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11(2002)05—0019—04
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原是自然科学术语，指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到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和蒲其斯为先锋，借用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和技术，对人类社会作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
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丝毫不能例外。鉴于游离生态环境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务必为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书上厚重一笔。另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政治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完善，而是一场“从观念到制度的系统变革创新”[1]。本文在这个意义上把政治体制改革说成是政治创新。
1 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经济生态环境
1.1 经济创新的纵深发展
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创新已初战告捷，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然而，一些政治和经济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正困扰着我们，政治创新如果不与经济创新相配套，改革则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甚至会得而复失。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创新同经济创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经济创新的深入发展内在要求继续推进政治创新。首先，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的影响，而且作为构成经济基础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创新的一些重大举措，如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调整，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此是高度统合的，经济创新不可能脱离政治创新而孤军深入。其次，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和管理体制是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从决策与管理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根源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如果千百万商品生产经营者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动自主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投资决策，也就谈不上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要求变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后，政治创新的内涵随着经济创新的深入而深化。经济创新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在经济运行上打破条块分割，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实行政企分开。这就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的调整，而这种转变和调整只能靠继续推进与经济创新相配套的政治创新来完成。
1.2 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要求全面提高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带有较强渗透力的开放促进机制，它促使各国经济交往之门更加洞开。其结果就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甚至国家主权事务的管理难度趋于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有快速流动的要求，这必然和政府对资源在国家间配置的主权发生冲突，给问题的处理增加复杂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却是不均衡的，一般而言，富国受益多而其他国家受益少甚至不受益。这种状况不能像国内问题那样依靠一个强制性权威机构来解决，于是就出现了“世界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由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所控制，这恰恰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性质所决定的。”[3]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追求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要受到业已形成的旧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格局的制约，从而对政府的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2)经济全球化要求不断提高我国政府的综合反应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其脆弱性、敏感性往往使各国经济安全关联系数增大。一些经济强国的类似政策与举动甚至会在世界经济体系引发联动效应，造成全球经济的严重波动；一国发生经济危机会迅速殃及他国及至整个世界，这对我国政府的应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3 我国加入了WTO
2001年11月，我国加入了WTO，这将带来我国的第二次开放，即全面的体制性开放。我国加入WTO最实质、最根本的问题是开放，是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全面体制性开放。我们在对WTO问题的关注上，过去主要集中在产品、行业、企业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上，多是从微观层面考虑问题，而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经济运行机制这些宏观的深刻问题却思考甚少。实际上，加入WTO对我国的巨大挑战是体制性挑战。因为我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八个大字“遵守规则，开放市场”，说到底就是我国的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按照WTO的一般原则向国际社会实行逐步的、普遍的全面开放，要使得我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法规逐步符合WTO的一般原则。体制上的挑战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经济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二是人才机制；三是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加入WTO后我国政府面临的体制性挑战有：政府职能过于宽泛，界限不清；行政过程透明度不够；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低；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政策不适应WTO的要求；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才缺乏等等。
2 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2.1 依法治国的实施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在党领导下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共同意志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效力和至上的权威，因而国家的各项权力都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按宪法和法律行使，受宪法和法律约束。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领导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如果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就意味着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意志存在，这种意志不管来自何方，都昭示着人治而非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执政，即党使自己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并以此为据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而党的主张形成的过程以及经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既是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又是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不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原有体制发生冲突。因为国家机关的职权在宪法和法律中已有明文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应有之义，就是尊重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如果党行使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这本身既与党组织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相悖，又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相冲突。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相应地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创新。
2.2 权力关系面临新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的经济创新迈出了决定性步伐：从计划经济全面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这一转折不仅减缓了权力与体制的紧张关系，而且使我国的权力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0世纪90年代权力关系发展的主体取向依然是分权。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转化为现实有一个过程，所以分权在一段时间里是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体制要求出发，加上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留下的种种体制“真空”，形成了“分权泛化”，其表现就是进行多层面、多方位的分权。从总体上讲，这种泛化的分权是与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在整体上也给权力关系带来一些新问题。目前，权力关系面临的新问题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失衡。其表现在：一是新的经济成份、新的产业结构以及新的分配方式的出现，比较深刻地冲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落差；二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马太效应”加剧；三是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的农村社会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总体获利不多，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发展形成新的反差。
2)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失调。由于体制转型不到位和产权关系不明晰，分权泛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震荡，使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调，具体表现为各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力边界不明晰，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经济部门之间、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内部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边界不明晰等。
3)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失范。政治过程的基础是法律和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在我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中，法律和制度对政治过程的作用总体上比较弱，因而政治过程随意性较强，缺乏程序化的基础和制度化的保障。正因如此，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结果，政治权力在一定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失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卖官买官的异常政治现象和各种“形象工程”的政策决策过程中，而且体现在难以克服的各种地方主义的政治行为中。[4]
权力关系面临的上述新问题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克服和解决，任其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迅速放大成为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不仅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受到威胁，整个改革大局也将面临危机。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推行了1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视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范问题。而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体制的变革与创新的问题。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范所要达到的目标——权力关系制度化正是新一轮政治创新面临的重要而
现实的任务。
2.3 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与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创新的重要动力一直来于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与支持。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种思想予以确认，是为我国政治创新之滥觞。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根源与实质，把改革锋芒直指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高度集权。党的十三大把政治创新作为一项突出的紧迫任务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并规划了一个改革的蓝图。1989年政治风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我国的政治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干扰，但党并没有使政治创新偃旗息鼓，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的策略——寓政治创新于经济创新之中。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政治创新再次凸现，同时也显示了党中央开始探索以行政创新为切入口加快政治创新步伐的决心。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更加明确了政治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的“5·31”讲话中，江泽民再三指出要继续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说，在过去，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是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外在动力；在现在与未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支持则仍然是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外在动力。
3 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文化生态环境
3.1 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
我国的经济创新与政治创新是互为动力特征的。经济创新为政治创新提供经济基础因素，政治创新从经济创新中汲取活力与动力。后者主要是指随经济创新的深入所激发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从而形成推进政治创新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当公民把民主看做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时，民主才有动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我国无论是就经济还是就文化条件而言都已踏入亨廷顿划分的“民主门槛”；尤其是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相联系，我国社会中出现一批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群体，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与渴望，成为推动体制创新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就一般公民而言，对民主的要求与过去相比，也有了长足进步，村民自治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层“草根民主”的实践向世人昭示，我国农民在关注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自己应该享有的民主、自治权利，并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是不断拓展我国农村政治创新的精神动力。
3.2 以德治国的实施
在2001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所谓“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可见，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德治国的“德”，并不完全等同于道德，而是广义上的“德”，即思想道德，它不仅包括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而且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步入21世纪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它的实施正在或将对维护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民主政治改革的理论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优越于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模式，我国的政治创新就是照搬资本主义的多元政治体制。[6]这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创新与发展的运作方向。要走出这种认识误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培养人们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习惯，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我国的政治创新模式只有在我国政治创新的实践中才能找到。一句话，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彻底地肃清艳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错误思想，彻底地改变从西方来观察中国的不正确之立足点，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物本身去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正是以德治国的意蕴所在。因此，以德治国的实施构成了继续而有效地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基础生态要件。
2)当代中国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动员的方式实现政治整合，进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治理的。这种特性当然表现在政治创新过程中。如前所述，我国政治创新的动力之一来自政党推动。我们党在推进政治创新时，政治动员是其采取的一重要手段。我们党完成政治动员主要依靠三个因素：一是动员的理论基础，即意识形态；二是动员的形式；三是动员的载体。本文仅就动员的理论基础来说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的理论基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现阶段，集体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首要价值形态，它是一种把尊重个人权利与服从全局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价值形态。这种价值形态对继续推进我国的政治创新作用重大。因为政治创新实际上是对政治资源的再调整，这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7]此时，我们党就需要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去动员、劝说、教育那些阻挠改革的人，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并使他们最终服从全局、长远利益而支持或至少不反对改革。由上分析可知，继续推进我国的政治创新需要政党推动，政党依靠作为手段之一的政治动员来推动，政治动员依赖集体主义价值形态。而集体主义是以德治国的重要内涵，因而在最终意义上，以德治国的实施是继续推进我国政治创新的文化生态要件。
收稿日期：2002-06-07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法律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