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市民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薛 毅
参加者：金定海 詹丹
时 间：1995年5月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薛毅：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窘迫、慌乱和失态。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巨大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人们有时将它描述为世欲，有时描述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有时描述为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中的恶的力量。这种整体性很强的描述方式一下子使知识分子陷入到历史悲观主义的境地之中，因为知识分子在此构想出了一种异己的总体的历史力量。它排斥了知识分子参与历史的可能性。它又与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将要被淘汰和应该被淘汰的，而是代表未来的又很难阻挡的。知识分子将信仰被毁坏、良心被淹没、道德被拆解、精神被驱逐的事实，归因于这一总体力量的冲击，它是恶，是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是对物质的享受欲望。有一位作家由此发出沉重的感叹：现在是人民堕落的时代。抵抗这一潮流，不为物质主义所屈服的知识分子坚守着精神的立场并持续地发出激烈的抗世之声。但是，对于另一类知识分子而言，历史的进程并不如此悲观，新的力量的登场和旧有的理想主义的消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产生了困惑，恰好表明历史在发生一种彻底的转型，这种转型甚至可以被描述为进入“后现代”社会，而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状况中再坚持原有的精神立场则完全不合时宜，再发出激昂的声音则成了堂·吉诃德式的狂吼。
一旦将异己的力量整合成为一种总体的历史力量，那时，知识分子只能在要么抵抗要么接受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很明显，任何一种选择却非常可疑。从历史上看，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构建一个新的理想国的神圣使命是以拒绝日常的世俗经验为特色的。他们所制造出的诸如个性、自由、爱情等等语词往往充满了理想光环而没有明确的所指，其意义非常模糊，世俗经验因为缺少神圣性而不能合法地进入到这些语词之中。如果坚持一种精神立场的前提是拒绝世俗，是为了与世俗为敌，则精神处于凌空蹈虚的状态。但是，抛弃精神立场而认同这种历史的总体力量可能更叫人担忧，它不但中止了知识分子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能力，而且可能斩断知识分子与精神、价值、正义之间的联系，似乎那一切只是旧时代遗老遗少们所讲的话语。——这种两难选择的起因是知识分子对历史总体力量的想象。如果我们能从中分解出一个个具体的对象，那么，我们可能不再有必要构造出精英/世俗、精神/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并重新确立批判的对象。在一次会议上，我为此而提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概念。市民社会与市民意识形态二者是可以区分的，后者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而诞生和发展，并有效地确立了关于市民社会的想象关系。但是，市民意识形态并不是由市民制造出来的，而是由市民之外的一些人制造出来的，对于目前我们这个社会而言，最有效地制造市民意识形态的是在所谓大众传媒中活跃的一批知识分子。
詹丹：区分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市民当然是有意识的，这种意识存于日常生活之中，它是片断的、零散的。市民意识形态当然不会无视这种市民意识的存在，它也努力将这种零散的、片断的意识系统化，从而制造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但制造以后已然不再是原有的市民意识了。可以举晚明为例，冯梦龙所整理的小说一般被确认为体现了市民意识，具有反封建意义，但冯梦龙的小说与其说体现了市民意识，不如说改造了市民意识。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冯梦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那些似乎体现了反封建的市民意识的小说在结局上总是与封建意识达成妥协。冯梦龙这样就把本来可能相对抗、相反的意识调和起来。我们不能模糊市民意识和知识分子行为之间的差异。
薛毅：我们的社会前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个体业主，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第二次是外资的引入，吸引了又一部分人离开原有的体制，找到了另一条生活之路。这强有力地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它与原有的那种意识形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这个地带就由市民意识形态来填补。
詹丹：市民与村民不同，村民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以血缘关系聚合在一起，有其公共空间，也有公共的话语空间。而市民则是被分割开来的，市民缺少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公共空间，市民当然也追求公共空间，但它并不稳定。一旦大众传媒进入到市民的每一个家庭之中，过去的种种公共空间马上自行消失。现在，只有大众传媒才是市民唯一有效的公共空间，它取代了其它一切，这样，市民的自发的意识和话语相对于这个公共空间倒成了边缘性的存在，它散落在城市的角落里，不能为他人所倾听，在交往上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传媒成了市民唯一的有效的交往的空间。所以，传媒能最大程度地掌握、选择、修改市民的意识和话语，将它转化为传媒的话语。
金定海：所谓市民意识形态就是由知识分子通过传媒加置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公共话语。我们听不到市民的声音，市民是无言的存在，听到的就是这类公共话语。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将这类公共话语当成市民的话语。传媒总在制造一种错觉，它似乎成了市民直接登场的舞台。市民可以打电话到电台，直接与主持人对话，也可以在电视中亮相。但这是受传媒控制的，打电话的受制于电话编辑，上电视的受制于导演。传媒已经规定了市民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所以，市民一旦“真实”地出现在传媒上就变得非常空洞。屏幕上的市民在导演支配下几近于小丑，只配像考生一样回答胡乱设计的问题，答对的高高兴兴地得奖，答错的高高兴兴地受罚。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电台夜话里，市民只是一些被爱情搞得伤心透顶的需要主持人安慰和指导的少男少女而已。
薛毅：现在的市民社会是自上而下变革的产物，它是被选择和促成的。但所罗门的瓶子一旦放开，主流话语对它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这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控制方法。所以，进入九十年代，对传媒的严格整治和对传媒的开放命令来自于同一种声音。它要求传媒服务于控制，为了使控制有效，又必须找到一种能为市民接受的方式。比如，对影视的娱乐功能的强调，就是在教育功能失范后的策略，而它隐含着的企图则是寓教于乐。市民意识形态必然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制造，与主流话语协调并接通与它的服务。用一位文化名人的话来说，既要符合原则，又要适应市场规律。由于存在这样一个范围的限定，传媒就必然区分出市民话语中可进入传媒和不可进入传媒两部分，它在选择、转换一部分话语的同时，压抑了另一部分，使之在公共话语中消失，不再为人们所知道。或者说，所谓良知与正义也被划分成可说与不可说的两部分了。但由于把持着市民的公共话语空间，传媒知识分子总有能力把自己打扮或市民代言人的形象，市民是什么，市民需要什么都由他们来确定。
詹丹：所谓市民代言人面对市民却受制于两大权力系统：一是有关部门，是传媒知识分子必须顺从的；二是市场规律，是能够带来现实利益的。制造市民意识形态的工程是将这两大系统的声音有效地传达到市民那里，化为仿佛是市民自己的声音。传媒受制于有关部门，但如果传媒完全靠向它，成为传声筒，则不能有效地制造出属于市民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市民意识的差距过远，我们日常所听到的激越、昂扬的声音往往是这一种。传媒努力将它修改成与市民日常生活相贴近的声音，从而协调市民意识与它的距离，比如关于好市民的典范形象的创造，既是新人形象的延续，又改变了修辞方式：本来大公无私、舍身为人的形象转换成也考虑自身利益和自我发展的但在关键时刻能舍弃自我的形象。
金定海：传媒更愿意追求一部分能带来实利又为市民欢迎的东西。那些既被有关部门反对又无法带来利益的东西传媒不愿光顾，而那些可以带来利益却被讨厌的东西，有很大的诱惑。一部分传媒知识分子因“擦边球”失误而遭惩罚。传媒要探寻出被主流话语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这也确实给传媒带来利润。
詹丹：更通常的是做一些既能带来利益而又能找到主流话语中合法依据的事。比如，拍摄古典影视剧被披上弘扬民族文化的外衣，警匪暴力片是为了社会正义，在崇高的旗帜之下，输入一些在他们看来市民关注和喜爱的情节，包括性与暴力。这样，他们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免受一切批评了。曾经有人批评一部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是“味同嚼蜡”，制作者义愤填膺地说弘扬民族文化怎么能说味同嚼蜡。曾经有人批评一部在语言和情节上呆板、贫乏得叫人吃惊的电视剧粗制滥造，传媒知识分子辩护道它是为市民服务的，不能用纯文艺的标准来衡量它，似乎通俗文艺就可以这样编选。传媒知识分子往往有一个共识：市民是一些趣味低下的只配欣赏粗制滥造的东西。但是，这个共识是由传媒知识分子想象出来并强加给市民的。
薛毅：传媒既然左右着市民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可以将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强加给市民。传媒联手制造新闻的现象并不少见。一部很差的作品既然被捧上天，就不可能不引起市民的关注，传媒可以将这种关注理解为市民的需求。传媒这种制作的意识形态效果是尽可能将市民从对自我境遇的领悟中引开，替换上一种市民日常生活之外的图景，将历史、文化变成一种奇观，作一次性消费。在这方面，只要被许可，媒介制作的任意性极大，充塞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最常见的是这类滥造出来的东西。它迫使市民习惯于这类趣味，这种图景。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强制性质很厉害的媒介制作中，存在着传媒对个人空间的很大的威胁性，它迫使城市中的孤独的个体从这档无聊的节目转换到那档同样无聊的节目，在无聊中度过一个个夜晚。个人的思想、感情、言语越来越萎缩，而媒体制造的东西横行于夜晚的每一个家庭之中。
金定海：传媒的粗制滥造，侵占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其意识形态效果，就像你所说，是将市民从日常生活中引开。这成为媒体司空见惯的对付市民的方式了。但我们同样要研究由《编辑部的故事》一路下来的制作较为精心的，又与日常生活相靠近的产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类有大量的调侃主流话语的言词，而且往往有一个标准的主流话语的代表者形象，但这形象总是被喜剧化，成为嘲笑的对象。从这里，人们似乎发现市民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并不协调的一面。但这只能说它不符合过去意义上的主流话语。如果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所谓转型，则主流意识形态也处于转型阶段，我们可以将这种市民意识形态的制造与这种转型连在一起考虑。
薛毅：尤其是《编辑部的故事》，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典型意义。它暴露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外产生的。这些《人间指南》的编辑们，为了使这个刊物生存下去，为市民所欢迎，已不可能沿袭过去那一套办法了。他们已与过去的主流话语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展开的同时，又被细致、巧妙地缝合起来了，成为被转型时期主流话语所认可的东西。电视剧在尽量消除差异的对立性，使之成为一种没有危险性的笑话，又让那些编辑们在行为和言语上作出承诺，表明他们其实是一些好人，是适应新形势的对社会起稳定作用的好人，他们能有效地化解种种社会矛盾，承担起一种安抚民心的人间指南任务。《编辑部的故事》是市民意识形态制造者的一次自我写照，他们要表白自己的这种姿态。
詹丹：市民意识形态的一大任务就是要稳定新形势下的社会秩序，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宣称世界很小，是个家庭，需要相互支撑和理解。它把各种人物，置放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中，宣称“我爱我家”。这方面，各种类型的小品、相声起到很大的作用。它们往往由北方人制作出来，又在南方很受欢迎，南北差异被缝合起来。传媒开放之后的一大成效就是提供这类精神产品，它们把市民对不安定的生活的恐慌、对情感的需要等等都利用和转化成对现存秩序内紧张关系的调和。它成效卓著，因而也就成了有关部门宣传政策的场所，真正做到寓教于乐，成为转型时期主流话语的一个派生物。
薛毅：无论是精制滥造的、强迫性很明显的，还是精心制作的、似乎为市民所欢迎的，都不是市民的自我表达。它们是市民意识形态的两端，但都有助于市民离开他关于自我生存境遇的体验，获取一份想象。但传媒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想象性的图景？这与他们自身又有什么关系？最真切地体现这个答案的是广告制作了。市民意识形态的一大组成部分是广告，它也许是传媒知识分子最认真对待的，它调动了传媒知识分子的所有想象力来制造出一种能让市民最大程度上接受的神话，而它受制于资本、市场、企业。
詹丹：传媒知识分子通过广告尽可能代替市民表达出欲望、理想，表达出超越日常生活的要求，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所积累的文化资源，利用市民的文化记忆，将一种物品与他们构想的市民乌托邦连在一起。广告将西方的灯红酒绿作为市民的未来世界，长生不死作为市民的生存理想，它告诉市民喝一瓶洋酒就似乎想象性地占有了一个西方美女，吃了某种滋补品就可以自居为皇帝。
金定海：广告制造出了双重欲望。首先是消费某种商品欲望。这欲望在广告之前并不存在，而广告指出市民离开了它就不行，这是广告的一大魔力。其次是自我超越的欲望。广告为市民提供了关于自我超越的具体可感的图像，在此，广告无疑规定了市民的幻想模式，让一个东方人超时空地进入西方世界，一个平民转为皇帝式的人物，一种城市空间替换成充满新鲜空气的大自然怀抱。
薛毅：广告有一种奇特的逻辑。它在引诱市民去幻想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乌托邦是由传媒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一个非常安全、舒适、清新的居所。在这个居所里，小孩活泼，女人美丽，主体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它与市民日常生活的繁琐、破碎、拮据构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如果认为广告诱使市民去反抗日常生活就大错特错了。广告乌托邦的逻辑在于促使市民返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在现在的秩序内辛苦劳作，获取钱财，得到广告所指称的商品，因为广告声称只有得到这种商品，才会进入乌托邦世界。广告证明市民的烦恼只是由于无法充分地得到商品。所以，广告的意识形态效果在于建立了商品、市场的现存秩序与乌托邦之间的想象关系，使你心甘情愿地受制于现存秩序。
金定海：广告除了以图像打入市民日常生活之外，还使用语言，它越来越多地被制作成一句格言、一句诗，或一句非常口语化的可以与市民日常言谈混同起来的句子，它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市民的语言记忆中。它针对的是市民的日常烦恼、焦虑，在进入市民记忆中之后，就会行使着缓释市民情绪的作用。比如，旅途劳累可意指许多事件，这里有市民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悲哀处境，而一杯味道据说很好的咖啡则让旅途劳累的原因只指向一种被广告强加的东西。那句著名的广告词有助于市民忘掉许多东西，只记住一件东西。——这也透露出市民的一种真实处境，市民作为一个小人物没有能为通过其它途径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通过广告所指明的方式来缓释自己，来遗忘自己的生活状况。广告使市民想象性地获得成功、权力、美。
薛毅：广告制造了“成功人士”的形象。这类中产者和白领形象就是广告投资者，是广告真正的服务对象，这类名流的来源五花八门，使了各种招数，或吃了各种苦头，而广告将他们修改为一种富有光环、魅力无比的典范形象。这是修辞性很强的形象，是各种要求的汇合。他当然是市场的得利者，其底气远足于小公务员。他又是与体制平和相处的，没有任何磕碰。他不再是与传统相抵触的危险人物，而是美德的继承者。他也不再是蔑视知识和文化的大老粗，而是一个知识者。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金定海：广告中的中产者形象，有着知识分子自我前景幻想的投射。冲击我们社会的前后两次浪潮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一样，第一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个体户使知识分子沮丧，他们看到的是知识的贬值状况。而第二次，中产者的崛起使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知识的力量，它可以转化为利益。知识是一种可开发的资源。这种资源不再仅仅限于科技。如今，文化、艺术的资源有很大的市场前景。知识分子形象不再寒酸了，他们寻找到了使自己中产化的途径。与此同时，高雅文化和艺术也成了时尚，成了名流的标志。
詹丹：知识分子自身在发出转换。传统知识分子设计的自我理想形象是“无恒产，有恒心”。而如今，追求恒产的要求已成为可能。我们还记得，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利益曾是自我思想解放的大胆而合法的举动。当时，只求“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式人格曾被批判为是一种奴性。青年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吃饭权被掌握在他人手里而不满和愤怒。如今，追求恒产的行为仍可被合法化为一种摆脱计划体制控制的自我解放行为。但是，在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也隐含着丧失“恒心”的可能。
薛毅：知识分子在向利益集团转化。抽象地看，这并非坏事，而且，有无恒产也并非判断知识分子高下的标准。但是，在特定时代的转化过程中，“恒心”很可能是妨碍追求恒产的，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观念则有利于财产的获得。我们目睹了许多所谓知识分子，一只红包就可以叫他们胡说八道。投机，出卖良好者更能在利益场合如鱼得水。从“无恒产，有恒心”转向“有恒产，无恒心”，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信仰的追求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但是，又是他们，在市民面前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前一段时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有关文人操守的话题很令人瞩目，是一批“无恒产，有恒心”者向“有恒产，无恒心”者的发难，批判他们丧失了基本的良知。这种批判，在一些得利者看来，成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反应，是没有获得利益的人对得利者的嫉妒，是一种不健康的偏狭行为。而我觉得，这种批判的价值在于揭露出了“有恒产”与“无恒心”之间的因果关系，揭露出了一批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把持媒体、充当知识分子角色的事实。
詹丹：现在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无法进入传媒，一类主持着传媒，传媒知识分子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解释自己的行为合乎市民需求，而另一类不符合市民需要，使他们从传媒中消隐，成为市民听不见、不了解的只能自言自语的“精英”。你要进入传媒，就要被传媒修改。
金定海：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精英”的销声匿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社会转型，固守在转型之前的立场上而显得可笑。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所谓真理、理想、人道主义、人性都是神话，是虚构出来的。他们追求的是现代性，如今已是后现代了，现代性已经失败。后现代主义对过去的一套价值体系进行无情的攻击，这为九十年代文化发展摆脱原有的价值评判找到了学理上的依据，也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既然没有普遍的价值，没有终极目标，既然在后现代“怎么都行”是合法的，不能受批评的，对于追求恒产却无恒心的所谓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后现代”主义者是在学理上为九十年代文化，包括市民意识形态鸣锣开道的人，所以，他们只批判过去的价值，而对当下的状况则不发一词。他们所做的是尽可能地阻挡人们对当下的批判，指出你批判的依据是现代性的、是虚构的。而他们，据说是当下的观望者，观望者不妨时不时地做几次弄潮儿。
詹丹：另有一种反对批判现实的理由是所谓多元主义取向。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和发展的时代，批判将导致一元和专制主义。问题是，现在的所谓多元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选择、协调、操纵，多元之间的大与小的比例关系、主导与边缘之间的位置是由这只手调配的，这种多元只能是伪多元。这只手正是通过多元达到全面控制。多元主义成了对现有文化秩序的维护词，多元主义可容纳许多荒唐的东西，就是不允许人们去批评它们。
薛毅：“后现代”主义认为，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文化指的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多元文化话语构成的，富于实用精神的新的文化时代”。这个表述很清楚地说明了后现代、多元主义、大众传媒与商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它漏掉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市民意识形态就诞生在这里面。后现代理论为它扫除了障碍，为它提供了理论支持，多元主义为它找到了一个庞大的有批评豁免权的生存空间，看不见的手通过它控制了芸芸众生，商人通过它推销了自己的产品、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传媒知识分子通过它转化为利益集团。市民在此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而在这消费过程中，遗忘了他们的生存处境，想象性地摆晚了生存烦恼与不安，放弃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他们的言语被阻隔，他们的公共空间被占据，他们的形象被扭曲。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听到的是一些所谓的市民代言人的喋喋不休。这种情况不可能因为某种批评而改变。目前的批评的意义只是要提醒知识分子，不能把市民意识形态与市民混同起来，也不要将市民意识形态视作独立的与体制相对的存在，它是在体制之内发生的，并契合着体制的自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