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笔谈)——文化自觉与文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3-0015-09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面临着解体与重组，这是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自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以来，人们关心的是文明的冲突，而未能认识到文明的挑战。事实上，有了文明的挑战才可能有文明的冲突。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文明的挑战，却不必非有文明的冲突与战争不可。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文明的挑战，我们才应该而且能够超越个别的文明，用和平的手段去实现文明的普遍性，而且是在个别的文明中去实现文明的普遍性，使文明的个别性或特殊性与文明的普遍性有效地与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世界大同一体、人类多元并存的理想境地。但人类的难题是如何去实现此一个理想境地，是否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境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境地，我们应该克服些什么，应该认识些什么。
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说文明的挑战强烈地代表了人类社群发展的偏见：此一偏见来自过去，因为历史的积怨与不平、历史的傲慢与成见并不因新事件的发生而消失；此一偏见来自现在，因为现实的政策与状态趋向往往制造矛盾而非化解问题；此一偏见来自未来，因为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大于希望、迷惑大于信念；此一偏见来自人类族群，因为人类的族群基于生存竞争而互不协调；此一偏见来自外在环境，因为科技持续进步促使人类群体与个人行为大量冲击环境、破坏环境，环境也因之反弹、形成灾害；此一偏见来自人类心灵，因为人类心灵有的局限相对、各行其是，有的坚持己见、刚愎自用，有的迷信科技、不顾人性，有的放任自我、不顾他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文明挑战中的负面因素。
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文明挑战中所包含的正面因素。文明挑战中所包含的正面的东西可称为文明的理性。每一种文明传统多有其所以建立与传承之道。此道即所谓生活与行为的价值目标与准则，也是一套思维方式与认知及评价方式。依此目标与准则，一个族群或社群可以生存、发展与繁荣下去；依此思维与知识方式，此一族群或社群因之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文化。当然，此类承传之道是逐渐发展出来的，是经过长期的经验由自然走向自觉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透过一些族群的智慧与英雄人物(所谓圣贤与领导者)逐渐彰显与扩展开来，凝聚了一些民族，创造了一些文化，发出了人类文明的光芒。这个过程并导致一些思想集大成、行为树楷模的道德人物，一些担当重任、突破难关的领袖人物，一些界定价值理想与人生信念、指导人生意义的精神人物，或一些建立知识、启迪智慧的哲理人物的出现。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类本质上的基本需要是道德行为、生活改进、福祉提升、精神归依与智慧开发。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称历史上文明突放曙光的时代为轴心时代。这一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大幅度提升与文明英雄人物出现的时代。在公元前5至6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孔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如果把中东文化的精神发展定位于世纪初，基督无疑是另一个伟大的人类精神导师。这四个文明中的杰出人物分别代表了道德、知识与精神的至高境界，并为这个至高境界提供了完美的典范。在这些文明之光的孕育下，新一代的宗教、哲学、文化、道德领袖人物也往往与时并起，或维护了旧的价值规范，或建立了新的价值标准。
有关这些规范、标准与境界，我们可以提供几个重要的考察：首先，在道德、知识、精神三者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但在文明实际的发展中，它们之间的不同侧重，便构成了四种不同文明的发展特色：中国的道德文明，希腊的理性文明，印度的出世宗教精神文明与希伯来的超越宗教精神文明。其次，这四种文明传统的发展在源头上是相互融洽与依持的；四者在人性的基础上也是一体的。基于此，四者在现实的发展中也具有互补互动的可能，因而需要发挥四者和合的功能，以求得整体的人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效果。第三，这四者各是文明理性发展的根本基础，故形成了一种统合的整体，促使文明向更大与更多的整合发展。不仅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可以看成为希腊理性文明的直接成就，而且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可以有不同的走向：有基督教超越上帝的设置，也有佛教空化人生的说明。对超越上帝的认识也有基督教三位一体之神与伊斯兰教独一无二之神的分别。故精神性的具体发展实具有无穷延展的空间，在文明理性中不必局限于人类历史经验的一端。此种可多样化、可延伸的性能自然也可以用在知识与伦理或道德上面。知识的发展显然已从物质客观的园地发展到社会群体的范围，现在更延伸及价值精神的现象。伦理更是如此：由传统的德性伦理进展到现代的理性责任伦理，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展到功利伦理，在20世纪最后发展到了整合个人与少数的权利伦理。第四，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功能的混合与融合也是常常发生的事：在中国儒家道德就已形成了一种准宗教，是透过教育与政府行政来达到的，具有完全的精神安顿性。当然其本质仍在于教化与人文化成与知行合一，把传统的宗教化解为主观的精神境界。现代的科学也形成为一种制度与思维和判断决策的文化，具有取代传统宗教信仰的能力，也可看成是一种对科学深刻信仰的宗教，或可名之为科学宗教。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当前的危机在于知识、精神与伦理的分离与分裂，这也是三者内部或内涵的无法超越自身以见整体的危机，以至走向极端，形成对立与对抗。在重知识的传统中遗失或忽视精神与伦理，而在重伦理的传统中却又不看重知识，缺少探索精神空间与知识空间的双重动力；在精神传统中往往轻视人间的伦理关系、人文修养与知性的科学文化。这也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大文明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人类文明之光的理性盲点。全球化的人类经济与社会是否能够进行上述三大领域的价值整合，并在自身的领域中进行相应的内部整合，正是对人类社会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全球化的严峻考验，也是人类文明走向另一高峰与轴心时代的考验，更是整体观念的人性更进一步的提升的考验。
要经受这一考验，人类不得不自我反省以求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这便是所谓“文化自觉”的问题。如果不进行自我反省，人类不足以认知自身以及自身之长与自身之短；如果不进行自我批判，人类不足以舍短取长，尤其不足以谦虚以学、开放以知；如果不进行自我超越，人类不足以发挥其存在于文化深处的创造力、亲和力与融合力。这三种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创造力如何推陈出新?没有亲和力如何沟通对方或第三者?又如何体认他者或第三者?没有融合力则如何吸收与转化差异，形成新的整合?这些都是文明对话的前提，也是文明视野交汇的条件。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是人类理性的启蒙，也可说人类理性的启蒙决定了人类的文明的大体。至于文明发展的方向则受到诸多环境和人际关系、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即使如此，理性之光仍是在文化的陈述中透露出来。就以上说的四大文明论之，无论是开物成务的设施，知识真理的追求，伦理楷模的建立，或精神依归的指标，都显示了人类文明的光辉。这也就说明了文明的理性是多元与多样的，它体现在生活与历史的具体发展与实践中。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多元的理性体现与实践仍然具有内在的规范性与应然性。此即为理性是价值而不止是知识，是理想品质而不只是现实成就，是整体而不只是分殊，是体验而不只是逻辑。因为理性最终要反映与体现整体的人性，而文明的多样性、综合性也正是要建立在这一整体的人性的基础上。
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一定遵循人性理想的轨迹。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由于历史的因素而走进科学技术主导一切的途径。这是西方近代性自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结果。这也可以看成西方文明的知识真理的价值在18世纪以来的猛烈发展的结果。此一发展最初借助中东文明的宗教精神价值，较后则成为对精神文明实际的批判与挑战。科学的知识主义又引发了更成功的高科技工程，为人类的世界进行了技术性的改造，并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这是利用科技开物成务的结果。在此一过程中，伦理楷模与价值综合的逐步失落与精神价值的迷失，已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与前所未有的伤害。当前世界恐怖主义的发生与反恐主义的推行都显示了技术不能代替正义、科学不能代替伦理、物质文明不能代替精神文明，地区部分文明不能代替人类整体文明的明显事实与道理。
西方文化近代的科学启蒙主义导向了科学理性主导一切，规划一切。这是一种危机，一种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核心在求一元化的外在统合，而忘怀了人类文明内在的多样与多元所启示的丰富的多层面与多方面与多方位的价值整体性，也就是人性的整体性。科学启蒙以前，我们已看到东西方四大文明的个别文明价值。如今我们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不是要放弃科学理性，走相对主义与现象主义的后现代的道路，而是要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价值的一体性与多元性。一体是指人性普遍存在的创造性的潜能与寻求整体的需求，或可名之为内在的德；多元是指人类历史所呈现的文明传统及成就，足以启发人性的理解与自觉，或可名之为外在的文。人类未来的希望就在于以德成文，以文启德。一体多元的人类文明需要人类文明传统合作共存的精神，更需要深入人心与人性的理解与对话智慧。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这21世纪的开头，不能说是治世，不能说是太平。这是一个治乱之间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繁荣内藏危机的世界。一如“9·11恐怖事件”毫无预警的发生，人类文明的危机与堕落也可能是旦夕之间的事。作为现代人，能不追求生活的价值化、人生意义的整体化吗?能不在生活的每一瞬间实现生活的价值，人生整体的美善与真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