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简要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要论文,题材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文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与回顾，并分别就“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中及新时期三个大的历史时段的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从题材类型、主题类型、人物类型、创作方法类型，以及发展线索，对同时期文学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与教训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描述，从而力求较客观地阐释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成绩、局限，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作出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总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比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创作往往在文学史格局中占据着“主角”位置，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风貌和历史地位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中，农村题材创作不论是作为一种提倡，还是作为一种现象和影响，已不能同往昔相比，但它仍然是人们考察新时期文学时的一个绕不开的领域。而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中，对农村题材创作的关注和重视，也成为一种“传统”和“现象”，如1962年在大连召开过著名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95年中宣部、中国作协又在吉林召开了“全国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座谈会”。这表明，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不论时代怎样发展，不论农村题材创作发生怎样的流变，亦不论“农村题材”这提法本身是否妥当，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一直存在着、发展着并始终引起人们的关注。有鉴于此，对建国后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做一番较全面的分析回顾，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但限于种种条件，笔者尚无力担此重任，只能就表面所及，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建国至“文革”前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的概貌、特征及问题
几乎从1949年共和国诞生之日起，中国当代作家们由于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鲁迅所开创的重视农村社会、关心农民命运的优良文学传统的影响，由于受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农村新生活的感召，以及带有明确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功利感的表现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创作渴望，使很多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农村，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从建国之初便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里面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一批从解放区走过来的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等人，历来同农村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在解放区时他们便写下了非常突出和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成为擅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有的作家如赵树理甚至被誉为“农民作家”。解放后，他们继续保持同农村和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着关注农村、表现农村的创作传统。另一种情形是，一些新起的作家或过去不大熟悉农村的作家由于受到前辈作家的启示以及表现新生活的热忱，也都纷纷深入农村，创作反映农村生活、描写农村新人新事并从而力图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这样，由于这两批作家的共同努力，从建国之初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中表现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数量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出现了一批因表现农村题材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鲜明风格、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星座”级大家，如赵树理、柳青、孙犁、周立波、梁斌、马烽、李准、刘绍棠等，以及更多的因表现农村题材而在文坛上闪耀的作家星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天空中，表现农村生活和题材的作家作品最为星河灿烂，那一瞬间堪称辉煌！
从文学史发展的时间线索和从题材的角度看，从1949到1952年的建国初期，反映农村生活的一些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沿续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为代表的表现农村婚恋题材作品的传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家庭和婚姻问题上，并同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村婚姻题材作品一样，侧重揭示在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变动中，农村中在家庭婚姻问题上表现出的新旧两种思想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描绘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现和成长的农村新人形象，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新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面貌。他们同旧的封建陋习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决裂，显示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一致性的共同主题模式。这类作品主要有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结婚》、《一件弹花机》，谷峪的《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柳溪的《挑对象》，高晓声的《解约》等。
从1953年开始，中国农村掀起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当时社会政治中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作家们纷纷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力图在与实际的历史运动的贴近中为时AI写作出编年史似的作品，甚至出现了象柳青那样的到陕西长安县农村一住十年的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作家们将政治热情化为文学形象，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声誉卓著的作品，象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春种秋收》、《水滴石穿》，刘澍德的《桥》，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等。如果说，建国至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农村题材作品最多、成就最显著的话，那么，在这些农村题材作品中，反映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数量又最为众多，在当时也最具影响。从解放区就开始农村题材创作的老一代作家姑且不论，解放后开始农村题材创作的新一代青年作家，有很多就是以创作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而登上文坛、享誉文坛的。
在数量上虽然不能同反映合作化运动的现实题材相比，但在质量和影响上可与之相映成辉的，是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等。其中《红旗谱》1958年出版后，产生重大影响和广泛赞誉，被认为是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红旗谱》的创作和出版，将农村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推向了高潮，是农村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卓越代表。
表现和歌颂农村新生活、新气象和农民群众新的精神面貌的作品，在当时的农村题材创作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象周立波的《张满贞》、《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说，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耕耘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宋老大进城》，西戎的《赖大嫂》、《丰产记》，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艾芜的《南行记续篇》，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刘澍德的《老牛筋》、《甸海春秋》、《归家》，沙汀的《卢家秀》、《在牛棚里》、《老邬》、《你追我赶》，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以及象刘绍棠、浩然等作家的大量的中短篇作品，都是其中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果说，在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中，大致可以分为如上所述的家庭婚姻题材、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背景下的现实题材、农村革命历史题材和表现农村新生活题材的话，那么，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和创作态度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又具有以下几个较鲜明的特征：
首先，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变化和联系中，思考和表现历史运动与农民的现实生存、思想意识、精神性格和命运历程，显示出对农村问题，对农民的生活命运的强烈关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历来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革命斗争时期的胜败与否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最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当推中国共产党人。而现代中国文学，如前所述，自五四以来，始终关注农村和农民。鲁迅的小说创作，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都力图在历史的变动中揭示和表现农民的生活、精神与命运，反映农村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农民关怀“情结”。建国后的当代文学，由于有历史的启示、传统的继承、现实的召唤和时代功利追求，在反映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更显示出与政治政策需要和政府行为相一致的积极与热情，显示出同现代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力求在历史的巨大变动中探索和表现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精神历程和命运历程的合目的性创作追求。由是我们看到，在诸如《红旗谱》这样的属于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通过对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生活命运的描绘，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农民与革命之间难分难解的天然联系，揭示了农民群众从旧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自发反抗者走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艰巨而必然的历史过程，从而相当深入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在《三里湾》、《铁木前传》、《春种秋收》、《山乡巨变》、《不能走那条路》、《创业史》等现实农村题材作品中，作者们揭示表现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动对中国农村的震撼与影响，广大农民群众如何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受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命运与这一历史性运动的一致性，从而在动荡、曲折、斗争和分化中终于又一次“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投身到这一历史洪流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农村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不难看出，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同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样，显示出很强、很鲜明的时代性、功利性和目标感，显示出主题目的、话语指向的直接性、集中性和共同性。比如，鲁迅的农民题材小说揭示的是封建思想意识与农民的精神解放问题，革命文学和三十年代左翼农村题材文学揭示的是阶级压迫和反抗斗争中农民的出路问题，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揭示的是减租减息、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翻身解放问题，而建国后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如上所述，实际上总体上反映揭示的是中国革命，集体化合作化运动同农民的生活命运问题。这种主题目的、话语指向的直接性、共同性和时代性，给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带来了可观的成就，同时也造成着明显的局限。
其次，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以注重时空构造中焦点透视的经典文学法则，注重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塑造，为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典型化的农村人物形象，成为农村题材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这些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抗旧世界的英雄农民形象，以《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为代表；一类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村“新人”形象，如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农村妇女张腊月和吴淑兰，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邓秀梅、李月辉，孙犁《铁木前传》中的九儿、四儿，沙汀《卢家秀》中的卢家秀等等。农村新人形象在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人物画廊中所占比重最大，成为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当时就受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曾引发了当时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关于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的讨论争鸣。还有一类是所谓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前者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是典型代表，后者如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形象，在当时亦曾引起了较广泛热烈的争论和讨论，一些重要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如茅盾、邵荃麟等人都曾发表过意见。这个问题也是“文革”中“四人帮”否定十七年文学的重要口实。
第三，从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看，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大致显示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强调“真实”的朴实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在表现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化和新生活面貌时，也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乃至某些落后消极的东西，体现出“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的传统现实主义准则。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手法在赵树理观察生活、从事创作时得到了始终如一的、比较彻底的贯彻，以至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现实主义遭到贬值，有人把浮夸视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而大加赞赏，农村“五风盛行”，假话、大话、空话被视为时髦之际，赵树理以他“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态度，写出了《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赵树理实际上对当时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提出了含蓄的间接的批评和抵制，同时，也实际上对当时占压倒地位的文艺为政治、为政策服务的教条，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和政策的关系，作出了真正现实主义化的批评和阐释。
另一种倾向是以孙犁、周立波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底色上夹杂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精神和方法。早在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村题材文学中，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和孙犁的“荷花淀”风格便各呈异彩，正象赵树理在那时便显示出朴实厚重的现实主义特色，孙犁在那时同样显示出现实主义基调上不乏浪漫音色的特点。建国后，孙犁的作品依然保持着这样的特色，同时，在周立波的作品特别是他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家表现农村新生活新面貌的作品中，较普遍地显现出现实描绘中不乏浪漫色调的倾向。这种浪漫色调往往表现为一种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和想像。后来，随着“两结合”创作手法的倡导，农村题材创作中的这种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倾向得到发展和强化，到1958年浮夸风盛行之际，随着政策的误导及对“两结合”创作精神和手法的误解，“两结合”中的现实的一面愈来愈少，其极端者成为抽掉了现实主义的虚假浪漫主义。当然，这样的“浪漫作品”已同孙犁、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完全背道而弛，严重偏离了他们的创作传统。
综上所述，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是丰富而多样的，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某些鲜明特点，也是不宜一笔抹煞完全否定的。当然，十七年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不足与局限也相当明显。其中最大的失误与局限，是由于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理解的偏狭，导致了文艺为政策服务的时代性误解，使得某些作品成为政策和被误解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一些作家没能象赵树理那样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不是从生活真实出发而是从政策出发，从概念出发，不是在深入生活、了解生活的基础上思考某些政策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而是为政策寻找、编造生活，从而造成一些作品为过于紧密地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而去歌颂大跃进、浮夸风或演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的时代主题，也造成了某些农村题材作品的矫情主义、伪理想主义和伪浪漫主义。这些问题，由于是在特定情形下，在一种时代性主流话语的制约下产生的，所以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作家本人，但无论如何，这却是十七年农村题材作品中抹不掉的阴影。
这种配合政策、服务政策的倾向，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中数量和成就皆属前列的反映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作品中也有较明显体现，并造成这类作品具有如前所述的很强的功利性、时代性特征，或者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时代话语性。当那段时代已经过去，当下的政治环境和现行政策与那个时代迥异的情形下，反映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众多作品自身具有的上述特征，便必然性地造成了当今人们对其认识评价的歧异。直至今天，人们对反映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作品，仍然评价不一，褒贬各异，难以达成共识。
二、“文革”十年中的农村题材创作及问题
有人曾经用“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来形容“文革”十年文艺界的畸形状态。的确，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中国文学进入了冰点时期，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寒景像。从1966年到1971年，偌大的中国没有出版过一部文学作品。1971年以后，由于极左文艺政策受到强烈反对，以及其后由于林彪的垮台所带来的对“左”的错误开始有所触动，文艺界多少出现了一点复苏、松绑的苗头。从1972年开始，在小说、戏剧、电影等领域陆续推出了一批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由于“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创作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具有强大影响，所以，流风所及，广义的农村题材作品在此时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又由于“文革”前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中表现农业合作化历史主题的作品一直唱重头戏，惯性所及，此时的农村题材作品中表现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又占了主要地位。这些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和主题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又大致表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以《虹南作战史》为代表。这是“文革”中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1972），它写的虽是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其完全是按照“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四人帮”话语炮制出来的，艺术上也极为低劣，是“四人帮”阴谋文艺和政治话语的产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题材只不过是其政治话语借以演练和表达的手段，在严格意义上，它不仅不属于真正的农村题材，甚至连文艺作品都不是，只不过是阴谋政治驱遣下的文字垃圾。第二种以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谌容的《万年青》为代表。这两部作品反映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生活，在生活积累、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其整体的创作思想和对政治与生活的认识与评价，由于受时代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影响甚深，同样难免为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文学操作和表演的弊端，严重损害了艺术质量、思想质量和艺术生命力。第三种以克非（刘绍祥）的《春潮急》为代表。这部长篇同样描写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作者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熟悉农民生活，因而小说对农民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虽然在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上尚不能同《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相比，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题材创作中时代政治话语模式相对比较稀薄、比较多地继承了“文革”前农村题材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余波余绪。
不过，由于“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期，这一特殊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不仅整体上处于萧条荒枯状态，数量上远不能同“文革”前相比，思想艺术上亦远逊于“文革”前的农村题材作品。而且，它对“文革”后的农村题材作品亦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一种既不承前、也不启后的特殊现象，是建国后农村题材创作中的一段特例。
三、新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线条、特征及问题
新时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迥异于建国至“文革”前十七年的同类题材文艺创作。它的发展无论从其思想内涵还是审美表现方式来看，都愈益走向丰富、多样、深厚，但同时也愈益呈现出复杂的格局。审视这一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从发展线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同新时期各个文学发展时段的精神主题保持着某种鲜明的同步性。因此对这一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回顾，本文把它放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下进行逐段的分析。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是在浓厚的“伤痕背景”下展开自己的转折的。它的发韧同那个转换时代的精神主题一样，也带有一种鲜明的“受难者”的哭诉色彩。时代创痛的展视，悲愤情绪的渲泄，都显露出时代价值评判坐标转换的印痕。但不同于同期其他题材“伤痕文学”带有共性的对现实的直观把握色彩，本期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在展露旧时代创痛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比较深邃的批判和反省精神。张一弓、周克芹、高晓声这一时期的创作应该说既带有“伤痕文学”的整体特点，同时又对其总体的“哭诉倾向”实现了一次有意味的深化。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展现出50年代后期那场触目惊心的灾荒的同时，又通过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李铜钟的抗争形象，显露出深厚的现实批判色彩。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截取了极左年代的一个历史片断，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再现，批判了一段遗忘人性、真情的“非人化”历史。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张贤亮《河的子孙》则以史诗般的笔触，展现出当代农民的命运史和农村的演进史，其作品中所包含的深邃思索是同期农村题材作品中所鲜见的。总的来看，新时期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从它的发韧期，就超越了这一时期其他题材小说的探求深度，在“伤痕”之中初步融入了“反思”的特色，既展现出极左路线所促成的一幕幕悲剧，又较早地走出了单一的“哭诉”背景。这对引导新时期文学向深入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特点在新时期文学走向改革文学的主题时，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显现。改革文学诉说的是一个时代由伤感、悲愤走向振奋的一个历史巨变过程。就改革文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文艺创作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仍停滞于对现象的一种单纯的政治、伦理层面的把握，主题比较单一、直露，形象缺乏立体性，带有浓厚的古典主义创作方式的刻板色彩，这在蒋子龙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此相反，同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在主题涵量、形象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审美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上都显现出自身丰厚的特质。如果说同期工业题材作品对改革这一时代精神主题的反映有着从振奋走向亢奋的特点，那么农业题材作品则显示出了自身的冷静与深沉，多角度、多侧面和立体地反映出了这一历史变革的新状态。何士光《乡场上》形式简单却内蕴丰富，写的不过是农民冯幺爸为一件小小的纠纷作证的始末，但却通过他的声音及时捕捉到了农民文化心理的历史性变化，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了一代农民走出“极左负累”后精神的解放。这种表现角度十分真实、动人。高晓声“陈奂生系列”更是通过陈奂生这一“漏斗户”主的理想之梦重新浮现在新时代的现实之上，十分自然、生动地揭示出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同表现历史变革给农民所带来的新生相连，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还敏锐地反映出这一历史变革中所潜含的新的矛盾，这显示出本期农村题材作品的深刻处。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都表现出改革浪潮对偏僻山地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变化。其独特之处在于其表现视角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贾平凹这一时期的作品较早地显露出新时期文学对历史现实的把握由直观的政治、伦理层面向复杂、深邃的文化心理层面转换的讯息。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向寻根文学过渡的印迹。贾平凹的这些作品既显示出在改革主题下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深刻处，同时也带动着新时期文学整体的深化发展。
从总体来看，新时期农村题材文学在“伤痕”、“反思”、“改革”这三个母题背景下的发展，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都能紧密贴近现实生活，及时地反映出历史的流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整体都带有浓厚的新时期以前文艺创作的痕迹。直观把握历史现实的特点比较突出。这在一种历史转换的过渡状态中是必然的，但从文学自身特点来看，这种把握缺乏在深邃的审美积淀基础之上的持久的文化反思、批判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的许多历史、现实状况变得愈来愈复杂，新矛盾、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使得一种深入的文化反省与批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要求，这也是时代精神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表征。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在这一时代精神氛围流变的背景下，也开始了自身的新的深化。伴随着文学寻根浪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通过对农民精神性格的把握达到对我们民族精神状态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切理解。这些作品中，具体的政治、经济内容往往淡化成了背景。作品着意的是探讨乡村生活之下所深在的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说前此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都表现出转换时期的不稳定的过渡特色，那么只有从寻根文学开始，新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才初步显露出比较稳定的创作特色和整体基调。在“寻根背景”下的农村题材创作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批判传统农业文化中的劣根性成份，像韩少功《爸爸爸》、叶蔚林《七个女人和一根绳子》、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莫应丰《桃源梦》等作品都是通过展现在传统文化重负下的一幕幕人生悲剧，批判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和封闭性。另一类作品则往往从农民为争取生存的权力、尊严而抗争的生活历程，展现、弘扬了中华民族刚韧不屈的性格和顽强的开拓精神，郑义《老井》、李锐“厚土系列”等都属这类倾向。这一时期新兴的乡土文化派作品也有着这样的格调。这类作品往往怀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尽情地描绘、赞美了故乡充满诗情画意的淳朴人情，充满了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刘绍棠《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贾平凹“商州系列”，李杭育“葛川江系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类作品有很强的审美品性，但固守田园牧歌情调的审美定势，也往往使他们的作品对历史的变革、震动缺乏深刻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很有力度的作品：路遥的《人生》与贾平凹的《浮躁》。这两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寻根之作，它们更多地注意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复杂、矛盾状况。路遥的《人生》通过展现主人公高加林走向城市，走向当代生活这一合乎历史趋向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反映出当代人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一种很典型的二难困境，高加林这一形象的出现无疑深化了当代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内涵。贾平凹的《浮躁》更是在这一脉络上的继续发展，这部长篇可以说融汇了改革、反思、寻根等多种母题，显示出了它罕有的厚度与力度。作者曾说这部作品“意欲表现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金狗与雷大空两个农村青年形象，通过对他们在走向城市中的两种价值取向的展示，作者作出了自己的价值评判。这两部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没有遁入或批判传统或讴歌传统的两极误区中，而是更深入展示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所带来的复杂性，极大地推进、深化了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也是一部具有史诗气魄的成功之作，它以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对农民的命运史进行了极有厚度的展现，显示出在传统审美方式之下，仍存在着的可能表现空间。
肇始于1985年的先锋文学潮流，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艺作品从表现内容到表现方式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新质，在题材上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应该说，从寻根文学开始，文艺创作就开始了超越“题材限制”的发展趋向，题材往往成为一种营构作品整体性象征意义的外壳，对作品愈来愈难以作出严格的题材区分，这种趋向在先锋文学潮流中发展到了极致，这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精神向着审美思辩方向的转换。
在先锋文学阵营中，王安忆、铁凝、莫言、刘恒的创作仍保持着寻根的余韵。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都带有浓厚的象征意蕴，它们从对乡村演进史的抒写中表达了对一种文化精神演进状况的理解。莫言的《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在敏锐、细腻的感觉流动中，魔幻般地透露出农村时代变革的印痕。刘恒是先锋阵营中比较稳定地保持了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都从主人公所面临的深层的人性矛盾中，抒发了一种对文化矛盾的困惑与批判。同这些作家相比较，先锋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实验派的创作模糊题材界限的特点更为突出。他们的作品着意的是某种抽象的形而上意蕴建构，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不囿于一时一地，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下表达了对世界的“结构化”理解。洪峰的《翰海》、《离乡》、《奔丧》，叶兆言的“枫杨树系列”，苏童的《罂栗之家》、《妻妾成群》等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特点，他们的作品重心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极大拓展了审美表现方式的空间，但在对象主题上，也渐渐疏离开了农村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对“形式”建构的偏爱，使得其创作拉开了与农村当代性的实质性距离，这决定出他们对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并无更宽广、深厚的拓进。这一时期，在先锋潮流之外，也有两部农村题材的上乘作品，一是张炜的《古船》，二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古船》以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展示了以洼狸镇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复杂的心理历程和多方面的文化积淀，具有恢宏的史诗气魄。《平凡的世界》对路遥来说显现出不同于《人生》风格的一种转换，《人生》中更多地注意到了传统与现代碰撞所促成的矛盾的复杂性，有着深厚的现实精神，而《平凡的世界》则以主人公一生的历程，展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很多美好的成份，理想主义色彩浓重，极富感染力，但因此也冲淡了作品对现实变迁复杂性的深刻展示。
近期文学发展有重归历史主义的鲜明趋向。新写实主义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都表现出对先锋文学热衷形式建构的反拨。但从近态来看，新写实主义由其“徘徊者”的精神基调的限定，大多限于市民题材。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显露出实绩的当以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为代表。这两部巨著都在史诗气魄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从内容涵量而言仍限于抒发对民族精神刚健的生命力的昂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缺乏当代性的不足。
总体来看，新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能和时代精神发展保持同步，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厚重的创作实绩。而且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始终引导、推进着文学的进一步深化。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在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还是多发生在农村，它的每一步的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广大作家所承受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熏染使得他们从表现视角上也更容易、更适合从农村土地上表达他们对时代变革的理解。这些特点自然使得新时期文艺创作从题材角度而言，农村题材创作成为收获最丰的一个领域之一。
但是，我们不能讳言新时期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也存在问题。应该说，从寻根文学开始，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就有着在思索深化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现实的、当今的农村状况的缺失。对某种抽象的意蕴建构的偏爱愈益悬置了农村生活的历史、现实内涵，使得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着一种缺乏当代性的盲点。近期文艺创作重归历史主义的转换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有更多的厚重的既有当今的现实精神又有超越性的意蕴建构的作品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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