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3)03-0045-05
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象，中国尤其突出。刘易斯[1]对传统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最先做出了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以后，费景汉和拉尼斯[2]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体系，拉尼斯更是提出了出口部门在二元经济转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得到应用。本文结合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对拉尼斯理论进行拓展，说明与比较优势结合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战略对工业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最为有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历史情况的反思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在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里，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可以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并创造更多的利润，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并向传统部门渗透。这个过程会持续到资本积累把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而二元经济也就成功地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化。而收入提高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也为工业品提供了增加的需求，这同很多国家的实践是一致的。钱纳里(Chenery)把这个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叫做准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型转变[3]，它可以近似地用农业就业比重的减少和工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来表示。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没有按照刘易斯过程一帆风顺地发展。
表1 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进程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根据上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建国以后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从1952年到1960年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较快，乡村人口比重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从87.5%、83.5%减少到80.25%和79.6%。
2.从1960年到1965年乡村人口比重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反而迅速上升，分别回升至82.02%和81.6%。
3.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9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改革开始，这个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乡村人口比重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出现以上特点的原因与我国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是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战略的选择。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急于向工业国发展，从而采取了内向型的赶超战略[4]，发展了大量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出现了1952～1960年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但是由于自身的工业无法支撑，立即面临工业化不能良性循环，城市粮油供应紧张等问题。因此从1960年开始，国家又鼓励城镇职工返乡就业，出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倒流现象。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有了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度转移。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使得这一进程明显加快。
这个特点是与刘易斯模型不相符的。在他的框架里，工业化部门的壮大和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被吸收可以实现一个良性循环。然而拉尼斯的补充理论[5]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思路。拉尼斯指出，在二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三角关系：即传统部门，现代非农部门和出口部门。由于现代部门十分弱小，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应该扶植初级的进口替代工业，在这种初级的进口替代即简单消费品饱和后，迅速结束初级进口替代，转向更高级的进口替代或者出口替代。出口部门可以为非熟练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找到出路，同时可以进行资本积累，对于二元经济的转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根据拉尼斯的这一思想和中国的历史情况，我们就很容易合理地解释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改革开放前我们一味地强调赶超战略，发展和扶植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因此造成了弱小的重工业部门没有需求带动其发展，同时对外贸易部门也没有发挥其内在的作用，而是通过进口资本品发展没有市场需求的重工业，使得出口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全部导向了进口替代和初级产品出口，而不是制成品出口和国民收入增加。因此才造成了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吸收的局面，而工业化的预期目标也没有达成；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强调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了轻工产品的制造和出口，才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
二、对外贸易战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对外贸易战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相当关键。实际上，国际上的经验同样可以印证这个观点，并且能够使得我们对不同对外贸易战略的具体作用有更清晰的了解。
（一）对外贸易战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
我们根据拉尼斯的思想和钱纳里的划分[6]，按照贸易战略的不同把进行比较的国家（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注：原著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分为制成品出口导向和自然资源出口导向（如伊朗），考虑到后者不具有普遍性，未在本文列出。）：制成品出口导向型、中间发展型和内向型。内向型的偏重于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偏重于对制成品的出口替代，而中间型则两者兼顾。不同的贸易战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反映在下表中。
表2 工业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国家（地区）比较 %
资料来源：根据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整理得出。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
1.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间，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加速了工业化和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进程，但是转移的速度却有较大差别。
2.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内向型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普遍较慢，平均的转移幅度为15个百分点。同时，内向型的国家并没有通过进口替代达到预期的工业化目标，其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平均增幅仅为4个百分点。
3.南斯拉夫、葡萄牙、台湾、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明显较快，平均的劳动力转移比重为31个百分点。并且其工业的就业人口迅速上升，平均增加的幅度为19个百分点。
4.中间型的国家劳动力转移也相对较快，但是其工业化的进程却很缓慢，就业比重增加仅为4个百分点。
从上述的比较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贸易战略的选择对一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进程确实至关重要，而其中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吸收和工业化最为有效。
（二）出口部门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作用
在表2中我们已经观测到制成品出口导向型战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就业增长中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些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国家（地区）有更好的表现？表3对此做出了回答。
表3 出口和制造业增长、经济增长关系的国际比较 %
资料来源：同表2
从该表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制造业增长率和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二者完全是正相关的。对于土耳其、墨西哥等内向型国家，其制造业的增长率和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相对较低，分别为8%和40%左右。而对于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国家（地区），这两个比率分别为16%和60%左右。
2.出口需求对制造业的拉动显著不同。内向型国家的出口需求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均不超过8%，而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国家（地区）的这个比率在20%以上，甚至达到43.4%。
3.内向型国家墨西哥、土耳其的重工业相对轻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的国家除了南斯拉夫（注：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偏向重工业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表中数据也说明了其出口对制造业的拉动度在出口导向型国家中最低，这正是由于重工业比重过高造成。）以外，轻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产生这些特点的关键原因在于，对于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国家（地区），其大力发展的轻工业是与剩余劳动力紧密相联系的，它正好符合发展中国家由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使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国家有较快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
三、中国的开放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深化和剩余劳动力的继续转移
在前两个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对外贸易战略的关系做出了考察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这些结论和中国实践是完全相符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重视扩大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的利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出口创汇、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1978年到2000年，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82%下降到64%，第一产业就业已经从70%下降到50%。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个外向经济省份的发展十分典型。在2000年制造业从业人数的8000万人中，这四省的从业人数达到2800万（注：本文所引用数据未经说明者，均出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占全国比例为35%，并同时创造了全国37%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3%的工业总产值。相对于从业人数总数和人口总数，这几个省仅占全国人数的20%左右。其制造业从业比例之所以很高，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量外地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和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国别比较是一致的，外向型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是经济转型和吸收就业的主要动力。
但是自从进入1996年以来，劳动力转移的形势又变得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又开始减慢，三次产业的总就业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大量的城市下岗抵消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1996年到2000年的工业就业比重一直在22%左右徘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维持在51%和27%。
其次，50%的第一产业就业只创造了15.9%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剩余劳动力的人数仍然有较大比重。根据2002年3月OECD的估计，中国的农村有2亿过剩壮劳动力，我国的估计在1.5亿左右。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冲击将在短期内造成新的2000万劳动力剩余。从2002年起以后的几年内，每年大概有800万人口增加到农业人口中。同时，对主要农产品的冲击将造成农民的收入减少。
第四，城市本身的失业问题严重。目前官方报道的失业率已经从2%增加到3.1%，但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实际上每年的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以及隐性失业等人员在3000万左右。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庞大。
总的一个局面是，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我国的发展严重失衡。根据Chenery的国际比较模型，我们的工业产值的比重和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工业化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但是城市化的比重仍然在落后国家（人均GDP200美元）的水平[7]，这个数字与我国农民2000年的人均收入272美元接近。因此，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不解决，我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面临这么严重的剩余劳动力局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根据上述的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的国际经验，我们的思路仍然应落脚于加速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尤其是在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对外部市场的利用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才是我们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关键。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继续深化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制成品出口是当务之急。具体建议为：
1.在战略上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要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2.利用开放经济下的制造业全球化生产和中国入世为中国带来的良好机遇，首先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分析》[8]，比较优势是目前外商产业投资取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外商投资的行业中，偏向指数（注：偏向指数指面向该行业的外商投资在全部外商工业投资中的比重相当于该行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比重的倍数。）比较高的行业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然，外商投资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利用中国劳动力素质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的优势，把我国的剩余劳动力打造成为比较稳定的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我国的劳动力还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2000年15～64岁人口比重占人口总数的70%，并且普及教育使得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5.72%，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人数70%，高中和中专教育的人数占11.15%，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3.62%，远远高于印度、巴西等国的数据。实际上，有一定教育基础的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的真正所在。但是由于户籍限制等种种原因，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过于频繁，几乎无法得到稳定的工作和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应该对这部分转移劳动力给予政策上的扶植，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根源[9]，使剩余劳动力能够逐渐向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转化。
4.推动现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出口部门企业的技术改造，使之得到不断的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采用国家技术改造和研发补贴的形式来运行，且并不违背WTO的原则。与此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现在虽然还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但劳动力成本占较大比重的产业的发展和引进，创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
收稿日期：2002-11-25；修订日期：2003-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