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林 阳
[摘 要] 提升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污染治理攻坚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4-2016 年中国大陆30 个省市区(未包含西藏)和2014-2016 年104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PM2.5 浓度和PM10 浓度数据衡量雾霾污染,利用门槛面板估计等实证方法,考察了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当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或环境规制较低时,土地资源错配将显著加剧地区雾霾污染;而当地区财政分权较低或环境规制较高时则相反。最后提出,应当深入推进土地出让机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加速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构建强力有效的环境规制体制机制,促进土地利用效率与绿色转型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土地资源错配;雾霾污染;门槛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的相对削弱以及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经济指标重要性的加强,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需求日益迫切[1]。为了实现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并在“经济锦标赛”的竞争中胜出,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上普遍性地采用工业用地“低价、足量供应”和商服用地“高价、限量供应”的“双二手”供地策略[2]。此种策略虽然实现了地区经济增长和土地财政增收的双重目标,却严重扭曲了土地资源配置。而土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土地资源错配会对地区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等诸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2]。另外,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也十分严峻,大气污染尤为突出。《中国生态环境公告》 显示,2018 年,338 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33.7%。地方政府土地资源错配是否加剧了各地的雾霾污染? 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存在什么样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对此并无涉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这表明,本文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无论对于土地资源利用的环境效应的理论研究,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胜利,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月》书信问句的非文本语境(即某种意义上的情境语境),较为典型地表现为送信人递交信件、收信人接收信件、打开书信等情景。具体分述如下。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现有土地资源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考察土地利用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olden 和Norland[3]对挪威奥斯陆地区8 个居民区2500 份调查问卷分析发现,更加紧凑化的城市用地模式可以降低城市交通运输能源消耗和供热能源消耗,从而有利于当地民众能源消费降低和污染排放减少。陆铭和冯皓[4]利用1993-2006 年中国省市区的数据研究发现,这些地区内部城市规模的集中化发展通过环境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环境监督的加强,带来了当地单位产值污染排放的降低。董直庆等[5]利用数理模型推导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控制城市土地利用规模可以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第二类则是对包含环境因素的土地利用效率测算分析。例如,郭贯成和温其玉[6]以2004-2011 年中国33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包含环境要素约束的工业用地生产效率,研究发现,由于多数地区的工业生产模式粗放化,多数城市的工业用地效率是不可持续的。梁流涛等[7]利用2014 年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709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测算分析了环境因素约束下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表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低,农户生计方式兼业化、小规模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第三类研究则是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例如,熊文瑞[8]利用1999-2011 年中国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视超过环境治理约束,工业用地面积增加会显著加大地区工业三废排放,但此种影响会因为地区环境污染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张鸣[9]基于2007-2013 年中国282 个地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工业用地或协议方式出让土地面积增加对不同类型工业污染物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余泳泽等[10]基于2007-2014 年中国230 个地市的研究也发现,“双二手”的供地策略显著加剧了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但此种影响对中西部更显著,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则比较微弱。Li 等[11]利用最优化模型测算分析了常州土地资源利用模式的环境生态效应,研究表明,当地政府应当显著提升现有城市建设的集约化程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大陆30 个省市区(未包含西藏)和10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多种指标表征雾霾污染,利用面板门槛和交互项引入等计量估计方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推进:第一,研究对象上,将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进行定量化分析,丰富了雾霾污染成因和土地资源错配环境效应的研究;第二,理论机制上,并未简单地将土地资源错配的环境污染效应线性化设计,而是综合考虑了地区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等因素的影响,更加切合现实国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有研究结论冲突的化解;第三,利用面板门槛效应估计,较为精确地估计分析了不同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差异,为现实分析和政策设计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支撑。
(二)理论机制
长期以来,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的规制、分配和定价权力长期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通过“双二手”的供地策略在推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对于资源错配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等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2][12]。根据现有理论和研究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排放的影响方向可能并不确定。一方面,土地资源错配可能会加剧地区雾霾污染。如,土地资源错配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会加剧地区雾霾污染:地方政府倾向性的工业用地足量供给,会导致第二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比上升[12],而第二产业相对更高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则会加剧当地的雾霾污染[8]。同时,土地资源错配也可以通过阻碍企业技术进步来增加雾霾污染。地方政府倾向性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入驻企业因技术不足或者工艺落后而存在的竞争劣势,降低了企业进行工艺改造和技术创新的需求,也会加剧企业的能耗和雾霾排放[10]。另一方面,土地资源错配也有可能会缓解雾霾污染。如,梁照凤等[13]研究发现,相比商业住宅区,工业用地区由于容积率更大、环境绿化更好,其雾霾浓度更低。而且,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商业住宅区更高程度的集聚,而雾霾污染可能像其他污染物排放治理一样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4]。因此,土地资源错配是否一定加剧地区雾霾污染?其答案可能并不确定,结论可能取决于一些外在因素影响。本文认为,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污染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因此,本文省市区层面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第二个则是地区环境规制门槛的影响。阻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土地资源错配加剧雾霾污染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则会对这两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当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比较高时,受到环境规制的约束和激励,被吸引进入企业和原有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都会显著改善[14],雾霾治理的规模效应可能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可能对雾霾污染并不存在负面影响;而当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比较低时,由土地资源错配吸引进入的工业企业环保意识和环保技术水平都会相对落后[9],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因此,本文认为,当地区环境规制程度比较高时,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排放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弱,甚至可能会促进雾霾污染降低;而当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土地资源错配会显著加剧地区雾霾污染。
表2 报告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污染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估计。其中,方程1、方程2 是以PM2.5 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3、方程4 是以PM10 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由表2 可知,ey系数均为负值,ey2 系数均为正值,且所有系数均至少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增长与雾霾之间并未出现常见的倒U 型曲线关系,两者之间呈现出U 型曲线关系,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雾霾治理效果的改善,此结果与邵帅等[16]结论类似。对4 个方程中相应收入拐点的计算可以得到,人均收入最低的拐点仅为1.27 万元(方程2),2016年已有10 个省市区的人均收入超越此水平,中国地区雾霾治理仍然任重道远。产业结构(s)对雾霾的影响方面,估计系数虽均为正值,但只有方程1-2 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一方面,工业化通过能源消耗加剧了雾霾污染;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集聚也有可能带来雾霾治理的规模效应[4]。环境规制(enf)对雾霾的影响方面,所有方程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与理论预期相符,说明环境执法加强,将显著降低雾霾水平。财政分权(pub)影响方面,所有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伴随财政分权程度加强,当地雾霾污染会更加严重。究其原因,是因为财政分权提高提升了地方政府竞争性引进产业资本的冲动,其降低环境规制以争夺资源的动力更强、成本更低,从而加剧雾霾污染[14]。
2、突发性供油不足。拖拉机运行中出现供油不足,如果排出空气更换柱塞、喷油嘴后仍不见效,那就是喷油器的喷油针顶杆内小钢球偏磨使喷油不能雾化所致。此时应换一粒小钢球,如没有也可用自行车飞轮钢球代替。
三、模型构建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构建
借鉴Copland 等[15]研究中将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分析框架,本文计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i、t 是省市区、年份,β0为常数项,β1-β6表示估计系数,ε 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2013 年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开始运行,部分重点城市监控PM2.5 浓度指标才可以获得,雾霾污染历史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16],利用软件提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卫星监测的全球PM2.5 浓度年均值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省市区雾霾污染指标(smog1)。同时,考虑到雾霾数据测度的全面客观性,用中国官方公布的研究期省市会城市的PM10 浓度年均值作为各省市区雾霾污染的衡量(smog2)。此外,为了更加微观地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考察,在省市区估计后,本文用104个城市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用城市PM10 浓度年均值衡量城市雾霾污染(SMOG)。
经济规模方面,借鉴多数学者做法[10],采用各地区实际人均GDP 衡量(ey);同时,考虑到经典研究中,污染物与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均GDP 的二次项(ey);城市层面相应指标则表示为EY、EY2。经济结构方面,借鉴多数研究做法,用各省市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衡量经济结构(S);城市层面二产占比为S。技术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地区土地资源错配、财政分权状况和环境规制是技术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土地资源错配方面,借鉴常见做法[17],采用各省市区协议出让土地占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总面积的比重来衡量土地资源错配(lrm);城市层面指标为LRM。由于地区财政分权程度的差异,地方政府在发展路径、环境治理投入等方面会采取不同策略,而这些对绿色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政府环境规制的提升,将倒逼企业提升绿色技术水平以适应环境规制[10]。财政分权指标的构建,借鉴李子豪[18]的做法,用各省市区或地市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衡量财政分权(pub)或PUB;地区环境规制指标,用各省市区单位环境机构工作人员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数量来表示省市区环境规制水平(enf)[18],用地市政府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地市环境规制水平(REG)[19]。
第一个就是地区财政分权门槛的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进行土地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刺激工业发展、商住用地高价挂拍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收入的自给率就越高,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工业的动力也越强劲,商业住宅区的密度则会越高,土地资源错配加剧雾霾污染的可能性便越大[13]。而当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地方财政支出负担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政府进行土地资源错配的动力就会降低。同时,由于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执行方面与中央政策的契合度会更高[14],这样就有效地增加了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降低当地雾霾排放。因此,本文认为,当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比较高时,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的负面影响会比较严重;而当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比较低时,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的负面影响就会比较弱。
其中,E 是雾霾污染,Y 是经济规模,S 是经济结构,T 是技术因素。
其中,thr 为门槛变量,本文为地区财政分权(pub)和环境规制(enf);λ 为门槛值,即财政分权、环境规制水平;I(·)为指示函数。此模型假设为单一门槛情形,多门槛估计可由此扩展得到。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4-2016 年(因土地资源错配数据获取原因,最近年份为2016 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未包含西藏)和2014-2016 年104 个地级城市;为剔除价值因素影响,人均收入以2000 年的不变价格衡量。PM2.5 数据源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PM10 数据、各地区环境规制数据源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部分省市区《地方财政统计年鉴》和财政局官方网站;土地资源错配数据源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财政分权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1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计量方法和数据说明
为了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借鉴ansen[20]门槛面板估计方法,本文将地区财政分权(pub)和环境规制(enf)作为未知变量引入模型(2),构建了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影响的分段估计模型如下:
我们总是喜欢苛责别人的过错,用各种条件去要求他人,自己却不遵守准则。我们能轻易发现他人的错误,却很少能揪出自己的不足。这正是因为我们缺失了责己的自觉性。
对筒形密闭容器的多相物料的料位进行监测时,打开监测装置中摄像头、 LED发光标尺、雷达测距装置及照射光源的电源,摄像头对筒形密闭容器内多相物料的料位进行监测,并根据LED发光标尺上的刻度对多相物料的料位分别进行度量, 并将采集到的图像通过信号线传输到计算机,通过计算机显示多相物料的料位并对其进行监控.雷达测距装置用来测量多相物料的液面高度,并将采集到的液面高度数据通过信号线传输到计算机,通过计算机显示多相物料的液面高度并对其进行监控.
演出前,我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唱好每一句歌词,记得每一个调度,做好每一个动作,不能出现意外和失误。经过努力,这一切我们真的全都做到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门槛估计和说明
奥陶纪晚期,受加里东运动影响,华北地台山西地块整体上升为陆。基地巨厚的变质岩及寒武、奥陶系碳酸盐类遭受长达1.4亿年的风化、剥蚀,形成巨厚的红土风化壳物质,为铁矿的成矿准备了丰富的物质来源,Fe2O3因其难溶于一般地表水而以氢氧化物存在风化壳中。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估计
本文重点关注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从方程1、方程3 中不同财政分权程度下土地资源错配(lrm)系数的差异可以发现,当财政分权(pub)程度较低时(低于0.82 或0.83),lrm 系数显著为负;而当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lrm 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这可能是,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地方政府财力更多依靠中央政府支持,其通过土地资源错配来弥补财力不足的压力相对有限[2],放松环境规制的约束更大,引进资源消耗型产业的动力更小[10],此时工业用地出让引进产业的环保技术水平更好,能够更好地带来当地治霾技术的溢出和规模效应的发挥;而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土地资源错配的程度更高、土地资源错配引进的高污染产业的概率更大,雾霾排放增加。从方程1、方程3 中不同财政分权程度下土地资源错配(lrm)系数的差异可以发现,当环境规制(enf)比较低时(低于0.66 或0.0.68),lrm 系数显著为正;而当环境规制程度(enf)较高时,lrm 系数显著为负,也与理论预期相符。这是因为,地区环境规制比较低时,土地资源扭曲引进企业的节能环保技术水平和环保投资力度都相对更弱[18],从而加剧当地雾霾污染;而当地区环境规制高时,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二)稳健性检验
从上述省市区层面的研究显示,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确存在财政分权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但是,以上研究是采用省市区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然而,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空间条件等的影响,各省市区内部城市之间的土地资源错配和雾霾污染状况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前文用省会城市PM10 衡量各省市区雾霾污染也存在一定度量误差。为从更加微观的层面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此处采用2014-2016 年中国104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官方公布的各地市PM10 数据衡量其雾霾污染水平,通过在模型(2)中引入土地资源错配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LRM*PUB)、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LRM*REG)的方法,对以上门槛效应再次进行验证。
(4)式和(5)式中,各变量含义见前文数据说明。(4)式中LRM 对地市雾霾SMOG 的影响受到当地财政分权PUB 的影响,(5)式中LRM 对地市雾霾SMOG 的影响受到当地环境规制REG 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以二次式的形式,分别对LRM 求偏导可得:
表3 给出了城市层面的稳健性检验估计。其中,方程6 是对财政分权门槛效应的考察,方程7 是对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考察。整体来看,方程6 和方程7 中多数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省市区估计结果类似,说明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处重点考察不同财政分权水平或者政府环境规制水平下,土地资源错配LRM 对雾霾污染SMOG 的影响。由(6)式和(7)式可知,LRM 对SMOG 影响会随着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基于表3 不同方程中LRM 及其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本文根据地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分布水平,绘制出不同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水平下土地资源错配的动态影响,具体见下图。由下图可知,伴随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LRM 对SMOG 的影响会出现先降低雾霾污染后增加雾霾污染的变化,由负向正转变的财政分权水平约为0.84。这与表2 财政分权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类似,门槛值也十分接近,再次验证了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财政分权门槛效应的存在。伴随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提升,LRM 对SMOG 影响会出现先增加雾霾污染后降低雾霾污染变化,这也与表2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估计结果类似,再次验证了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存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4-2016 年中国大陆30 个省市区(未包含西藏)和2014-2016 年104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卫星监测PM2.5 浓度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PM10 浓度数据衡量雾霾污染,利用门槛面板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地区财政分权较高或环境规制较低时,土地资源错配将显著加剧地区雾霾污染;而当地区财政分权较低或环境规制较高时则相反。
表3 城市层面的稳健性检验
图不同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水平下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
基于本文结论,需要思考以下政策启示:
(一)深入推进土地出让机制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研究表明,多数情况下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扭曲地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渠道加剧了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扎实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推进土地出让和征用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市场的交易由地方政府主导型向市场配置为主转变,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制度,确保所有经营性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进行;合理制定城市用地规划,优化城市土地供应结构,推动城市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应结构、价格合理配置,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助推地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绿色转型。
(二)构建更加完善的政府考核评价体系,深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
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评价体系,推进考核体系向绿色化、多元化转变,严格制定地方政府、主要部门的环境保护成效考核办法,进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加强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责任人环保问责机制。同时,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形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三)提升地方政府环保意识,构建强力有效的环境规制体制机制
地方政府应当深入贯彻党中央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的有关精神,切实落实环境治理和保护第一责任人的政治担当;深化中央和地方环保监察制度改革,强化环保监察和执法部门的独立性,加速推进省级以下环保监察和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大力推进跨地区环保监察和执法试验试点,构建强力有效的雾霾治理监督体制机制。
但哥们儿朝洛蒙想错了。搬家那天就被冰箱砸着了脚趾头,肿得像个白萝卜。到诊所点了药水,缠了些绷带,耽误了半天工,上班时一只脚上还穿着塑料拖鞋,走路一瘸一拐的像装着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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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s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are import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i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luding Tibet) from 2004 to 2016 and 104 prefecture -level cites from 2014 to 2016 in mainland China,the smog pollution was measured by PM2.5 concentration and PM10 concentration data,the impact of mis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on haze emission was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reshold panel estimation method.It is found that mis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has significa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reshold effect on haze pollution in the region.Wh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t a high level 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at a low level,mis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will significantly aggravate haze pollution,and vice versa.Finall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land transfer mechanism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the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reform should be accelerated,and a strong and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is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haze pollution;threshold effect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9)10-0034-07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19.10.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腐败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5CGL042)
[作者简介] 林 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学。(北京100083)
[责任编辑:陈 瑾]
标签:土地资源错配论文; 雾霾污染论文; 门槛效应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