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研究热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热潮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4-0060-05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产生了以“银荒”为中心的货币危机，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显现。本来，银钱法定比价是一两纹银换制钱1000文。从顺治元年到嘉庆十二年(1644-1807)的164年间，银钱比价虽不能完全稳定在1000文上，但始终徘徊于1000文上下，波动幅度不大。而嘉庆十三年(1808)以后，银价开始激剧上涨，至鸦片战争前夕，某些地区的银钱比价已达到1600文。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六年，“南方银一两皆以两千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1](P237)。这在清朝货币史上可说是“历年所未有”。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零售和工资用钱，而商品批发和财税交纳用银，故银贵钱贱自然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吃亏，由此造成“小民重困”、“钱粮难纳”[2]的严重情形，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关于货币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朝野上下的热门话题。朝野人士纷纷议论，并且苦心焦思，筹划对策。
当时朝野人士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产生银贵钱贱的原因究竟何在？综合当时人士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1.偷铸小钱说。这里所说的“小钱”为钱质轻的制钱。早在嘉庆十七年(1812)，清仁宗谕：“朕闻江苏宝苏局近日所铸钱文，多搀和沙子，钱质薄脆，掷地即碎。外省设立钱局，鼓铸钱文，应遵照定式斤重以期久远流通。今该省钱质如此薄脆，自系经手官吏匠役等克扣铜斤，搀和沙子所致。事关钱法，不可不加以整顿。”[3](P7690)嘉庆二十五年(1820)，御史王家相奏称：“近日江苏宝苏局所铸官钱，铜少铅多，而官铜偷铸小样钱，每钱一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自苏松至浙江、江西，流通寖广，以致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4]（钱币七）此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制钱局私自克扣铜斤，偷铸小钱，致使钱值日轻，“银价日贵”，因而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2.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道光十八年(1838)，盛京将军宝兴奏称：“近年银价日昂，由于奸商所书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5]（卷3,P23）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在《钱法议》中也说：“今之钱贱，本非钱多，以上下皆便用银，富者又多藏银，银始不敷用。北人行使空票，南人多用洋钱，制钱不过供民间日用而已。银安得不贵？”[6](P527)此一派观点认为，由于钱票流行，致使制钱相对过剩，因而产生银贵钱贱的现象。
3.“生齿日繁、费用日广”说。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贺长龄。道光十八年(1838)，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奏陈《钱票有利无弊折》：“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日益繁，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兼之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积而见多，安得不贱？银则轻而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说，散而见少，安得不贵？”[5]（卷3,P23-24）贺长龄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并非是由于钱票盛行，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银的需求日益增长所致。
4.国家重银轻钱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西巡抚吴文鎔奏称：“今国家承平日久，合计有炉十四省，每岁卯额得钱一百十四万串有奇，流行百数十年以来，钱固已日见多矣。然使钱日多而银并未少，亦不至畸轻畸重之甚。无如耗银之端百出，银且日趋于少也。以日多之钱代日少之银，似属用之至便，不知用也者，通上下兼出入言之。只计出而不计入，则银之势偏于重而价仍昂，钱之势偏于轻而价仍低，价不平，用固不能通也。”[4]（钱币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御史刘良驹在《银钱画一章程折》中也说：“今之银贵由于钱贱，实由于用银太重，用钱太轻。我朝承平数百年，历代所铸之钱流行宇内，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无用钱之处，此制钱所以日轻也。部司库藏皆以银为出入，此纹银所以日重也。”[4]（钱币四）此一派观点认为，出现“银贵钱贱”既非由于银少，也非由于纹银外流，而是因为国家的重银轻钱政策，使“耗银之端百出，银且日趋于少”，因而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5.纹银外流说。早在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即在《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中奏称：“向来外洋夷民准与粤东沿海地方客商以货物互交易……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达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以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7](P16-17)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在《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以裕民生折》中说：“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臣细加采访，实因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内地银两渐少，其价日增。……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身，莫此为甚。”[8](P13-14)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沅《请禁夷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说：“其人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十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8](P50-51)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陶澍、林则徐、王庆云、魏源、包世臣、龚自珍等人。此一派观点认为，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纹银外流。所以出现纹银外流，原因有二：一是外商以“番银”套购纹银出洋；二是外商在贸易中“非法”以货易银，“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出洋，尤其是鸦片走私贸易“耗银尤多”。
上述五种观点，“偷铸小钱说”和“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在当时不占主流，主张者少而反对者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因白银的供不应求而出现“银荒”是导致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而在探讨造成“银荒”的原因时，主张“纹银外流说”的人又占绝大多数。
当时朝野人士不仅探讨银贵钱贱的原因，而且还苦心焦思，筹划对策。由于各人所见不同，因而所提方案也不尽一致，“或议劝捐，或议改铸，或议开矿，或议行钞，纷如聚讼”[4]（钱币四）。综合当时人士的各种主张，大致可分为七类：(1)禁银出口；(2)禁烟入口；(3)广开银矿；(4)重视制钱；(5)议行大钱；(6)禁银行钞；(7)自铸银元。其中，由于禁银出口、禁烟入口和广开银矿三种方案不涉及币制，因此不拟讨论。这里只讨论另外四种方案。
1.重视制钱。持这一观点的有包世臣、吴文鎔、吴嘉宾、刘良驹、朱镕等人，但各人的具体办法又各有所异，其中以包世臣的论述最为系统。道光十七年(1837)，包世臣《再答王亮生书》说：“银之用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欲救此弊，惟有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1](P217)所谓“专以钱为币”，也就是要“以钱起数”，即以钱为计算标准。包世臣的主张是以制钱为本位，辅之以钞。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中简扼地概述了他的货币思想：“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之于钱，而广钱之用，操之于钞。”[1](P238)吴文镕、刘良驹、吴嘉宾则主张国家在财政上应改变重银轻钱的政策，实行“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广用钱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社会上银的流通量，以平抑银钱比价。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文镕奏：“各省应行解部及协解邻省者，长途拨运，脚价浩繁，仍应行征银解银。至本省兵饷、文武官廉俸、书工役食、祭祀、驿站、一切坐支之款，统计各省岁不下二千余万两，应全行改折收钱放钱。以此二千万之银留布民间，银之势必见多，多则价贱。此理势之自然也。”[4]（钱币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刘良驹奏：“应请嗣后定为银钱兼用之制。每纹银一两由部酌中定价，准换制钱若干文，如近岁户部奏准各省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并饬部臣将每年经费出入逐款稽核。每年所入之项，何项必须收银，何项可银钱并收，何项可一律收钱，作为银钱入数定额。每年所出之项，何项必须放银，何项银钱并放，何项可一律放钱，亦作为银钱出数定额。”[4]（钱币四）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钱法论》：“请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永为经制。”他还引任源祥《制钱议》说：“钱法之行，必自钱粮纳钱起运始。起运纳钱，则有司不能不纳钱。”[6](P525)
2.议行大钱。持此一观点的有王瑬、邱嘉穗、梁章钜、贺长龄、吴嘉宾等人。道光十七年(1837)，王瑬首倡铸大钱说，他在《钱币刍言》一书中说：“更铸当百、当十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道光十八年(1838)，邱嘉穗著《铜钞议》，也主张铸造大钱。他说：“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日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9]同年，梁章钜“奏请改铸当十、当百之钱”[10]；贺长龄也奏：“请以白铜一两当纹银五钱，以次递加，至当银十两而止，分别等差，铸成圆锭。”[5]（卷3,P22）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也主张铸造大钱，其《钱法议》云：“诚恐多用钱，而钱不敷用，且奈何？窃谓宜加铸大钱。假如铸当五、当十钱，当五者宜重二钱四分，当十者宜重四钱八分。当五者铜三斤，为钱二百，值今钱一千；当十者铜三斤，为钱一百，值今钱一千。今市价钱一千，买铜三斤，与今大钱造相当，私毁则不能得铜，私铸不能多得钱。凡用钱者，只以斤两为准，不论官铸私铸，盖直以铜交易耳。譬如色银任市倾泻，岂复有私铸乎？然当五当十，较今钱轻，便至半，鼓铸工本则较今钱节省过半，此可以救钱少之病也。”[6](P529)虽然以上诸人都是主张铸造大钱，但邱嘉穗、吴嘉宾与王瑬等人不同，他们并未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3.禁银行钞。持此一观点的代表是王瑬。道光八年(1828)，王瑬写成《钞币刍言》，主张禁银行钞。此书于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因其父嫌它“体例未精，必致人驳诘，遂毁其板”[11]（目录）。在后来的七年中，王瑬进一步积思、旁搜与修订，终于在道光十七年以《钱币刍言》之名刊行。后来，王瑬又刊行《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加以补充。王瑬引经据典，长篇阔论，其说在当时哄动一时，“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12]，“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13]。王氏拟定的行钞具体办法主要有：(1)钞分七等，从一贯到千贯。造钞必特选佳纸。(2)税收一律收钞，一贯以下征钱。(3)用钞倍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铜器买卖。(4)禁止钱庄再出钱票、会票，令钱庄凭钞收银，以一分之利给钱庄。(5)百姓在一年内交银易钞的给以一分之利，二年内交银易钞的给以五厘之利。百姓用钞纳税的，每钞一贯作一贯一百文用。(6)五年或十年后钞法盛行则禁银为币，但可以当作商品买卖。(7)行钞初官俸加一倍，本俸用银，加俸用钞。钞法通行后官俸加数倍，一律用钞。(8)对外贸易只许以货易货，或令外人以银易钞后再买货。王瑬货币思想的精髓乃是发行钞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小额交易仍以铜钱为补充的流通手段。此所谓“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11]（钞币议）。王瑬认为：“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11]（钞币议）王瑬之外，包世臣也主张行钞。就钞币观点而言，据包世臣自称，早在王瑬著作刊行前20余年，他即主张发行纸币，只是未写成专书而已[1](P235)。随着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严重，包世臣“日夜思维”，认为除了行钞法外，“实无他术”。“钞法上利国而下便民”，乃“救弊之良策”。正因为如此，当王瑬提出钞币说时，包世臣深以为然，认为可付诸施行。然而包世臣虽然赞同王瑬发行钞币的主张，但他只是将这一手段作为权宜之计。因此，他对王瑬把行钞视为“理财之大经”的观点“未敢附合”，认为假若在“行钞之外别有良法，可以减银价复旧规，则自当从长计议”[1](P235-236)。
4.自铸银元。持此一观点的人主要是魏源和林则徐。俗称“洋钱”的外国银铸币自明中叶流入中国，迅即在东南沿海地区广为流行，至清道光年间，有些交易甚至规定非洋银支付不可。由于供不应求，洋钱的流通价格超出了它的实际含量，并仍有上浮趋势。一些外商乘机牟利，使大量纹银偷漏出洋。魏源与林则徐则从西方银币的流行中得到启示，提出颇具经济眼光的“以银为币”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今洋钱销融，净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之若鹜，独不可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乎？”魏源的“银币说”包括两个方面：(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他提出：“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然要用它来“衡量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的物品，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尤应如此，而金银便具有这些特性。(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然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银占领中国市场。虽然每枚银元的实际银数“仅仅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但老百姓还是“趋之若鹜”。魏源指出，官府应作出决断，“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14]。与魏源一样，林则徐也主张自铸银币，以此作为“抑洋银”的重要手段。他说：“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枚以纹银五两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什倍。先于兵响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采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15]
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真如当时大多数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纹银外流所致吗？当时人士的五种看法中到底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呢？我们试作一分析。“钱票夺取制钱地位说”在当时就已受到了贺长龄和林则徐等人的批驳。贺长龄在道光十八年(1838)奏复《钱票有利无弊折》中指出：“今日之银票，其每岁所会说，盖数倍于钱矣，而银乃日贵，更何得以钱贱之故归咎钱票乎？”[4]（钱币三）林则徐在同年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附片》中也说：“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钱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千六七百文之多，恐亦无是理也。”[16]因此，此说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偷铸小钱说”也不适合嘉道年间银钱比价激烈变动的情形。小钱问题在康熙初年就已发生，从雍正十二年(1734)规定制钱铸重一钱二分后，到咸丰二年(1852)的118年间，虽然名义上维持不变，钱质却是日益减轻的。但不能解释为什么银钱的比价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后才开始激烈变动。因此，偷铸小钱不能作为嘉道年间银贵钱贱的主要根据。至于“国家重银轻钱说”，虽然当时讲的人很多，但也不能算是嘉道年间银贵钱贱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重银轻钱是清朝开国以后早已决定了的国家政策，不是嘉、道年间才有的。尽管清朝自始即重银轻钱，然而并不能把从民间搜括得来的纹银永远保存在库中”[17]。乾隆年间府库充盈，银钱比价尚且相对稳定；嘉道年间正是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国库消耗一空，就更不可能由此导致银贵钱贱的后果。
“纹银外流说”是当时占主导性的观点。尤其鸦片的输入导致的纹银外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人看成是造成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要考察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始于何时？白银外流的数量究竟是多少？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瓷器等商品，西方商人不得不把大量白银带到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1830年以前，当中国在对外商业上常占优势的时代，银子不断地由印度、英国及美国流入中国。”[18]但是，随着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出超地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地位从1826年开始逆转，变为入超。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约七八百万元（合白银约五六百万两）[19]。短短的1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的绝对数量就达五六千万两，这确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无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我们不能就此肯定，这就是产生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首先，银贵钱贱现象的出现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现端倪，其激剧的变动在19世纪初期已开始了，并不是在出现贸易入超之后[20]。其次，19世纪30年代的白银外流数量也只是以往中国白银内流的一部分。“根据东印度公司的纪录，自康熙二十年(1861)到道光十三年(1833)的153年间，欧洲船只输入中国的白银，其有确切数字或可约略估计出来的，总计在七千万两以上”；“如果加上来自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白银，恐怕有几亿两之多”[21]。显而易见，五六千万两白银的外流当不致引起银钱比价的激烈变动。因此，至少可以说，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外流，不是决定鸦片战争前银贵钱贱趋势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出现银贵钱贱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诚如王德泰先生在《试论白银外流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问题》一文中所说，乾隆中期以后，中国商品经济生产与商品交换快速发展，商品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简单划一、携带方便的货币与之相适应。于是，具有价值高、体积小、易于携带、可在较大范围内流通等特点的白银在流通中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商品市场不断需要有大量的白银投放，但中国是一个贫银国，清政府又不重视对银矿的开采，使白银的生产供不应求。而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对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造成银钱间供求比例的变化，昔日银钱间平衡的比价关系终于被打破了。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产生银贵钱贱现象的根本原因，银贵钱贱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落后的货币制度之间的矛盾，鸦片贸易、白银外流只是更加剧了这种矛盾[22]。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研究热潮中，只有“生齿日繁、费用日广说”最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对于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四种币制改革方案，我们也应该从此角度来加以评价。在当时人的币制讨论中，主要涉及三种货币形式，即铜钱、白银和纸币。在这三种货币形式中，白银取代铜钱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关于“重视制钱”和“议行大钱”的方案并不符合中国币制改革的方向。铸大钱之议刚出笼，即遭到包世臣等人的批评。而包世臣关于“专以钱为币”的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即清中叶以降由于人民缴纳赋税概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对制钱的比价日趋上升使人民的实际负担大大加重，包世臣企图统一价值尺度，使人民不受银贵钱贱之苦，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要“以钱为币”，通过排挤、削弱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钱贱银贵的危机，这无疑是昧于经济大势的守旧见解。
纸币在当时只是一种辅币而已，其作用有限。因此王瑬把行钞法视为“除万事之积弊”的万灵药方，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他所提出的钞币发行方案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23](P610-613)。正因为如此，许楣兄弟才专著《钱币论》逐一反驳王瑬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如胡寄窗先生所指出的：“一种货币理论以及据此拟定的货币方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在晚清官僚统治极端败坏的情势下，“王瑬的钞币主张如是实行改革的话，即使能遏止白银外流的趋势，其后来可能产生的恶果也许比白银外流还要对人民有害”[23](P613)。
在围绕货币问题的争论中，林则徐、魏源两人关于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才是一种具有新时代气息的货币理论。遗憾的是，林则徐关于自铸银币的建议上奏后，被道光帝驳回，“否则中国会提早进入近代世界货币之林”[24]。尽管如此，林则徐所作的这一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河，透露出历史前进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