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研究状况与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3-0024-05
一、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
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且又出自与中国有着深 厚文化渊源的日本，中国的读者、研究者理应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无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对《源氏物语》的认识与 研究远不如对西方文学名著那么深刻。
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译介——接受——深入研究这样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之中(由于受到语言的制约，能直接阅读原文者为数不多)。在这个过程中，首 当其冲的是译介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某作品能否在某特定的语言区域的传播。其次是读 者对作品的认知与理解。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程度越深，作品传播的速度越快、区域越广 。深入细致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前者之上。
1.《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
《源氏物语》中译本由著名翻译家丰子恺先生所译。据译序得知，丰子恺先生早在60 年代初就呕心沥血将全文译出，且译文语言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 ，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由于十年浩劫，该书被迫从出 版计划中撤消。1973年，《源氏物语》重新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 击下，再次夭折。直至1980年，该书经过丰一吟先生整理后，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 终于同读者见面了。1980年只出版了上卷，即《桐壶》至《槿姬》的前二十回。中卷于 1982年出版，至三十八回。最终出齐下卷已是1983年的秋天。至此，《源氏物语》这部 世界文学名著总算真正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水浒 传》、《三国演义》早出世三百多年，比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亦早三百多年。 然而，这样一部被日本人尊为古典文学泰斗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却不到20年，而 该书的英译本最早刊于1921年，法文本、德文本也比中译本早几十年。如果从语言、文 化、地域等诸多因缘关系上来说，最早问世的理应是《源氏物语》中译本，但事实恰恰 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看来，《源氏物语》之所以直到今天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与中国作为一 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化输出国的自大心理不无关系。从史学与文 化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曾作为文化传播国，而日本作为文化传播的接受国，在长期的 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传播国对接受国的文化发展熟视无睹的轻视态度(接受国 反而会对传播国的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许正是这 种轻视的态度，使得中国的学者对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远不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 文化)的研究。
《源氏物语》本身的阅读、翻译难度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源氏物语》绝 非懂日文者就能轻易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涉及史学、美学、佛教、音乐、绘画、书法， 可谓包罗万象。从文学的角度讲，要读懂这部经典，不仅需要对日本的古典文学有着深 刻的了解，对中国古典文学亦需有深厚的造诣。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用日本的古 文体写成，据大野晋教授统计，《源氏物语》用了40万个词写成，除了助词、助动词之 外，大概由13000个不同的单词构成了约21万个词组。这对一个非专门从事《源氏物语 》研究的外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语言壁垒，即使是日本人，若非专攻，亦 难轻易读懂。
丰子恺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其间就执着地阅读过《源氏物语》。据丰先生之子丰华瞻 在《丰子恺与日本的文学艺术》中回忆说，其父旅日期间曾将古文体的《源氏物语》和 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对照研读，他非但爱不释手，甚至把第一回《桐壶》卷读得烂熟， 其后便专攻日本古文。凭着自己对日本古文、中国古文与诗词的深厚造诣，同时又兼具 画家、书法家、音乐教育家，又是佛教徒等多重因素，才使丰子恺先生具备了翻译《源 氏物语》的条件。丰子恺先生于1961年8月着手翻译，1965年9月完成，历时4载，不辞 辛劳，以类似我国唐代变文、传奇小说的特殊风格，再现了《源氏物语》的文学与美学 的风貌。就当前中国日语教学与研究的水平而言，不可谓不高，但能堪任翻译《源氏物 语》者，我认为是屈指可数的。
1995年前后，国内的著作权意识比较薄弱，因此，一些书商出于文化与商业的敏锐性 ，利用著作权中的一些盲点，通过“合作出书”等形式，对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进行“ 重译”出版。所谓“重译”，有的译者并非是从事翻译的外语工作者，而是一批中文水 平相当高的汉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他们对已有的中文版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新表达” 。蓝本是中文，译文仍然是中文。所不同的是，“重译”的语言文字功夫或许比蓝本更 为精彩，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原著的误读、误译甚至歪曲，更为严重的是 侵犯了原译著者的著作权。在这股“重译”的浪潮中，《源氏物语》亦成了“重译”的 对象。种种迹象表明，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由殷志俊译、范林森审的《源氏物 语》中译本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殷志俊、范林森先生何许人也无从知晓，仅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该译本，我们不得不 说它是一本粗糙之作。我曾将丰译本、殷译本以及日本小学馆1970年版日本古典文学全 集中的《源氏物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丰译本与小学馆的《源氏物语》在正文与注 释方面有一定的出入，但总体上不得不承认丰子恺先生的译文最大程度上忠实了原文。 然而，再将殷译本与小学馆的原文版相对照，便很难说他的译本是从日文直接译出的。 有趣的是，若将殷译本与丰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更让人觉得殷译本译自丰译本，而译者 无论是汉语语言文字功夫，还是对《源氏物语》的认识，都不敢恭维。在此不妨举出几 例：1.《源氏物语》中的795首诗在原文中为体裁统一的5、7、5、7、7和歌体，虽有破 调，但为数甚微。丰子恺先生在翻译这些和歌时，以是否能将原诗的内容完整地表达出 来为判断依据，决定了采用两句七言还是四句五言诗来翻译。换言之，丰译本中的两句 七言也好、四句五言也罢，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决定，与原文形式毫无关系。 然而，在殷译本中，殷先生译诗体裁的判断标准居然与丰先生如出一辙，即丰先生认为 两句七言者，殷先生亦使用了两句七言，丰先生用四句五言处，殷先生亦然。虽然殷译 本中各有20余首将两句七言改成了四句五言或将四句五言改成了两句七言，但任何人都 能看出拼拆的痕迹，丝毫没有从原文另译的感觉，这不禁使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殷先生 到底是否知道《源氏物语》的原诗体裁为何?2.殷译本中竟然将《源氏物语》中主要人 物的名字都弄错了：第九回“葵姬”变成了“蔡姬”；第22回“玉鬘”变成了 “玉曼”；第43回“匂皇子”变成了“訇皇子”。总之，殷译本中的校对错误、人名 错误、误读造成的错译，任意纂改、任意添削、胡乱注解，诸如此类的错误比比皆是， 令人触目惊心。
2.中国读者对《源氏物语》的接受
《源氏物语》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又是如何呢?接受美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 尔认为，任何存在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环境，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的“定在”。存在 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规定了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历史具体性——我们认识、理解任何事物 ，都是以自己已有的先在、先见、先把握，即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进行有选择、 有变形地吸收。生活在不同民族环境中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对 于异民族的文学作品，只能以自己已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即意识的“先结构”为 把握前提，而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不作出民族化的理解与判断了。
在我国，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教化作用往往是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 标准之一。《源氏物语》未能及早地介绍到中国或许自有一番道理。《源氏物语》堪称 是一部日本古典美学的百科全书，通篇以“美”、“雅”为最高境界，书中的主人公光 源氏以中国人的眼光去衡量，无疑是一个腐朽、乱伦的“浊物”，是违背伦理道德的罪 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伦理道德上的罪人，作者不但不对其唾弃，反而大加赞美。尽管 日本人自有他的道理，认为《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 恋情行为，而是为了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表现出“物哀”， 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 象。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并不能被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所接受，或者说不能完全接 受。
中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源氏物语》中虽 然有一些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描写，但根本看不出谁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即没有鲜明的 阶级性。事实上，在日本社会构成中，是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别的。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几乎没有诸如我国古代那种征服与被征服、异民族间的斗 争历史。因此，贵族也好民众也罢，只是身份上的不同而已，似乎不存在作为阶级的难 以超越的区别。《源氏物语》反映宫廷内部的政治倾轧只是为了给光源氏搭建一个生活 的舞台罢了。
《源氏物语》的文章结构、人名及人物关系的特异性也对中国读者构成了接受上的不 适与排斥。笔者曾在1995年做过两项调查统计，调查之一是请20名高中生说出十部世界 文学名著的名称，其中只有1人列举出了《源氏物语》，占调查统计者的5%。调查之二 是以20名读过《源氏物语》的人为调查对象所做的答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诚然，这毕竟是5年前的调查，现在再调查或许情况会有所改观。但不管怎么说，在接 受调查的20人中真正通读过作品的比例只占15%。从客观上说，这与作品未能一次性推 出多少有些关系，然而更主要的还是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在 国内，通常把《源氏物语》誉为日本的“红楼梦”。这本来是对《源氏物语》的崇高评 价，但同时也形成了人们与《红楼梦》相比较的阅读定势。《红楼梦》是中国人写的， 它的民族文化特性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这必然会对《源氏物语》产生排异性。加上《 源氏物语》结构松散、作品中的人名古怪、人物关系复杂，以及又不太熟悉日本古代的 风土人情，从而增加了阅读者的接受难度。
3.《源氏物语》在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
《源氏物语》在中国的研究主要是近20年的事情。从无到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总 体状况却是不尽人意的。首先是数量少，再就是深度不够。当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 成的，没有一定的数量积累，就很难有深入细致的挖掘。除了质与量之外，还存在方法 论方面的问题。
研究状况主要通过研究成果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把《源氏物语》的研究成果分为译介 、论文、专著三类来检索，至于其他形式如影视作品、教学研讨等暂不列入其中。首先 是研究成果的译介，这主要是指将国外“源学”人员的研究成果直接翻译成中文，或者 是译介+自主分析研究。如申非先生早在1985年翻译出版了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丸山清子 教授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郑料先生所译的日本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大野晋先生 的《如何阅读<源氏物语>——对未经论证的“武田说”的再评价》，以及笔者于1999年 翻译出版的文明史研究家野岛芳明先生所著的《源氏物语交响乐》等。经检索得知，此 类译介成果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学术论文就其数量而言，相对要多一些，但其总数加 起来估计也就是日本一年发表相关论文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根据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秋 山虔教授统计，日本学术界每年发表的有关《源氏物语》研究的论文约200篇左右)。至 于正式出版的关于《源氏物语》研究的专著，目前似乎只有陶力女士的《紫式部和她的 源氏物语》。
二、《源氏物语》研究方法论之我见
我认为，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就其方法论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译介研究 ，主要由能够阅读日文原文的日语教学研究界的学者承担。另一类则是自主研究，其中 既有日语教学研究界的学者，又有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非日语专业的学者。两种不 同的研究方法各具特色，前者由于有赖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故涉及的层面较宽，有 宏观研究，亦有微观研究；后者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往往是以原著的中译本为出发点， 所以大多偏重于宏观研究或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
1.作品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
如前所述，译介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译 介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译介研究有两个其他研究方法 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这就是作品发源地原始研究资料的提供，以及对其研究方法的借鉴 。《源氏物语》研究不同于对西方文学名著的研究，它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的输出、日 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以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与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弄清其来龙去脉需要进行许多深入细致的考证。由于 语言与地域上的障碍，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能做到的，因此译介正是在其中起 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上个世纪，有关《源氏物语》译介研究最有意义的就是丰子恺先生将《源氏物语》译 成了中文。如果没有丰子恺先生呕心沥血的辛劳，中国读者就无缘与《源氏物语》相遇 ，无法阅读原文的研究人员亦无法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次，申非先生译介的《源 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考证资料；郑料先生的译文更是令人 耳目一新；而拙译《源氏物语交响乐》亦为如何欣赏这部伟大的名著提供了方法上的借 鉴。
2.文学批评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
国内的自主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上。客观地说 ，国内在《源氏物语》的自主研究方面是不尽人意的，研究成果也谈不上丰硕。陶力女 士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王向远先生的《“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 ，郭存爱先生的《紫式部和<源氏物语>》，叶舒宪、李继凯先生的《光·恋母·女性化 ——<源氏物语>的文化原型与艺术风格》，赵连元先生的《<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之比 较》，拙论《于破天中寻觅自我——<源氏物语>主题思想论》等等(篇幅有限，不再多 举)，恐怕都是水平较高的自主性研究成果。
3.《源氏物语》研究中的误区
尽管《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将其称之为“研究误区”，在此不妨列举若干，以供“源学”界争论。
误区之一，“硬伤”，即总想找到一个特定的对比另项，如《源氏物语》对《红楼梦 》、《源氏物语》对《金瓶梅》之类，在概念与形式两方面造成牵强附会。“六条院” 不是《源氏物语》的主要舞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难以将它与《红楼梦》的“大观 园”联系在一起；葵姬、空蝉、六条妃子、紫姬、藤壶皇后、末摘花、胧月夜、明石姬 、夕颜、花里散、玉鬘、三公主的确与光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与肉体上的 关系，但她们不是光源氏的12个妻妾，更不能与红楼梦中的金陵12钗相提并论!《源氏 物语》不能视为日本的《金瓶梅》，光源氏亦不能等同于西门庆!两者在审美认知上绝 对不是同一范畴。窃以为，在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中外文学作品比较的过程中，切忌 将“比较”的概念狭隘化，“对号入座”、硬套、牵强附会等都会给作品造成“硬伤” 。
误区之二，不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作品中的人和事，动辄用当代人的伦理道德观， 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意识形态去分析衡量古人的思想行为，比如有文章认为：“好色、荒 淫是贵族们追求享乐的一个重要方面，……《源氏物语》在这方面的描写更加淋漓尽致 ，书中写光源氏凭藉相貌俊美而深得闺中裙衩的爱慕，从十几岁便开始了偷香窃玉的放 荡生活，上至与他的继母藤壶女御皇妃发生了乱伦关系，下至与出身微贱的婢女通奸， 从10岁的幼女到60岁的老妇无不染指，先后竟与12个女性发生恋情，无休止地渲泄他的 情欲，反映出光源氏精神上的堕落、生活上的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凡认 真研读过《源氏物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即《源氏物语》虽然通篇描写男女之间 的关系，但并未有着意渲染色情的场面，也不像一般色情文学那样刻意描写性快乐和性 享受。作者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含蓄而有分寸。
光源氏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的化身，他有着很多的缺憾，甚至可以说在他 的人生中一次次重复着许多难以挽回的失败。在自己的罪孽行径面前，光源氏是一个常 常在深刻的醒悟与忏悔中倍感苦恼的悲剧性人物。紫式部之所以如此地赞美、描述他的 资质，或许是想把他作为平安时代理想化的贵族形象，从他一生追求女性爱的行为中寻 找出爱的真谛，同时也在于倾诉自己对平安王朝的男性社会几近彻底绝望的忧虑。
日本著名的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更是认为，《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 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行为的，而是为了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 表现出“物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 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我们抛开对作品评论中的争议，仅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证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当时 流行的婚姻方式是‘访夜婚’。男女相爱后，男方到女方家里，晓行夜宿，并不把女方 接到家中。这种婚姻关系并不固定，男女双方都有很大的自由性。在贵族中间，实行一 夫多妻制。当时，堂兄妹、表兄妹甚至连辈分不同的叔侄(女)间都可以通婚。此种婚姻 方式，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尽管儒家思想传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他们 的婚姻方式和性道德观念。”[1]
误区之三，将《源氏物语》中的背景描写当成历史真实去考察日本平安时代的历史。 “物语”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区别于史书的最大特点是要塑造人物形象，并为其搭建起 生活的舞台。“塑造”意味着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加工；“搭建”即意味着它 有可能是虚拟。一言以蔽之，即使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但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就不能以此作为史实认定历史。本人曾在拙论《<源氏物语>与 唐代变文、传奇之比较研究》中对“物语”文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其中有这样两点是 值得注意的：(1)“物语”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其作品内容即便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事 实作为题材，通常也会程度不同地加入一些虚构的成份，或增或减或润色。因此，不能 认为“物语”中的内容便是历史本身。(2)历史物语讲述的重点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 处于某个历史阶段中一喜一忧的男女的命运、心情的变化，以引起读者在心灵上与之产 生共鸣。
我们可以认为，《源氏物语》折射出了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某些侧面，却不能认 为它是一面镜子，原原本本反映出了平安时代的历史。
误区之四，局限于作品的表面比较，如人物、情节、结构、语言文字等，即显型文化 的部份，而不注意去挖掘隐型文化的层面。文学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文学表现的 又是特定区域和特定时代的文化内容。文学作为文化具有双重意义，既有显型又有隐型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本身就说明它是可以述诸于符号载体的信息，它把作家的审 美意象传导给读者，这就是显型意义。文学的隐型常蕴藏于言不尽意的表达之中，常以 审美空白的形式存留在读者的沉思里，它处于精妙深微的自我意识之中。
外国文学研究与本土文学研究有时面对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国内的学者在研究《源 氏物语》的过程中，主要是面对作品本身，而且是经过了翻译这一中介活动。由于我们 在《源氏物语》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方面做得不够，所以有很多背景资料、考证资料无 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而造成了研究者仅靠经过翻译的作品本身的语言文字符号传递 的显型信息，而无从进行更深层次上的挖掘。当然，在研究者中不乏拓荒者对其深层进 行了一些探索，但大都难以避免牵强附会、缺少强有力的证据之嫌，使其研究成果受到 学术上的质疑。相比之下，显型研究要容易一些，毕竟它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至于语言文字上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十分脆弱且经不起推敲的问题，因为我们用做 比较项的《源氏物语》中译本的语言文字表达是丰子恺先生的。译者对原著的认识以及 译文的表达、译者的价值观以及审美个性、译者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差异 等诸多因素，都会对作品的翻译表达产生深刻的、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当然，若从翻 译学的角度研究中译本的语言文字表达的话，那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倘若抛开 翻译的因素，把中译本的语言文字表达的风格当成原著原本具有的语言风格去与诸如《 红楼梦》的语言、诗词风格相比较的话，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误区之五，接受者的误读问题。误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阅读能力造成的误读 ；另一类则是与民族文化的相容性有关的误读。殷志俊先生的《源氏物语》中译本无论 是译自日文原文，还是译自丰子恺先生的中译本，都不能不认定它是一本由于阅读能力 造成的误读“杰作”。而关于民族文化的相容性造成的误读，往往出现在文学批评中。 问题是这种误读是否被认可，似乎成了学术界争议的焦点。
“在文学交流和文学接受的过程中，误读是经常发生的现象。过去一般对它采取否定 的态度，认为这是不正确地对待了外来的文本，但是，接受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接受 屏幕’的不同，一部作品在本国和在外国的被接受的状况就会显出差别。人们总是按照 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和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外来的文学作品，因 此，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不应有的误解之外，一般来讲，误读是一种正常的甚至 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误读往往对文化发 展起推动作用。”[2]
对于以上论述，本人不能完全苟同。误读会对客体文本造成伤害，越是主观臆断上的 误读，对客体文本造成的伤害越大，这是绝对不应提倡的。难怪李芒先生曾在为宋再新 先生的《和汉朗咏集文化论》所作的序中写过这样一句话：“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中 国研究家竟然认为《源氏物语》描写了围绕主人公光源氏的权势之争及其阴谋，蕴含着 对人生的尖锐批判等言论以后，更加深刻地感到多多介绍诸如《和汉朗咏集》一类著作 的必要了。”[3]然而，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而产生的误读，尽管我们不愿接 受，但非特意为之，且属不可避免。既然有误读的产生，我们就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 通过对误读的研究，去了解接受者的不同个性，以及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倒也不失 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课题。
三、《源氏物语》研究之未来
《源氏物语》完整地与中国读者的相遇相识只有20年的历史。从遥远的时空走进了我 们的视野，着实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 ，《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且又出自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日本， 中国的读者、研究者却没能给它以应有的认识与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遗憾，使我们在不 得不正视的同时，又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源氏物语》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研究课题 ，我认为，对它的研究并不单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欣赏与理解，更重要的是超越作品本 身的内容，以期探索中日文化之间传播与接受、消化与融合等深层次上的演变过程，以 及对文化交流发展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明确的课题亦需恰当的方法作为支撑，否则就难以达成最终的目标。随着研究成果的 不断积累，应该逐步由广泛空洞的宏观研究转向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由抽象转为具体 ，由挖掘显形文化转向探索隐形文化，由单纯研究转向综合研究。国内学者迄今为止的 《源氏物语》研究往往偏重于宏观研究，显得比较抽象，这固然与得不到更多的考证与 统计等较为客观的参考资料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能不认为过分的笼统、抽象是十 分缺少说服力的，而且研究成果苍白并趋于雷同。我们应该从微观上列出研究专题，进 行具体、深入细致的研究，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译介研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里所说的“译介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 个方面：一是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过来，以资国内学者借鉴之；二是从比较文学 的角度对译介本身所做的研究。就《源氏物语》而言，日本的学者每年发表的论文近20 0篇，300年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是多么庞大的资料库。我们自然无力将其全部译介过 来，但我们应将其精华译介给国内的学者。日本学者特别擅长细部研究、统计研究以及 考证研究，而正是这些研究成果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较为客观的参考资料。令人遗憾的是 ，译介研究的学术性在国内往往会受到质疑，译介文章缺少发表的机会与发表的园地。
至于对译介本身所做的研究，却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领域，译介在外国文学研究中除 了起到打破语言壁垒的桥梁作用之外，其本身在比较文学中也成为研究对象，传统的翻 译研究多注重于语言的转换过程，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 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译介看作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并将译者、译作或翻译行 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 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其中包括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解而导致的 文化扭曲与变形等等。具体到《源氏物语》研究而言，比如丰子恺先生的《源氏物语》 中译本本身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1994年第14次埃德蒙顿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议题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讨论 的中心已是更明确地指向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文化的民族个性、外国与 本土的相互影响、文学类型语言和文化、文学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区域研究、比较文 学与多元化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大会一再强调了文学对文化的表现以及文化对文学的影 响。
面对《源氏物语》研究的未来，我认为除了一般性的文学批评之外，更主要的似乎应 该以比较研究为着眼点，对《源氏物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传统艺术、传 统思想等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只有通过跨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才能抓住最本 质的东西，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收稿日期：200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