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播：立足于留学生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留学生论文,立足于论文,经济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3—024—030 中国现代经济学有三个“根”：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二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代留学生不仅在早期传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面居功至伟，而且在早期传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也贡献良多。留学生传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地理上看主要有三条路线：西线(欧美)、东线(日本)和北线(苏俄)。 一、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西线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中国也最早从欧洲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目前所知，中国近代留欧学生中最早介绍社会主义信息的是留英学生严复。严复在1895年3月所作的《原强》一文中，讲到西洋“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则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1]在1896年译成、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严复指出：“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其所视，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2]20严复提到的“事各其所视，养各给其所欲”就是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辛亥革命以前继严复之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留学生是以留法学生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①派。这一派成员不满于同盟会的革命政纲，认为这是局部性的革命，他们要求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根本”革命。他们在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间或也提到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一派，有人甚至赞扬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新世纪》1908年11月7日刊登的李石曾的文章《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一文指出：“共产主义，没有什么法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他的大纲，其他一切法制禁令都不要。政府已经没有了，哪里还有国家？”作者认为“无政府与共产主义之为二而一也”。《新世纪》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信息，成为辛亥革命以前西欧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秉持偏激的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派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理智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中国大批勤工俭学青年奔赴社会主义的原产地欧洲，他们中的不少人如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毅、邓小平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但这些人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政治方面，较少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留欧学生中亦有少数留学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研究的，如留学德国的余精一在留德期间(1928-1935)在着力研究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也加以研究，并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留德学志》上发表《马克思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论》的连载文章。该论文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的概念，认为“马克思所谓资本，即指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与生活手段而言，和一般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者以一切从事于生产的生产品都是资本，大相径庭。”[3]该文还比较了马克思与重农学派、正统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在资本分类方面的歧见，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理论。 1937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樊弘，留学期间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刚刚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选定《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货币和利息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他主要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缺陷与不足，并对凯恩斯的观点和理论有所批判，认为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歪曲”。“该论文被英国著名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评论》发表”。“该论文发表以后，对当时的经济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后有许多剑桥学者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86年，该论文“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4]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是迄今所知辛亥革命以前北美地区留学生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文献。该论文共9“篇”，其中的第八篇(共6章)专门讨论孔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其内容包括地权平均的土地制度、垄断、政府的供求调控、常平仓制度及社会救济制度等。虽然以上内容都是介绍儒家的社会主义思想，但作者是以中国古代的思想比附于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反映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重视，更传递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信息，如作者在谈到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时就将其与社会主义进行对比：“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有同样的目标：即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5]324在谈到“食禄者不得争利”问题时，陈焕章又将儒家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对比：“这两个学说在原理上是一样的，因为古代封建主同时也是资本家，农民本身就是劳工。但当我们比较这两个理论时，儒教似乎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5]332再如在谈到“政府对粮食的调控”时，陈焕章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义仓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从富人那里收取更多的税，给穷人更多的好处”。[5]353在论及儒家的分配理论，陈焕章指出，儒家的分配理论之一是按需分配，“这像共产主义思想”。“儒家的经济理论更多地注重分配，因为儒家有较多的社会主义性质，较少个人主义性质”。[5]281-285 留美学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等作为一个流派进行介绍和研究，并不像许多留日学者一样上升到了信仰的程度，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情和影响程度上也远逊于留日学者。但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共的尖锐对立，亦对美国留学生产生影响，共产主义亦成为一部分留美生的政治追求。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冀朝鼎于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有关理论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列为参考文献。1929年秋，留美学生中部第十八次年会在威斯康辛大学召开，“会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当问题未讨论之先，曾由主持讨论组者邀得几个美国共产主义者到会讲演，继之以国共辩论，及至正式讨论此项国共问题预备通过议案时，会场中乃大起纷争”。[6] 1930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张效敏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著作。在介绍马克思国家理论时，作者多处引述《资本论》等著作的经济观点，如在论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时指出：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解释概括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形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着法律、政治和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和原则”。[7]23在论及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张效敏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7]60在介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张效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特征是无政府状态，那时社会“每个人都将习惯于遵守生活的规则，因此，即使像‘计算和监督’这种最简单的管理功能都变得不必要了”。第二个特征是没有阶级区别，“在新社会中将没有阶级对抗，也没有阶级的存在”。第三个特征是分工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城乡差别消灭，“在城市里有种植蔬菜的花园，在乡村也有工厂的车间”。第四个特征是财富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第五个特征是人性的改变，“所有的冲突也因此消失殆尽了。各种利益需求都会和谐一致”。[7]129-135 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应用》一章中，张效敏全面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制度。他认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制度可以分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两个阶段，他重点介绍了新经济政策。他指出：“经过新经济政策调整的苏维埃经济制度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和一定数量的社会主义并存的双轨制(Dual System)，也就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加上有限的社会主义”。张效敏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旨在实现从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而是一种‘实用的社会主义’……它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切实发展”。[7]162-163 冀朝鼎、樊弘、陈焕章、张效敏均为著名学者，学术底蕴深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介绍与评论视野非常开阔，理论性较强。由于他们的有关著作均用英文写成，民国时期国内知识界知之甚少，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他们的有关著作仅有学术史的价值。 二、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东线的考察 在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东线的日本是主线。早期留日学生主要是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或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从事翻译工作中，留日学生除个人操笔外，还成立了不少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 1900年12月，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以传播新思潮为主旨的《译书汇编》杂志。次年1月，该杂志创刊号上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译文。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中叙述了社会党的由来、第一国际历史及工人运动中的不同派别。在介绍第一国际中提到了马克思(麦克司)、拉萨尔(拉司来)两派。在介绍马克思时写到：“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贫富之说。后为政府所不容，窜于伦敦。今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运动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8]62 1902年12月中国国民丛书社出版了留日生马采翻译的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幸德秋水所著的《广长舌》。这本通俗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系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理论、产生的根据、实现的必然性，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衰运，驳斥了诬称社会主义为破坏主义、社会党为乱民党的谬论。 1902年12月至1903年1月出版的《翻译世界》第一至第三期，刊载了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上知豆的《社会主义》。该书共分10章，前3章的经济基础的发展部分说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2]54该书在1903年6月，又由留日学生侯士绾译出，由文明书局出版。同年4月，广智书局还出版了留日学生罗大维的中译本。 留学日本的赵必振1903年2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广智书局出版)。《近世社会主义》是一部较为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著作。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重点介绍了《资本论》，称其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书中简要叙述了《资本论》中所阐发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深刻剖析。[2]55-56 留日学生马君武1903年2月15日在《译书汇编》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西方社会主义。该文附录载有西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经济学著作的书目，未译成中文。马君武是否阅读过这些著作，不得而知，但他率先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一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书名介绍到中国。1903年2月至5月间，马君武还接连发表了《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观》、《弥勒约翰之学说》、《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等4篇文章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文章。 1903年7月，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仅仅两个月后，《浙江日报》编辑出版了中国达记译社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该书1906年留日生蜀魂遥又翻译，由日本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该书从产业革命的结果入手，逐次递进地讨论贫困之原因、产业制度之进化、社会主义之主张、社会主义之效果、社会党之运动，最后运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神髓”，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9]395 在近代早期留日学生中，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朱执信是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一位”。[10]144 1906年1月和4月，作为留日学生的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署名蛰伸，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在第3号上改为《列传》)。全文将近15000字，分为绪言、马尔克、拉萨尔三部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为近代中国较早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介绍给中国人的作品。作者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历史意义，还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并一一作了解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是“空言”，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与之有着本质不同。 留日学生宋教仁1906年以“强力斋”的笔名翻译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发表在《民报》当年6月发行的第五号上。这篇译文，主要介绍第一国际解散后，建立第二国际并召开前六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情况。“在此之前，译自西洋或东洋的各类有关文本，论及社会主义运动，对第一国际的活动情况有详略不等的记述，鲜有述及第二国际者。这篇译文，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详细介绍第二国际的活动内容，不乏涉及马克思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9]499“这样也就填补了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学说(包含其经济学说)传播历史方面的一个空白”。[9]510 廖仲恺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和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科，1909年回国。留日期间，廖仲恺非常注重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廖仲恺对于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强调译而不著，他“立志专译泰东西各国名著，以导我先路，其外不著一字”。[11]22他1905-1907年间发表的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小史》等，其论题直接或间接与社会主义有关。 留日学生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于《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名著的系统翻译。在20世纪初以前，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往往是零散的，有的仅介绍其书名及作者，有的仅介绍个别观点，有的是对原著只言片语的摘译，难以使人窥其全貌。1908年1月，日本留学生办的《天义报》第十五期刊载了民鸣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所写序言，“这是关于恩格斯1888年序言的完整中译本。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完整中译本”。[9]6771908年2～5月，《天义报》第十六期至十九期刊出民鸣根据日文本《共产党宣言》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译文称“绅士与平民”)。《天义报》的这些翻译成果意味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向中国的传入，由先前零敲碎打式的片断摘译，开始跨入较为完整地翻译其代表作阶段，根据这些翻译成果，国人可以更加全面、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和理论家许多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渊源大多来自东方的日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14名成员中，“有10名留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多达9人”。[12]56“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10]144-145 李大钊在1914年前后至1916年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日本期间，“喜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正义思潮的著作”，[2]306他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论著，深受其影响，他1919年5月至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上是转述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的观点和理论。 陈独秀(1879-1942)1901(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1902(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1906、1907(先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和1914年先后5次赴日留学，赴日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历程，其社会主义思想与留学日本的经历密不可分。 李汉俊(1890-1927)1902(一说1904年)～1918年间留学日本，在日本读中学、大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常相交往，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周佛海(1897-1948)1917年开始留学日本，入东京第七高等学校，受到当时日本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影响，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192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 杨匏安(1896-1931)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1911-1916年在日本横滨半工半读期间，自学了日文马克思主义译著。 施存统(1898-1970年)，又名复亮、伏量。他1920年6月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留日期间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影响。先后翻译了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等论著，并将其中的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寄往国内的《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1921年4月，他在日本与周佛海二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并担任负责人。 李达(1890-1966)1913-1920年间留学日本，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留学期间，看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1918年后在日本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放弃理科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向国内报刊投稿，介绍社会主义。1918年秋至1920年夏，他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三本书——《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②和《社会问题总览》，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李达还于1919年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发表于同年6月18日和19日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 周恩来(1898-1976)1917年进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虽然深造的愿望由于日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未能如愿，但在日本的2年期间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广泛接触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巨大，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陈启修(1886-1960)1907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聆听过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并由此走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回国以后担任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研究。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陈望道1915-1919年间留学日本，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结识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发生时，他和河上肇、山川均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活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回国时，他带回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共产党宣言》即其中之一。该书很快被他译成中文出版。正是这本书，使一批进步青年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留日学生一般年龄较大，家境较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的主要贡献是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既不像留法勤工俭学生那样需要为生计问题而辛劳，又不像留苏学生那样受到各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约束，因而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可以也愿意更自由地学习和思考，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多地是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共产主义信仰也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而非诉诸情感的信仰。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其艰难和残酷的一面逐渐显现，部分人难以顺应革命实践的潮流而落伍，终至退出党的核心领导层”。[12]57中共首届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留学生都有脱党的经历：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于1923年退出党组织，直到1949年才重新入党；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著名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和周佛海均于1924年脱党。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陈启修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亦脱离中共党组织，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三、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北线的考察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描述十月革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时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1360作为北线的苏俄虽然在传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三条路线中传入的时间最晚，但其影响最大，可谓后来居上。 近代由于俄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均落后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无论在清政府官派还是民间自费留学生眼中，俄国都不是理想的首选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俄交涉与日俱增，对通晓俄语的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俄语人才的培训和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中俄之间的官方互访和文化交流也拉开帷幕，这些为留学俄国的发端提供了必要条件。1896年中国留俄学生邵恒浚、桂芳、陈嘉驹、李鸿谟等一行4人赴俄留学，开中国留俄之端绪。十月革命以前，又有陈瀚、范其光、严式超等28名留学生进入圣彼得堡道路学院、圣彼得堡大学、圣彼得堡商学院等学校学习道路工程、矿务、理化、法政、商务等专业。[14]71-75但就目前所知，这些留学生在俄国既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回国以后也没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实施了向欧洲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但遭遇挫折，于是苏俄将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中国。苏俄在积极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地方实力集团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接触。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苏俄也给予积极支持与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有意学习研究苏俄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体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留学苏俄的热潮，当时共有大约1400名中国留学生在苏俄和苏联学习。[14]110-111 为了推进远东地区的革命培养军政人才，苏联分别于1921年和1925年设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设立中国班，1922年该班人数达到42人，开设的课程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存在的5年间总共接收了来自国共两党的859名留学生，如中共方面的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权、陈绍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等，国民党方面的蒋经国、郑介民、谷正纲、谷正鼎等。该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培训干部，其课程设置偏重于政治教育，开设的必修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历史(包括社会形态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以上两校，特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可以说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大学，留学这两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可以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聆听苏联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讲学，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性和权威性都不是留学西欧和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所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许多都是通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留苏学生主要通过译著、撰文、办报和讲学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在译著方面留苏学生“蒋光慈就曾翻译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文章，罗觉将布哈林和布列奥博拉仁斯基合著的通俗性马列主义读物《共产主义ABC》译成中文，张伯简将苏联高等院校教材《社会发展史》翻译成中文。王一飞在东方大学留学期间翻译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中山大学学员“张闻天、吴亮平合作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李敬永、张闻天合作翻译了《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这些译著主要是作为中山大学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之用，译本被归国留学生带回中国出版发行”。[14]405-4061928年中山大学翻译班与苏联国家出版局合作，开始进行列宁全集的翻译工作。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后，翻译班改为“国际工人出版社”下属的中文编辑部，承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文件、苏联当代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在撰文方面，留苏学生赵世炎先后撰写了《苏俄与美国》等文章，分别发表在《向导》周刊和《国民周报》的副刊《觉悟》上。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等六篇理论文章。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的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了《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等三篇文章。王一飞在《新青年》1926年第四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的文章，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办报方面，早在1918年底，留俄学生刘泽荣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就创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在红军的华工部队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1923年，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负责人刘伯坚、曾涌泉、王仁达自费创办《前进报》，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杨放之、黄励在海参崴负责《太平洋工人》杂志中文版的编辑工作，杨松担任《太平洋工人》的主编。 留苏学生的归国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留苏学生与留学欧美的学生不同，他们更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来看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他们将大量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著作通过种种方式传播到中国，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中共理论家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进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作为干部培训学校的办学特点也决定了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方面的不足，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而不是思想家。另外，从苏联传入的、以马列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以致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 ①该周报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法国巴黎，1910年5月21日停刊。该刊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旨，由李石曾、吴稚辉、褚民谊等担任编辑和主笔。 ②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该书列为阅读文献之一。(参见《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标签：经济学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资本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新世纪论文; 天义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