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刊论文,作品论文,论左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媒婆不如处女”，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对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的一种幽默的比较。据说，率先鄙夷翻译的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人是郭沫若。[1]而矛盾则认为“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尝容易做呀！”[2]矛盾的理由是：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须自己走人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第二：译者须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幅笔墨，这一点就是翻译之所以真正不易为。
鄙夷归鄙夷，近代以降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界对国外作品的翻译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从林纾“用夏变夷”的“歪译”到严复译的《天演论》，再到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翻译思潮，都证明了中国翻译之风是越刮越盛的。对于文艺思潮的翻译而言，《新青年》是开风气之先的期刊，从第一卷开始，就先后翻译了屠格列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了《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其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宗旨正好和当时“五四”精神影响下的社会心理是吻合的，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新青年》的翻译风气一开，中国现代前所未有的翻译狂潮也就迅速涌向了中国文坛。可以这么说，凡是参与文学革命的作家，没有不做过翻译工作的，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瞿秋白、郑振锋、耿济之、田汉、潘家洵、黄仲苏等人，都是当时极为活跃的翻译家。期刊中，除了《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也刊载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小说月报》还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一期都有翻译作品发表，着力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文坛动态、外国著名作家及其创作。因为当时流行的社会心理是：凡是翻译过来的都是“新派的”，这种社会心理势必影响当时读者大众的阅读心理，大量的期刊是为了迎合这种心理而大量地翻译国外作品的。“五四”前后的翻译狂潮最直接的结果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及其相关的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五四”以后短短的几年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文学思潮，和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而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哲学思潮在当时的中国无不有人翻译、宣传和信仰。这正是陈平原所谓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的时代，中国封闭冰冻了几千年的文化思想之河终于开始解冻了，而开启这一解冻之旅的，正是被喻为“媒婆”的翻译。其实，这样的“媒婆”本身也就是处女。
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翻译作品却在一段时间内曾被视为“泛滥的洪水”，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翻译水平低下和不负责任的翻译作品的频频出现，使读者们有被欺骗的感觉。翻译作品由此遭到了读者的冷落，当时有的期刊视竟然挂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一些书店也拒绝出版翻译作品。当时出版界对待翻译作品这种无论好坏，一律封杀的风气，当然有点矫枉过正了，正如茅盾所说，这是“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如今看见草绳还惊心。”矛盾还指出：“我们现在要指出来的，就是近两年来，不喜欢翻译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青年心理。由不喜欢翻译，从而鄙夷从事翻译的人，也成为一种心理。”[3]据茅盾分析出现这种心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社会混乱，青年烦闷，渴望看看讲到自己切身的事；二是因为当时确实有些译本不免是“说谎的媒婆”，青年们因此而厌恶翻译。于是茅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们以为翻译界方面最好来二个‘清理运动’。推荐好的‘媒婆’，批评坏的‘媒婆’。因为我们这里固然有些潦草的译本，却也有很多不但不潦草并且好的译本，——这应当给青年们认个清楚。”[4]
其实，我们从茅盾的话里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第一，虽然有人鄙夷翻译和翻译者，但是，从事翻译的人还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太多了，要不然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第二，有的人一面鄙夷翻译，一方面自己又在从事翻译工作。比如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郭沫若，自己本来就是热心从事翻译的作家，辛克莱的《煤油》、《石炭王》、《屠场》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他都曾翻译过；第三，当时固然存在很差的翻译，即所谓“说谎媒婆”，但是，优秀的翻译作品——“好的媒婆”还是不少的；第四，当时的青年鄙夷翻译，是鄙夷不好的翻译，他们对优秀的翻译作品还是欢迎和呼唤的。应该说，这些情况都是三十年代中国翻译界客观存在的问题。所以当时出版界一些人由于鄙夷翻译而发展到对翻译作品的一律封杀，确实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也是非常不利于当时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的。许多热心于翻译的作家一方面痛心疾首，一方面又一筹莫展。率先打破这种沉闷被动局面的是鲁迅。有人一味地苛责当时翻译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鲁迅则是从关心扶持的角度出发，为翻译作品辩护：“吃烂苹果总胜于无”，他呼吁道：“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5]为了改变当时的翻译现状，鲁迅首先提议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期刊，并且提出了：“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要有品味”的目标。于是，在茅盾、黎烈文、黄源的大力支持下，由鲁迅亲自担任主编的《译文》杂志就这样在翻译不景气的环境下创办起来了。茅盾的话证明了优秀的翻译作品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译文》的销路还是好的，因为专门刊登译文的刊物这是第一个。而且很快就传出了消息：《译文》是鲁迅办的，鲁迅亲自担任主编，发起人有哪三个。所以创刊号出版了第一个月就再版了四次。”[6]在许多人鄙夷翻译的时候偏偏办起了专门登载翻译作品的期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气，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事实证明了这种知难而进的尝试是成功的。正如茅盾所言，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重新鼓起了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热情。
以上就是左联期刊登载翻译作品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一方面有人因为部分翻译作品不佳而鄙夷甚至封杀翻译作品，一方面又有人在鄙夷和封杀中公然扛起了翻译的大旗，用事实证明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需要和欢迎优秀的翻译作品的。
二
左联期刊对国外作品的翻译是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总体而言，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情况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翻译作品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左联期刊发表的2951篇署名文章中，有564篇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翻译作品数约占作品总数的20％，也就是说，在左联期刊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中，就有一篇是翻译作品，这个比重可以说是很大了。
出现这么大的翻译作品的比重，与左联成立时的纲领是分不开的。在1930年2月26日左联筹备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左联筹委为即将成立的左联拟定了五条工作方针：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判理论；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7]其中第1、3条是明确和翻译国外作品有关的；在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在代表们所提交的十七件提案中，“发生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当时决定的左联的主要工作方针中第一条就是：“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第三条也指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8]这就主要是秉承2月份那次筹备会上确立的方针了。《萌芽月刊》还报道了左联组织的各种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研究会”等的消息，这些研究会都是将翻译当作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的。第一卷第三期的《拓荒者》上发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也说：“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9]这则报道也表明了左联领导层一开始就注重翻译介绍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
1930年5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五月各节纪念号”上报道了“左联作家联盟消息”：“……二，国际文化研究会第一次研究题目。国际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后，曾开过两次集会，将研究部门分为如下几种：（一）欧美文化研究会；（二），日本文化研究会；（三）苏联文化研究会；（四）殖民地及弱小民族文化研究会。第一次研究题目为：各国文化的现状及其与经济及政治的关系。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也于本月初开始工作了。研究部门暂分为如下几种——（一），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及理论的发展探讨。（二），外国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四）外国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探讨。（五）外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研究。……第一次研究题目，……取个人的研究形式者，有如下的题目为各研究员自己所提出：……（三）爱尔兰的斗争及其文学；……”[10]从此报道来看，左联所属的国际文化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都制定了较为详细具体的翻译计划，所以左联期刊登载翻译作品也是按计划地进行的。
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规定：“每一盟员必须至少担任一种具体工作：（一）或是创作和批评；（二）或是执行大众文艺的工作；（三）或是参加‘文研’运动；（四）或是翻译工作……然后方才能取得盟员的资格。（笔者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11]改组之后的左联秘书处下面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即创作批评委员会（创委）、大众文艺委员会（众委）和国际联络委员会（联委），其中创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方针之下进行马列文艺理论及创作方法之研究；而联委的任务则是：（1）介绍国内文艺运动状况——作为《世界革命文学》杂志的通讯员，（2）推荐国内值得翻译的作品，介绍于国际，（3）指导翻译国际革命普罗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论文，（4）国际革命文学状况的介绍，（5）讨论翻译问题。[12]由此可见，“参加过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成为了取得左联盟员资格的条件之一，可见左联是非常看重翻译工作的。而左联改组后建立的“联委”，则更是反映翻译工作当成了主要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所指出的联委“目前最紧要的”三项工作全都是关于翻译的：①报告中国文艺运动及斗争情况于国际，并且以通讯形式报告目前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对中国民众的屠杀等等及民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情况于国际。②翻译值得翻译的普罗革命作品于国际。③编定国际应该介绍翻译的普罗革命作品的书目，并统计已经译出的此种作品。这里，前两条是关于将中国革命文学介绍到国际的，第三条是关于将国外普罗革命作品翻译到中国来。[13]
可见，左联从理论指导上就已经明确强调了翻译国外作品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当然是左联的“喉舌”——左联期刊了，许多左联期刊都将翻译国外作品列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并且开辟了各种专栏介绍国外作品。如《拓荒者》的宗旨就是提倡创作与翻译并重；《大众文艺》、《萌芽月刊》、《杂文·质文》、《东方文艺》、《文艺科学》等期刊都推出了自己的登载翻译作品的专栏。所以，左联期刊上出现很大比例的翻译作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例如，在《大众文艺》上发表的234篇署名文章中，有68篇是翻译作品，约占文章总数的29.1％，也就是说，《大众文艺》上发表的作品中有近三分之一是翻译作品。第二，在翻译作品中，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的。
在左联期刊登载的翻译作品中，理论作品的翻译有275篇，约占翻译作品总数的48.8％，文学作品约占51.2％，二者可谓是旗鼓相当。这是因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对翻译作品中的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提倡本来就是平分秋色的。
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理论指导的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明确提出：“左联的理论机关杂志，必须负起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左联的机关杂志必须负起传达文艺斗争的国际路线（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切决议及指示）于中国的一切革命文学者及普罗文学者的责任。”[14]这是强调左联期刊的理论期刊要担负起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它指出：“他们（青年文艺研究团体）一面研究着世界的普罗文学和革命文学，一面就要学习着把世界革命文学的名著用普通的白话传达给群众，在这最初，可以只是最简短的讲述故事的口头谈话，（例如《铁流》《毁灭》等等都是可以关涉到目前紧迫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题目）。而尤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些文艺团体一开始就着重到学习运动中国劳动群众的言语——文艺的基本工具，学习和研究群众所需要的文艺。”[15]（笔者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就是从翻译文学作品的角度提出的要求了。
1932年3月到4月，左联和剧联及社联开展了“竞赛工作”的活动，左联为了“打败剧联和社联，取得胜利荣誉”，于1932年3月12日在“文总”的指导和审定下，签订了《和剧联及社联竞赛工作的合同》，其中第七条是有关翻译的“国际宣传及联络”的：A，至少写两次有系统的于国际（关于文艺斗争及群众斗争）；B，至少翻译五篇作品于国际；C，至少编定一个应该翻译的国际革命普洛作品的书目；D，和法国和德国建立联系。[16]1934年1月6日出版的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两个月计划——到二月底为止的本联盟底工作纲领》，其中关于宣传教育及出版工作的计划中，有两条计划是有关于翻译的，一是“印苏维埃运动小说集一册”；二是“编译艺术论两册，A，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B，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17]
可以看出，左联的竞赛合同和“两个月计划”对翻译作品都是理论和文学作品并重的，这同样也较为准确地在左联期刊上得到了反映。左联各期刊对国外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总体上是较为平均的，如《大众文艺》在成为左联机关刊后，连续出了两期“新兴文学专号”介绍国外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第二卷第三期上专门开了两个专栏，一个是“各国新兴文学概况”，这个专栏是介绍国外新兴文学理论的，这一基本就发表了由陶晶孙翻译的日本中野重治写的《德国新兴文学》，这是左联成立后左联期刊这一篇文学理论译作。这一期的《大众文艺》的另一个专栏是“各国新兴文学”，发表了高尔基的《兵士和农民》（俄）、威特福该尔的《谁最蠢》（德）、巴比塞德《小学教师》（法）、贾克伦敦的《伦敦的咖啡店》（美）和藤森成吉的《特别快车》（日）五篇作品。到了《大众文艺》的第二卷第四期，同样有分别介绍国外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的专栏，专栏的名字更相近了，只有一字之别，介绍理论的叫“各国的新兴文学”，介绍文学作品的叫“各国新兴文学”。最后一期的《大众文艺》没有再设翻译专栏，但是，在翻译上仍然基本上是理论和文学作品并重的，分别发表了2篇理论作品，3篇文学作品。
第三，左联期刊中的翻译作品，绝大部分译自俄苏、日本和欧美，而译自俄苏和日本的数量最多。
这仍然和左联的理论指导和工作重点有关。左联组建的国际文化研究会将研究部门分为如下几种：（一）欧美文化研究会；（二）日本文化研究会；（三）苏联文化研究会；（四）殖民地及弱小民族文化研究会。由下面表一的统计可以看出，左联期刊发表的翻译作品还是准确地反映了左联对翻译工作的部署：
左联期刊翻译各国作品篇数统计
表一
国家
俄苏 日本 美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其他
数量（篇） 228 111
6153 482538
由表一可以看出，译自俄苏、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作品在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方面固然和左联的理论指导有关，但是，和这些国家和地区如火如荼的左翼文学运动也是息息相关的。滥觞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的左翼文学是一种国际现象，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思潮，它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风靡欧亚美非四大洲，苏联、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本来就有着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传统，到了三十年代理论上和创造上更加系统化了，因此，20世纪30年代有“红色的三十年代”之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在这个红色的年代里也被提上了日程。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针对创作中的问题，各自作了理论建树，引导无产阶级沿着历史的轨道前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运动，左联期刊中发表的大量译作，就是这种左翼文学运动的国际反映。另外，译自俄苏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作品之所以在左联期刊的译作中数量是最多的，除了上面所讲的这两个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十分活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左联的盟员中，有很多都是从苏联和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郑伯奇、李一氓、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孟超等人，后起之秀如夏衍、王学文、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许幸之、傅克兴等人，都在国外学习生活多年，带着苏联、日本等国家左翼文艺的革命气息，带着传播马列主义的热情归国，他们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语言优势和文学上的敏锐感觉，将当时苏联和日本最前沿的左翼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左翼文坛来，这必定会导致译自俄苏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作品数量的上升。
译自俄苏的作品在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反映了苏联左翼文学对左联的绝对影响。因为当时的苏联被左联称作“全世界工农的祖国”[18]和“无产阶级的祖国”。[19]左联期刊的受其引导和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本土，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天壤和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的左翼文学带来了曙光。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拉普”，同属于一种文学思潮，它不仅是那一段苏联文学的主潮，而且影响遍及全世界，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就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影响下进行的。早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1928年，饱受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种种诘难和批判，鲁迅就开始阅读和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20]左联期刊上发表的译作延续了苏联左翼文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拉普”在苏联的左翼文艺团体中曾是绝对的核心，其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十月”，1932年被迫解散，“拉普”在苏联活动了10年之久。“拉普”虽系苏联国内的文学团体，但实际上又同国际作家联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它领导着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因为国际作家联盟接受共产第三国际的领导，而共产国际又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机构，各国的左翼文学组织接受本国的共产党领导，是政治的工具和武器，所以拉普影响及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拉普”理论上的主张如“活人论”、“无产阶级诗歌杰米扬化”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等，都在左联期刊的译作中有所反映，而“拉普”作家创作的著名作品如玛雅可夫斯基的《好》、《列宁》等诗歌作品，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加上老作家、知识分子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等人小说作品，都曾被左联作家翻译出来发表在左联期刊上。
所以萧三在给左联的信的前半部分还是充分肯定了左联期刊的翻译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因为“介绍了十多种苏联的文学作品”。[21]还有一个事例也可从介面证明当时左联对翻译苏联作品的重视，1931年9月1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的了一则《左联启事》曰：“最近发现冒充本联盟之信件致各书店之杂志部（如商务之《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及开明之《中学生杂志》），其辞如下：‘编辑先生：我们以最和平的态度谨致忠告，希望贵社能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登载关于苏联的论文及文艺作品，必须于最近一期开始，否则，即以手榴弹投入。我们已经到了使用暴力的时代了。’”左联秘书处发表的这则启事，是左联对“民族主义文艺派的鬼计”的揭露，并且郑重指出：“马克思文艺理论，今已深入人心，虽因白色恐怖之严厉，并不减其暗中的活跃。”[22]透过这则启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左联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尤其是苏联作品的翻译是十分重视的，并且已经有为数众多的翻译作品已经见诸各大期刊。民族主义文艺派正是利用这一点向各杂志写冒名信来陷害左联的。
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左联期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20年代初《播种人》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始，经过《文艺战线》、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到无产阶级艺术联盟阶段，已有相当规模，受福本主义路线影响，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分裂，除了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外，还有劳农艺术家联盟、前卫艺术家同盟、全国艺术同盟、斗争艺术家联盟、左翼艺术家同盟、农民文艺会等，在此基础上，随着共产党第三国际对日共的决议，福本路线之被批判，于1928年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总联盟，并接着组成了全日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之后，各文学艺术门类也都建立了相应的联盟，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是其核心组织。至此，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臧原惟人的理论和小林多喜二等人的创作，不仅在日本国内是左翼文学的主流，而且其声雀达于国际，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很大。在理论上，以青野季吉和臧原惟人的理论影响最大。青野季吉代表前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高峰，臧原惟人是后期的代表，他的影响更大，“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口号就是他的首创。在创作上，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德永直德《没有太阳的街》一直受中国读者推崇的无产阶级小说。
正是基于以上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俄苏和日本两个国家的理论和文学作品以大大超出其他国家的数量被翻译发表于左联期刊。
第四，左联期刊中翻译作品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波浪型发展，在1930年和1936年形成了两个高峰，而1931年和1937年则形成了翻译作品数量落差最大的两个“波谷”。
表二显示了从1928年到1937年间左联期刊发表的翻译作品数量的波浪式变化和左联期刊种数的关系，这个变化是随着左联和左联期刊本身的变化而来的。1928年和1929年左联成立之前的左联期刊只有《大众文艺》、《萌芽月刊》和《拓荒者》三种，左联期刊种数一少，其所发表的翻译作品也就相应地要少一些。而到了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随着左联在理论指导上对翻译作品的强调，也由于左联期刊的大量出现——1930年存在的左联期刊达到了10种，它们是：《大众文艺》、《萌芽月刊》、《拓荒者》、《文艺研究》、《艺术》、《巴尔底山》、《五一特刊》、《文化斗争》、《沙仑》、《世界文化》，这些期刊都十分注重翻译作品，如《大众文艺》就曾出过两期“新兴文学专号”；《盟员月刊》开辟了“国外文化事业研究”专栏；《拓荒者》提倡创作与翻译并重；《文艺研究》提出：“专载关于文学、艺术的文字，不论译著”；《巴尔底山》的特色之一就是“宣传苏维埃革命”；《文化斗争》的具体工作是“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加紧“苏维埃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的宣传。再加上当时苏联、日本等国左翼文艺运动方兴未艾，而左联盟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这些国家回来的，种种内因外因促成了1930年左联期刊上翻译作品的陡然猛增到130篇。左联成立以后，国民党加紧了“文化围剿”的步骤，对左联期刊的查禁也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左联期刊数量在这一年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有所减少，1931年中存在的左联期刊只有《世界文化》、《文学生活》、《文艺新闻》、《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七种，在1930年中存在的10种左联期刊有7种被国民党查禁了，1931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查禁步步紧逼，大量的左联作家被捕、被杀害，几乎所有的左联期刊都无法在出版了，1934年仅有4种左联期刊——《春光》、《新语林》、《东流》、《文学新地》勉强地生存着，所以这段时间里左联期刊的翻译一直处于压抑和低靡的状态。到1935年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1935年6月，原本气焰嚣张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却因漏审了刊登在《新生》周刊上的谩骂日本天皇的文章，全体7名委员集体遭到撤职查办，臭名远扬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就这样寿终正寝、销声匿迹了，这就是所谓的“新生事件”。这对于左联期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发展壮大的大好机会，所以1935年左联期刊种数又上升到了8种，发表的翻译作品数也上升到了70篇，这一良好势头一直保持着1936年，左联期刊种数和翻译作品数分别上升到了12种和125篇。而到了1937年，由于左联的解散，大部分的左联期刊也就随之终刊了，这一年中只存在《文艺科学》一种左联期刊了，当然发表的翻译作品也就“再造新低”了。由此看来，左联期刊上发表的翻译作品数量的波浪式发展，无意中反映出了左联期刊、左联和整个左翼文学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左联期刊种数和翻译作品年度统计
表二
时间（年）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篇） 2223
13039
41
613570
125 18
期刊种数1 1 107 7
6 4 8
12
1
三
这里探讨左联期刊上发表的翻译作品，其意图并不在于过分地抬高翻译作品在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地位，事实上，左联期刊对翻译作品的重视，并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为当时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服务，左联期刊的这一目的成功地实现了。
首先，在指导理论上，左联期刊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中国人知道马恩学说，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组织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最先提到马因的名字，其后，梁启超在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上较多地讲到了马克思，接着《译书汇编》、《新世界学报》、《政议通报》、《国民日报》、《浙江潮》、《民报》、《中国日报》、《天义报》、《鹃声》、《新世界》、《东方杂志》、《国立报》等一二十种报刊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学说有所介绍，这种输入和介绍发展为高潮。[23]到左联时期，左联期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进又形成了一个高潮，这种引进包括对马克思、列宁论文艺的原著的译介和苏联等国的学者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文艺的文章的译介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者论文艺的原著的译介，引进的观点包括①革命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②革命的文学运动应该为着群众、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第；③作家与时代，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④关于两种文化的思想，关于批判继承全部人类文化遗产的思想；⑤鲁迅等译介普列汉诺夫，明白了艺术是什么和艺术的起源问题；⑥关于现实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观点对当时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左联期刊上的译作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反映了这种创作方法提出的过程。1932年，苏共中央决定解散“拉普”，另外组织全苏作家协会，“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随之受到批判，同时，文艺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而就在这一年，中国文坛正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当作法宝在用，左联期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立即加以引进。直到1933年初，左联外围期刊《艺术新闻》以《苏联文学的新口号》为题，最先向中国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作家协会，制定了《苏联作协章程》，它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但是这一年，左联期刊介绍这一方法的文章并不多，因为这一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又发展到了高峰。直到1937年4月10日，在日本创刊的左联期刊《文艺科学》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辑”，刊登六篇文章，才集中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清算了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再次，从创作上来说，左联期刊的译作反映了三十年代世界左翼文学创作的最新动态。在左联期刊发表的564篇译作中，文学作品有289篇，超过了译作总数的一半，为数众多的国外文学作品为中国左翼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照的范本，天阔了中国左翼作家的眼界，使中国的左翼文学创作始终随着世界文学潮流一起前进。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绝不如时人所谓的“媒婆不如处女”，应该说，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而言，翻译与创作恰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学理论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给本国的文学创作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参照，而本国的文学理论创作和文学作品创作的实际状况又决定了需要翻译怎样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国内作品的创作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根本不存在身价的高低之分。我们认为，左联时期曾出现鄙夷翻译为“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情况，并不是在表层次对翻译与创作二者做出的简单的价值判断，更主要的还是针对当时的翻译水平和翻译方法而言的，因为有一部分翻译作品的语言确实不适合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
在左联时期的中国，翻译远远没有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只是一些懂外语或不那么懂外语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方法来翻译，根本就谈不上翻译的统一原则和基本规范，所以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也是情有可原的。早在1929年的文学论争中，梁实秋就挑起过鲁迅的翻译方法问题，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六、七号合刊中，最后一篇文章是染实秋写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因为当时鲁迅已经翻译了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著作，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鲁迅说了这样的话：“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梁实秋就捡出其中的“硬译”大做文章，他认为鲁迅的“硬译”“近于死译”，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四个月以后，鲁迅在左联期刊《萌芽月刊》上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梁实秋作出了回应。他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接着，鲁迅从中外语法差异的角度阐述了“硬译”与“死译”的区别，表示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以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太精确，这与语法有关，而输入一些新的语法和叙述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鲁迅还谈到了自己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目的和始终硬译的又一个原因：“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同时还“夹杂着”“慢慢地措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但我自信没有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24]茅盾当时也根据当时人们的意见将翻译方法分为直译、顺译和歪译三种，他认为直译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顺译就是“务求其看得懂”，而歪译则是歪曲了原作之意，甚至“歪”到原作的思想部分去了。如果读者看尊重了原文的直译而看不懂，是不能怪“直译”这一翻译方法的，更不能由此非难“直译”而主张所谓“顺译”，因为“务求其看得懂”的“顺译”势必要歪曲原作面目，是不可取的，而凭一己之私见的“歪译”则更是翻译的大忌，茅盾的意见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依此看来，左联期刊上发表的译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直译”的，它们不仅得到了当时读者的认可，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许多当时的译作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学习和引用。在左联期刊发表译作的绝大部分左联作家，以鲁迅为杰出代表，他们的大部分翻译作品，不仅符合当时“直译”的标准，达到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要求，而且许多翻译作品已经成为了传世经典。这样的“媒婆”价值不斐，这样的“媒婆”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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