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刎颈鸳鸯会》是话本而非鼓子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而非论文,鸳鸯论文,鼓子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郑振铎先生因为《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其每入歌唱处亦必曰：‘奉劳歌伴’也正和《蝶恋花》相同”，于是推测《刎颈鸳鸯会》“殆也是一篇鼓子词吧”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经过叶德均先生进一步论证：“它虽然和赵令畤的作品用文言的有差异，但两者都是作为讲说之用的。韵文是〔商调醋葫芦〕十首。第一首前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以后九首也有：‘奉劳歌伴，再和前声’。这证明它确是鼓子词一类”（《宋元明讲唱文学》）。孙楷第先生也认为《刎颈鸳鸯会》是鼓子词（《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于是在这之后的音乐史、曲艺史、文学史著作中，不少学者认为《刎颈鸳鸯会》是鼓子词作品或起码具有鼓子词的体例（注：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版）第十四章“艺术户歌曲和说唱音乐的发展”，“另有一篇《刎颈鸳鸯会》，也是鼓子词”。倪钟之《中国曲艺史》（199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第四章“古代曲艺的繁荣”，“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民间按原来形式演唱的鼓子词也仍在流行着，其证明就是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保留的《刎颈鸳鸯会》”。）。
但是我认为《刎颈鸳鸯会》是话本而非鼓子词。
话本和鼓子词是体制根本不同的说唱形式。在宋代，话本是市民阶层的具有商业性质的说唱，鼓子词则基本上是士大夫宴筵聚会上的自娱性质的词歌。话本的主体是散说，虽然它也有唱的部分，但唱的部分只是陪衬、烘托、调剂：其主体是话，是故事，因此被人称作是“话本”。鼓子词是词的一种特殊演唱方式，尽管它也有散说部分，个别的像赵德麟《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还夹唱夹说，说的成份所占比例很大，但其主体仍是词，是以抒情为主的，因此被人称做“鼓子词”。
《刎颈鸳鸯会》具有话本小说的一切特征。首先，它具有话本小说的“入话”，如其开端明确标出：
入话：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终拟约秦楼。
光阴负我难相偶，情绪牵人不自由。
遥夜定怜香蔽膝，闷时应弄玉搔头。
樱桃花谢梨花发，肠断青春两处愁。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右诗、词各一首，单说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慧远曰：“顺觉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
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且说个临淮武公业于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弱不胜绮罗。善秦声，好诗弄笔，公业甚嬖之。比邻乃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缨之族。其子赵象，端秀有文学。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而神气俱丧，废食思之。遂厚赂公业之阍人，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后为赂所动，令妻伺非烟闻处，具言象意。非烟闻之，但含笑而不答。阍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如，乃取薛涛笺题一绝于上。诗曰：
绿暗红稀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写讫，密缄之，祈阍媪达于非烟。非烟读毕，吁嗟良久，向媪而言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当之。尝嫌武生粗悍，非青云器也。”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诗曰：
画檐春燕须知宿，兰浦双鸳肯独飞？
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付阍媪，会遗象。象启缄，喜曰：“吾事谐矣。”但静室焚香，时时虔祷以候。越数日，将夕，阍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非烟语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谓良时。妾家后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逾约好，专望来仪，方可候晤。”语罢，既曛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非烟艳妆盛服。迎入室中，相携就寝，尽缱绻之意焉。及晓，象执非烟手曰：“接倾城之貌，挹稀世之人。已誓幽明，永奉劝狎。”言讫潜归。兹后，不盈旬日，常得一期于后庭矣。展幽彻之思，罄宿昔之情。以为鬼鸟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周岁。无何，非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勿扬声。我当自察之。”后常至直日，乃密陈状请暇，迨夜如常入直。遂潜伏里门。俟暮鼓既作，蹑足而回。循墙至后庭，见非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象觉，跳出。公业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诘之。非烟色动，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非烟但云生则相亲，死亦无恨，遂饮杯水而绝。象乃变服易名，远窜于江湖间，稍避其锋焉。可怜：雨散云消，花残月缺。
且如赵象知几识务，事脱虎口，免遭毒手，可谓善悔过者也。于今又有个不识窍的小二哥，也与个妇人私通，日日贪欢，朝朝迷恋，后惹出一场祸来，尸横刀下，命赴阴间。致母不得侍，妻不得顾，子号寒于严冬，女啼饥于永昼。静而思之，着何来由！况这妇人不害了你一条性命了！真个：蛾眉本是婵娟刃，杀尽风流世上人。权做个笑耍头回。……
笑耍头回是话本所独有的体制而为鼓子词所无。
话本的入话是由说话伎艺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伎艺人说话时，听众到场有先后早晚，说话人为了使先到场的听众不至于寂寞，后到场的听众不至于耽误了听正文，有意在正话之前先说一些有关的闲话，它们或是诗词，或是相关的故事。其作用是等待听众聚齐，安定场面上的气氛。而鼓子词则由于是士大夫阶层小型宴筵聚会的自娱，听众有较高修养，聚会时间也较准时，因此它不需要一般说唱伎艺所具有的入话形式。尽管有时在某些鼓子词前，如欧阳修《西湖念语》、赵德麟《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王庭圭《上元鼓子词并口号》等有散说的成份，但都很简短，数行即尽。既没有以故事引出故事的形式，也没有如《刎颈鸳鸯会》那样以诗词各一首开端。它们的主旨只是说明鼓子词创作的缘起，类似于序言、致语性质，其功能同话本中的入话根本不一样。
其次，《刎颈鸳鸯会》叙事的主体是白话散文，在叙述方式和语言上也是话本式的。它夹叙夹议，采用了纯客观的描叙评说方式，说话人在讲述故事中可以随时中断情节，站出来直接对某个事物进行诠释，或对某种事态进行评论。如入话结束，进入正文是：“说话的，你道这妇人住居何处，姓谁名谁？元来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落乡村中一个姓蒋的生的女儿，小字淑珍，生得甚是标致……。”而叙蒋淑珍与朱秉中的奸情则是：“薄晚，秉中张个眼慢，钻进妇家就便上楼。本妇灯也不看，解衣相抱，曲尽于飞。然本妇平生相接数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奥处！自经此合，身酥骨软，飘飘然其滋味不可胜言也。且朱秉中日常在花柳丛中打交，深谙十要之术。那十要？一要滥于撒镘，二要不算工夫，三要甜言美语，四要软款温柔，五要乜斜缠帐，六要施呈枪法，七要装声做哑，八要择友同行，九要串杖新鲜，十要一团和气。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也。再说秉中已回，张二哥又到，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见。”这种边讲边叙边评边议，说话人与作品中主人公保持相当距离的艺术表现形式，完全是宋元话本伎艺的家数。
鼓子词一般以词歌直接抒情议论，很少夹杂散文。词前的散说部分用的也是古文，像欧阳修、王庭圭、李子正的作品都是如此。特殊者如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属叙事鼓子词，韵散相间，然而其散文部分于传奇旧篇《莺莺传》“或全摭其文，或只取其意”，其创作目的是使《莺莺传》“播之声乐，形之管弦”，是为了唱的。其中承担议论抒情的主体是曲词，其重心在唱上。散文的功能仅在于转录引叙，联缀曲词。
尤其重要的是，鼓子词是官僚士大夫筵宴上的伎艺，它所表现的内容、情调、修辞、美学风格都是文人的，优美雅正，富于室内乐的色彩。而话本则是市井瓦舍中的说唱伎艺，它的说唱对象是市民，它所表现的故事内容是市民喜闻乐见的，而其情调和语言的纵恣、泼辣，也是市民的。像《刎颈鸳鸯会》中不仅散说部分的“绮罗筵上依旧两个新人，锦绣衾中各出一般旧物”为鼓子词所不可能有，即使其【商调醋葫芦】的“美温温颜面肥，光油油鬓发长，他半生花酒肆颠狂，对人前扯拽都是谎，全无有风云气象，一谜里窃玉与偷香”也充满蒜酷气而为鼓子词所不可能有。
话本由于是说唱艺人说话的文本形式，其编撰者也往往是书会才人，因此其中的套话俗话比比皆是。作者在借用时毫不掩饰，略无愧色。听众读者也视为当然，了不为怪。如《刎颈鸳鸯会》中“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即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卓田的【眼儿媚】。而鼓子词是文人为某个聚会所做的新词，要自出机杼，讲求尖新，绝少抄袭借用的套话俗语。
鼓子词无论采用什么词调，在同一鼓子词中从不杂用其它词调。欧阳修的《西湖念语》用13首【采桑子】，《十二月鼓子词》用12首【渔家傲】。赵德麟《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用12首【商调蝶恋花】，王庭圭《上元鼓子词》用2首【点绛唇】， 李子正咏梅《减兰十梅并序》用10首【减兰】。吕渭老《圣节鼓子词》用【点绛唇】2首， 张抡《鼓子词道情》10种各用10首【点绛唇】（咏春）、【阮郎归】（咏夏）、【醉落魄】（咏秋）、【西江月】（咏冬）、【踏莎行】（山居）、【朝中措】（渔父）、【菩萨蛮】（咏酒）、【诉衷情】（咏闲）、【减字木兰花】（修养）、【蝶恋花】（神仙）。姚述尧《圣节鼓子词》用2首【减字木兰花】。侯寘的《金陵府会鼓子词》， 仅有一首，为【新荷叶】。
话本则可以杂用其它词调，像《简帖和尚》用【鹧鸪天】、【望江南】、【踏莎行】、【南乡子】。《西山一窟鬼》用【念奴娇】、【谒金门】、【品令】、【浣溪沙】、【柳梢青】、【虞美人】、【卷珠帘】、【减字木兰花】、【夜游宫】、【捣练子】、【滴滴金】、【蝶恋花】。像《刎颈鸳鸯会》虽然是连用10首【商调醋葫芦】，但首尾又分别采用了【眼儿媚】和【南乡子】词调。
《刎颈鸳鸯会》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其标题是“《刎颈鸳鸯会》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其末页称“新编小说《刎颈鸳鸯会》卷之终”。文本中称“在座看官要备细，请看叙大略，漫听秋山一本《刎颈鸳鸯会》”。称“本”，也明明白白标出它是话本而非鼓子词。另外，《清平山堂话本》就目前所见者，虽体例驳杂，收录有传奇文，但绝无鼓子词。
那么怎样解释《刎颈鸳鸯会》歌词之前的“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与《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中的完全相同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宋代说话本来是有说有唱的，正如叶德均先生所言“现在所见宋代小说的话本，是以词调为主的乐曲系讲唱文学”（《宋元明讲唱文学·乐曲系的讲唱文学》）。既然其中的乐曲是词调，那么它的演唱方式当然也就是词的了。既然是词的演唱方式，那么我想，不论其伴奏是用拍板、银字笙、银字筚篥，或用箫、琵琶，甚或是鼓，都有一个“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的指挥程式。“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是当时作为创作兼演出者指挥同伴们的习惯用语。鼓子词可以用，话本也可以用。至于是谁最早使用，是谁模仿谁，现在难以说清。但绝不能因为这么一个习惯用语的相同就混淆两种不同体制的说唱文学的界限。假如我们仅因为《刎颈鸳鸯会》中“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这段话便认同它是鼓子词，那么其荒谬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依据同样这一段话判定《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是话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