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方法 中国的问题
文 白建军
白建军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犯罪学研究专家，也是国内从事法律实证分析的旗帜性人物。白老师在一次分享中阐述了他进行法律实证分析的经历、研究总结、教学培养和对未来的期待
做一些留得下的东西
从犯罪学转向刑法，中间可能有一个桥梁就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其实不是典型的刑法学方法，而是犯罪学研究方法。犯罪学研究对象就是犯罪问题，早有实证方法，所以一脚迈进刑法学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我甚至觉得，实证研究还是整个刑法现象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桥梁。没有实证研究的刑法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理论的纯刑法研究，即使相互参照，但基本上是隔岸相望。但自从有了实证研究，它们之间的界限就有可能打通了。
做实证研究于我而言，既有趣，又好玩，它有一种发现的乐趣，而不是研究各种理论。当然各种理论之间的比较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但是实证研究对客观逻辑的发现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可用于课堂教学的案例数不胜数。无论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还是地沟油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染色馒头、瘦肉精和毒胶囊事件，都在充分说明着将案例教学的重点放在食品添加剂的卫生安全问题、食物中毒及其预防、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等几个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章节。
比如，当你把50个国家的刑法典和年鉴数据都买齐了，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刑法现象的各种数据，还有关于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数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怎么把它们关联起来？
对农资行业来说，在普遍面临转型压力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是比黄金还珍贵的“指标”。因此，在首批试点的内蒙古、辽宁的4个玉米主产县，安徽、湖北的4个水稻主产县，山东、河南的4个小麦主产县，农资行业要积极参与，除了用好对产品销售的利好外，还应研究保险业变革对粮食、对农业的长远影响。据悉，财政部还将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从管得长，向管得宽、管得好提升。这是个美好的开始，农资行业别疏忽在起跑线上！
只要将全样本作为尺度，任何一个个案的实际判决结果和预测出来的结果都会存在一个残差，残差越大，说明个案判决离谱的程度越大；残差越小，说明它越符合法官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以所有案件为基数的时候，看残差越小的预测才是越准的预测，这是我对“同案同判”的看法。
于是，我就把50个国家的刑法分则中一万三千多个罪名按照不同的维度和视角进行分类，一个罪名为一条，罪名后边跟着各种变量：有的有死刑，有的没有死刑，有的是暴力犯罪，有的是财产犯罪等等。然后，你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观察这些犯罪背后的关系。
比如，我发现一个“剪刀差”，这个关于犯罪率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我发现，中国的犯罪率在20年间是往上升的，但重刑率，也就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适用率其实是在走低。这显得有些不符合常理，因为看起来犯罪多了，应当是投入更多的惩戒资源，但重刑率却走低，而且是法官群体20年间的集体选择，背后的理性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留得下的东西”？
实证的意义是揭示事实和真相,不能够轻信任何所谓的定论、通说、“应然”和那些告诉应当怎样的说法。所以，需要做“一些留得下的东西”。
像“我认为如何如何”的这种学问，以后肯定很少留得下。与其留不下来，还不如做一点“我发现”，做一点规范的实证数据和分析结果。这些规范数据和分析结果，在几十年以后留得下，可以发现一段时期的犯罪率分析跟变量有哪些关联，前人都用了哪些维度，他们的模型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系数是怎样设定的。
这里其实存在无法排除的几个风险，特别是那些未被写进判决书的因素。一是法官收受贿赂，所以这么判；二是法官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但不愿写进判决书，这也是可能的。分析者无法判断是否属于这两个因素之一且没有任何根据。
法学研究“体用相合”
比如，乔布斯有钱，为了靶向给药，他的癌症分析覆盖了全部基因序列测量，以便更有计划、更科学地给药。虽然乔布斯是一个个体，但也是大数据。
目前存在的一种质疑是，像孔飞力的《叫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朱晓阳的《小村故事》虽是小样本，但也都成为了经典，这些作品实际上也是一个田野点的大数据。如果作为样本，要考虑到这些调查有多长的时间跨度和包含多少维度。
样本的规模，是首要关注的。在我看来，那种人为地、有选择地筛选极端事件、个别事件而造就的所谓“典型”，其实是非典型事件。这种事情之所以不可靠，就在于它们不是使用真正的大样本去分析。当然，大小样本是相对而言，规模大一点会比较可靠。
再比如，费孝通在英国出版《江村经济》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编辑就让他把名字改成《中国农村经济》，费先生坚持不改，这就是实证研究的规则——看到什么说什么，看不见的和想象出来的事，都不是真实的。但谁能说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推论性呢？谁都不会这么说。所以这就是一个解释样本规模的典型例子。
第三点是要有多维度。用尽可能多的视角去观察大样本。维度越多，能运用的统计分析工具就越多，你就感觉越能够在研究当中自由表达一些想法，进行信息挖掘。具体来说，我的样本策略有几个：有的是全样本，像搜集全部国家的法条；有的是准全样本，像搜集最高人民法院全部公开的数据和案例、
第二点是随机性。不一定是全样本和大数据，但随机生成的数据不可或缺。
举例来看，在裁判文书网出现之前，我就把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出版单位的真实案例全都收集起来。比如，我曾搜集和统计过三峡工程的全部贪腐案件，能算出来这个工程八百亿当中有百分之几涉贪，这个数据中外瞩目。这种样本不是全国范围，但也是一种局部意义上的全样本，且很有意义。中国这种大型移民项目太多了，房地产、修机场、修路都要移民，移民就会出现钱财分配到村落的情况，产生贪腐的可能性。所以，一个大型项目就具有研究的代表性。
（1）口唇单纯疱疹：阿昔洛韦 400 mg，3 次/d，口服，或泛昔洛韦 500 mg， 2 次/d，口服，疗程 5～10 d。
但是，研究中还要避免对小样本抱有过分自信的倾向，夸大小样本的作用。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出去随便问三个人：你赞成废除死刑吗？也许有两个赞成，一个不赞成。如果研究者只是把这三个数据输入SPSS，回归、做图、交互分析照样可以得出结论。但是，这样的结果能够相信吗？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好的研究不是定量与不定量的问题，不是做不做实证的问题，而是在不在乎事实与真相，在不在乎理论和实践的深度关联。
另外，应该以“世界的方法，中国的问题”的视角思考。科学方法是通行的，但问题一定是不一样的，就连美国的今天跟美国的昨天和明天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只要方法是通用的，任何时空的问题都是它的特定性。强调“体用相合”就是强调发现的乐趣，发现实证的方法和社会学理论、刑法学理论、犯罪学理论的融合。
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运行机理探赜——关于慈善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 ……………………………………………………… 王 俊（1．94）
撬动这个社会对法治的追求
在长期使用实证方法之后产生了一个信念——公正具有可检验性。在我看来，从大样本的意义上说，任何审判结果的质量都是可以测量和检验的，进而可以推出任何裁判结果都是可预测的。这类似于韦伯谈到的法律机器：这边塞进事实，那边出判决书。它的原理就在于公正是可检验的。而检验公正的方法其实也是“体用相合”的。
最近，许多大学也开始着手做法律实证研究，需要警惕的问题是“不要打着大样本的旗号，最后出来的其实是小样本”。这一点，我在《探索与争鸣》刚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提出了“从上千万案例当中输入若干个条件以后，找出来几十个案例”，认为这就是跟当下案件最相近的案例，并称之为“类案检索”。
类案检索其实埋藏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凭什么那个案件那么判，你这个案件跟它很相似，所以你也得这么判？现在大家都不去想这个问题，都觉得通过大数据直接找出结果就是同案同判。但这里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逻辑空缺就是案外因素。
其实，“留得住的东西”首先就看样本。实证研究是观察、挖掘、筛选和运用样本说故事的艺术，基本是点石成金，“石”就是样本，因为真理藏在大量事件背后。
我认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是“人人平等”的权利，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同案”，是不是和检索出来的那个案件一样就视为“同案”，对此深有怀疑。在这个问题上，理论上说得最清楚的就是张志铭。他认为“同案”中的“同”，是法律基本事实的“同”，不是所有自然事实的“同”。
沿着这个基本思想，我们可以从技术上寻找突破口。也就是说，不局限于检索出来的几个案例的基本情况，而是把所有样本的所有因素都输进去之后再观察裁判结果，这可以通过SPSS软件来实现。
根据以上数据验证，丁辛醇装置汽提废水水质较好，符合循环水水质要求。在实际运行中丁辛醇装置汽提废水回用于循环冷却水的难度主要在于：在刚开工不稳定阶段，COD波动较大，不利于微生物的控制。对此我们应在刚开工不稳定阶段将丁辛醇汽提废水切出系统，并不断监测丁辛醇汽提废水水质，待水质各项指标稳定后方可切入循环水系统[3]。
她从头到尾见证了他们被屠杀的过程。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她哭还因为自己国家的人就这样软弱，从来都是受人欺负。书娟哭得那个痛啊，把冲天冤屈都要哭出来。
你们是我不想玩但又必须玩时的玩伴，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出来交流、假装我们是那些虚构的人，看着对方的眼睛说那些话，最后创造了这个奇异的另类现实，它丰富我的人生的程度超出了我的理解。
需要明确的是，通过大样本统计出的结果，既不是法律本身，也不是对某个特定问题的回答，而是大量法官根据法律对真问题做出的回答。它已经不是规则本身的机器，而是规则和具体问题的结合，是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把这种东西归纳和集中起来，数据才能成为人们作为判断的依据。这才是大数据和大样本的精髓。
那么，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几千万文书，是大样本或大量数据吗？我觉得，距离大数据本身还是有差距的。简单的说，大数据就是全样本。乔布斯身上所有基因的排列组合对乔布斯本人来说就是大数据和全样本。
实际上我们拿到的大多数数据都不可能是全样本，只能是大样本。这时候就有几个标准，一是是否具有可推论性，是否可靠；二是看它是人为挑选还是随机形成。如果随机抽样得到的大样本达到一定程度，那也是可靠的。
第三，从专利法保护的角度出发，专利必须具有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三个实质要件。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质的艺术品和实用艺术品及其生产工艺的流程，只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要件，也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得到保护。比如以剪纸艺术作品为包装的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而剪纸工艺品包装盒也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多媒体教学能将课本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延伸化，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多样性，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比如，储槐植老师曾经猜测人口过亿的大国不会废除死刑。然后我就使用50个国家做了个验证，发现有死刑的国家平均人口一亿七千万，而废除死刑和没有死刑的国家平均人口是两千多万，结果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员国的数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说法。
所谓样本“大不大”，就是可信不可信，如果发布出来的东西是可信的，我觉得就可以了。甚至可能有一两个国家没参加统计，但还是可信的。
（编辑：王茜）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7卷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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