产生的主因外，其他相关因素亦不能不考虑。
笔者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又与西汉以来中央差遣宦官市物南海（或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有关。《汉书》卷28《地理志》下“粤地”条的一段记载中外闻名：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志文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及其之后南海贸易之盛况， “表明了中国自古就与印度洋诸国有了贸易关系”，（注：〔荷〕戴闻达著，胡国强、覃锦显译：《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11页；陈序经：《南洋与中国》，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刊甲集第一种，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印行，第13～15页。）所言“日南障塞”之“塞”系边境防御工事，“障”指塞上险要之区屯兵置戊之所，（注：劳干：《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9年，第238页。）可见系从海防要地、通海港口出海； 对于“有译长，属黄门”之句，或释为“汉武帝专派黄门（即太监）在广州管理这样的贸易”（指海外贸易）；（注：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此据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收录本，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28页。）或释为“汉武帝时有译长一官，属于黄门”， 以利于“中国同南海诸国的交通”；（注：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9页。）而释为“译长（市舶长）当即黄门侍郎，少府属官”，（注：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 《海交史研究》1997 年第1 期。 ）则过于臆断。 惠德礼（PaulWheatley）由此认为：汉代“皇帝的宦官廷仆在公海（High Seas ）如何冒险搜求珍珠、琉璃、罕见的宝石和舶来品”。（注：P. Wheatley,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Maritime Trade,Journal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32,pt.Ⅱ,1959,P.19）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 ）据此比较汉、明事：“《前汉书》（即《汉书》）接着描写公元前二世纪的贸易组织情况。这一情况是很惊人的，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种惊人的贸易组织，晚到明朝也许还部分地适用”，又说“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起，太监就已被派去从事这样一些海外远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例子，表明中国惯例如此异乎寻常的连续性，以致我们能用某些早于一千年前或晚于一千年后所发生的事，去说明和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事实。正如早年那些太监们的际遇一样，郑和之所以受命指挥这几次远征，因为他必须替朝廷承办奢侈品”。（注：戴闻达前揭书第9、28页。）在戴闻达看来，西汉时期黄门译长“入海”、 “市物”与明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惊人的相似，“表明中国惯倒如此异乎寻常的连续性”，询为切中肯綮之论。验证北宋初期“遣内侍八人”、“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市物诸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可将汉、唐、宋、明太监市物南海之传统勾勒出来，对此传统，学界已有过类似的论述，冯承钧说“黄门隶少府，证以唐宋市舶多由中官兼领一事，可以推想汉代通南海者亦为中官”；（注：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 2页。）港台学者认为“译长属黄门，唐宋以来多由中官提领市舶，盖滥觞于汉”（注：石文济前揭文，第2页； 邱炫煜则认为“汉代航海已有朝廷遣黄门（隶属少府），类同后代的中官、近侍内臣等亲自执掌”， 见氏著《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 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所以“追寻汉武帝遣少府黄门下南海的历史端倪，对市舶司初设的底蕴，旨在为皇帝进献‘御府珍宝’，当能得到确解”（注：傅宗文前揭文，第3页。），由宦官掌管海外贸易， “大概更能保证利益落到天子的南库，所以，其后自唐以迄宋、明，莫不皆然” （注：张俊彦： 《古代中国与西非亚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此外，笔者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与唐代的“宫市”、“宫市使”也有一定关系。对于“市舶使”与“宫市使”之关系，1915年日本中村久四郎《唐代的广东》曾论及；（注：〔日〕中村久四郎著，朱耀廷译：《唐代的广东》，《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第35～36页。）20 世纪40年代，韩振华认为，中唐以中官主领市舶，这些中官亦称宫市使，可说是市舶使的异称，其任务主要是进奉（向皇帝进贡）和收市（为宫廷采购物品），（注：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载《福建文化》二卷，三期，此转引自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以上论述，说明了市舶使与宫市使存在着联系。
“宫市”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宗景龙三年（707年）。 《新唐书》卷4《中宗纪》：“景龙三年二月乙丑，（帝）及皇后幸玄武门， 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注：中宗宫市在《旧唐书》卷7 《中宗本纪》中记载更详细一些。）。此“宫市”与作为宫廷外出采购物品之举的“宫市”，性质完全不同。 （注：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 《文献》1992年第1期，第259～262页。 ）后一“宫市”至迟出现于玄宗开元（713～741年）中期。《广异记》载：“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注：《太平广记》卷331 《薛矜》引《广异记》。）此外，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宰相杨国忠曾充“宫市使”（注：（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1《杨国忠诸使》。）。
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亦有“宫市”。《南部新书》戊集曾记载了大历八年（773年）“晋州男子郇谟”为宫市所害之事， 陈寅恪指出：“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宫市）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期似矣”（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4～81页。）。“宫市”最广为人知之时是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韩愈《顺宗实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均有记载。（注： 国外学者对德宗时“宫市”亦有研究，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页。）而且， 此时的宫市也较以前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前与人为“市”，“随给其直”的买卖方式，变成“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的赤裸掠夺；（注：《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条；（宋）范祖禹： 《唐鉴》卷6《德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影印本。 ）主持官员——“使”亦由以前的“官吏主之”易为“以宦者为使”。（注：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李东：《唐代“宫市”之补证》，《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5页。）于是，宦官四出，纷然以宫市为名。
目前就产生时间而言，市舶使尚先于宫市使。但宫市使产生后，有宫市使充任市舶使。唐末来华的阿拉伯商人阿布·赛义德（Abu Sayyid）曾记载了“大变乱”（指黄巢起义军于公元877、878年攻占广州）以前，一位阿拉伯呼罗珊（Khurasān ）商人在广州与“为皇帝选购舶来品的”“宦官”发生了“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的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宦官竟至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日本藤本胜次认为这个宦官是“市舶使”，（注：《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117、151 页）桑原骘藏则认为是“宫市使”（注：〔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66 、192页；〔美〕薛爱华（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从史料分析来看，二说均有一定道理。
可见，宫市使出现之后与市舶使互为交叉。中唐后宦官权力炽盛，故宫市使、市舶使均多为宦官出任，有论者认为：“‘市舶使’的活动不外乎是将京师市场上的‘宫市’活动扩展到了沿海地区的舶来品市场”（注：王贞平前揭文，第329页。），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宫市使与市舶使之密切关系。
三、市舶太监之产生
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出现了首位“市舶使”后不久， 市舶宦官亦产生于岭南。市舶宦官出现于玄宗时与宦官逐渐得势有关。玄宗登基后，一改大唐故旧，宠信宦官，以至《旧唐书》卷184 《宦官列传》说：“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势力日渐膨胀。故宦官得差，时而南下，中原人士常见“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注：（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田廷柱点校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页。）。在此背景下，“市舶之利”、“南海宝货”也成为宦官垂诞的目标。
开元年间，出任广州市舶使的内侍省内府局丞韦某（某即其名），是有史可考的首位市舶太监，其神道碑文称：
开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列内官之秩。勤愿慎密，肃恭矜庄，洵美可观，硕大且俨，事因绩著，官以课迁。寻充市舶使，至于广府。
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每宣谕诸道，曾无宁岁，敷易诏旨，人皆悦服。天宝初，拜朝议郎。（注：（唐）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71。）
由碑文知韦某出任不迟于开元十年（722年），任期不详， 未至“天宝初”即除职。韦某是广东市舶史上首任市舶太监，也是中国市舶史上第一位市舶太监。
韦某之后的情况，就如《通鉴》所言：“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注：《通鉴》卷223， 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宦官成了市舶使最主要的出任者。
收稿日期：19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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