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我不在乎》荒诞与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说论文,荒诞论文,认知论文,我不在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剧：黄欣 李唯 凡一
导演：黄建新
摄影：杨伦
美术：刘璐一 曹久平
录音：柳群
主演：冯巩 吕丽萍 李小萌
故事梗概 年过四十的谢雨婷有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丈夫顾明是有名的精神科大夫，女儿小文聪明伶俐。为了领取一条单位发给“模范夫妻”的毛毯，谢雨婷在家里开始寻找被遗忘多时的结婚证。一张小小的结婚证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为结婚证经历了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之后，谢雨婷和顾明闹起了离婚。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一直表示不在乎的小文终于大叫：“谁说我不在乎！”为了挽救父母的婚姻，小文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离家出走了……
小文的出走唤回了谢雨婷和顾明，两人在另外一个城市找到了女儿，三人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黄建新的新片《谁说我不在乎》作为2001年暑期强档娱乐片推向市场，据说在全国极为上座，上海有的影城居然还挂起了“票已售完”的告示牌，着实让关心中国电影的人们惊喜了一番。7月13日，本刊编辑部举办《谁说我不在乎》研讨会，部分在京的评论家和导演黄建新、主演冯巩一起就影片所引起的话题展开讨论。《电影艺术》主编王人殷主持会议，现将部分发言摘登于下，以飨读者。
陈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建新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路子。在这部电影里越来越追求一种自由表达，更多了些形式的活跃，其中诸如卡通的运用对中国电影肯定有一定影响。黄建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每一部电影都能够离开导演、编剧的设计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人们可以和它独立地进行对话，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和他的解释是平等的，各有各的价值。这部影片我也有很多联想，他用亲切的目光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关于身份的焦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很牢靠，但每一个人的身份擦一下好像就碎了。
傅彪这场戏的设计有点游移。另外，吕丽萍说粮票，可能现在很多观众不明白，必须解释。但一经解释在电影里面会显得太过分了。夫妻两人的对话，这种情境，怎么可能说那时粮票很重要。让这两个主人公去说，还不如让这个孩子去说。
黄建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跨出最后一步时（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跨出最后一步），他又缩回来。这是黄建新或者说是所有中国电影导演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出你的秘密》，应该让江珊和王志文饰演的角色成为模范，让社会大肆去宣传他们。我认为社会能够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肇事者和目击者双双成为社会的英雄。但是黄建新最后又把这件事淡化了。其实这是一个绝好的点。《谁说我不在乎》也是这样。比如照片，让他们回到家里，什么事都没有，这时照片突然掉下来，打碎，结婚证出现。生活的荒诞感就出来了。这几年黄建新越来越藏在影片的幕后，但对生活荒诞的感觉始终是他的一个基调，一个原色。只是最近几年当中，他的影片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却缩回来了。包括《睡不着》，其实让他死过之后，在追悼会上说他是英雄，那才更有趣。《谁说我不在乎》也是，如果让照片自己掉下来，影片的内涵可能会更深刻。最后小孩的“未来的生活真是这样吗？”还是有废话的感觉，不太干净。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黄导基本的电影感就是生活的荒诞性，每一部电影的核都是在生活的某个荒诞性的一面。比如《谁说我不在乎》结婚证的问题，包括《埋伏》两个人在塔上守着，两个最没用的人结果起了关键的作用，成了英雄，但却被人遗忘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了生活的荒诞性。我们说黄建新的电影有喜剧风格。但他跟冯小刚的喜剧风格是不一样的。我并没有贬低冯小刚的意思，他创造了一个商业片品牌。冯小刚的喜剧是做出来的，虽然他也编织社会的矛盾作为喜剧的结构，但是他的核没有导致生活深层的荒诞性。回去看黄建新的作品，从《黑炮事件》开始，他发现的荒诞性都是深层的荒诞性，体现社会的、历史的荒诞性。荒诞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生存状态，我们觉得好玩，觉得好看，我们经常面对生活的荒诞。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最重要的人都是不稳定的，所有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及其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快乐，包括有一对没有出场的青年男女的恋爱，都可能在5分钟内掉下来，没了。但是大家在什么地方找到安全呢？都是在回忆，在历史中。所以我觉得那几笔非常精彩。包括跳舞的“红色娘子军”，包括他们找结婚证。我们只有在回忆、在历史当中找到我们今天身份可以被认可的东西。这一点导演在开拍之前不一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但他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中的荒诞。而靠感觉就能把荒诞呈现出来，我们发现里面的就是历史，就是社会。真正的艺术片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那些可以让我们产生艺术空间的地方，所有它的一切故事架构起来的东西既好看，同时又不纯粹为了好看。
我对“暑期档娱乐影片”这个概念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最上座的电影未必是娱乐片，从三四十年代开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是通俗片是肯定的，但它一定不是纯粹的娱乐片。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文化环境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老百姓的关注热情也完全是不一样的。纯粹的娱乐片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最好最卖座的电影。恰恰是跟当下中国老百姓生存状态有关系的、通俗的、为老百姓诉说的电影可能是最有票房的。
在黄建新身上，娱乐片和艺术片这个概念已经消失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打通了娱乐片和艺术片中间的界限，无法说它是一部纯粹的艺术片，也不能说它是一部纯粹的娱乐片。这些东西是由什么造成？最重要的一点，是黄建新发现了生活的荒诞性，突出了这一荒诞性。而且他有非常从容自如的创作手法、创作思路去书写这个题材。我要说后现代，大家又说，中国谈什么后现代？其实后现代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包括我们说《还珠格格》，如果从一个严肃的状态来看，这样一部作品无足挂齿，怎么老百姓会喜欢？其实它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状态。这个状态我们找不到更恰当的概括，我们说它是一个后现代文化状态。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状态？你会发现生活中所有的荒谬性我们用了一种幽默的态度去对待它，包括我们用了一些强装笑脸的方式去对待它，比如这部影片中的全国粮票。而且里面大量的互文本，比如傅彪的那场戏，尽管用传统的剧作关系来说，它确实是游离剧作之外的。但是它一定是老百姓认可的细节，只有评论家会觉得这段不能这样写，这个跟故事没关系。老百姓为什么会喜欢？我们现在去看街上流行的文化、流行的艺术，其实就是把互文本拿到一起。拿到一起也有荒诞性，傅彪这段戏我就根本没有用传统的剧作关系去衡量它。
这部影片好就好在他写洒脱了。镜头运动的方式，用的卡通，当年张建亚在《三毛从军记》里面就用了，另外还有《疾走罗拉》的影响。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撒开来写。当然黄建新也觉得自己放开得还不够，还可以自如一点。但总体来讲接得还比较舒服，包括不同空间语言的搭配，动画与现实时空的组接，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恰恰和现在观众收视心理吻合。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去找线性关系了，就是在瞬间寻找释放，觉得生活中真有这种东西，这就完成任务了。还有里面的广告文本，女孩对母亲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作独身女人挺好”，这些都是广告词。如果按传统剧作手法，那女孩是不会这样说的。但在这部影片中这种创作的感觉非常的好。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没有语言了，基本上一个模子、一个路子。差别就是某个人用的机器好一点，某个人的构图讲究一点。但是电影的创作思路没有一点变化。
所以《谁说我不在乎》给人不同的感受。相比来讲，《说出你的秘密》没有这部影片给人读解的空间大。这部影片人们看的过程中在笑，其中一定有共鸣，一定有认同。黄建新正在为民族电影创造一个新的品牌。他这些年来一直执着于本土电影，执着于本土文化空间的开掘、本土生存状态的开掘。这是国产电影走的非常好的路子，应该做仔细地研究。
刘扬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堂会文艺、堂会演出盛行的时候，能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心里确实觉得有所感。现在的导演，一类导演是在忙于叙述故事；另一类导演在叙事完以后，尽量竭力地把他所开掘的意义传达给观众，让自己拍的片子更有意义。但是最好的导演不是这两类，最好的导演是应该拍出自己的风格来。黄建新是这样的导演，确实有自己的风格。他的电影里所包含的喜剧因素，既具有现实的真实性，也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他在现实表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去追寻历史的根源，去追寻现实里荒谬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影片以小孩作为切入点，的确很妙。孩子的敏感，孩子眼光里的不骗人不作假，传达出某些真实的感受。包括孩子一些尖刻的东西，现在的孩子是不留情面的。孩子比起我们这些头发白了的人来说是更加新潮、现代化，能够把现实存在的某些荒诞性的东西，用孩子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关于“全国粮票”的对话不但合理，而且深刻。否则，故事的包装，情节置换所建立起来的时空，就不大容易被喜剧因素全部贯穿。
黄建新电影作品让我非常称赞的地方是他所观照的文化层面的深刻性。比如说这部电影，结婚证，很多人都能遇到但不可能像这个家庭的推到那种荒谬的程度，推到剧中人全都处在情感的尴尬、带有家庭伦理的尴尬。这部影片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要把一个虚幻的、虚拟的存在、虚拟的东西来证实自我，其结果就是让自我消失掉。失掉真实的自我之后，才能承认那个虚拟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谢雨停不相信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呢？她不相信小文就是她们婚姻最好的证明呢？她偏偏认为找不到那个证明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得不到情感上的某种自我保护。没有这个证明，也许她丈夫就被第三者夺去了。找一个虚拟的存在去证明真实的存在，这正如一个美国社会学家著名的定理，假如人们把情境里的东西当成是真实的话，那结果就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被情境（指带感情色彩的）里的东西所蒙蔽了，自我蒙蔽以后就会做出很多蠢事来。电影不一定要做所谓哲学的观照，但是它揭露出来的荒谬——主人公扭曲自我的价值内涵却是非常深刻的。它远远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某些荒谬的存在。真正的婚姻质量包括家庭到底存不存在、自己追求的人伦关系的存在都不取决于这张纸，而取决于自己，但这恰恰忽略了。
小文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包括她的某些忧伤和她的幸福感，都离不开传统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很新潮，“我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给我钱花……”但父母真正离婚她又受不了。因为她还生活在我们现在的中国，生活在经过我们自己文化教养出来的中国。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的辛酸苦辣，不能说劝他们和解就非常不好，或者是劝他们和解就一定很好。所以结尾那句话我非常赞同，“日子跟过去一样了，真的一样吗？”这句话很有必要。否则就不像黄建新的作品。我们毕竟不能老生活在自己虚拟出的情境中。我们要拿虚拟的真实证实我们真实的自我，这就是每一个人悲剧的根源。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嘛！从政治到生活，到经济，到各个方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电影不是要大家去触类旁通，但是要让人知道一点，就是不要让不合理的东西当成了合理。吕丽萍这个角色完全是自我蒙蔽以后，在无法麻痹自己的情况下，自然就走向感情破裂。影片选择了精神病院，这和没有精神病的家庭呼应，就是度和量的区别，弄不好就是妻子也要成为丈夫的精神病人。
影片的剧作结构有点不足就是在结婚证问题上没有说清楚，或者应该再有一点进展。但是在意义结构上非常妙。精神病院跳《红色娘子军》时一下子就伸展开去了。我认为现实题材的叙事中能发现历史中的悲哀，需要有水平的叙事。在历史题材中能让观众体会到现实的忧虑，这样的编导也是好编导。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建新的作品一直在变。他的变化让我不能很准确来判断他。我不像刘扬体老师说的好像是在读一篇哲学论文一样读这部电影。我不像陈墨和尹鸿那样从文化的角度来读这部作品的内涵。可以这样读，问题是观众是不是这样来看这部作品。我很喜欢黄建新过去的作品，特别是小人物三部曲。真正是写小人物，它有真实的人的困境。所谓荒诞，不能假定一个哲学论文，不能走向《等待戈多》荒诞戏剧这样的荒诞，因为毕竟是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黄建新对社会的思考已经淡化，而对市场的包装意识强化。包装是要的，但像日本人那样的包，一层一层地包，包到最后都没有东西了，这样就没价值了。影片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我看了说明书才明确，吕丽萍是位下岗工程师，如果是下岗工程师的话，她生活的危机就并不来自这张结婚证。这个结婚证是我们假定的一个说法。这个前提并不合理。单位给长久的婚姻奖励一条毯子，其实人事科是有登记的，中国特有的情况就是档案嘛，根本用不着还要拿结婚证去领毯子。而对她来讲，领毯子重要，还是一个家庭重要？这个家庭在领毯子前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危机。在中国的生活空间里面，是不是真正这么重视这张结婚证。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故事。这就可能假设一个哲学的定义，因为这个证证明了婚姻的存在，也就是这张纸是一种法律的保障。而真实的东西反而不足轻重了。这个前提使这个题材具有很强的假定性，而不是它叙事的假定性。这是不是反讽呢？更多的是戏仿，是拼贴，是游戏。比如很难受的一段戏就是小丁和小文学吕克·贝松《职业杀手》换衣服的场面，这个根本是不需要的。还有动画，背媳妇，结婚证飞了，这到底是孩子的想象，还是父母的想象？我觉得是导演的想象。即使是孩子的偷听也不合理，半夜里偷听那么长，也是导演的安排。所以这部影片里的主人公是小文还是黄建新？因为牵着情节走的不是小文，是导演。斧头的痕迹太明显。
自《说出你的秘密》开始，黄建新在变。这种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说，因为没有市场就不能生存。而变的结果呢，黄建新不是站在小人物的角度来思考生活。他已经进入了中产。中产是大量存在的，现在有小汽车，没有小汽车就不会去肇事，影片最后美化了女主人公，她去自首了。当年的知青生活，她是怎么的优秀。这很多是贴金。一个中产身份的人在肇事后自首，她的心理过程这么简单，我不相信。到《谁说我不在乎》，还是在中产里面。因为她没有真实的困境。这部戏的高潮就靠导演推动。老王听了离婚证就犯病，在情节的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没有老王犯病，他们的矛盾不会往前推进。电影前面没有给我们任何思考，老王因为结婚证书要犯病。如果说巧合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规定的情境。关键是我认为吕丽萍这个角色不合理。她对证书这么看重，对身边的女儿反而不关切。她们母女俩很少有倾诉的时间。只问过一次，如果要离婚了怎么办？这个事件无法来推展这个矛盾，所以大量的拼贴和戏说。各种精神病人的空间，很多都是无愁说愁，说得重一点是无病呻吟。把他们放在精神病院当然是精神病人了。但这些精神病人和主体叙事有什么关系呢？仅仅因为职业身份是个大夫，要和这些病人打交道……如果我这样来追的话，这部戏就不能成立！他没有写真正出现第三者的危机，只是若即若离地点一点。所以这个家庭有没有真正的困境产生荒诞，如果没有困境，那就不叫荒诞。
《黑炮事件》有一个真实的大背景，就是阶级斗争决定一切，所以夸大很多因素都能成为敌情。而这部作品在结婚上面缺少这个契机，剧情怎么推向高潮？这恐怕是市场诱惑太大。不遵守市场规则是不行的，但是黄建新由此丧失了很多可贵的文化本体，文化的作者的点，去迎合了市场。或者我的理解很守旧，不能理解这样的构思。原来影片名叫《妈妈到了更年期》，对，这就是作为一个荒诞喜剧。但是荒诞的发现就是一个结婚证，什么都不延展、延伸。而对她陷入这个怪圈，作品的描述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必然性。一个学者可以去附加读解，那么观众是不是这么来看一个娱乐片呢？现在又定为娱乐档期，这就是包装所赋予它的内涵。
黄建新这个变化跟市场接轨是非常合理的，也应该理解支持。但他丢掉了对底层的感觉，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我还是持一个忧的态度。这部影片的黑色幽默不是真正的幽默，是做出来的，是作者给我们的幽默。
张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这是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片子。
16年前，黄建新带着他的《黑炮事件》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充满幽默风趣的电影语言所描绘的一件即荒诞又真切的故事冲上影坛。谁说岁月无痕？十几年来，他以他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陆续将《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一系列作品，搁置在银幕上和观众心里。
他热情、执着地捡起老百姓——小人物生活中的一些碎片，用电影的聚光灯，把它们照得通体透明，并折射出耀眼的光斑。观众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对人物命运作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思考。
“结婚证”只是一个象征，“更年期”也只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生理反映，重要的是生活经历和时代变革所造成的内心恐慌，顾明的事业有成和回家来少言寡语，使谢雨婷走火入魔般地要找到那一张纸来保护他们事实上存在的婚姻关系。女儿小文可以调侃父母离异的另一种活法，但是，一旦要变成现实，那却是一场无法承受的精神灾难。
和黄导的以往作品一样，荒诞中透着真实、幽默中渗着苦涩。
其实，优秀的艺术品，无不反映人物命运与时代烙印，解读这些鲜活的生活印迹，会帮助我们感悟它的来龙去脉，珍惜我们所应该珍惜的一切。
我也珍惜和敬重这么多年来黄建新的执着追求和所铸就的高品位的个人风格。
罗艺军（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培养大批富于创造性的人才，乃新世纪国际竞争中重中之重。杨振宁等学者皆谈过这样一种现象，将同龄的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相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往往比美国学生扎实；但在思想的活跃和创新意识上，中国学生则相形见绌。这种现象之存在可以从文化遗传基因和现实的文化生态环境找到答案。中国两千多年学术主潮就是对孔老夫子进行诠释；现实生活中，毛泽东早已批判过的党八股学风、文风，延绵不绝。
艺术作品缺少创新意识和艺术个性，必然就丧失艺术生命力。
黄建新的新作《谁说我不在乎》，从立意、构思到电影语言上，饶有新意。以一个14岁女孩的视角审视更年期母亲乖僻行径导致的家庭伦理危机为主轴，穿插一些影视大腕客串的插科打诨，嵌入想象幻觉中的动画段落……这些尝试并非无可挑剔，但作者锐意求新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还在80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黄建新挟其处女作《黑炮事件》震惊影坛。以夸张的意象造型讲述一个严肃的荒唐故事，创造了赵书信这样一个敬业而又总是陷入尴尬无奈情境的知识分子典型。其后，荒诞感和与之相对应黑色幽默感，以各种变奏的形态延续在黄建新的作品中。在新作中，吕丽萍饰演的更年期母亲，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非得要找到结婚证书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本真性。那红色的结婚证书，也就是另一颗黑炮棋子。人生往往会陷于荒诞的戏剧情境中，因为人性远未能摆脱导致异化的生存状态。持一种苦涩、无奈却又超脱的喜剧目光烛照人生，文质彬彬。这大概算得上是黄建新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独特贡献。
1989年，金鸡奖、百花奖没有举行颁奖大会，由影协派遣几路人马分途到各电影制片送奖。我奉派到西安厂、峨嵋厂一路。黄建新在我们将离开的前夕，刚从外地回西安，夤夜找我们长谈。他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激情，对时代走向的焦灼感和有事实有理念的剖析，迄今仍印象深刻。人们谈黄建新的喜剧过人之处，令人捧腹之余还发人深省。我认同这个观点，而且能理解他何以能臻至境界。那一次的深夜长谈为我提供了钥匙。
陈墨：这部影片怎么拼贴都可以，因为这是小孩的视点。但没有写孩子对父母的误读。第二点，完全没有写大人对孩子的隐瞒。最关键的是这个孩子想导演，想在这个家庭占主要地位。你只写了一面，你要离婚可以，我还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呢！但真离婚她又哭。但真要走到一起她又烦。你把小孩弄得太单纯了。小孩没有头脑。小孩试图导演大人的生活，这里面有很多喜剧性的东西可挖的。这个小孩是太大人眼光里的小孩，跟现在的小孩还是距离比较大。
黄建新（《谁说我不在乎》导演）：第五稿时我把剧本给小孩，让小孩给我们写台词。“头可断，发式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脏”，都是孩子们写的，我根本不可能写出来。“拜托大家都不容易，给点面子行不行”其实是改自“拜托大家都是神仙，给点面子行不行”，周星驰的台词，都是小孩给我改的。
陈墨：影片中傅彪说你是我老师，这是后喻文化，大人向小孩学习，这是一潮流。但小孩胡思乱想创作的东西还是太少了。开始就挖个大窟窿，其实用不着起来偷听她爸妈的，她完全可以发挥想象。
黄建新：到最后，血缘的传递胜于理性的传递。刚开始对离婚可以凶得一塌糊涂，毫不在意，但到最后还是不行了。我采访了许多孩子，对父母离婚没有一个说行的，说我不在意的。我说你是真不行，还是面子什么的？他们说就不行，也不说为什么。在我脑子里也冲不破这个障碍。我想问题可以想得很极端，但最后我还是回到自己的一个点。这么多年我的电影都离不开这个点，很自然就回到一个理想化的点，都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哪怕不能，给你扔点遗憾，但这个趋势是向理想化的趋势走。
陈墨：这是你的狡猾呢，还是你的天性？
黄建新：天性！
陈墨：局限。
黄建新：即使我的剧本写到那，拍的时候我仍然回到理想化的地方。《黑炮事件》的推砖头，《背靠背，脸对脸》最后他不干了，找他谈话的时候，镜头上去了，压抑的空间变得更开阔了。我永远都是留那么一点。包括《说出你的秘密》也是落在上面。
陈墨：小孩永远不能作出选择，她可以想象，可以想跳楼。到最后我才不跳呢！这处理很棒。
黄建新：我有点逃避，开头的时候故意写可能是她写的一篇故事一篇小说，不是真实的故事。其实后来想没必要。
秋文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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