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赶超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经济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自从美国的纳斯达克跌入低谷以及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之后，关于新经济的神话似乎要被打破了。有人说，新经济好像一阵风，吹皱一池春水后，仿佛就消失了。不信请看，美国的纳斯达克不“火”了，中国的二板“搁浅”了，天天把新经济挂在嘴上的现象不见了，新经济作为一种时髦在当下显得有些过时。
新经济真的只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么？果真如此，发展中国家希望以新经济为动力、为契机实现赶超的理想不是要落空么？相应地，发达国家不也难以借助新经济打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增长速度必然放慢”的宿命么？
对此，我想说的是，一方面，新经济并不会昙花一现，昙花一现的只是对新经济的炒作（其实新经济不会在炒作中一下子发展起来，更不会因为没有了炒作新经济就自动消失。相反，缺少炒作的新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健康）；另一方面，新经济赶超并非不可能，但这里存在着很多误区。
新经济的显著贡献更多体现在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新经济发展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美国新经济的繁荣恐怕是最好的例证。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就目前来看，新经济辉煌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并非没有机会，但更需要面对的却是逐步扩大的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所谓“数字鸿沟”。新经济更像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这是新经济发展的现实。
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IT产业对于GDP增长的相对贡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阿根廷、智利、巴西、泰国、委内瑞拉）都低于2%，中国按2000年的数字，达到3.4%，略高一些。但与IT产业对GDP增长的相对贡献超过10%的美国、芬兰、加拿大、瑞典、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这一差距就非常显著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
这除了由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领域起步早、投入多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发达国家还为新经济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制度条件。这也引出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新经济赶超是全方位的较量，新经济绕不开固有的组织制度，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变革，单有一个庞大的ICT（信息通讯技术）生产部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新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要有一个庞大的ICT生产部门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庞大的ICT生产部门是发展新经济的前提，有时二者也可以视作同义语，即ICT生产部门的扩大本身就意味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一些拉美国家就以非常羡慕并略带忌妒的眼光看着哥斯达黎加，因为那儿有着庞大的英特尔工厂。不过，庞大的ICT生产部门并非新经济发展的前提，更不是充分条件。发展新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新经济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然而，就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庞大的ICT生产部门并不一定必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
比如，爱尔兰和芬兰都有庞大的ICT生产部门，它们的生产率（这里用多要素生产率即MFP表示）增长也很快，美国与之类似；相反，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生产率增长很快，但ICT生产部门却很小；而日本，虽然有着非常庞大ICT生产部门，但其生产率增长却很低。
这些例子表明，人们期望的ICT生产部门规模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并不总能实现。因而，不要把单纯追求ICT生产部门的规模看作是新经济发展的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
其一，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发展出庞大的ICT生产部门。大多数的ICT硬件的生产是高度集中的，因为该产业发展受明显的规模经济和高额进入成本的限制：建立一家半导体生产厂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需要1亿美元，而到20世纪末，这一成本大约为12亿美元。换句话说，一家ICT硬件生产厂并不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只有少数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其次，ICT产业对于增长的影响不只是ICT生产部门扩张一条渠道。实际上，ICT产业影响经济增长有三条渠道：一是ICT生产渠道，即ICT生产部门本身的技术进步会转化成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再是ICT投资渠道，即其它如贸易、金融、服务等部门购买大量ICT产品进行ICT方面的投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ICT的应用，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第三是ICT部门的溢出效应，即ICT领域的发明和创新会带动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因此，单有一个庞大的ICT生产部门，单有ICT部门的技术进步（如生产芯片技术的提高）还不够，还需要ICT的进步成果能够为社会其它部门所分享。
其三，要实现ICT部门技术进步带动社会生产率的全面提高还需要技术扩散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变革，否则，ICT部门对增长的积极效应就非常有限。
新经济发展不能只有信息化指数(NIQ)一个衡量指标
2002年3月19日，中国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NIEC)发布了国家信息化水平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国家信息化指数，即NIQ。新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有新指标来衡量。而且，由于新经济是一个新事物（尽管不是全新的事物，它也是从旧经济中脱胎出来的），需要有新的衡量标准甚至新的统计指标体系。因而，有专家认为，NIQ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是继GDP之后，反映信息化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就中国而言，了解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水平自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发为新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即有一个与衡量新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相匹配的关于新经济发展制度条件的指标NEII(New Economy Institutional Indicator)。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总结的发展新经济的制度条件，归纳起来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的有效性，以及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所谓NEII也就是对上述新经济制度条件发展水平的度量。目前，这一制度性指标已经在研究与实践中得到应用。
以上通过对新经济发展水平指标NIQ与制度条件指标NEII的比较，强调后者是前者的重要补充，实际上是鉴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新经济赶超上存在的误区，即只注重技术上的发展、进步，ICT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新经济赶超不能“绕开”旧制度而要变革旧制度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新经济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连法国大革命这样“非常彻底”的革命都割不开与旧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新经济的发展自然也难以绕开旧的组织制度。那种寄希望于“绕开”旧制度而非变革旧制度来实现新经济赶超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
那么，到底要变革哪些“旧制度”呢？这实际上可以根据上述新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指标来分析。
其一是增加经济的开放度。新经济需要开放的空气，在封闭的环境中，新经济会窒息。因为经济的开放有利于知识与创新的扩散，特别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因而，那种倾向于封闭的制度需要变革。这里的开放不仅指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也包括一国经济内部的开放，因为这同样有利于技术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扩散。
其二是鼓励创新企业，减少设立创新企业的成本。由于创新企业没有传统生产关系方面的障碍，因而在应用与发展信息技术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从而，如何在创新企业形成上减少官样文章以及发展风险投资以支持创新企业就成为变革的主要方向。
其三是注重人力资本与研发活动。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注重人力资本获取的回报是明显的，即那些在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大量投资的企业往往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应用信息技术。另外，注重研发的企业也能够更成功地采用信息技术项目。这意味着国家的教育体制要改革；要提高数学及科学方面的训练水平；以及在研发方面国家要鼓励大学与民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其四是劳动关系方面的变革。IT革命同时也是对劳动关系的革命。一般来说，新经济领域更需要自由和创造性，而灵活的劳动关系能够激发人们的自由创造，成功的信息技术项目往往与高度灵活的工作关系相关联。有鉴于此，劳动合同就要有足够的灵活性；那种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作法要以不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前提，即不能让那些一无创造性的劳动者也享有与创造性劳动者同等的收益，这里要有对创造性的激励措施与制度保障。
其五是组织结构方面的变革。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些企业拥有大量的IT硬件设备（如每人一台电脑），但这些硬件设备主要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包括网上笑话）、为上司写报告以及打印工资单等等，而并没有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也决非企业的主观愿望，问题在于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限制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国家经贸委对中国企业信息化成果的调查也表明，企业信息化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拥有信息化的硬件设备容易，但建立与之配套的组织结构却很难。当然，这里的组织结构变革还不仅限于微观企业，也包括化全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发展电子商务，信用是关键之一），政府办事效率和透明度的提高（以减少设立企业的成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