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8世纪原初启蒙建立在对自然科学之隐含的理性精神的提升和绝对化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提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更为根本的前提，在哲学原则上提供了一套“新启蒙”思想。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据的，是将自然科学提升为历史科学，将启蒙的人道主义提升和落实为实践的人道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初启蒙的哲学基础、思维逻辑和批判路向，实现了对原初启蒙的整体超越，以及事实与价值、解释性和革命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这种“新启蒙”对当前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原初启蒙； 新启蒙； 制度文明； 文化建设
一、 问题的缘起
陈学明等老师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路径的“启蒙主义”式理解的批判引人注目，认为这种理解用近代西方哲学或原初启蒙的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倚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表述，推崇“人性”和“人”的地位、意义、权利、尊严、价值等人本主义理念，存在着如下问题： (1) “新启蒙”陷入了把西方文明作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想象，笼统地把握“现代”“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缺乏对现代西方之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和批判。(2) 其实践哲学是去唯物主义化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它片面强调抽象的“主体性”，甚至主张放弃唯物主义，走向了唯心主义，未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实践活动概念对近代主客二元思维方式的超越。(3) “启蒙主义”式的理解还崇拜现代性之资本维度，在道路选择上停留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片面拥抱和效仿西方现代性。(4) 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于人本主义式的批判，是从抽象的“人”“人性”或“人的本质”规定出发批判资本主义，陷入了与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的困境[1]。文章认为，“以西解马”即以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启蒙主义”式的解读是成问题的，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本”，实现“以马解马”，在此原则下，文章还考察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揭示了他面对启蒙的三次思想飞跃。
马铃薯病虫害主要有晚疫病、疮痂病等。马铃薯晚疫病是一种流行性极强、极具毁灭性的真菌病害，症状是叶尖或叶缘产生近圆形或不定形病斑，水渍状，绿褐色小斑点，边缘有灰绿色晕环，严重发病的植株叶片萎垂、卷曲，甚至全株黑腐。
上述批判和理解无疑显示了作者们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也充分彰显了其真知灼见。但在笔者看来，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并有待于在相关理论环节加以分析和推进。面对启蒙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关联以及从这一关联出发有可能展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核心方面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蒙问题的启示意义等的理解都有待于深入推进。
问题之一是，对“以西解马”研究路径的批判似有过度绝对化的嫌疑，尽管文中也承认这是一个学习西方和借鉴西方的必经阶段，但依然会让人有一种要超越和摆脱这种路径的感觉，从而极易走向否定这种研究路径本身具有的学术和理论意义，同时也会导致研究者忽视从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史语境尤其是启蒙思想语境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而错失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意义。作者们认为，“启蒙主义”式的解读“把启蒙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1]，这在更深层次上是“借用”马克思充当合法性资源和理论武器，但在笔者看来，倘若离开启蒙的思想语境，马克思的整个学说实际上都很难得到真正理解。它将导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人生追求及其价值指向。这其实也是大卫·哈维明确强调马克思是“启蒙之子”[2]23以及尼尔森所说的“马克思非但不是启蒙人道主义的敌手，反倒是其核心代表人物”[3]所表达的意思。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是停留于对马克思思想作近代启蒙主义的阐释，还是从扬弃和超越后者出发强调马克思与启蒙的真实关联。笔者以为，不能抽象地否定马克思对启蒙的人本主义的继承，身处启蒙及其诸后果旋涡中的马克思显然不可能抽象拒斥这一理想。它反而是马克思一生的执着追求，只不过他认为原初启蒙的整个框架和思路无助于这种理想的实现，因此应当从各个层面全方位地超越原初启蒙，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这一人道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但他经过自己的改造，却成了一个反启蒙的“新”启蒙主义者。因此，在面对启蒙和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的时候，无反思地拥抱抑或拒斥启蒙，无反思地将马克思等同于旧启蒙主义者或将马克思视为与旧启蒙毫无关联的人物显然都是不得要领的，这不是恰当的历史态度。在这里，马克思“新启蒙”与原初启蒙的实际关联还有待于深入展开。
问题之二是，作者们对马克思经历的三次飞跃过程的分析，实际上也提到了马克思对旧启蒙的批判和超越的基本方面，但这种以历时态方式进行的梳理存在着不够精练的问题，其主要方面和关键部分还隐藏在相关表述中，还需拎出来加以辨析和探讨。这就使得从哲学基础、科学观变革、思想逻辑、人道问题、批判主题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新启蒙”和原初启蒙进行横向比较显得有必要和有意义。笔者多年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在上述诸方面，马克思都实现了对原初启蒙的整体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建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以“理性”为根据的理性形而上学，以“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扬弃了原初启蒙之牛顿自然科学的范本，以继承自黑格尔那里的辩证逻辑扬弃了原初启蒙之主观主义逻辑，以对现代世界的全面批判和整体超越扬弃了仅限于宗教和政治批判的原初启蒙，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扬弃了现代性之资本主义性质，最终使得在原初启蒙那里依然还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上升为具有实践性、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人道主义，成就自身为一种“新启蒙”思想。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上述诸作者观点的推进，而非走向其反面，但却是准确理解这一议题必须拓展和不可缺失的方面。
二、 “新启蒙”扬弃原初启蒙的诸方面
概言之，马克思批判的核心目的是突破启蒙之消极后果及其资产阶级性质，拯救并最终实现理性、自由、平等、公正、和谐、进步等价值理想。马克思批判的意义在于：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彻底否定启蒙，从而成为反理性、反历史、反现代化的；也没有像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那样陷入非理性主义，而是深信理性和科学的功能与意义，并积极寻求“前理性”“前科学”的根基，以使其得到最大化实现。对他来说，启蒙价值理想不能停留于抽象强调或以“应当”规制“现实”，而应有社会生产实践这一现实和历史基础。理性和科学的功能和意义的最大化，也应有现实和历史的根基，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传统，可以命名为“新启蒙”，这是欲规避原初启蒙限度的启蒙思想的彻底化，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哲学。
从科学观方面看，18世纪启蒙普遍盛行着以牛顿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精神气象。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精神成了一切其他领域效仿的对象，被推及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历史、精神等方面，使后者相应地成为政治科学、经济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精神科学等等。自然科学以自然取代上帝，以自然科学方法取代演绎方法并以自然主义方式确证人道主义，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等思维方式的盛行，深刻地影响了启蒙时代乃至当今世界。受此影响，马克思也提出了“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是对自然科学的提升和扬弃，是对一切人类社会领域过度科学化从而导致的机械论及物化思想进而扼杀启蒙人道主义后果的纠偏。历史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统一。这在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那里有过类似的努力，但后者由于缺乏对自然科学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导致了其努力的失败，仅停留于哲学与科学的分裂以及人的物化和齐一化。马克思接续了哲学与科学相统一的努力方向，通过提出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根据的哲学革命，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变革了其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同时，他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突破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数学量化方法，从而使自身成为一门在内在本性上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科学，这就突破了自然科学对现实世界的实证阐释，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提出的“历史科学”是事实与价值、解释性和革命性、历史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科学，真正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女子用手捂着脖子，踉跄了一下，有鲜血顺着指缝涌了出来。刚才的伤势似乎很重，令她感到十分痛苦，竟没有察觉到来自背后的危险。
正因为此，在批判主题上，马克思也做了全面拓展。原初启蒙以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为核心任务，青年黑格尔派对原初启蒙的回返也将批判仅仅视为宗教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只是前提，且已经完成，应深入至宗教之世俗基础的批判，展开对尘世、历史和政治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既继承了原初启蒙的批判精神，又拓展了原初启蒙的批判视域。原初启蒙停留于政治解放，马克思则从政治解放上升为人类解放，原初启蒙停留于论证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特点，马克思则上升到了批判和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是启蒙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人道精神的继承者，同时也从各个方面对启蒙进行了批判与转化，肯定了启蒙的现代成就，也力图修正启蒙导致的现代性问题。
3.工具（T），是指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新技术、新媒体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的同时，要将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在网络培训上，推动网络培训的发展。
在思想逻辑上，“理性”受自然科学影响主要表现为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其次在理性形而上学中表现为普遍理性或抽象理性。马克思的理性则是建立在对“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本体论确认基础上的历史理性。马克思的历史理性是将启蒙的抽象理性拉回现实，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这是一种历史活动，而非抽象的审判工作。因此，在思想逻辑上，原初启蒙奉行一种“应当”规定“现有”的逻辑，表现为用抽象的理性建构周遭世界，这种逻辑具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特点。马克思则强调现存世界的变革是一种历史活动，需要建立在既往的历史关系和基础之上，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受到蕴含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支配，这是“现实”自身发展成为“应当”，是黑格尔思辨逻辑的现实化。但马克思历史理性与黑格尔历史理性的不同在于，后者将现实的历史活动变成了实体或精神的自身运动，也将历史终结于普鲁士王国，前者则为实体或精神的运动寻找到了现实基础，是回归到现实的历史本身，从而通向未来的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启蒙理性包括黑格尔历史理性都具有抽象性、先验性、内在性和封闭性等特点，马克思的历史理性则具有实践性、辩证性、开放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点。
近代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思维的过度爆发，加上我们的主要精力被用在第一层次的现代性建设方面，又由于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并没有延续西式启蒙规定的借助政治解放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转向了社会主义，这就在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第二层次现代性建设的艰难。一方面是以激进批判的方式对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推翻，却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缺乏与西方具有同等地位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加之近代的“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运动，因此，在推翻之后，还无力重建成熟了的理性精神，后者是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人权等价值观的基础，其结果就是即使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已经十分发达的今日中国，我们也只能算是半启蒙了的人。因此，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以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也还只是初具雏形，依然是我们现代性追求的目标和启蒙的方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理性精神所需要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十分薄弱，改革开放后，由于过于倚重物质生产方式层面的改革，尽管在物质或器物层面我们的确可以与西方世界相匹敌，甚至比他们还繁荣昌盛，但问题是由此激发出了一部分人的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的市民精神及其物欲，由于思想文化建设的滞后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并未得到有效约制，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一种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与现实的社会基础不相匹配之局面，从而带来了一部分人精神世界的迷失和错位以及各种道德危机的出现。危机的出现反过来也凸显了思想领域的启蒙和文化重建的紧迫性。中华民族的复兴显然不能只靠经济、物质层面，更应在文化层面着力，其方向是重建一套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而又足以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新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乃至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哲学基地上，“原初启蒙”建立在理性及其以理性为基础的人道理想的信条上。自然科学隐含的理性主体性问题，被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提升为哲学和现代世界的根据，取代了之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世界观。启蒙时代作为“科学的时代”也即“理性的时代”，“理性”成为审判其他一切的法庭，其任务既要使人从宗教世界观束缚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和自由去启蒙现代人，同时又要按此原则重建人间秩序。由于哲学原则的不同，自然带来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不同，现代世界由此与古代世界全面区分开来。但“理性”作为“我思”，一方面把人等同于主体自我意识，抽离人的感性丰富性，成了“单子”，进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被表述为“原子式的利己个人”，这种人组成“市民”社会，服从利益原则的驱动，进而导致了受“自私自利、金钱至上”的犹太精神全面宰制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将自身与“物质”“客体”区别和抽象对立起来，导致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进而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社会的分裂与对抗。其结果就是启蒙走向其反面，导致极权主义、物化、道德危机等各种问题的出现。康德伦理学和黑格尔哲学及其伦理国家观在某种意义上即针对启蒙问题而生。马克思是在吸收和转化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础上，突破了后者的唯心主义性质，进展到“理性”之前的生产实践活动或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更为根本的前提，为“理性”自身寻找根据，这一根据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应当为作为审判原则的理性自身奠定现实可靠的基础，应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角度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从而真正挖掘并释放理性自身的解放潜能并克服其强权特征和各种消极后果。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以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为根据，这就使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根基上扬弃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为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及其运动发展过程，为马克思从自然科学模式上升到历史科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可以视为“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继近代哲学对宗教世界观变革之后，又一次对近代哲学的世界观的变革。其效力在于，补充和修正了启蒙在历史领域的普遍主义逻辑，使人类社会历史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发展过程。这是内在消化了启蒙的理性乐观主义及其普遍主义、历史主义、保守主义、黑格尔历史哲学等各种资源的。
具体来看，马克思“新启蒙”对原初启蒙的扬弃和区分在于：
三、 马克思“新启蒙”的现实指向
在当下语境中反思启蒙及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关联，有必要切入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视域。我们的社会实践依然还在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仍是现代社会在不断追求的目标”道路上求索，但考虑到西方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以及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和启蒙传统的批判与转化的积极成果，停留于西式启蒙和将西方现代社会作为建设目标显然是成问题的。根据对现代性三层把握的分析框架，即“第一层面是条件性的，即能够跳出前工业社会的物质性和制度性的生存基础或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必备条件。……现代性的第二层面即是对上述条件的反思、审查与重建，包括现代性条件的自我理解活动。然后是第三个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在哲学理性的重建的意义上提升人对自身超越性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理解，进而进行创造性的生存论建构活动”[4]，第一层次已经完成且卓有成效，第二层次还在建设且争论不断，第三层次则迫在眉睫。从原则上讲，我们的现代性求索和中国道路的选择应当既涵盖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成就，又努力克服其消极影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和制度建设，并且需要重建一种与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实践相匹配和相对应的新哲学形态，后者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坚，对西方启蒙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和转化，并且坚定人民立场，致力于人的普遍幸福的基本理想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启蒙的人道理想现实化和具体化了，并使其具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性。原初启蒙的人道理想即实现人的自由、平等、正义和普遍幸福，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特点，它是通过政治解放来建构理性国家的方式实现的，但这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是以货币制度或私有财产制度为社会现实根据的，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段。因而，启蒙的人道理想最终并未真正实现，启蒙之后的世界成了“一幅讽刺画”：启蒙之理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事务的管理委员会；现代社会中，人是原子式利己个人，金钱是世俗的神，现代社会充满分裂和对抗，出现了大量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这是一个人全面异化的世界。马克思执着于启蒙人道理想，但对其资产阶级性质和形式主义特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力求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马克思是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立场上，对现代政治解放的限度和现代国家的性质进行批判、澄清和区分的，并主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细致解剖，最终使启蒙的人道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得到了真正实现。启蒙人道理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基础之上，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性。
历史科学对自然科学的超越表明马克思超越了牛顿机械力学模式及其停留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困境。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不能被等同于机械决定论，不能在人道主义或科学主义之间各执一词，而本质上是辩证决定论性质的，是实现了事实与价值、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以及实践性、解释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的，它不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不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它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是将人理解成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这在道德问题上与旧启蒙的区分在于：启蒙的各路道德筹划，由于所建基于其上的理性原则本身的抽象性质，必然会带来相互争斗、无法统一共识，带来道德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对此的应对不过是把道德或伦理神圣化，忽视了其意识形态性质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质。马克思则在哲学和科学观变革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道德社会学理论，即将道德的起源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将道德的本质视为与特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将道德的功能视为有限而非绝对和普遍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解答道德问题就变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过程的问题，不同于道德哲学的建构，也不是往回走向古典传统，而是通过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一般发展进程的运动发展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人的道德状态”。
（2）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地方的发展规划，工程建设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库区的建设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创造条件。水库扩建通过移民开发式扶贫，移民生活水平能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解决了库区近3万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6]。
作为一种被动适应而非内源生长的中国道路的求索，同时又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无疑应该承认中国既往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以及体现于其中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合理性。在学理上讲，与这种社会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上文所论也的确显示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卓越方面。因此未来建设的方向，还须一如既往地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并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建构一种与这种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相匹配的新型文明类型。其核心方向在根本上依然还是恰当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融合与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兴起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注]“有机马克思主义”是2014年由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在其合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中正式提出的，有学者称其为融合了“中”“西”“马”三种资源的新范式(参见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载《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1期)。和“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注]“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罗骞教授正式提出，他在一系列学术会议、讲座和微信公众号文章中都有阐释(参见罗骞《建构性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都是在这个思路下做出的理论探索。在这一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主义式”的理解把西方现代性作为目标，主张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法权体系作为中国建设的目标，尽管其对理性、民主、科学和人本主义的推崇值得肯定，但它却奉行了一种无反思的西式启蒙路径，不顾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这显然对原初层面的启蒙过度乐观，过度停留于对西方文明的美好想象，对其资本原则和抽象的理性原则缺乏反思。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已经使得西方现代价值观或纯粹的西式启蒙丧失了可以被全盘接受的价值意义。与此类似，另一种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往回走”的保守主义路径，尽管有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述求，对无反思的西式启蒙路径构成了必要的牵制和警示，但这种路径由于缺失了其可以发挥现实作用的土壤，已经是回天无力了。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浓厚的恋旧心理和保守姿态，“在至今仍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为设定前提，反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未免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的感觉”[5]421。
在当下中国，笔者认同这样一种判断，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而言，“中国仍需‘启蒙’，或者‘启蒙’还任重道远，不进则退”[6]182。“在现代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批判启蒙，而是应该继续启蒙，当然对启蒙要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即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6]107当然这种重建是在吸收和消化原初启蒙的积极资源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经过反思和呈现成熟形态的启蒙精神。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重建须严肃对待和借鉴马克思的“新启蒙”思想。
重建成熟形态的启蒙精神应当是涵盖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吸收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关键是应当在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能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相匹配的新的哲学形态。显然，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社会公正、和谐、普遍幸福理想，其建立在成熟理性基础上的契约精神、对规则的尊重、法治、民主等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依然还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应不断追求的目标，既要尊重和提倡理性和科学精神又不能陷入理性的暴政和科学的唯我独尊，这就需要补充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需要从中寻找既能和现代西方价值观相通，又能改变既有思维方式的思想资源，从而为现代人建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提供基础。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西式原初启蒙的批判及其积极成果，也需要考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本身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体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三种主要文化资源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显示了一种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价值观的批判和重建的维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异质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新的思想文化传统，它必然能够为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自然的科学的统一的历史科学、实践的观点及“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立足点、实践的人道主义对启蒙人道主义的继承和改造以及辩证思维对主观思维的超越等理论成果，均能在未来的文化和新型文明建设中承担起支撑作用。比方说，马克思“新启蒙”思想中为启蒙理性的奠基、辩证思维等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强调及其思维特性具有高度的黏合性，而其事实与价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等的相互统一及其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超越，是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即天人合一思想相通的，完全不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些精髓的方面，并且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成果的合理性，显然不是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态度，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启蒙反思和文化重建显然也是逆势而为，效果不甚理想的。无反思的西式启蒙罔顾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传统对原初启蒙的批判和超越，不承认马克思“新启蒙”思想的合理和优越性及其在引领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也是一种理论偏见和不合理的实践态度。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对原初启蒙成就的消化及对其不良后果的揭示，它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真正的人类解放理想的追求等等，是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和更高远的姿态推进和实现启蒙，自然比原初启蒙更为靠谱。
马克思的启蒙批判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审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理想等，都在原则层面启示我们，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其实都是这个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相关的体现。只有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普遍幸福理想。马克思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的考察，显然并不是基于“应当”的立场，而是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种视角和理论洞察力比无反思的西式启蒙和缺乏历史态度的保守主义对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的把握更有效力。概言之，上述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方式及其效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许更应秉承马克思的革命和批判精神、科学与人道精神，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实践，并将这种实践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消化，反过来为这一新时代和新事物提供哲学基础。
电感式编码器的工作状态仅取决于磁通量的变化率。油污、粉尘、温度等外界环境对它的干扰很小，信号的测量精度和分辨率高。由于转子与定子间没有机械接触，因而使用寿命较长、抗震、抗冲击性能好。基于以上诸多优点，电感式编码器多用于精度要求高的回转工作台、惯性导航测试台、天文望远镜以及高精度的机床和电机设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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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New Enlightenment” and its Realistic Meaning
Huang Xue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Enlightenment of the 18th century was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promotion and absoluteness of the implied rational spirit of natural science. Through the mor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the process of people’s real life,” Karl Marx provided a set of “new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This i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the promo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as historical science, and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lightening humanitarianism as practical humanitarianism. It fundamentally chang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e thinking logic, and the direction of criticism of the original Enlightenment. It is an overall transcendence of the original Enlightenment,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facts and values, explanatory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cientific and humanitarian. This “new Enlightenment”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ist system civilization.
Key words: original enlightenment; New Enlightenment;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9)01-0044-07
DOI: 10.317/j.cnki.jdskxb.2019.007
收稿日期： 2018-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X006)
作者简介： 黄学胜，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南昌大学赣江青年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基础理论、启蒙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