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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经济革命”，欧美学者称其为“农业革命”。
一
世界农耕开始出现于亚洲。亚洲农耕发生的时间距今约九千年左右。中国广西桂林甄皮岩洞穴遗址，是目前亚洲发现最早的农业遗址，经测定绝对年代为9000±150年。
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西亚已有相当发展的原始农业，成为亚洲农耕起源的一大中心地。新近研究结果证明，当东半球进入新石器时代，西亚沃土地带的人类已转入种植植物和驯养家畜，过着定居的原始农耕生活。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公元前5千年以前的西亚新石器文化，在今小亚细亚境的有：无陶哈奇拉尔文化、有陶或早新石器之沙塔尔·休于文化、哈奇拉尔新石器晚期文化、麦尔新文化以及康哈桑文化。其中小亚细亚南部的沙塔尔·休于，是属于公元前6700～5700年农村遗址，占地约十三公顷，规模较大，居民从事于狩猎、农业和畜牧业，农作物为小麦、大麦，兼种蔬菜与果类食物。在今叙利亚——巴勒斯坦境的有：耶利哥前陶新石器文化A、耶利哥前陶新石器文化B、比不罗期早新石器文化、阿木克文化B和阿木克文化C。其中耶利哥农村遗址，占地约四公顷，估计有居民（农民）2000人，在居住区内已发现有贮存谷物的仓库，石器有石镰、石刀、石斧、石镞。在今伊拉克境的有：前陶耶莫文化、哈逊纳新石器文化、耶莫有陶新石器文化、哈雷夫文化等。其中耶莫遗址比沙塔尔·休于和耶利哥小，估计仅有住宅20～25个。居住在这里的人已开始种植红小麦、小麦和大麦，还种植扁豆、豌豆和小黧豆。哈逊纳农村遗址，位于底格里斯河流域，定年公元前5301±206年。哈雷夫农村遗址在幼发拉底河支流卡布尔河上游，时代紧接哈逊纳文化，结束于公元前4300年。这些农村遗址均发现与农业有关的陶器，并有母神之类的陶像。另据R·布雷伍德教授研究认为，西亚早期的农业遗址还有在今土耳其境的萨约吕和在今伊朗境的甘尼·达勒。①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起，关于农耕的起源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开始。”②也就是说，住在东大陆（东半球）的古人类是从驯养牲畜开始的，他们的原始农耕发生在原始畜牧业之后；提出西大陆（西半球）是从栽培食用植物开始，意味着世界农耕（栽培食物）始发于西大陆，而不在东大陆。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准确。近三十年来西亚有关考古材料早已证实，与这一说法相反，农耕和家畜饲养不是单一出现在东西大陆，而是起源于两个大陆不同的中心的地方。西亚沃土地带不仅是东大陆农耕发生较早的地点，也是亚洲农耕发生较早的地区。
据学者们研究，西亚沃土地带的原始经济，大致经历了采集狩猎经济（公元前7千年以前）、原始农耕经济（公元前7千年～公元前5千年）和村落农业经济（公元前5千年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特点是：第一阶段采集野果、根茎与捕捉野兽并举；第二阶段植物种植与畜牧并举；第三阶段田野农业与蓄牧业并举。
又据学者们研究，古代世界文明可分为三大区：（一）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区；（二）东亚中国和南亚印度文明区；（三）中美和中央安第斯文明区。各地区最早的粮食作物，由于原来野生品种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在美洲是以玉米、马铃薯为主；在东亚、南亚是以小米、大米为主；在西亚、北非、南欧是以大麦、小麦为主。
西亚早期农耕的发生，是在旱地？还是在大河流域？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必须打破一种传统的说法，即：世界古老文明（包括农业文明）最早只能起源于大河流域。在我看来，文明起源的生产力条件与物质基础是农业和城市的发生，而农业最初全靠天然降雨灌溉，故农业文化最早不一定全在河流平原，有的可能是在高地边缘或旱地。西亚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当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干燥，这里的早期农耕大概就是在干旱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故可称为旱地农业或山地农业。又如公元前5900～5400年的哈逊纳文化，其农耕文明的建立，也是在沙漠高地的边缘。
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亚洲农耕起源的第二个中心地。就现已公布的考古材料，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系统；（二）豫中地区的斐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系统；（三）冀南、冀中、豫北地区的磁山文化－后岗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中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的农耕发生最早。
老官台文化亦称“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水流域、陕西关中和丹江上游，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华县老官台、元君庙、甘肃秦安大地湾、渭南北刘、临潼白家等。老官台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比较原始，以打制为主的石器，有用于农耕的石斧、石铲、石刀，骨器有锥、镞，陶质工具有纺轮。老官台文化的年代，经测定距今7200～6300年，延续900年左右。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其发展序列是：西安半坡型→陕西渭南史家型→河南陕县庙底沟型→山西芮城西王村型。出土的生产工具有以磨制为主的石器，主要是斧、铲、锛、刀、凿、磨盘、磨棒等，骨、角、蚌器也多为磨制，并有多种纹饰的陶器。饲养的家畜是狗和猪。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已有定居的村落，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饲养、采集和渔猎。在半坡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粟的遗存和芥菜或白菜的种子。仰韶半坡型的年代，经测定，最大数据距今6140±120年，最小数据距今5585±105年。仰韶文化的早期，即半坡型和史家型时期，磨制石器数量增加，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比老官台文化时期有所进步，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女子，男子从事于辅助性工作。
山东滕县北辛文化遗存，证明黄河下游是亚洲农耕发生较早的地区。北辛文化的范围主要分布在鲁中、鲁南和苏北的淮北地区。已发现的文化遗址，除北辛遗址外，还有泰安大汶口下层、兖州王因下层、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连云港二涧村下层、江苏新海连市大村遗址等。因文化遗存多在泰沂山区至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既有利于农业与渔业生产，又可避免水患。发现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以斧、敲砸器最多，盘状器、小型石铲次之。磨制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等。北辛文化的年代，经测定：最大者距今6725±200年，最小者距今5645±140年，延续约900年之久。
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亚洲农耕起源的第三个中心地。据考古材料不完全统计，迄今中国已发现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地点近90处，其中约70处在长江中下游。1983年，在湖北宜昌东长江岸边发现城背溪、花庙堤、金子山、栗树窝、孙家河、枝城北等遗址，加上在此前后发现的秭归柳林溪，朝天嘴及枝江青龙山等遗址，统称城背溪文化③。1988年，在湖南澧县发现彭头山遗址。与彭头山文化基本相同的还有李家岗、八十挡、黄麻岗、下刘家湾等遗址，统称彭头山文化④。两类文化相比较，大同小异，年代亦相当。彭头山遗址定年公元前7000～5500年，城背溪遗址和彭头山遗址均发现许多陶片中掺稻谷碎屑，在红烧土中也含不少稻谷壳。
河姆渡遗址及同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目前已发现20余处，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萧甬铁路两侧以及姚江两岸至舟山群岛。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出土了近6千件各类物品，包括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小玩具、装饰品、动植物遗存、建筑遗迹等，按文物质地分作石、木、骨、陶四大类。经测定，距今年代分别为6960±100年和6725±140年。
河姆渡有关农耕重要文物举例：其一，骨器中出土一批7千年前的骨耜（铲），它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均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使用方法如同木耒一样，翻地时用手握着耜，脚踏横绑在耜下端的短木，将耜刃部推入土中，然后搬动耜的上部，从而掘松土壤。由于骨耜的骨面光滑，最适合于南方水田使用。其二，遗址中发现不少距今七千多年前的稻作物堆积层。经分析测定，属籼稻种晚稻型水稻，这是世界上人们所知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又在孢粉的分析中发现了豆科植物，第二期发掘时还发现薏仁米，得知当时栽培的禾本科作物不止水稻一种。其三，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家猪骨骼，并出土一只陶猪。据专家们研究，亚洲野猪的前半身要占全身的70%左右，而人工饲养的猪，因无需为觅食而奔走或用嘴拱地找食，前半身逐渐退化，仅占全身的50%左右。河姆渡的陶猪，四肢较短，体态肥胖，前后身的比例为1：1，正是家猪的形态。同时，还发现距今六千年前的家水牛骨骼。牛的饲养与农业有关，河姆渡家水牛骨骼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也是亚洲农耕饲养水牛较早的地区。其四，河姆渡人已进入“熟荒耕种制”的村居农业，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遗址中发现木桩、方木和板材，有关专家确认，这是“干栏式”房屋建筑的木构件。其五，在河姆渡遗址里，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葫芦，这可能是河姆渡人作为一种蔬菜采集或种植的。
总之，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出土，证明河姆渡人主要从事于农业经济，辅以畜牧业。从此突破了中国原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与分布的界限，也突破了所谓“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流域”这一传统提法，确证无疑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亦是亚洲农耕的发源地。
二
大量考古材料说明：亚洲农耕起源大致经历了刀耕、锄耕、犁耕渐进发展过程。刀耕是农业最原始的耕作方法，其最大特点在于不翻土耕种，而是进行撒播或用挖穴点播。播种后不中耕、不除草，等待作物成熟进行收获。因此使用的工具只需简单的挖掘棒和砍伐器——打制石斧，如甄皮岩、老官台、裴李岗、河姆渡等遗址出土的石斧，便是这种工具。收获多采用木片、竹片或石片来摘取谷穗。脱粒方法常用手搓或用两件石块搓擦。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在生产中开始使用锄、铲或耜松土、翻地，于是刀耕农业逐步过渡到锄耕农业。这一时期磨制工具大量出现。在河南洛阳孟林集遗址出土的石锄、河南密县峨沟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石铲、河南淅川下集遗址出土的石耜以及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等均比较精致。此时的收获工具有所改进，使用磨光的石刀、陶刀、石镰或蚌刀、蚌镰割取穗头。脱粒方式，采用石磨盘、磨棒，或木（石）杵。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技术又有进步，出现另一种新式石犁农具，考古工作者至今已在河南临汝大张遗址、孟津小潘沟遗址、天津宝坻遗址和江、浙等地均有发现。此种农具有三角形和长叶形，长江下游地区普遍采用人力挽拉的三角形石犁。
关于亚洲农耕最初使用什么工具的问题，根据考古学与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我认为最先使用的工具不是石器，而是木器或木石并用。其理由是：（甲）亚洲先民制作木器比制作石器容易，且使用方便。（乙）使用木器的民族至今还有：南美整个查科地区完全没有石头和金属，当地处于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使用的工具与武器，即是上端较粗，下截扁平，尖端磨得锋利的木棒；北美印第安人、巴西边境的威土土人、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澳洲的塔斯马尼亚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1949年前中国云南的独龙族，都是使用简单的木质生产工具。（丙）尽管木器容易腐烂，难以保存，迄今已在欧洲发现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一件发现于英国克拉克当地区间冰期的泥炭质粘土层中，另一件发现于萨克逊郡的来灵根，均紫杉木制作。其中一件的尖端是用火烧法硬化过的⑤。（丁）河姆渡文化中有种类繁多的木器：矢、矛、碗、桶、匕、桨、铲、槌、卷布棍，齿轮器、经轴、器柄等，矢、矛的前端已用火烧法硬化。木桨上有雕刻花纹。木碗、桶上有一层涂料（生漆）。木铲、槌为农具。木匕、齿轮器、卷布棍、经轴是织布工具。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亚洲农耕起源中，曾出现一种新型的农耕工具骨角器。迄今为止，属旧石器时代中国已发现的骨角器文化中，有8个省的16处，其中贵州占9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出土若干打击骨器，山顶洞遗址出土骨针一件，辽宁鸽子洞、宁夏水洞沟、四川资阳、湖南桂阳等地各出土骨椎一件，金牛山出土骨椎二件，台湾八仙姑洞群有100多件骨制品，贵州出土近千件骨制品。在众多骨制品中，最有特色的工具之一是贵州洞穴遗址出土的骨铲和角铲⑥。骨铲长70～140毫米，宽20～40毫米。刃口有圆钝、平直、尖状、倾斜的，其内外缘的光洁平滑面大，此与使用摩擦有关。刃缘较钝。大部分的器身或刃缘均有火灼痕迹。角铲为鹿角制作，加工方法分单面加工与双面加工两类。单面加工的角铲长113～156毫米，直径12～27毫米，刃缘钝，刃面长30～55毫米，宽3～13毫米。双面加工的角铲刃口相当锐利，形状与今天解剖刀相似。铲形工具适应当时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发生，它是一种挖掘、剁刮的利器，使用此种工具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反映旧石器时代贵州可能已出现了原始的农耕。
三
亚洲农耕最早栽培作物之一是小麦和大麦。已发现的遗迹、遗存主要在亚洲西部的卡约努、干兹·达列赫、阿里·科兹、耶莫、白得哈、宾格拉斯、拉曼德、哈布拉尔、卡塔尔·胡约克等地点。距今年代约7000～6000年。
栽培作物之二是粟。中国迄今已发现的粟遗存地点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沙窝李遗址、裴李岗遗址、临汝大张遗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30多处。古粟最早的遗存年代距今约7300年。⑦
栽培作物之三是水稻。它由野生稻培育而来，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已发现的稻谷遗物、遗迹有江苏吴县草鞋山、海安青墩、浙江桐乡县罗家角、余姚河姆渡、江西修水山背跑马岭、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等55处。距今年代约7040～5940年。⑧
栽培作物之四是黍。它广泛分布于中国黄河流域。已发现的遗址有甘肃秦安大地湾、东乡马家窑、山东长岛北庄、陕西临潼姜寨等多处。距今年代约7000～4800年⑨。据原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研究，认为中国黍曾广为传播欧洲。⑩
栽培作物之五是菽。又名大豆。《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说明距今4000多年前亚洲先民也掌握了种植菽的技术。
四
农耕的产生受两种条件的制约：首先要能提供良好的耕地、气候、水利和动植物资源；其次与人口、生产关系紧密相关。前者属生态环境，后者为社会因素，就气候与人口而论，第四纪全新世期间，地球上的气温有过几次大的波动：距今约10000～8000年前，气候较冷；距今约8000～5500年前，气候较暖；距今约5500～3500年前，气温下降；距今约2500年左右，气候寒冷。此种全球性气候变动，必然影响动植物区系的变化，特别是气候较暖的时期，正值西亚布什·摩德赫期、阿里·科兹期、耶莫前陶期和中国仰韶文化、北辛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期，为亚洲先民从事农耕提供了良好环境。农耕文化与人口增长的需要分不开。随着人口增殖，原来的采集、狩猎经济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最低需求，不得不寻找新的食品，逐渐学会农耕，从攫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亚洲农耕的出现，还取决于当时人们生产知识的增长、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原始农业的初期阶段，生产工具多采用打制石器，进入农耕发展的新石器时期，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并使用少量的骨角器。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促使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由被动适应转变为利用与改造环境，农耕应运而生。亚洲农耕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自然条件、人口增殖、靠采集天然产物难以维持生计外，原始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生产经验积累、技术水平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 R·J·布雷伍德《西南亚的早期村落》，《近东研究杂志》1973，1-11。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编第一章，1877年英文版，1941年俄文版。
③④ 均见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5期。
⑤ 见拙作《近年来世界上古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888年第2期。
⑥ 参见曹泽田《名列前茅的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贵州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集刊》1989年。
⑦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⑧ 资料来源：《中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栽培稻遗存统计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第25-27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⑨ 参见《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灰象法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1982年第4期。
⑩ 瓦维洛夫著，董玉琛译《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