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中共四大前陈独秀的阶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中共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四大以前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对陈氏阶级分析，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公式化的理解，此即所谓：“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忽视农民”（注：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种认定，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失于片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已经对此提出异议，并在一些具体内容的认识上有所突破。本文愿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证，以揭示陈氏阶级分析的本来含义及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因素，澄清各种误解。
一、建党前后陈独秀的阶级分析
陈独秀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即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是他第一个进行理论分析的阶级，当时称为“劳动阶级”。陈独秀通过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总结，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因此，他对无产阶级所负的历史使命，即革命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多次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20世纪“要求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尚没有阶级的觉悟。他认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是第一步。”（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因此，他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持盲目的乐观态度。“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可以说，这一时期，陈独秀对无产阶级存在着相关的双重认识。一方面肯定了它独一的革命地位，对其寄与厚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它在阶级意识、阶级组织（力量）上的种种弱点。后者表明他对无产阶级的现状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因此坦言道：“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这也是他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讲社会主义的原因。前者又表明他在革命的力量方面只对无产阶级情有独钟，完全是一种舍此无它的态度。在陈独秀看来，即使无产阶级尚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也是中国社会唯一革命的阶级。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前后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革命作用是重视的，只是在二七惨案后，才对工人阶级失去了信心，并开始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作用（注：钱枫、刘其发：《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暂且不说陈独秀是何时、怎样改变其阶级分析的（后面将要论述），就此时的陈氏阶级分析而言，陈独秀的确看重无产阶级，但他所看重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而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使命与地位。就其力量而言，陈独秀一直是低调处理的。
这一时期，陈独秀没有论述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只作了粗浅的认识。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文中，指出：“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56页。）可以说，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无论是革命性，还是革命地位都是一概否定的，更谈不上革命的力量。这与后来那种所谓“雄厚”的认识确有很大的出入。
二、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是创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会议结果改变了中共一大超前的革命纲领，使陈独秀的阶级分析也相应地有了明显的变化。它特别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的重新认识。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陈独秀充分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根本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才使他毫不迟疑地完全接受这次大会的决议精神；并且迅速得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笔者赞同学术界这样一种观点：陈独秀在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二次革命的思想（注：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确切地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本身所体现的就是陈氏二次革命的思想，二者是不能分割的。目前学术界那种既充分肯定民主革命纲领，又全盘否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作法，是笔者难以苟同的。
中共二大决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38页。）类似的阐释在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更加清晰。“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52页。）。这两段话的主旨虽然都在于向无产阶级指出必须首先参加民主革命，其着眼点还是无产阶级；但却同时表述了在民主革命中并不等同的“阶级利益”。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所获得的是“阶级的解放”、“夺得政权”，是直接的利益；对无产阶级不过是若干“自由与权利”，是一种间接的利益。是什么思想促使陈独秀得出如此的结论呢？他认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9页。）。这句话虽然经常为研究者引用，但对它的理解与重视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存在着什么性质的革命就要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作主体的思想认定；并且以为这是无可置疑的，是决定革命性质的根本所在。故而，他才在前面的引文中，用“固然”、“诚然”来表述资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可以说，正是这个思想认定，才使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后十分重视资产阶级，把它视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即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9页。）。它成为这一时期陈独秀阶级分析的最大特征，也是其错误的要害所在。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自然改变了此前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否定。中共二大决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35页。）同期，在陈独秀署名文章中，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给与了肯定：“资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已经由辛亥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表示他们的意志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75页。）如果说前面对资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认定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那么这种认识却是正确的。除此之外，需要肯定的还有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把资产阶级分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三部分；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又简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两部分，并对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及不同的革命态度，作了堪称经典的阐释。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陈独秀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阶级分开来的作法，不仅在中共党内是一个首创，而且观点也是基本正确的（注：蔡铭泽：《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它对后来毛泽东等人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相比而言，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认识较为复杂。他既有“集中”、“雄厚”的明确规定，又有“幼稚”的认识，似乎颇为矛盾。笔者认为：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准确理解陈独秀的真实思想。从总体上说，陈独秀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样，也是“十分幼稚”的。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提出：“在产业幼稚的东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计外，即稍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都十分幼稚，……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73页。）即使在他强调资产阶级力量如何“集中”、“雄厚”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也不难找到同样的阐述：“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和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59页。）。正是由于认识到资产阶级也是“幼稚”的，陈独秀才会在肯定该阶级具有革命性的同时，指出它还有“害怕革命”、常常妥协的另一面。
既如此，那么如何解释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力量强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呢？笔者既不赞同那种以此证明陈独秀把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的看法（注：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剖析》，《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合刊。），也不同意下面的解释：陈独秀文章中的“集中”和“雄厚”是相对于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工人“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的情形而说的（注：蔡铭泽：《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后者对于澄清一些误解（如前者）是有益的，但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如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利益存在差异一样，各革命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作用也不相同。受此思想支配，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即使不能象欧美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但在国民革命的诸动力中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该文提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动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2页。）。请注意引文中三个主力的排列顺序。类似的作法，同样出现在两个月前发表的《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人》一文中。该文在分析了知识阶级后，指出：“要明白他（指知识阶级——引者）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42页。）。象陈独秀这样一个对文学、文字学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型领袖，是不会随意排列顺序的。很明显，陈独秀在革命的诸动力上最为看重资产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重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重视，既没有无视资产阶级自身的“幼稚”与“懦弱”，也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其思想根源就是前面所论述的对资产阶级革命阶级基础和主体地位的认定。
总之，这一时期，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规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阶级基础及主体地位。第二，在对资产阶级进行两分的同时，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兼具革命性和妥协性。第三，既指出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幼稚，又强调了其在联合战线中还是最有力量的阶级。
三、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分析
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地位的重新认识。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由无产阶级革命“降”为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陈独秀存在着什么性质的革命就要由那个阶级做阶级基础的思想认定，因此他不可能再视无产阶级为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主体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既没有做主体的阶级力量，也不应该做主体，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现时革命的性质。因此，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有如下的规定：“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4页。）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由唯一的革命阶级降为“重要分子”。
另一方面，陈独秀并没有轻视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他对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怎样打倒军阀》一文中指出：“劳动阶级不但要求真民主主义最切，而且能为真民主主义奋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0页。）必须看到，这时期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认识与肯定是极其充分的。如果说在中共二大以前，这个问题无须阐述，那么，当革命的性质有了变化，革命的阶级由一个扩大为四个之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强调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极具意义的。他在另一篇并未引起学者注意的文章中，还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问题与资产阶级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国民革命中，劳动阶级确实具有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国民运动要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同时参加。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很多缺点，他们一方面反对督军，虽然有一些革命思想，但却很容易与国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劳动阶级没有这些缺点。试看海员、京汉、唐山的各次罢工，他们与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毫不妥协。即中国的劳动阶级不只是在为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中，即使在国民运动中也是十分坚定的。”（注：陈独秀：《演说》，《劳动》周刊增刊（1923年6月2日）；转引自（日本）江田宪治：《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
即使在人们经常非议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此也有很高的评价。“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到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可以说，陈独秀正是基于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才认识到国民革命的发动乃至成功是绝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参加的。在他看来，如果说资产阶级是决定现时革命性质的根本力量，那么无产阶级就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此即：“他们（指无产阶级——引者）不仅仅是国民运动的重要分子，如果缺乏他们，革命就没有希望。即没有劳动运动就没有国民运动。”（注：陈独秀：《演说》，《劳动》周刊增刊（1923年6月2日）；转引自（日本）江田宪治：《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
1924年后，陈独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作用更加强调。他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不仅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而且还把它规定为国民革命的“督战者”（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20页。）。所谓“督战者”与中共四大提出的“领导地位”基本相同，因为后者的真实含义也只是“政治领导”。
至于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陈独秀同中共二大前一样是低调处理的。“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4页。）与建党时期的同一论述相比，尽管陈独秀又提出无产阶级的成长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成长的观点，但其“幼稚”、总体上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的结论与此前是一样的。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缺点，其衡量的标准更多的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其目的在于说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参加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才能在革命过程中形成自己强大的阶级力量，为第二次革命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有所指的。在中共二大后，并不是所有的中共党人都象陈独秀那样信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结论。“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41页。）因此，陈独秀上述针对性的论述并非没有积极意义。而且，抛开其有关无产阶级力量不如资产阶级“雄厚”的看法外，他对无产阶级实际力量“幼稚”的观点，在党内是有代表性的，是没有异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总之，这一时期，陈独秀对无产阶级的分析也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依然认为无产阶级自身力量、阶级意识的“幼稚”，进而认为不如资产阶级“雄厚”；第二，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第三，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分子”的革命地位。
关于农民阶级，陈独秀的观点是目前学术界误解最多的部分。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有关观点的理解上。尽管早就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文章中并没有否定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注：前注陈哲夫文；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但仍然能在一些学术论著及工具书中看到那种陈独秀无视（或否定）农民阶级革命性及作用的误解。在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该文首先提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接着又指出：“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3页。）分析该文的文法特点，不难发现，陈独秀虽然一并列举两方面的论点，但更加看重后者。文章后面的必须“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段话，是为了说明不能“马上”“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注：参见前注（日本）江田宪治文。）。因此，陈独秀不仅主张动员农民参加国民革命，而且他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规定也是比较充分的。他不仅把农民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并称为国民革命的三大主力（本文前面已有引证），而且结论是：“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2页。）
事实上，在中共党内，陈独秀还是最先注意到农民阶级并对其进行阶级分析的领导人。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对农村的各阶级作了最初的分析。文章将农民分为地主、自耕农（含富农）、半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四个阶级。不难看出，这种划分对后来毛泽东的农村阶级分析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对上述四个阶级（特别是后三个阶级）进行具体分析后，陈独秀得出如下的结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08页。）
应该看到，陈独秀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与肯定，不仅最早，而且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他的论述远不如后来毛泽东等人的精深，但在此时的中共党内是最高水平的。中共四大前，邓中夏、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对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部分认识是持异议的。但他们都没有批评陈独秀的农民观。相反，邓中夏还在1924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高度肯定了陈独秀此前所著《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认为它“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注：《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邓文在基本观点与上与陈文是一致的。
四、结论
陈氏阶级分析，可以概括为三大思想特征：
第一，在革命的地位方面，陈独秀认定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主体，把资产阶级视为决定现时革命性质系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所在。这是陈独秀阶级分析最具特色，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他对资产阶级力量的较为看重（或者所谓“夸大”），也与此直接相关。这种认识无疑是完全错误的。造成如此认定的原因，直接来自前面提到的那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就要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的思想认识；而究其根本，则是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注：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周恩来对此问题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土地革命初期的“左”倾认识，但笔者认为用此说明陈独秀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完全合适的。）。很显然，陈独秀在确定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不是以革命的任务做标准，而是基本照搬了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历来的研究者只在领导权问题上做文章（注：陈独秀在中共四大前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以及他对资产阶级基础地位的认定，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夸大”，这些都不等于他承认资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在此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着误区。参见拙文《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南开学报》1995年第6期。），忽视了陈氏阶级分析赖以存在的这个关键所在。
第二，在革命力量方面，陈独秀的基本认识是各阶级“一体幼稚”。这种认识直接服务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即便是党内合作的形式），是陈独秀联合战线思想的二大思想基础之一（另一个是他的国民革命观）。在国民革命伊始，这种认识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它有力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使国民革命迅猛地发展。它的思想弊端，主要表现在陈独秀对联合战线的过分依赖，以为没有联合战线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与成功。以至到了大革命后期，“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他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注：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第三，在革命性方面，陈独秀阶级分析最突出的结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充分肯定。陈独秀很清楚这个道理：“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有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有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18页。）。正是如此，陈独秀在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基础地位之后，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个阶级“懦弱”、极易妥协的认识。陈独秀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往往是“急进的先锋”，认定它是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分子”，并将无产阶级规定为国民革命的“督战者”。这种认识是陈独秀很快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主持起草中共四大有关决议的直接思想因素。在这方面，陈独秀的认识是无可挑剔的。它同陈独秀有关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以及农民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等认识一起，构成了陈氏阶级分析的精华所在。
总之，陈独秀的阶级分析，基本上是这三种思想认识的综合体。它们彼此统一、共融，构成了完整的陈氏阶级分析，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陈独秀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政论色彩，因此，在理解他的本意时，必须考虑他的着眼点与针对性。此外，在不同的时期，他论述的重点也是不同的。就前面归纳的三个特征而言，也有明显的表现。在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后，陈独秀论述的重点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地位，以此强调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二七惨案后，为了大力实施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革命的联合战线，陈独秀又较为强调各阶级的“一体幼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陈独秀又开始强调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革命性上的差异，以此突出了无产阶级的“督战者”作用。
通过上述对陈氏阶级分析的全面理解，笔者认为中共四大以前，陈独秀有关各阶级的认识的确有一个大的转变。但是从转变的内容上看，既不是革命性的大小、也不是阶级现状（力量）的强弱，而是突出表现为革命地位的变化。无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还是无产阶级的现状（阶级力量），陈独秀在二七惨案前后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同。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强调，究其根本是因为他对资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阶级基础地位的认定。而这一认定不是始于二七惨案，而是中共二大。陈独秀阶级分析的变化很明显地受他的现时革命观影响。二七惨案对陈独秀的影响同对其他中共党人一样，是对无产阶级不能单独对抗强大敌人这样一个现实的深刻认识，从而加速了联合战线思想与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就中共二大之后的陈氏阶级分析而言，其基本认识是一贯的，不存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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