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企业最紧迫的历史性课题——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养琰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中国企业论文,历史性论文,研究员论文,紧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养琰，1925年10月15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195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并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为国内多所高校聘为客座和兼职教授，为国内多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和集团公司聘为高级顾问。
宋教授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讲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市场学》、《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等；主编或参与编写了10多部著作；先后公开发表论文550余篇。其中有不少著作和论文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多次获得政府、学术团体、学校的奖励，包括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
宋教授在理论探索和教学工作中，从不趋炎附势，不随声附和，治学态度严谨，注重求实，勇于创新，1991年首批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
近几个月，中国新闻媒体和学术界、政界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对中国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经济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本刊一直予以关注。
从中国企业的现状看，情况似乎并不乐观，观念陈旧，制度僵化，管理落后，技术进步停滞等等，与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客观要求相比，着实令人担忧。
中国企业如何摆脱困境？中国企业如何迎接知识经济对企业的挑战？最近本刊记者赵弘先生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养琰研究员。这位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资历颇深的经济学家，敏锐而深刻地将自己的看法概括为两个字：创新。这是中国企业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和走出困境的现实选择。
“不创新，就死亡”
拿破仑曾说过：“我的军队所以长胜不败，就因为在与敌人抢占制高点时，我们总是早到5分钟。”日本松下幸之助也常说：“在与竞争对手较量时，必须比他们先行一步”。我国民间也有“先行一步天地宽”、“先发制人”、“捷足先登”等一些类似的话。这种“早到5分钟”、“先行一步”、“先发制人”、“捷足先登”的思想和行动，不仅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国与国之间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不可少的最佳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前些时候我在一次“极地研讨会”会上说：“在抢占南极过程中，我们比一些发达国家‘晚到5分钟’，因而对南极资料的占有和对南极的研究与开发我们就赶不上人家了。”至今我们除了建立两个站：“长城站”和“中山站”外，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始终落在人家后面。面对21世纪，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的，要抢占新时代的制高点。
在现实生活中，要事事处处都比别人“早到5分钟”，又谈何容易，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不断地创新再创新。
在当代，即在全球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这样的大的趋势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知识总量5年就翻一番，经济生活瞬息万变，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学会用世界的眼光从高处和远处打量自己，随时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缺点，通过改革和开放，迅速加以克服，以求赶上和超越，否则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思路决定出路”。正如中国古话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福特一世以大规模生产黑色轿车独领风骚数十年，但随着时代变化，消费者希望更多的品种、更新的款式、节能省耗的轿车。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不仅颜色单调、而且耗油量大、排废量大，完全不符合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市场和日趋严重的环境保护状况。而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几家公司则紧扣市场需求，制定正确的战略规划，生产节能省耗、小型轻便的汽车，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跃然居上，使福特汽车公司曾濒临破产。所以福特公司前总裁享利·福特深有体会地说：“不创新，就灭亡。”
不久前，《中国科学报》发表一篇文章，介绍世界上最大的微处理器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裁安德鲁·葛洛卡夫的新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虽然书中某些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但总体上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特征。书中讲到，我们正处在以10倍速度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挑战和危机，作为一个企业和企业家，随时应感到身边的变化，而且知道什么在变，自己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由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在日本，在美国，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为什么一些好端端的企业说解体就解体，说破产就破产。1992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总裁韦尔奇发动的"GE"革命把相当一批貌似很好的企业都摧垮了。当时，人们骂他是企业的“刽子手”。事过不久，倒成了大家效法的榜样，倍受赞许。
江泽民在九届一次会议期间与科学家座谈又一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企业来讲，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能否创新已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现在看来，企业创新的内容很丰富，我认为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的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观念创新。
制度创新：国企振兴之本
在企业制度和体制创新问题上，我们不能满足和停留在党的十五大对所有制问题有几个和多少重大的理论突破上，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理论突破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理论结合实际，包括国内外的实际，创造性地把它们付诸于实践。
不久前，美国出版了名叫《重新构建公司——企业革命宣言》一书，书中写到：两个世纪前所确立的一套原则，形成了美国企业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公司内部结构，目前到了非放弃那些原则和结构不可的时候了，必须采取一套能适应现时代要求的新的原则和结构。这本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颇为畅销，倍受企业界的欢迎。目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如在美国，对原有的公司制度及其体制正在悄悄而紧迫地进行改革和改造。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大企业一般都拥有相当众多的工厂、科研机构和销售网络，现在在这些大企业中，大都实行单一法人结构，即只有总公司是法人，分公司、专业公司虽然在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但不是独立法人。在股东和公司法人关系上，强化了法人产权，淡化了股权。现代的科学的公司理论认为：股东是“自我”或“小我”，公司法人是“大我”。在公司范围内，股东再大，大至国家，也是“小我”；公司法人再小，小至由几十人所组成，也是“大我”。“小我”的意志是“自我意志”，“大我”的意志是“公意”。“公意”一旦产生，即具有法律效用，它不仅独立于诸多的“自我”及其意志之外，而且也凌驾于诸多的“自我”及其意志之上，并使“自我”意志服从于“公意”。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特别讲求精干、灵活、高效。在产品定位方面，讲求高质量、高品位、高科技、高档次。还必须看到，在重建公司制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也要引起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变化。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改革政府》。克林顿很赞赏，推荐给他的政府官员阅读。书中认为，“多掌舵少划浆的政府”才是真正强大的政府。书中还说，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多大的政府”而是“怎样的政府”，即怎样使政府更能适应现时代社会经济高度和快速发展的要求，要按照“怎样的政府”来组建“多大的政府”。从总体上说，要使这个政府“变瘦”、“变精”、“变扁”、“变薄”，能够轻装前进，并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敏快捷的反映，指挥自如。克林顿一再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小政府，大投资，强国家。
日本的企业制度也在变。二战后所逐步形成的日本企业制度主要特征是：财团网络、等级制度、团队精神、政府干预。现在看来，日本企业制度这些特征，已不符合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了，他们也在逐步改变。比如，他们还在放松国家干预企业政策，逐步打破财团网络，改革僵化的等级制度等。
目前，对我们来讲，应当承认，经过20来年的努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我们已确认企业改制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特别是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目前，仅就股份制而言，全国已建成可够得上真正股份制企业的有9000多家，而其中在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到1997年底已有745家。但不能对此成就估计过高，并以此为满足，还应当充分地看到，这些新建立起来的公司，即使按照公司制最起码的要求，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在它们身上还深深带有旧体制的烙印和痕迹。诸如：很多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仍政企不企，程度不同地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治理结构，如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级任命或委派，或者原班人马，只是换个称呼，如厂长变董事长或总经理；仍实行部门管理，上级主管部门还参与公司的决策或分配；党组织、工会、职代会等还插足其间，争权夺利，干扰公司的正常运作；国有股不准上市，国有产权不能流通；国家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组建过多；各种规章制度也不健全等。
当然，我们也认为，这些公司因为建立不久，缺点和问题的存在在所难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公司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公司现有的缺点和问题可以得到逐步地克服，从而使公司制度和体制进一步完善起来。问题是，即使到那时，是不是我们对国企所进行的公司制改造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呢，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完全建立了呢，不需要再继续进行改革了呢？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和要建立的不应是那些在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过了时的企业制度和体制，而是现在正在改变的和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更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和体制，即更能适应现代经济全球化、网络化运作要求的企业制度和体制。必须注视到，现代企业制度和体制是个动态的概念，在如今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社会”中，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所以，对我们来讲，在企业改制方面，绝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具有阶段性的。没有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所以，我们还必须以继续“革命”的精神，不断进行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再改革，才能使更新、更完备的企业制度和体制继续被创造出来，也只有这样的企业制度和体制，才能符合全球一体化时代的要求。
技术创新：企业生命之源
技术创新是国际社会通用的一种经济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某项新产品从设想、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以及销售一系列技术活动的总和。在国际的经济生活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发展最快的有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生化技术、塑性材料技术等。其中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INTERNET网络在世界上的推广，提供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扩大了信息传递的容量。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名牌企业，都十分重视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们认为只有抢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制高点，才能取得竞争之优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100多年来所以能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具有领先于时代的新技术。在它的扬名世界的贝尔试验室里聚集了5万名科学家，正是这些科学家为他们的公司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有了这些“第一”，为该公司在电信业中称霸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美国，几乎在所有的名牌企业中，都有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而且也都有自己的领先技术和拳头产品。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技术升级非常之快，从Windows3.0很快开发到Windows97，同时把技术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再转化成市场优势。美国英特尔(Intel)公司从1968年成立，经过20多年发展，到1992年，已经成为世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的翘楚；到1994年，营业收入增长了1000多倍。英特尔公司之所以发展这样神速，其根本原因，是它的产品设计和技术在同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IBM公司作为公认的生产性企业，其雇员94%是技术能手，如软件设计师、工程师、技师、财务会计和统计师、市场营销专业人员等。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人们还可以从目前仍在发展着的东亚金融风波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不久前，“东亚奇迹”，以人均产出量每年7%的幅度增长：1985-1995年这10年间，东亚成为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最为惊人的地区。可是，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在旁落，可以说，以美国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引起较大争议的断言最能说明亚洲的增长后断乏力，他言之“所谓的东亚奇迹，是以高投入来保证的，由于资源和资金的相对稀缺性，亚洲经济的增长将难以为断”。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经济的高增长是粗放型的，这次金融风暴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句话。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亚洲国家并不是对此视而不见，而是从多方面资助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问题出在亚洲国家并未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建立起新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随着工资待遇的逐步提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储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技术上并不存在优势，虽然，也形成了少量的高科技产品，但大都仰仗外国资本和技术，创不出自己的名牌。结果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并导致产品价格下挫，企业不仅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率，而且拖累银行，令本已十分脆弱的银行金融体系再也承受不起，从而为金融风暴的发生和恶化提供了条件。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没有或不太有强烈的技术创新欲望；缺乏必要的技术创新资金投入，技术创新资金投向也不太合理；科技人员匮乏，科研条件差，难以保证技术创新所必要的条件；普遍缺乏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必要的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缺乏技术创新所必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等。当然，与过去相比，上述方方面面都有所改善，因而技术创新活动也都在程度不同地进行，并有所发展，但与一些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太慢了，更远远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此，不能不予以足够的关注。
在当代，高明的企业家，已经把关心技术比关心市场当作更高层次的、更具有远见的竞争行为。就彩电来讲，目前世界彩电技术正发生革命性变化。日本、美国用巨资配制的数字彩电都已进入市场，并且销量迅速增长。等离子平板彩电、液晶电视、与微机合二为一的彩电等，在发达国家也已经是较成熟的产品。这些产品由于前期投入很高，价格远远高于目前普通彩电，一旦形成规模并在市场上收回报资后，价格会迅速下降，届时会对传统彩电形成重大冲击。由此看来，今后彩电市场竞争主要是技术竞争和由技术决定的新产品之间的竞争。目前我国由民族工业生产的彩电热衷于降价来扩展市场，虽然降价是竞争的一种手段，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如长虹、康佳等一批企业，通过降价，实现资产重组，兼并了不少小型彩电企业，成为彩电行业的龙头，并占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以此为满足，不把重点或立足点切实地转移到技术创新上来，国产彩电可能很快走进自我毁灭的死胡同。在当代世界市场范围内，降价已经不再是竞争的主要和有力手段。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大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手段已从从前的低价倾销转向技术竞争、品牌竞争、服务竞争、开发能力竞争，以及由这些因素相互综合而形成的实力的竞争上来。据行家透露，国外的一些名牌彩电生产厂家，如松下、索尼等，正以创新技术为主要内容之优势，准备卷土重来，收复“失地”。所以，我国彩电生产厂家，必须审时度势，只有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上狠下功夫，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顾我们的生存环境，几乎90%以上的生产物资、设备、工具、以及生活用品都是外国人创新的结果。当人家在某一领域中投入巨大人力和财力在进行创新时，是极端保密的，是国家利益、企业之命脉。人家搞出产品来以后，所转让给你的技术和产品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旧货”了。所以江泽民说：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
为了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在我国的现阶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切实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及其显赫作用的认识，强化企业在技术研制和运用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增大技改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改变技改投资结构，提高技改投入的效果；加强科研条件产业化建设，提高技改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努力降低技术创新风险；建立和健全技术创新的宏观配套措施，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的中观和宏观环境。当然，要全面实现技术创新还不止这些，但这些都是主要的，不容忽视的，非做好不可的。
管理创新：国企振兴之路
企业管理就是企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根据一定的理论、原则、法令、法规，运用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对企业所能支配的人、财、物、信息、能量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合理地配置，把产品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使之正常地运营，以求达到企业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和策略目标。有人说，管理是生产力诸要素的有效粘合剂，是有一定道理的。企业管理是搞好搞活企业的最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科学，是资源，是生产力。
所谓管理创新，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放弃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二战后，美国企业已经实现了第二次“管理革命”，即由“全面质量管理”向“组织结构重新构造”方向转变。美国自90年代初经济出现复苏以来，已经持续了7年的经济增长，都与管理重构有关。
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向思维和单打一的工作模式，使不少人认为，只要改革成功了，新的企业制度和体制建立了，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好象有了母鸡就可以自行下蛋了。这只能是一种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要知道，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在我国原本生成并长期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问题更多、更大、更顽固，因而企业的问题，绝不是单靠在改革企业制度和体制后就能全面解决的。
不可否认，在企业的所有问题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制度和体制问题。就我国原有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果不改制（包括制度和体制），新的机制产生不了，企业就不能真正面向和走进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按市场规律运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企业搞活、搞好。但必须看到，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阶段，不能否认，对一部分国有企业来讲，按照原先的设想，企业改制应当说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了，如建立了公司制等。可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而又不容忽视的，就是在已经改制后的企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经营绩效不好，甚至亏损，有的到了难以为继和面临破产的程度。如在沪深两市上市的745家公司中，1997年底，经营绩效不好或很不好的公司大约占10%左右，经营亏损的公司也在5%上下。这究竟为什么呢？
虽然造成改制后企业新的困境的原因很多，这里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残余和痕迹外，还有市场问题、资金问题、人员素质问题等，如从实际的情况看，主要还是管理问题（广义的管理应当包括经营）。如果说制度和体制是企业改革所要实现的“硬件”的话，那么，管理则是企业改制后所要实现的“软件”。在现实生活中，当“硬件”和“软件”同时并存时，从来都是“软”左右或指挥“硬”。如今，不能不承认，这个“软件”滞后了，没有或不能发挥“软件”应有的作用。纵观目前国内许多改制后的大企业，有不少搞得十分出色，名扬海内外，主要是管理也跟上来了，如宝钢、长虹、海尔、三九、赛格、科龙等；而搞得不好的主要是管理跟不上，如上述的绩效不好的甚至亏损的上市公司，大都属于这类情况。
我们必须强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不能用管理来代替改革，当然也不能用改革来代替管理。必须认认真真地处理好改革和管理（软件和硬件）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目前，对已经改制后的企业来讲，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化到管理方面来了，管理上不去，企业照样活不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又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大问题。
目前在已经改制后的企业存在的管理问题主要是：就管理者而言，由于观念陈旧、整体素质不佳，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无力去搞好企业管理。比如，他们对企业中已经存在的和新出现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对企业的未来缺乏预见性和防范风险的意识和手段；就被管理者即广大职工而言，由于在传统体制下而形成的惰性和对“主人翁”地位的误解，对改制后的企业管理产生对抗情绪，人为地阻碍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传统的、经验性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作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努力还一时难以摆脱，而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由于不熟悉、不完善、不顺手还难以在新企业制度中顺利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管理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必须看到，当代，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大的背景下，企业管理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发达国家在这场革命中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人对我们说，你们中国在改革我们也在改革，你们的改革与我们的改革有所不同，你们的改革主要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而我们改革是要改变从工业时代200多年来沿用的旧的生产管理体制和模式，建立一种能够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要求的新模式和新管理体制。
在管理创新中，就当代而言，管理集成化即集成管理当算作最佳的管理模式。所谓集成管理即把集成思想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其主要内容是：整体优化，即按照系统论的要求，对生产各要素进行合理搭配，取长补短，综合协调，使之形成最佳的整体优势，发挥整体效应。整体效应可以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减负增正，二是补短增长；连锁互动，即利用事物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力量，相互使用，并发生连锁反应，相互推动，从而形成综合而又巨大的能量，推进企业发展。从本质上看，管理主要是信息接收、输送和处理。由于集成管理面对的信息远远超过传统的管理，因而更需要构建快捷、高效的信息网络，以此来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力，保证企业正常、高效运转。
企业创新，首先从观念创新开始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观念在企业创新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目前，就我国的全国企业而言，虽然有相当多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创新精神，因而企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也不容忽视，仍然有不少企业及领导者，特别是国有企业及其领导者，依旧陶醉于“昨日黄花”之中，惧怕革新和变革，因而每况愈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前些时候，一幅叫做“新龟兔赛跑”的漫画，说的是在这场比赛中，睡觉的不是兔子而是乌龟。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在国外，那些处于鼎盛时期的企业还都在“未雨绸缪”，而我们有一些已经难以为继、濒临倒闭的企业，仍抱残守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怎么不落后甚至被淘汰呢？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一群根本不肯闭眼和停步的“兔子”。
现在在我们同志中也还有一部分人的确存在另外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认为自己改革成功了，了不起了；外边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们并不了解，或了解甚少。美国的麦当劳在当今世界上以6小时开设一家分店的速度迅猛发展，全球平均每天有6000万人在吃它们的快餐，可它们从没有大吹大擂自己是什么“世界第一”；可口可乐占据世界饮料市场的60%，全世界每天的消费是9亿瓶，其总量足足可以淹没一个小国，但它们从没有冠以“环球”、“震宇”等类似的招牌。可是我们的有些企业，有了一点成就就自以为了不起，如什么“环球贸易公司”、“国际美食中心”、“当代第一商城”等等。近年来，海外也有这样一种论调（有的是恶意的），到了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这种论调的确使不少人忘乎所以，昏昏然似乎感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处于天地之中者就是中国。”在他们看来，似乎“大汉时代”或“盛唐时代”已经到来或快要到来了。这是一种远远脱离实际、妄自尊大的思想，对这种思想不正视、不克服，将会永远使我们处于落后、被动、难堪、挨打的地位，“早到5分钟”的胜机永远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将永远摆脱不了困境。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竞争的空间大大缩小，时间大大缩短。判定任何一个企业领导者是否称职，是否有才干，主要看他有无超前意识，创新本领，预测风险和避免风险的能力，大胆而又稳妥的决策本领，以及卓越的抢先精神。创新理论先驱者熊彼特说过：“常规生产的管理者不能被称为企业家，而真正企业家的独特任务，恰恰在于要敢于打破常规，创造新理论和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又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经营管理的创新。”
中国宋代文人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如今，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那些已经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的旧的企业管理方式和方法，而是他们在改革中已经采用或正准备采用的更能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更重要的，我们不能老当学生，而要争当先生，先生必须先知，要先知只有创新再创新。
总之，在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今天，国家要生存、企业要生存，要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竞争对象是国际上的大企业，是先进国家靠产品创新竞争的企业。所以，只有实现全面创新，才能在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标签：康佳彩电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彩电行业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技术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彩电论文; 美国公司论文; 研究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