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看未来国际大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形势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乱”字当头，这与“9·11事件”以后10年来、甚至与冷战结束20多年来的任何一年都大同小异。从日本福岛核灾难到欧债危机；从美国“战略东移”到俄罗斯搞“欧亚联盟”计划、年末因选举引起动荡；以及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危机到本·拉丹与卡扎菲毙命；从“阿拉伯之春”高潮迭起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世界扩散；从英国伦敦骚乱、年末公务员大罢工和挪威恐怖事件到伊朗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和北约战机袭击巴基斯坦边防检查站；从南海风云骤紧到美国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军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等等，无不反映2011年世界“乱象”有增无减。但是，2011年的“乱”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乱”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2011年的世界之“乱”能映射出未来5-10年的国际大趋势。
一、西方“整体性下沉”成为国际政治现实
“非西方崛起”是近年流行的一个国际政治话题，而西方“下沉”则是一个更为久远的话题。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曾集中论述过西方“下沉”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西方“下沉”论，称西方社会“越来越陷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走火入魔”地在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①然而，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他们的西方“下沉”论都是一种哲学语言和哲学判断，而不是现实国际政治判断。但在2011年，西方“下沉”与“非西方崛起”同时成为一种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现实。
2011年，非西方世界除阿拉伯国家陷入“阿拉伯之春”的“噩梦”外，总体形势是以稳定与发展为主。如一向被认为最不发达的非洲“阳光灿烂”，IMF甚至预估其2011年仍能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②拉美和亚太地区总体上平安无事；一向以动荡和战乱著称的高加索、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相对稳定；近十年来一直被热炒的朝鲜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也未成为2011年国际政治的主要话题。相反，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洋洋自得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与“大失序”。
2011年西方世界的动荡与“失序”有三大特点。一是广度前所未有。西方世界在地理上主要分为美、欧、日三大板块。战后60多年来，西方国家虽然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大体上却是美、欧、日三大板块轮流“值班”，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板块总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西方世界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政治同时“下沉”的局面。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债务“封顶”，一度面临“关张”危机，其主权信用评级也遭遇下调；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甚至开始殃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使欧元和欧元区“崩溃论”成为时下欧美报刊的流行话语③；日本则备受震灾、海啸加核灾的打击，一筹莫展，2011年其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数。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西方危机论”、“美欧下沉论”由此充斥西方世界，成为2011年西方媒体的一大关键词。④
二是动荡与“失序”的深刻性前所未有。目前西方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现。英国伦敦骚乱和公务员大罢工、挪威恐怖案、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说明西方世界不仅经济陷入困境，在政治、社会层面也出现不稳定。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例如，冷战后曾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美国模式，将其与“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⑤对于福山的思想变化，有西方学者甚至不无讽刺地评论说，“历史”不是像冷战刚结束时福山所宣称的已经“终结”，而是“刚刚开始”。⑥
三是西方世界整体动荡、“失序”、“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靠局部政策调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与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等要素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总人口不到世界1/6，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4，却长期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3/4左右，目前仍占60%左右，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美国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不应超过16%-18%、英国经济总量所占世界份额不应超过3%-4%。⑦由此推之，整个西方世界依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所占世界份额应在世界经济总量的30%-40%之间，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可持续的。在西方经济份额所占世界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将始终处在“小马拉大车”状态，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同时也具有历史正当性和政治正义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估计，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美国经济即使不出现大的失误，也只能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
美欧日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会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和“民主危机”，⑧进而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一向引以为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一两代人之内，经济低迷和政治、社会动荡将逐步成为西方常态，并可能使世界经济在抵迷中挣扎，进而引起政治混乱和国际动荡以及国际关系调整。
二、美国加紧“战略东移”，亚太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明朗化
2011年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反而相对加快。2011年12月3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2011年美国与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7%、1.6%，日本为-0.5%，而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虽然增长率有所下滑，但仍在较高位运行，较之西方的增长速度优势甚至在增大。如中国2011年增长率仍可达9.2%、印度可达7.9%，皆分别比美欧日高出6-7个百分点左右。中国2011年与日本的相对增长率差距甚至达到近10个百分点。⑨以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差、经济差距大大缩小的累积影响及其大趋势，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由大西洋沿岸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并在战略上直接导致美国从世界其他战略区收缩，加紧“战略东移”，引发亚太以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以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当前这场欧债和欧元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和地缘政治地位进一步下滑。相反，亚太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发展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日趋上升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所谓“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现实。
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印尼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数超过世界一半。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单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1个亚太成员国的GDP总量就占世界同比的54%、其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同比的44%，⑩亚太年均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更为全球各大区域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美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上不属于亚太的“亚太边缘国家”均开始找理由“变脸”、“变身”，谋求亚太身份，这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亚太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目前亚太已经集中了世界经济前三强(中、美、日)、世界前四个人口大国(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六个有核国(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十支最强大军队中的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韩)、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中、美、俄)等。未来世界是和平还是战争？抑或是繁荣稳定还是动荡贫困？将取决于主要大国在亚太的竞争与合作态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美国加紧从大中东收缩，以便贯彻已经搁置了10多年的“战略东移”计划，包括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全面撤军、对利比亚战争采取“半参与”姿态，把战争责任丢给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等等。
为贯彻“战略东移”，美国一是一再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渲染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奥巴马2011年11月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希拉里10月份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都有这样的意图。(11)奥巴马甚至一再标榜自己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12)这表明为适应亚太崛起并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大趋势，美国正在从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或者说“两洋国家”加紧“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以期获得“领导”亚太的合法身份。(13)二是在军事上“抢位”。尽管美国因财政紧缩不得不裁减军费、军备，但美军政要员仍一再宣示，即使美国裁减军备、军费，美国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力量也不会裁减。(14)在行动上，当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和欧洲采取收缩政策、着手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并计划从阿富汗撤军时，美在亚太的“前沿部署”确实在进一步加强。例如，美加紧打造关岛基地，与日本协调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推迟韩国战时指挥权的移交日期，尤其是在财政预算吃紧、军费裁减的背景下另铺战线，派兵进驻紧靠南海南出口的澳大利亚达尔文港，(15)以及频频与日、韩、澳及东南亚国家举行大规模军演，美国海军舰艇频频进出亚洲近海岸各航线，等等。三是外交上，美国采取“对冲”战略，既为维持中美一定程度的合作预留一定的空间，又精心布置牵制、延缓中国崛起的亚太外交网络，包括加紧构建对抗上合组织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TPP，在东亚峰会、APEC峰会及美与东盟国家会议等多边场合制造“航海自由”、南海问题“和平解决”、“国际法解决”、“多边解决”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制造亚太局势的“适度紧张”，拉拢亚太各国。(16)在双边外交领域，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贝内塔防长等在内的美国政要，频频出访韩、日、菲及印尼等亚太重要国家，促其更加靠拢美国。(17)2011年12月初，希拉里还出人意料地出访被美国认为是典型“失败国家”的缅甸，这被认为美国要在中国的后院“打楔子”。(18)
亚太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大国，可先成长为亚太大国；要想主导世界事务，可先追求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即是说，中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为亚太大国。由于中国地理上处在亚太地缘政治中心位置，是一种“内线”态势，拥有天时地利，中国先集中经营亚太，成长为亚太大国，较之直接向世界大国迈进要有把握得多。但另一方面，亚太崛起加快及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使亚太成了世界“聚宝盆”和大国搞地缘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场，因而使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和更严峻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加紧“战略东移”，印度不但“向东看”，而且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开始了“向东挺进”(Act East)，(19)以及俄罗斯搞“欧亚联盟”，(20)皆是亚太地缘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的刺激因素，也是其具体表现。在亚太内部，一些地区重要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也有意借助美印等势力，促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缅甸问题及钓鱼岛问题等，以阻止中国地缘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威望的提升，延缓、牵制中国崛起进程。
三、“多极化”出现变数，世界趋向“G-2”化
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称世界存在“五大力量极”以来，世界一直盛行“多极化”说。中国战略界、学界以至民间尤其盛行“多极论”，积极推进“多极化”甚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政策依据。然而，2011年的国际战略变局表明，“多极化”势头弱化、动力不足，其历史使命已接近尾声，尼克松提出的“五极世界论”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战略概念。
首先，日本作为尼克松“五极世界”中的一极，已经开始淡出大国圈子，向“中等强国”位置下滑。经济上，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度有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发展势头。但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继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现在又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日本总人口不到世界2%，国土面积不到世界0.3%，却依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近10%。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逻辑，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还必须继续下调，可能需要调整到世界经济份额的5%左右甚至更低时，才有可能恢复健康增长。换言之，日本经济不但会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失去的十年”。现在日本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替代。下一步，其世界“老三”的地位还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抢走。不仅如此，日本过去一向自诩其企业管理制度先进，尤其是技术领先世界。此次福岛核危机以及对震灾、海啸救援不力，彻底暴露了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术上的“花拳绣腿”，其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跌至低谷。
其次，欧盟之所以成为尼克松“五极世界论”中的一极，一是基于欧洲一体化，二是基于一个一体化欧洲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聚合”能量。然而，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欧洲经济也一直不景气，2011年突然加重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实力弱点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伦敦骚乱及年末英国公务员大罢工、挪威突发的超级恐怖事件及比利时暴力事件等，使欧洲人对其一向引以自豪的“福利国家”、“大众参与”和政治社会稳定等所谓“后现代性”也开始产生怀疑。欧债危机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欧洲各国对利比亚战事各怀一心，对援救债务危机国家立场各异，更使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不妙。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欧元失败，欧洲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只能沦落为一群世界“中等强国”，欧盟这一极也有淡出大国圈子的可能。
俄罗斯虽然提出了“欧亚联盟”计划，企图重新恢复“不叫苏联的苏联”，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是，俄要实现这一计划却是千难万难。(21)一是人口“魔咒”。俄现有1.4亿多人口，这是其21世纪保持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一个硬条件。但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人口一直呈递减势头。1993年，俄还有1.486亿人，而到了2010年，已缩减为1.419亿，每年减少数十万人。(22)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亿以下。人口缩减又必然要影响其经济和军事能力，如其劳动人口有可能从目前世界占比2.4%降至2025年的1.6%。(23)二是资源“魔咒”。俄罗斯资源丰富，近年俄能抗住世界经济危机，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能源出口及其价格上扬。但俄经济成长也因此而主要依赖出售资源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换言之，俄已深陷“资源咒诅”困境。三是安全“魔咒”。俄罗斯传统上只擅长使用硬力量，不擅长使用软力量，更不擅长使用巧力量。俄一旦经济成长，手上有了钱，通常就迫不及待地耀武扬威，容易引起其与美、欧、日等关系紧张及国力、资源的无谓损耗。四是专制“魔咒”。俄罗斯有100多个民族、分散在1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彼此差异极大。领导这样一个庞杂的多民族国家并推进现代化，需要专制类的“鞭子”，因而俄在政治上不适合搞西方民主制。俄当初能变成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依赖于沙皇的“鞭子”和斯大林的“鞭子”。普京也想举起“鞭子”，但现在的俄罗斯既搞不了民主，也不会接受“鞭子”政策。2011年年末“统俄党”在俄大选中小受挫折以及围绕选举过程是否有“舞弊”行为而出现的对立双方的大游行，反映了俄民众对未来普京重任总统及可能恢复“鞭子”政策的一种矛盾心态。(24)总之，俄沿实力下降方向演变的基本趋势不易改变，其总方向也是向中等强国转化。
此外，在日、欧、俄等“五极世界”中的重要力量极向“中等强国”沉沦的同时，印尼、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伊朗、加拿大、巴西等一批真正的中等强国正在加速崛起。其结果是，未来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世界将向中等强国、地区强国林立的方向演化，加之区域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将出现革命性改组，多极化势头将更加弱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虽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继续维持相当长的时段。即使美国失去“唯一”头衔和世界头号经济体地位，它也还将长时间维持一流世界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以及维持相应的国际影响力。(25)这是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较之美国虽然存在很大的实力差距，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中国较之那些中等强国以及向中等强国沉沦的俄、日、欧等又是“鹤立鸡群”。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制造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而到2011年末、最迟在2012年，中国又可能增加外贸总额世界第一头衔。由于中国具有13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和出色的工程建设能力，今后10年中国仍有能力、有机会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美、欧、日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降为年均2%以下，中国不但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拉大与欧、日的经济总量差距，还将追平美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权势将持续上升。虽然中国不喜欢“G-2”说，但客观上，国际格局确实在向“G-2”方向调整。中美两个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再加上一大批区域化组织，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演变方向。由于这些“中等强国”在数量上基本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平分秋色，未来国际政治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上取决于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变。
统而言之，未来国际格局不论如何演变，用传统的所谓“单极论”、“两极论”或“多极论”，都难以作出合理解释。
四、“战争与和平”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主题的潜在危险性增大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永恒不变的国际政治话题，近代以来的500年间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相信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已经远去，“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冷战后二十多年来，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合作安全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现实的作用下，人们更相信大国关系已经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期，大国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人们也相信这些都是局部战争，不会上升为大国战争或体系战争，更不会与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关联。
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最后根源是经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原理，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温习。在当前西方整体性、结构性“下沉”，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际地缘政治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国际结构转换时期，尤其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加速问鼎世界“老大”地位、处于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战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及西方如何反应？是“和平”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还是对中国搞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用武力阻止中国崛起？答案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奥巴马等美国要人多次表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美国也将“接受”，但也要看到，当美国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过，失去其历时百余年之久的世界经济“龙头老大”地位，进而失去其垄断性的国际主导权之际，美国人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震撼。在此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国舆情转向、一些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操纵政策与战略、滥用美国依然超强的综合实力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超强军事能力，以武力阻止中国崛起、以期解除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困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领导层、精英层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网民、“愤青”，都热望中国能和平崛起、实现复兴中华的百年强国梦，但也不能排除某些“体制外精英”、个人野心家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操纵某些已形成产业链、利益链的媒体、网络和网民、“愤青”，甚至操纵政策与战略，违背“韬光养晦”战略原则和外交哲学，逞口舌之利，求一时情绪之发泄，惹事生非，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形象，进而激化国际矛盾的可能性。总之，虽然中国在加速崛起，世界开始从“多极化”轨道向“G-2”化轨道演变，但中美“G-2”关系是长期“和平合作、合理竞争”模式还是冲突模式，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世界从“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向“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2011年以来美国加紧从大中东地区收缩战线，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战略力量，尤其是加紧贯彻“战略东移”，包括奥巴马出访东亚三国、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示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帕内塔有关南海问题的表态、美军象征性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等，都是值得警惕的新动向。美国兰德公司等有复杂背景的智库及其学者接连推出有关中美战略冲突引爆点的研究报告，究竟是反映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在借“中国崛起威胁论”、“中美必战论”阻止美国政府因财政困难而裁减美国国防开支，还是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在研究针对中国的“战争危机点”和“战场选择”？这很值得关注。兰德公司及美国一些其他有影响的智库在其有关研究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列为中美危机的可能引爆点，这尤其需要我们多加关注。
无论如何，今后5-10年，中国能否像此前30年那样具有“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竞争、如何合作，如何“合理冲突”？不但考验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国的战略智慧，也将对亚太以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要趋利避害，继续为和平崛起“塑造”环境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三大板块同时“下沉”，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经济增速及贸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战略上，中国的军事安全与战略压力有所增大，与1950年、1962年、1969年或1989年、1999年等重要年份相比，中国的战略环境更复杂，战略压力源更不确定、更难预测。如湄公河船工遇害、利比亚大撤侨、缅甸密松水电站合同遇到麻烦等，都在预料之外。
然而，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也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而且利的一面可能大于不利的一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使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欧、日经济下降幅度更大，中国经济相对于美、政、日的相对增速仍保持6个以上的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益反而有所增大。二是由于美、欧、日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政治社会动荡，西方经济政治模式开始遭遇包括西方国家自己在内的批评、批判，“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一定的国际肯定，中国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将有所减弱。三是中国的国际权势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国际回旋余地增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虽然提出美国要继续“领导”亚太，并有重新组合其盟友“对冲”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希拉里也有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意图。文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表述大大超过美与日、印、澳、韩及东盟关系表述之和即为佐证。(26)目前美国来势汹汹的“战略东移”活动，其本质是以攻为守，是要固守其战后以来在亚太获取的优势，防止被从崛起的亚太“挤”出去，这与进攻性的“攻城略地”不同。对这一点，可从约瑟夫·奈的相关观点中得到解答。(27)
在此复杂形势下，中国尤其要看清国际大趋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积极“塑造”战略环境，以保障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具体而言，尽管今后5-10年中国面临的战略难题千头万绪，然而，最关键的战略课题，一是在战略全局如何处理好与美国这个世界“老大”的关系，二是如何确立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主导权，三是如何解决好传统的军事安全保障问题，而这三大战略课题都与美国及中美关系有直接关联。
首先，在战略全局，要继续运用战略智慧和“巧力量”处理好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现在，中国处在经济总量紧逼美国并有可能在短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位置上。大致可以认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可期时间点。(28)因此，今后5-10年，中美关系将如同在马拉松赛跑道上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前两名选手争夺冠亚军一样。美国针对中国竞争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种选择：按规则要求，全力猛跑，把中国甩在后面。奥巴马刚上台时宣布出口“倍增”计划、发誓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提高美国竞争力等，表明美当时还有按规则竞争，“决不当世界老二”的雄心。现在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及体制弱点暴露无遗，似乎已经丧失做第一种选择的雄心。第二种选择：确认竞争实力不及中国，但仍按规则要求，规规矩矩地接受失去冠军地位的现实。奥巴马政府要员有时表态，如果中国能和平崛起，美国将接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现实，表明美国做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对美国将是很痛苦、很艰难的选择。第三种选择：就是在最后关头违背竞赛规则，即如同一些美国“鹰派”人物所主张的那样，利用美国现在仍然掌握在手的联盟优势，遏制中国崛起，甚至不惜运用其军事、技术优势，打一场先发制人的全面战争，用武力阻止中国战略崛起。这种极端危险的可能性虽然不大，却始终不能排除。而且，随着中国与美国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做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中国要力争美国接受第二种选择或第一种选择，警惕、力阻美国做第三种选择。这就要求中国在战略上谦虚谨慎，继续努力推进、扩大中美在双边及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关系、限制冲突面，在不可避免的竞争领域按规则竞争、“合理冲撞”，尤其不对美国目前遭遇的困境幸灾乐祸，也不蓄意利用美国的困境从中渔利，更不搞落井下石那一套。中国尤其要弄清美国的战略“红线”，尽可能不触及其“合理的根本利益”，不刺激这头“受了伤的猛虎”。
其次，玩好“重点经营亚太”这盘棋，在经营亚太过程中尤其注意处理好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因亚太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路径是首先成长为亚太大国，因此经营亚太无疑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战略关键。但是，美国在亚太也有关键的战略利益，经营亚太不仅涉及中国与亚太各国的关系，也考验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美国在亚太有传统的影响力和一定的战略优势，包括冷战时期确立的同盟体系和军事优势。奥巴马政府推出TPP、摆足姿态“不削减”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在中国与亚太国家之间搞战略“对冲”，明显是为了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利益和“基本盘”。中国在亚太有地处亚太中心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日益上升并已成为多数亚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亚太各国普遍希望搭乘中国崛起的经济“快车”，以“东盟+N”为基础的东亚一体化也有了一定进展。但中国也有劣势，包括军力不及美国、亚太不少国家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一些国家还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等。不管中国主观意图如何善良，中国崛起本身，包括替代美国成为亚太主要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客观上都意味着“权势的转移”和亚太现状在变化。简言之，按西方现实主义思维，美国在亚太是“现状”国家，中国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29)考虑到这些背景，中国在经营亚太过程中要稳扎稳打，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等待瓜熟蒂落、避免急于求成。战略上仍应经贸先行，尤其要避免因战略失当把亚太主要国家推到美国一边，或者因亚太传统格局调整太快而使美国采取僵硬的敌对立场，防止在亚太酿成战略危机点。今后5-10年，“亚太变—中美稳—世界稳”应是中国应对亚太地缘政治变局的基本目标与路线图。
第三，军事上要“知其雄而守其雌”，做好两手准备，要适当增强应对毁灭性战争的技术手段、自卫能力和精神准备。尽管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和取代美国世界经济“老大”地位的前景，做前述第一和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最大，但其做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始终不能排除，中国不能不有所警惕。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安全问题上，不能允许有丝毫的侥幸心理。尤其要提及的是，核威慑对保护国家战略安全虽然作用很大，但对之不能形成绝对依赖。从战略史看，任何一种进攻性武器，都能找到克制它的命门，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也应有克制办法。如今核武器已问世半个多世纪，美国也一直在探索克制核武器破坏力和打赢核战争的技术能力。由于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不透明”，其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目前不得而知，因而不能完全排除美国“鹰派”置核威慑力于不顾而搞军事冒险的可能性。
注释：
①[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
②"Africa rising",The Economist,December 3,2011,p.13; Lagos,"The sun shines bright",The Economist,December 3,2011,pp.76-77.
③Willem Buiter,"The terrible consequences of a eurozone collaps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8,2011; Martin Wolf,"Merkozy failed to save the eurozon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7,2011.
④Max Hastings,"The west's crisis of honest leaders",Financial Times,August 16,2011; Gideon Rachman,"America and Europe sinking together",Financial Times,July 5,2011.
⑤Francis Fukuyama,"Democracy in America has less than ever to teach Chin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8,2011; Francis Fukuyama,"Oh for a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Financial Times,November,23,2011.
⑥Andrew Bast,"The Beginning of History",Newsweek,April 18,2011,pp.41-45.
⑦[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0页。
⑧Paul Krugman,"Depression 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3,2011.
⑨"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The Economist,December 3,2011,p.100.
⑩Staff Writer,"Obama to Emphasize U.S.Role Across the Pacific Rim",Washington File,November 10,2011,p.3.
(11)Staff Writer,"Obama to Emphasize U.S.Role Across the Pacific Rim",Washington File,November 10,2011,p.2; Washington File,October 27,2011,p.3.
(12)"We're back:America in the Asia-Pacific",The Economist,November 19,2011,p.27.
(13)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2011,pp.57-58.
(14)Tom Donilon,"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8,2011.
(15)Juliankerr,"Obama,Gillard announce USMC presence in northern Australia",Jane's Defence Weekly,November 23,2011,p.17.
(16)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2011,pp.57-58.
(17)"We're back:America in the Asia-Pacific",The Economist,November 19,2011,p.27.
(18)"A new Great Game?" The Economist,December 3,2011,pp.33-34.
(19)"State's Burns at World Affairs Councils on U.S.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File,November 7,2011,p.32.
(20)"Putin his place",The Economist,November 19,2011,p.50.
(21)李新：“普京欧亚联盟设想：背景、目标及其可能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4-10页。
(22)Nicholas Eberstadt,"The Dying Bear",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97.
(23)Nicholas Eberstadt,"The Dying Bear",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105.
(24)Andrew E.Kramer and David M.Herszenhorn,"Putin feels the bite of the class that flourishe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3,2011.
(25)Gideon Rachman,"America must manage its decline",Financial Times,October 18,2011.
(26)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2011,pp.56-63.
(27)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0,p.3.
(28)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点，有“现在”说、2016年说、2020年说、2027年说、2030年说等多种评估结论，本文认为以2020年说可信度最大。参阅：Martin Wolf,"When the renminbi rules the world",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11; Joseph M.parent and Paul K.MacDonald,"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36; "Special Report:China's Economy Could Overtake America Within Decade",The Economist,September 24,2011,p.5; Arvind Subramanian,"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Setember/October,2011,pp.67-69.
(29)[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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