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敏锐地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大事情。江泽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认识。
一、由“多、快、好、省”的赶超发展观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适度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曾作过许多全面而又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在选择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时，提出并实施了“多、快、好、省”的赶超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着眼于新的时代条件，提出并实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适度发展观。江泽民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发展观正确方面的同时，也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江泽民没有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但确实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发展，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快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计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2001年的“七·一”讲话更是强调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统一起，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突破了以往侧重追求经济速度发展观的局限性，是江泽民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首先，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江泽民发展思想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也就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都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其次，经济建设始终是江泽民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发展是核心，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1] (P213)“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2] (P12)再次，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江泽民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江泽民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协调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 (P279)“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1] (P281)
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把市场经济从“手段”层次提高到“经济体制”层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手段的认识。
马克思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3] (P304)因此，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经济上至少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消除商品，生产者“用在产品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3] (P303)二是社会对生产的调整不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4] (P578)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5] (P111)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准备直接过渡。但是，列宁认识到要“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并从1921年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由于一直不能突破认识上的局限，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长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手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发展手段。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建立、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改革以前，实行的也是这种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探索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1992年的“南巡谈话”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把市场经济从“手段”层次提高到“经济体制”层次。江泽民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 (P62)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标志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提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可能性，那么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现实性，则是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发展手段认识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作为对“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具体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邓小平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前，一直没能明确做出建立市场经济的决策。江泽民回顾了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明确指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 (P61)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在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对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新的概括和部署。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2] (P71)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有强大的政治优势，政府将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必要的行政管理，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三是明确并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容。江泽民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 (P22-23)。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 (P22)各种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从业人员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判断他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的，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 (P14)四是进一步理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关系。江泽民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1] (P63)基于此，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必须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1] (P211)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速度、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好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必须认真对待并正确处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拉大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必须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江泽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到全局性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而提出的新举措，理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关系。
三、第一次正式提出并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和构想，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内容的认识。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能的结晶，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长期以来，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法，而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密切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范畴，一直缺少一个科学、准确、全面的概括。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首次明确提出并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科学体系和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史上尚属首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的论述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的丰富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内容的认识。
早在1844年11月，马克思就曾经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个概念[6] (P238)，但他并没有对“政治文明”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更没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问题，但都没有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和理论。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把人民当家作主视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纲领，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先后论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和评价政治体制的标准。在“老祖宗”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一是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归纳和升华，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十五大，再到十六大，江泽民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安定团结，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构想。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率先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他指出：“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建设，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1] (P337)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把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主要内容，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 (P28)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和理论就正式提了出来。三是首次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江泽民把生产力、人民民主、社会稳定、群众利益作为判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优劣的四个标准。四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内容。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 (P28)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 (P29)其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条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目标；加强、完善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和本质特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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