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研究
宏观审慎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
郭田勇，贺雅兰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对我国已上市的26家商业银行2004—2016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受制于经济发展、行业结构以及银行个体特征，如资产收益水平、流动性比率、投入产出效率等，尤其是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资本充足率不同的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应健全资本充足评估及风险预警机制，适时调整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建立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有效促进货币政策传导，增进货币政策效果。
关键词： 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
次贷危机过后，在关于金融市场风险积聚与传导的反思中，业界和学界将方向聚焦在探讨货币政策与机构间风险承担的互动上。随着金融改革的渐进深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也从传统走向革新。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传导层面，是否有必要将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纳入考量范围。笔者基于上述思考，试图探索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了解其外在传导途径，厘清其内在作用机理，以期不断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管理规划，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和繁荣。
一时间，七八张桌子上，堆的金山银山，在四壁油灯的映照里，煞是好看。老黄挥手，几个山贼由腰里抽出备好的麻袋，
在仿真过程中，测速电机永磁转子以100步为单位在恒速和匀加/减速状态中交替切换，采用蒙特卡洛方法仿真500 ms，仿真结果见图5至图7。从图5可以看出，仿真所得感应电动势的正弦曲线能够较好地跟踪实际测速电机模型输出的电动势曲线。由于仿真时是基于单一的恒速模型运行自适应降阶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出单模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在测速电机永磁转子恒速状态下的估计精度较高，而在加速状态下的估计精度较低。
涉及风险承担渠道的相关文献可以追溯到较早之前的一些研究，如 Gibson（1997）、Keeley（1990）、Allen和Gale（2000）、Dell Ariccia和Marquez（2006）、Rajan（2006）以及 Matsuyama（2007）都讨论过相关机制，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一词首次出现是在Borio和Zhu（2008）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货币政策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潜在关系，即利率变化通过影响金融中介风险感知或风险承受能力，改变其资产定价、资产组合等持有选择以及融资水平。
一、文献综述
估值、收益和现金流效应、追逐收益效应、习惯养成效应、沟通反馈效应以及风险转移效应，这些作用机制都是风险承担渠道潜在的驱动力，其同时作用、彼此制衡，并不存在哪个机制或效应更为重要。
“万华落户东宝以后，我们以前的朋友圈也都跟着过来了……”荆门万华生态家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坚说，以万华生态家居秸秆生态板为生产原料，国内定制家具行业的龙头企业亚丹、诗尼曼先后落户东宝。总投资5亿元的伊仕利智能家居生产项目在园区开工建设，好莱客、卡诺亚等其他家具企业也正在与东宝区商谈落户事宜。
笔者主要对我国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是存在性检验，即要验证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是否产生影响；其次是稳健性检验，即充分考虑风险承担在不同度量方式上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最后是异质性检验，即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方面的影响是否依赖于不同银行个体特征。
Dell’Ariccia 和 Marquez（2006）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银行筛选次级投资者动力减弱更愿意主动降低信贷标准、扩张信贷规模，风险承担动力显著增加。在顺周期的影响下，金融机构会在资产价格上升时加大杠杆，在资产价格下降时缩小杠杆，造成整体金融环境震荡波动。Matsuyama（2007）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借款人资产价格上升、抵押品价值增加，商业银行倾向弱化对借款人破产损失的预估，降低对风险水平的认定。相应地，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增加，借款人的资产净值减少，金融机构的放贷动机下降，信贷投放收紧。
查尔森合并症指数是一种简单、快捷评价患者基础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由查尔森于1987年提出，包含19种常见基础疾病，每种疾病的危险程度以分数的形式进行量化，使用方便，可在患者入院询问病史后快速得出，也可直接从病历资料中计算得出[11]。目前许多研究已表明，合并症对癌症患者生存率及预后有明显影响，尽管国外已有多篇文献报道应用CCI对前列腺癌手术预后进行预测[14-15]，但国内应用CCI预测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预后的研究还较少。
2.追逐收益效应。货币政策会通过契约、制度或行为等方式影响市场上的参与者。追逐收益效应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心理因素。投资者受货币幻觉等因素影响，追求较高的名义收益率，增加风险资产所占比重，导致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意愿及水平显著提高。二是竞争压力。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相当激烈，金融机构偏好于放松信贷标准、扩大风险资产占比来抢占市场。三是体制限制。一些具有长期承诺的金融机构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由于其持有的是具有长期固定利率的名义负债，当利率较低时，这些机构会转投具有较高收益的高风险资产以平衡其长期收益。四是激励机制。管理待遇与绝对收益相关，低利率环境下稳健保守的投资意味着经理人较低的薪酬福利，故其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以博取更高回报。
3.习惯养成效应。消费习惯一方面受到消费历史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相关。投资者自身的消费结构和习惯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波动。充裕的流动性会影响机构及个体的预期，产生乐观情绪，降低对风险的厌恶。“棘轮效应”导致市场参与者由于业已形成的消费习惯使风险偏好进一步上升。
当经济长期处于低风险和低利率的时候，经济主体会由于当下的良好态势而对未来过于乐观。资产面临更大信用风险敞口的经济主体，可能不会对当下环境中的潜在损失充分了解或作出充分的风险抵补准备。
4.沟通反馈效应。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货币当局的沟通政策反馈来影响风险承担水平，主要表现为透明效应和担保效应两个方面。若政策决策的透明度放大，市场反馈的不确定性会下降，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增加风险承担偏好，提高风险容忍度。如果市场参与者期待央行在经济不稳定时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相应降低对经济下行风险和破产损失的预期，从而愿意进行更多的风险投资，这相当于中央银行提供了隐性担保。
枸杞子药材采自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枸杞子主产区，共15批（见表1），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金艳副研究员鉴定为真品。
这里借鉴方意、赵胜民、谢晓闻（2012）的分析思路。其中，DCAP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虚拟变量，用以衡量不同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小。在基准模型中，当银行资本充足率小于或等于整个样本资本充足率的10%时，DCAP的取值为1；当银行资本充足率大于整个样本资本充足率的10%时，DCAP的取值为0。这样，MP与DCAP的交叉项乘积，就可以体现资本充足率较低和较高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其检验结果见表7、表8。
对DCAP作敏感性分析，选取5%、10%、15%、20%等不同分位数代表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高低，以此来分析异质性检验的稳健性。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变量与资本充足率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在不同分位数的影响下系数符号与表7、表8完全一致，且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显著。这说明，上述结论是稳健的，不受限于不同分位数的选择。
专家共识推荐:膀胱肿瘤电切术中应仔细止血，保持视野清晰，肿瘤切割完成取出标本后应再次镜检，重复止血，以减少术后出血几率。
二、实证研究分析
1.估值、收益和现金流效应。利率会影响估值、收益和现金流。宽松货币环境下的低利率使资产价格和抵押物价值上升，商业银行会相应降低对违约概率、预期损失的预期，进而影响对风险水平的测度。银行降低信贷标准放松审查要求，扩大高风险贷款所占比例，资产负债规模及杠杆水平不断调整，风险感知逐步降低，风险承担显著增加，进而反作用于金融生态，加剧了商业周期的波动性，放大了“金融加速器”效应。
（一）变量选取
在时间的选择方面，笔者选取2004—2016年这一时间段的数据，这一区间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完整的紧缩和宽松周期，对货币政策立场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我国银行集中上市主要是在2004年以后，通过数据可得性约束和货币政策周期变化两方面考量，该时间段的选取比较适当。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各商业银行年报，对于变量中缺失的数据采用回归法进行插补。
表1 所选取的变量列表
因为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笔者以我国已上市26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其2004—2016年相关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这27家商业银行包括：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即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及恒丰银行；7家城市商业银行，即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上海银行和成都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模型选取的变量如表1所示。因为在现实运行中，宏观政策变化对银行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将银行风险承担变量的滞后一期纳入模型的内生变量。
选择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存款基准利率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后两者通过时间加权的方式进行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在2008年10月15日后，央行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的规定高于中小金融机构。因此，对于工农中建交等5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行时间加权时，要区别对待。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介绍
在计量方法上，笔者选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这一方法是由Arellano和 Bover（1995） 以及 Blundell和 Bond（1998）提出。GMM估计方法包括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形式，由于系统GMM方法增加了水平方程，因而增加了可用的工具变量，但差分GMM容易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并且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相比之下，系统GMM可以克服差分GMM估计的局限，提高估计的效率，因而笔者选择系统GMM估计方法。
全省已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伍。省级执法人员310人、执法船艇16艘。图为海监船舶执法巡航。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论
1.存在性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存在性检验结果列示如下（见表3、表4）。
表5显示的是风险加权资产占比RWA和不良贷款率NPL为被解释变量模型的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从检验的结果来看，AR（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所以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证明差分后的干扰项存在一阶自相关。AR（2）的值均大于0.1，所以接受原假设，也即表明干扰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过度识别检验结果的角度来看，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RWA和不良贷款率NPL为被解释变量的所有模型的Sargan检验值均大于0.1，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即表明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RWA和不良贷款率NPL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综上所述，该模型所选用的均为合理的工具变量，在采用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中，干扰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是不存在二阶或者更高阶的自相关。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货币供应量增速增加时，银行风险承担会下降，这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推动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下降。也即当央行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会提高。这会引致投资力度和金额的加大，放松对贷款的审核和要求，总贷款金额出现扩张，但是短期内不良贷款不会显现出来。因此，总贷款金额的增加稀释了原有的不良贷款率，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的下降。
在控制变量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宏观经济状况良好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意愿；银行规模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其经营策略会越趋于稳健；净资产收益率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体现了收益率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这是基于目前我国银行的收益仍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差，收益率越高的银行对于风险的容忍度越低，见表2。
表3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存在性检验（结果1）
表4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存在性检验（结果2）
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为被解释变量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这是由于银行投资风险偏好上升，更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最终导致风险加权资产占比提高。
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风险加权资产占比RWA、不良贷款率NPL的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得出的结论与之前的理论分析以及模型假定一致，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我国的银行业在经营过程中风险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银行对风险的控制难度。
以上可以看出，以不良贷款率和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为被解释变量时，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不良贷款率和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与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我国央行以降低基准利率的方式来实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将会导致存贷利差的下降。由于我国银行业业务结构单一，主要由存贷利差盈利，所以通过降低基准利率的方式将会导致银行业竞争加剧而最终使得银行收入减少，此时银行出于盈利的目的会增加风险投资的比例，降低信贷标准，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导致银行的可用资本增加，进而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大，综合因素导致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提高。
运用系统GMM方法时，有必要做干扰项的序列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以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估计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系统GMM估计方法要求原始模型的干扰项是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因为差分后的干扰项必然会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所以需要重点检验差分后方程的残差是否存在二阶或者更高阶的序列相关。这里，笔者选择进行Arellano-Bond serial Correlation Test（即AR（1）检验和AR（2）检验），其中原假设H0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AR（1）的P值小于0.05，AR（2）的P值大于0.05）。过度识别检验通过Sargan检验完成，主要是用来判断工具变量的使用是否合理。Sargan检验的原假设H0为过度识别限制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有效（P值大于0.05）。
以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货币供应量增速M2R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不良贷款率一阶滞后项显著为正，表明风险具有滞后效应，前一期风险会延续到下一期（见表3）。
表5 模型检验结果
2.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选取贷款拨备率LPR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6中可以看出，当以贷款拨备率为被解释变量时，存款基准利率RD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贷款拨备率与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当央行采取提高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货币政策时，会使贷款结余降低或损失准备计提增加，这都显示了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下降。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在以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时，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从表6中可以看到，除了少数系数不显著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由于在宏观经济良好的情况下，银行业在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方面都要更强，导致风险程度的水平上升；而在宏观经济不好的情况下，银行经营策略会趋于保守降低风险承担的意愿。银行规模这一变量也较为显著，表明规模越大的银行对于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越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量并不显著，是由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近些年变化不明显，四大银行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同时四大银行由于体量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强。流动性比率这一指标并不显著，而盈利性指标ROE则较为显著，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对于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作用。资本充足率的系数均显著且为负，资本充足率则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手段，这表明银行杠杆越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
下午六点，阿强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阿强拿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阿强，我就是江城神偷，前两个回合我赢了，但是第三个回合我怎么也赢不了，我认输了，特将你的手机与金笔装在信封里放在你家门外，你开门拿回去吧。”说完就急急地挂了电话。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科技路进行全面改善与施工，全长为21.3km，此路段为双向四车道，这一市政工程开展施工以后会对道路与桥梁、给排水与电力、绿化等都造成影响，需要不断对相关市政管线加以完善，确保环境不受到污染，还要重新改造绿化隔离带。为了避免环境受到污染，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科技路市政工程采用绿色施工技术，避免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为市政工程提供更优质的施工环境，提高施工质量。
表6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在稳定性方面的检验结果
3.异质性检验。上文的实证结果已验证我国存在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随着银行资本监督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影响银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过程中，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银行在应对措施方面可能会有不同选择。笔者主要是在模型中构建货币政策与资本充足率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是否依赖于不同银行个体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5.风险转移效应。提高利率也可能引发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利率提高将引起存款利率上升，但又无法对等影响到贷款利率水平，这就会加重银行的资金成本，降低收益水平，银行等金融机构迫于经营压力和绩效考核，可能会放松信贷标准，加快发展高风险业务。
表7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1）
表8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2）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此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充足率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分析，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当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为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交叉项系数的符号和货币政策系数的符号相反，而且主要是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依赖于资本充足率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就越强烈。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能够体现出银行对监管要求的接受水平，所以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会积极主动地面对监管，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和控制。
次贷危机之后，国内学者也逐步将研究方向聚焦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理论机制的分析多基于我国国情，实证研究选取的指标有所侧重，且愈发关注货币政策传导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张雪兰、何德旭（2012）梳理了货币政策立场和银行风险承担在传导路径与作用机理的关联，并通过对我国2000—2010年经济金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方面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受到市场结构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影响。徐明东、陈学彬（2012）在1998—2010年微观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认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在风险承担方面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越低，而且在扩张新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要高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方意、赵胜民和谢晓闻（2012）利用面板数据总结出货币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的问题，认为资本充足率对风险转移效应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及资本监管态势
（一）巴塞尔协议监管理念
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对银行的资本构成、资本充足率以及流动性等方面加大了监管要求，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商业银行的稳定发展影响深远。国际普遍认同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较低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协议通过提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要求，可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应对损失的能力。
我国银监会于2012年颁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明确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6%、8%。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同时，对此后各个年度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作出相应规定，以强化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我国商业银行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如表9所示。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分析
根据我国银行业2010—2018年的货币政策思路，结合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的变动趋势，可以将我国货币政策管理进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0—2011年，稳步调整阶段。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思路主要为修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政策表述中提到要“逐步引导货币条件从反危机状态向常态水平回归”，2010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2011年在方向上转为稳健货币政策。可以说，货币政策在这两年处于消化调整阶段，面对通胀压力不断引导货币条件回归常态水平。商业银行不良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因时间错配影响不良率显现滞后，至2012年商业银行不良率创下了8年以来的最低值，资本充足率呈现上升态势。
表9 我国商业银行过渡期内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二阶段：2012—2015年，稳健偏宽松阶段。这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同时我国利率市场化正逐步推进，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总体思路是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通过预调微调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支撑，因此前后多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开放更多货币工具灵活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动性，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强，反映在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则是不良率的持续大幅攀升，风险容忍度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滞涨甚至部分年份出现回落。
第三阶段：2016—2018年，稳健偏审慎阶段。经过2010—2015年货币政策的不断微调，至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正式步入转型发展时期。供给侧改革及绿色经济发展成为主题，经济增幅的稳定发展成为常态，货币政策及时顺应这种变化，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这一阶段货币政策总体偏向审慎，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商业银行此间的不良率总体稳定，但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我国正大力推进金融领域的监管整顿，商业银行的业务风险主动暴露，理财业务、表外资产以及各种资金通道受到重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不良率并未呈现大幅攀升，审慎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表10列示了我国商业银行2010—2018年资本充足率及不良率数据。
表10 我国商业银行2010—2018年资本充足率及不良率（%）
四、结论及建议
笔者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对我国已上市的26家商业银行2004—2016年的信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存在的，两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竞争结构以及银行个体特征，如资产收益水平、流动性水平、投入产出效率，尤其是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进程及资本监管态势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在当前从严监管的背景下，资产质量更加透明真实，加之监管考核时点临近，这对银行的资本管理水平提出更高挑战。必要的资本充足要求是防风险的底线，健全资本充足评估及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长效多渠道的资本补充渠道从而不断完善银行的风险防控体系是强监管、防风险宏观背景下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考核。
北塘热电厂供热管网南干线天碱中继泵站坐落于滨海新区核心区德尚道以南，总建筑面积4920m2。整个工程由泵房、附属用房及办公楼3部分组成。其中，泵房结构形式为单层门式刚架结构，附属用房及办公楼均为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其中，北侧为泵房部分（D～G轴），南侧为附属用房部分（A～C轴），东侧为办公楼部分（10～12轴）。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对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提出了现实要求，既要注意保持货币规模、利率水平等变量的相对稳定，又要有序引导市场理性预期，发挥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对投资意愿和信贷规模的潜在作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确保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3）基于BIM模型，结合GIS、移动互联和人体工程学等专业技术，可以融合各种专业数据，实现图形化和数字化的运维管理汇报展示；
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两者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具有动态复杂的传导过程，对此的研究和关注有助于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保障微观机构的稳健运行。适时调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建立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把握好政策调控的节奏、力度和工具组合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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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nk Risk-taking Channel of Our Country's Monetary Policy Con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ro-prudential
Guo Tianyong，He Yalan
（School of Finance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non-equilibrium dynamic panel system GMM model，this article procee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data of 26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2004-2016.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the bank risk-taking channelin the processofthe monetary policytransmissio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resenta significant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at the same time subjec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industry structure and bank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such as asset income level，liquidity ratios，input and output efficiency，etc.，espec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adequacy ratio，commercial banks of differentcapital adequacy ratio have different reaction to monetary policy changes.We should improve the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and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timely adjust and improve the macro-prudential policy，establish stricter macro-prudential assessment system，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and increase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bank risk-taking，macro-prudence，capital adequacy ratio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19）02-0029-08
收稿日期： 2018-08-25
作者简介： 郭田勇（1968-），男，山东烟台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银行业经营管理及金融监管等；贺雅兰（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银行业经营管理及金融监管等。
责任编辑：李金霞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银行风险承担论文; 宏观审慎论文; 资本充足率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