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宋代诗人乐雷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化与论文,诗人论文,乐雷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491(2009)01-0064-04
一 湖湘文化渊源特质略述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从可以考知的历史来看，可追溯到舜。“舜，冀州(相当于今山西、河北两省之地)之人也。舜耕历山①，渔雷泽(今山东菏泽东北)，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就时于负夏(今河南濮阳东南)。”“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今永州宁远县)。”②舜的生平行迹，连结着中原与湘楚，是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湖湘文化的纽带。
舜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同时也与道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今山西永济东北)，西流至蒲坂县(今山西永济西南)，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赐陈胡公之姓为妫，为舜居妫水故也。”③周武王所封舜之后裔胡公满，为陈国人之祖先，其封地在今之河南淮阳。老子之故里在今之河南鹿邑。鹿邑，古属陈。此老子为舜之流裔之证。《论语·卫灵公》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陆贾《新语·无为》说：“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可知“无为”之道，乃始于舜。老子讲“无为”，孔子也讲“无为”，虽各有所主，然多有相同之处④。所以说，舜文化实为儒、道二家文化之共源。
屈原为楚人，沉江于湖南之汨罗，今之论湖湘文化者，无不盛称屈子。屈原的作品中屡称尧舜，而其困穷无告之时，便欲上九疑(苍梧)向舜陈词，且欲飞天乘云，遗世高蹈，而“与重华(即舜)游兮瑶之圃”⑤。屈原之忧民爱国、举贤授能、忠诚执著、独立不迁近于儒，而其志洁行廉、皭然无滓、独往独来、想落天外近乎道，其融儒、道于一炉，实是对舜文化流绪之发扬光大⑥。
屈原之后，湖湘文化代代相传，不绝如缕。外地之学者来湘，亦受其熏染。然汉魏六朝湖湘尚属蛮荒，唐代士人被贬多在湖湘，湖湘本地名人较少。五代到宋，岳麓书院崛起，湖湘之学渐盛。周敦颐、胡宏等导路于前，朱熹、张栻等继踵于后，湖湘理学遂名动天下。周敦颐之学是典型的儒道互渗，故湖湘理学之精神，也以兼融儒、道为特点，而以忧国忧民、执著务实为内质。关于宋代湖湘理学，后文还有论及，此不赘。
二 乐雷发及其创作的基本情况
就诗人数量而言，宋代湖湘诗人远胜于前代。笔者搜索《全宋诗》，共检出湖南籍诗人144人(其中有几位诗人的籍贯尚有异说)，除长沙外，以湘南之永州、宁远、道县、祁阳、耒阳、安仁、临武及衡阳等地居多。而湘南诗人中除道州周敦颐名气较大外，就数宁远诗人乐雷发了。
乐雷发(1210？-1271)，字声远，湖南宁远县人。关于乐氏的生年有两说：一说生于宋宁宗嘉定二年己巳正月十六日(1209年2月21日)，一说生于嘉定三年庚午正月十六日(1210年2月11日)或十月初六日(1210年10月25日)。乐雷发之名可能与他出生时曾发生过雷击事件有关。据《宋史·五行志》，嘉定三年正月、十月都曾发生雷击。因此，生于嘉定三年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月日，则殊难确定。乐氏卒年为宋度宗咸淳七年辛未十月十三日(1271年11月16日)，葬于油草岭。其具体里籍为今湖南省宁远县下灌乐家山。乐氏曾多次参加科举，均不第。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五月，其门人姚勉登科，上疏让第。理宗颇为重视，亲加诏试，赐特科第一，官授翰林职司敷文。宝祐四年(1257)，以病告归。因其家居雪矶⑦，故自号雪矶先生。宝祐三年(1256)，友人朱嗣贤、何尧卿等捐资刊刻其诗为《雪矶丛稿》，乐氏撰有自序。故今存者均为乐氏退居宁远故里以前之作品。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2)，其裔孙乐宣重加订正刊刻并作跋。今存有读昼斋刊《南宋群贤小集》《两宋名贤集》及四库本(有《雪矶丛稿》《江湖小集》本两种)等。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人乐氏《乌乌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秋日行村路》、《逃户》等四首，湘籍学者萧艾先生为《雪矶丛稿》作注，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
乐雷发今存诗140馀首。体裁包括七古、五古、七律、五律、七绝、五绝，而以七律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四称其“人品颇高”，“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读系年录》诸篇，尚有杜牧、许浑遗意。”乐氏弟子姚勉《宋史》无传，《宋史·艺文志》又漏收其文集。《四库全书》收其《雪坡文集》五十卷，并对其生平略有考稽。姚氏为高安(今属江西)人，宝祐元年以词赋擢第，廷对万言策第一，除校书郎，兼太子舍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四这样评价姚氏：“勉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颇媕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可见他受乐雷发的影响很深。
乐雷发的诗虽不完全同于江湖派，但仍同江湖派诗人有一定关系。陈起《江湖小集》收入乐雷发诗凡四卷。乐氏集中有不少诗显示他同江湖诗人有交往。如《寄戴石屏》，戴石屏即江湖诗人戴复古，复古于乐氏为前辈，故其《与复古叔读横渠〈正蒙书〉》称其为“叔”；《题许介之誉文堂》说到“姜夔刘过竟何为，空向江湖老布衣。造物忌名从古有，诗人得位似君稀。”姜夔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1)，于乐氏也是前辈，故其《史主簿以授庵习稿见示敬题其后并寄张宗瑞》诗中说“姜夔荒冢白
深”。这些诗都显示他同江湖诗人有过交往。陈起本为杭州书商，江湖派以其所刻《江湖集》《江湖小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而得名，集中所收诗人多落拓不偶、浪迹江湖，诗风却未必人人相同。乐雷发诗集中也有些作品风格近于江湖诗派。但从总体而论，他的诗确实与江湖派诗风迥异。除同江湖诗派有关系外，乐氏还可能受过杨万里、陆游等前辈诗人的影响(乐氏诗中多次提到杨万里，又有《雨夜读陆放翁集》一首)，特别是他的写景咏物之作，如《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疏拙》、《夏日偶书》、《秋日行村路》等，其恬淡风趣风格，颇有杨、陆的某些印痕。
乐氏之所以被归入江湖诗派却又迥异于江湖诗派，是因为他的诗歌植根于湖湘文化，其主导精神体现的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乐氏生于宁远，如前所云，宁远为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屈原精神的融入使舜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与宁远相邻的道县，是周敦颐的故里。北上衡阳、长沙，由胡宏、朱熹、张栻等所孕育出来的湖湘理学，与周敦颐一脉相承。理学家、诗人杨万里也曾被贬至零陵任县丞。从乐氏的诗中可以看出，他除了曾到京师临安短暂任职外，其馀游踪所至，南不过桂林，东不过江西，主要行踪在道州、江华、永州、祁阳、临武、安仁、郴州、耒阳、衡阳、长沙一带，而宁远始终是他未曾久离的故土。其活动范围就在湖湘文化圈中，故其诗歌自然而然会深深地打上湖湘文化的烙印。
三 乐氏诗中所体现的湖湘文化精神
九嶷山秀美清丽的自然风光，真朴淳厚的民情风俗、悠远神奇的远古传说和诡谲诞幻的释道神话更给这里的人们平添了许多浪漫主义情调，丰富了舜文化中本有的道家内蕴。乐氏集中也屡有表现这种道家情调的诗歌。《九嶷紫霞洞歌》《壶中天赠侯明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九嶷紫霞洞歌》看上去受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影响很深，然而其想象却植根于以九嶷为中心的湖湘文化背景：“湘滨两姝不敢到，怅望苍梧云缥缈。尔来三千三百年，斑龙空卧金光草。我采姹女江华滨，是为三十六帝之外臣。”“人言有路通桂林，乘兴欲寻日华君。吾闻洞中大小洞天三十六，帝遣列真分治局。上界官府应更多，定知此洞今谁属。猗欤奇哉，紫霞之洞真天开。我上会稽探禹穴，复浮沧海登天台。”这些诗句，都明白地昭示着诗人对自由世界的心仪。《壶中天赠侯明父》把想象世界同现实世界打成一片，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诗人的道家情怀：
盖头即可居，容膝即可安。连云大厦千万间，何如壶中别有天。壶中何所有，笔床茶灶葫芦酒。壶中何所为，目送飞鸿挥五丝。窗前祝融老僧竹，壁上九疑狂客诗。壶中主人知为谁，啖枣仙伯雪鹤姿。左揽玄微袂，笑移砥柱弄河水；右拍长房肩，饱餐麟脯倾玉舷。蓬莱山，在何处，劝君且占壶中住。不曾上列金马门，也应不识崖州路。探禹穴，浮沅湘。脚下尘土鬓上霜，我到壶中如故乡。
诗中狭迫的居室、清苦的生活、消逝的年华与空灵的心境、恬淡的情怀、狂放的个性形成巨大反差，凸现出诗人与友人所共同追求的道家超迈人格理想。
乐氏诗中颇有深得庄骚遗意之作，如《寄雪蓬姚使君》、《佳人两章寄许东溪》等都属此类，后者云：
衡之山，郁苍苍。我有佳人，在山之阳。木难为佩兮云锦为裳，爱而不见兮我心忧伤。安得为鲲鹏，凌风置君傍。衡之山，郁苍苍。
衡之江，清且漪。我有佳人，在江之湄。朝餐菭蔷兮夕馔江蓠，欲往从之兮我马虺尵。安得为琴高，沿波与君随。衡之江，清且漪。
乐雷发所理解的楚骚精神就是忠而被谤，发愤抒情而词兼比兴。《听庐山胡道士弹离骚》其一云：“庐山道士菊潭仙，前世沧浪握楚荃。莫道《离骚》遗响绝，孤钩寡珥尚能传。”其二云：“吊湘谁解荐江蓠，忠愤泠泠写七丝。愁绝九疑山下听，重华应许就陈词。”大概是因为乐氏对楚骚情有独钟，故而对唐代湖湘诗人李群玉(今湖南澧县人)未能继承楚骚比兴传统而颇有微词。其《读李群玉集》云：“捐玦江头弄钓舟，兰花杜若满芳洲。如何才子无骚思，专咏蔷薇与石榴！”
乐氏还力图把屈原精神同宋代理学对接起来。《濂溪书院吊曾景建》云：“太极楼头霁月寒，断弦绿绮不堪弹。窗前自长濂溪草，泽畔还枯正则兰。苍野骚魂惟我吊，乌台诗案倩谁刊。伤心空有金陵集，留与江湖洒泪看。”“窗前自长濂溪草”用周敦颐典，《二程遗书》卷三《二先生语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正则”即屈原，出自《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濂溪不除窗前草，乃任其自生自长；屈原之所以屡咏兰蕙，因其有芳洁之性。合濂溪与屈原，就是任自然而尊德性之意。
乐氏受理学浸润很深。在诗中，他屡屡提及理学家周敦颐、张载、朱熹、张栻、杨万里等，表达对他们的敬慕之意。然而乐氏对湖湘理学的内在精神独有解会。在《拟长沙访姚雪蓬至永返赋此为寄》诗中，他告诫友人：“今傍南轩住，应知理趣精。《通书》多似《易》，《论语》不言‘诚’。”南轩即张栻。张栻非常推崇周敦颐，其学受程颐影响，标举一个“敬”字，又认为切实处乃在践行。《南轩答问》云：“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近出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深可叹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馀年之后，超然独得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推明动静之一源，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然而学者若之何而可进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诚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则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体察之际者，而后先生之蕴可得而穷，太极可得而识矣。”[1](卷五十，P1613)黄宗羲这样评价张栻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胡宏)，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1](P1635)乐氏说“应知理趣精”，即是强调南轩之学理趣精微处全在居敬践行。朱熹则认为敬不如诚：“‘谨’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诚’。程子曰：‘主一之谓敬，一者之谓诚。’敬尚是著力。”[2](卷六，P103)乐氏诗中说“《论语》不言‘诚’”，显然有倾向南轩而不同意朱子之意。在《登濂溪太极楼》中他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湖湘理学精神的理解：
岑楼跨层崖，灌木翳颓沼。旷哉宇宙心，况兹展遐眺。前哲日以远，川麓被文藻。芳甸馥荃蘅，江渚杂凫鸟。亭亭沼中蓬，冉冉庭下草。扣寂参太极，抚化领众妙。俗薄神理乖，力柔圣途杳。英英考亭翁，反心会天奥。万里粲良言，一诚贯元造。勖哉登楼人，毕景尽此道。深根复深根，笃行以为宝。
在乐氏看来，周敦颐标举“太极”，朱熹揭橥“诚”，紧要处并不玄妙深奥，乃在于切实笃行。讲求实践是儒家的基本特点，也是湖湘理学的精神内核。乐氏在《次韵李监丞城西纪游》中就曾追溯儒家的这种理性实践精神：“沿流浮伊洛，溯源窥羲尧。执中与太极，万古瞻魁杓。察微笃强力，贤圣诚匪辽。”这里讲的“察微笃强力”，就是上引诗中强调的“笃行以为宝”的同义语。
《雪矶丛稿》中寄赠送别之诗较多，所送所赠者多赴任或退职的官员。他往往针对所送对象，或称赞其往昔的建树以勗勉其心，或寄言其未来的作为以激励其志，或借题发挥慨叹自己不能为国尽力，劝勉友人珍惜建功立业的机会。言辞真切，颇能昭示其重践行的理学指趣。如《送程营道官满赴阙》盛称程氏在官之善政，《谒山斋易尚书》赞颂程氏当年大兴辟雍之功绩，《送桂帅种尚书赴诏》褒美种氏为国事尽心到老，《呈广西张提刑》寄意张氏执法当宽缓不苛，《送史主簿之鄂就辟》云：“才大岂堪栖枳棘，官清只应友兰荃”，“壮士苦无横草志，将军还用撒花钱⑧。鞑兵犹未回燕鸭，蜀耗何应问杜鹃。今日送君无话别，看随卻縠洗狼烟。”对史氏赴鄂寄予厚望。又如《送李焕云赴恭城主簿》说：“寒暄未定宜加爱，事业无穷要自强。”可以说，乐氏的赠答送别之作大多于友人有深意存焉。
乐氏诗中最动人处在于他深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关于乐氏的忧国之民之诗，论者多已注意，读者可参考刘洪仁的《试论乐雷发的诗》、孙海洋的《乐雷发及其〈雪矶丛稿〉》二文⑨，这里我只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择其要者论之。
宋理宗时代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乐氏即使隐居在偏远的山村也无法真正超脱，而是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民生的境况。他的忧乐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三月，金亡，“时赵范、赵葵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3](卷一百六十七)，三京指开封、应天和洛阳。乐氏也为这一局面欢欣鼓舞，这年所作之《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即表达了希望丁少卿移镇西蜀之后能精心策划、收复失地的愿望：
琼海收兵玉帐闲，又移斋舰溯涪湾。三边形势全凭蜀，四路封疆半是山。魏将旧闻侵剑阁，汉兵今欲卷函关。细倾瑞露论西事，想在元戎指画间。⑩
但事实上，宋人的收复之梦并不可能实现。由于决策者的无能，宋军在蒙古人强大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嘉熙三年(1239)六月，蒙古兵攻重庆，两年后，即淳祐元年(1241)，“蒙古塔尔海部汪世显复入蜀，进围成都。制置使陈隆之固守弥旬，誓与成都存亡。部将田世显，潜送款于蒙古，夜开北门，纳蒙古兵，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招守将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则死尔，勿降也！’遂见杀。城中出兵三千，战败，夔夜驱火牛突围出奔，汉州遂为蒙古所屠。”[3](卷一百七十)消息传来，乐雷发悲愤欲绝，写了那首著名的《乌乌歌》。诗一开头便激愤地呼吁：“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深衣大带讲唐虞，不如长缨系单于。”在铁骑与血泪面前，乐氏虽然宣称要摈弃代表湖湘文化的《离骚赋》和《太极图》，实际上张扬的还是他一贯推崇的湖湘务实精神。宋理宗以崇尚理学著称，为人却颇昏庸，以致长期用人失误：“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4]乐雷发在诗中发问：“何人笞中行？何人缚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何人三箭定天山？”意谓朝廷所用不是像贾谊、终军、王元、薛仁贵那样的慷慨忠勇之士，而全是些侈于空谈的无能之辈。这显然是借掊击理学以批评朝政。
忧时悯乱是乐氏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如《闻边报寄姚雪蓬》说“淮烽蜀燧照边隅，白发忧时我腐儒”，《题钟尚书北征诗稿》说“书生亦有中原志，那得君王丈二殳”，《昭陵渡马伏波庙》说“功名要结后人知，马革何妨死裹尸”，《送邵瓜坡试湖南漕举》提醒邵氏：“毕方夜煽杭都火，大角秋缠蜀道兵。莫作腐儒场屋话，琅玕满腹正须呈。”《道中逢老儒由蜀出》其二云：“时事如颓屋，谁堪任栋梁。国贫僧牒贱，边病檄书忙。有分忧宗社，无才出举场。未应王谢辈，挥泪送斜阳。”这些诗作，都足可见其拳拳之心、执著之诚。
乐氏身处乡里之时多，对吏治民生都比较了解。其《送絅斋李监丞赴湖南提举》《送程营道官满赴阙》《次韵李监丞月夕闵雨》等，都体现着他对吏治黑暗、民生凋敝的忧虑。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逃户》：
租帖名犹在，何人纳税钱。烧侵无主墓，地占没官田。边国干戈满，蛮州瘴疠偏。不知携老稚，何处就丰年。
总而言之，乐雷发的诗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花朵，乐氏诗歌所展现出来的道家的想落天外、恣肆自由风貌与儒家的爱国忧民、执著务实精神，以及或激越、或诙诡、或淡远的艺术风格和或直陈、或比兴的表现方法均与湖湘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注释：
①历山在何处，说法甚多，一说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南，一说在今河南县旧濮阳东南，一说即今山西永济市东南之雷首山，等等。
②《史记·五帝本纪》。
③《尚书正义》卷二《尧典第一》。
④关于孔子、老子“无为”思想之异同，详拙文《孔子、老子“无为”思想之异同》，《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⑤《楚辞·九章·涉江》。
⑥关于屈原同儒道文化之关系，可参考拙著《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M](修订本)第五编第三章，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1月出版，第245-255页。
⑦雪矶，据张介立考证，其地在今宁远县南部的大村子下灌。《乐雷发里籍考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⑧明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
⑨刘文见《船山学报》[J]1988年第2期，孙文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⑩“漠兵今欲卷函关”句下诗人自注：“时会有三京之役。”可知此诗作于端平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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