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分析方法与宏观调控方向转变——兼论如何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宏观调控论文,主导论文,方向论文,中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基础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市场失灵”暴露无遗，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于缺乏微观基础而导致政府干预严重失误，出现“政府失灵”，酿成滞胀危机。于是，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共同目标。虽然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都宣称找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无非是从众多微观个体中找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体，以它来代表所有微观个体的行为特性，并以此建立起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经济中各个微观个体具有异质性，以一个经济个体不论它的代表性有多么大，也不可能将全部微观个体的特性都包括进去。因此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为宏观经济学找到微观基础的，必须另寻他途。
微观个体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它们之间千差万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众多异质的微观个体基础上不能建立起宏观经济框架，关键是要在经济学分析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传统的个量分析方法和总量分析方法之外，创造出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中观分析方法或群体分析方法。它从众多异质的微观个体中找到它们的共性，又从共性中找到不同的个性。它需要经过的几个步骤是：第一，从微观个体中找到共性。虽然微观个体存在着差异，但有些微观个体具有这样的共性，有些微观个体具有那样的共性。根据它们不同的共性可以将全部微观个体分成多个具有不同共性的群体，即中观群体。在每个中观群体中，微观个体具有相同的共性，而各个中观群体又是异质的。第二，对各个中观群体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它们各自特殊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规律。第三，将各个中观群体总和在一起，就构成宏观总体。从表面上看，宏观总体有自己的总量特征和运行轨迹，但它是由各个中观群体的合力形成的，因此可以用各个中观群体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规律来说明宏观总体的特性和变化过程。通过中观群体这个中间桥梁，不仅可以形成从微观个体到中观群体、再到宏观总体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弄清楚微观个体是怎样聚集在一起影响宏观总体和宏观总体又是怎样影响微观个体的。
下面将这种新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消费需求的研究，以建立起微观基础和中观基础。所以选择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投资需求是从它派生出来的，而且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总需求决定着总供给，因此抓住了消费需求，也就抓住了市场经济的中心环节。
消费需求是由千百万消费者的需求组成的，要建立它的微观基础，首先要将消费者划分为具有不同消费共性的群体。以什么标准来划分呢？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人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他们必须根据收入的大小来决定购买何种消费品（包括劳务，以下同）及其数量。因此，收入可以成为划分消费者群体的标准。根据消费者年收入的大小，可将他们划分为以下几个群体：百元级收入群体、千元级收入群体、万元级收入群体、10万元级收入群体、二三十万元级收入群体和更高收入群体，等等。
这些收入群体具有什么消费特性和消费偏好呢？从他们的共性来看，第一，他们都对衣、食、住、行以及第三产业产品等有需求；第二，他们都是根据收入来购买消费品，并遵行下列原则：(1)不购买或少购买需求已得到相对满足的消费品，这类消费品称为饱和型消费品。(2)多购买现有收入买得起又迫切需要的消费品，由于消费者对这类消费品的购买量最大或购买量的增长率最高，因此称为主导消费品。(3)不购买或少购买现有收入还买不起或难以承受的消费品，这类消费品只有在将来收入提高后才能购买或购买量才能达到满足需要的程度。这些将来才能买得起（或将来才能满足需要）的消费品，属于未来型消费品。由此可见。对消费者而言，全部消费品可分为饱和型消费品、主导消费品和未来型消费品3种。
各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他们有其不同的饱和型消费品、主导消费品和未来型消费品。
从百元级收入群体来看，他们虽然对衣食住行用等都有强烈的需求，但由于收入太低，连维持日常生活都很困难，处于贫困状态，因此不能不将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吃，所谓民以食为天，在各种消费需求中，吃是第一重要的。恩格尔也发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家庭收入越低，购买食物的费用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这确实反映了百元级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特征。他们用大部分收入购买食物，用少部分收入来最低限度地满足衣、住、行等需求。因此其主导消费品是食物，未来型消费品是住、行、衣和第三产业产品等。他们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贫困阶段。
从千元级收入群体来看，当百元级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到千元级时，收入的提高，使他们能比较充分地满足对食物的需求，于是食物成为该收入群体的饱和型消费品。
那么，哪种消费品将取代食物，成为新的主导消费品呢？一套住房或一辆小汽车需要几万、几十万元，显然是千元级收入群体的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与之相比，衣，也就是轻纺产品（包括家电）是千元级收入群体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又迫切需要的，很自然成为他们购买的主要对象和主导消费品，行、住和第三产业产品是未来型消费品，只能少量购买，满足较低水平的需要。该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温饱阶段。
从万元级收入群体来看，当千元级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到万元级时，他们对轻纺产品的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住、行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但住、行需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较低水平的住房需求，如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左右；对行的需求主要是公共交通需求，如公路、铁路和航空等公共交通要能满足公众出行的需要。第二个层次是较高水平的住房需求，如人均住房面积为40-50平方米，甚至有郊外别墅；对行的需求是普及家用小汽车。当收入为万元级时，只能满足第一层次的住、行需求。因此对万元级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消费结构是：主导消费品是公共交通和较低水平的住房；饱和型消费品是食物、轻纺产品；未来型消费品是小汽车和较高水平住房以及第三产业产品等，他们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一初步富裕阶段。
从10万元级收入群体来看，当万元级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到10万元级时，他们对公共交通和较低水平住房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而对小汽车和较高水平住房的需求大增，并且也有能力购买。于是小汽车和较高水平住房成为他们的主要购买对象。该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是：小汽车和较高级住房（指住房面积比较大，标准比较高）是主导消费品；食物、轻纺产品、公共交通等是饱和型消费品；第三产业产品是未来型消费品。他们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中等富裕阶段。
从数十万元级收入群体来看，当10万元级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到数十万元级，如二三十万元时，他们对小汽车和住房的需求趋于相对饱和，而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如劳务、旅游、信息产品等大幅度增加。于是第三产业产品成为他们的主导消费品，食物、轻纺产品、住房、公共交通、小汽车等成为饱和型消费品；新创造出来或将创造出来的消费品属于未来型消费品。他们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高富裕阶段。
以上分析了各个收入群体的消费特点、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将这些收入群体的消费总和在一起，构成总消费需求，总消费需求的结构则由各个消费群体的消费结构组成，如表1。
表1 总消费结构
在表1上，A代表饱和型消费品，B代表主导消费品，C代表未来型消费品。从表1的横向，可以看出各个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即哪些消费品是主导消费品，哪些消费品是饱和型消费品和未来型消费品。由于主导消费品需求（或主导消费品需求增长率）要远远大于饱和型消费品和未来型消费品，因此它决定着该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从表1的纵向，可以看出各种消费品及其需求在总消费品和总消费需求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每种消费品在哪些收入群体中属于饱和型消费品，在哪个收入群体中属于主导消费品，在哪些收入群体中属于未来型消费品，如轻纺产品在百元级收入群体中属于未来型消费品，在千元级收入群体中属于主导消费品，在万元级以上收入群体中属于饱和型消费品。第二个方面是各种消费品需求在总消费需求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每种消费品必是某个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因此仅凭是不是主导消费品是无法分出各种消费品作用大小和地位高低的，需要对各个收入群体的人数和实际购买力进行比较。
一个国家虽然有很多个收入群体。但必有一个或两个收入群体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决定着总消费需求，称为主要收入群体。如果有两个主要收入群体，则收入层次高的群体为现实主要收入群体，收入层次低的群体为潜在主要收入群体。这是因为两者虽然都人数众多，但前者收入远远高于后者，因此其消费欲望变为现实消费需求的可能性大，也就是说，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大；后者由于收入较低，因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较小。与潜在主要收入群体相比，现实主要收入群体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它决定着总消费需求：如果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需求萎缩，不但导致该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萎缩，而且导致总消费需求不足；反之，如果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需求强劲，则该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总消费需求都将充足。
总之，总消费需求虽然是由所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组成，但它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不是取决于所有收入群体，而是取决于现实主要收入群体；不是取决于所有消费品的需求，而是取决于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需求。因此，在总消费需求不足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企图扩大一切人和一切消费品的需求，而只能扩大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既恢复总量均衡，又不引起结构失衡。下面以我国为例加以具体分析。
我国居民可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收入群体：第一个是百元级收入群体，其年收入在1百元到数百元之间，称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和城市的贫困户、下岗职工及贫困地区人民等，人数大约有几千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靠自身力量难以维持生活，需要由社会和国家给予救济和帮助。其中城市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要高于农村贫困群体，甚至高于一般农民，但他们要靠社会救济才能生存，因此属于贫困群体。第二个是千元级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民，称为农民群体，其年收入在1000元至数千元之间，人数大约有8亿人。第三个是万元级收入群体，主要是城市居民，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称为市民群体，此外还包括农村乡镇企业的工人和富裕农民。该群体人数大约有4亿人，其年收入在万元左右，有的人高一些，有的人低一些。第四个是高收入群体，即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人数大约有上千万人，或者更多。
中国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农民群体和市民群体，他们决定着总消费需求的规模和发展趋势。但农民群体的人均收入要远远低于市民群体，因而属于潜在主要收入群体。从市民群体来看，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接近万元，其主要标志是轻纺产品和家电已基本普及，他们的消费结构是：食物和轻纺产品、家电为饱和型消费品；小汽车、高级住宅等由于还买不起，属于未来型消费品；只有较低水平住房和公共交通为其所迫切需求，又有能力消费，因而成为主导消费品。但奇怪的是，很多城市居民宁可将钱存入银行，也不去购买住房，导致市民群体消费需求不足，并引起总消费需求不足。是他们不需要住房吗？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9平方米，离万元级收入群体的住房标准（20平方米）还差得很远，怎么能不迫切需要呢！原因在于市民个人收入与主导消费品价格的差距太大。当千元级收入群体上升到万元级收入群体时，收入提高了10倍左右。与之相应，主导消费品也从轻纺产品和家电变为住房等。1台彩电的价格不过2000元，而一套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商品房，便宜的要20万元，稍微贵一点的要30万元。两者价格相差100倍到150倍。也就是说，收入增加了10倍，而主导消费品价格却增加了100到150倍，难怪市民买不起住房。这种因主导消费品价格与收入相差太大所造成的需求萎缩，称为“收入与价格断层障碍”。
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呢？这要从收入着手，即将城市居民分散的收入集中起来使用。就绝大多数市民来说，他们个人是买不起住房的，不得不将闲钱存入银行。但如果由银行出面将他们的闲钱集中在一起，先贷给一部分市民，使其能购买住房，然后再贷给另一部分市民，以此类推，经过一段时间，所有市民都能买到住房。这个方法就是消费信贷（包括住房信贷）。目前，我国居民存款有6万多亿元，其中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存款。如果银行用这笔钱向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住房信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市民买不起住房的问题。消费信贷不过是一部分居民借另一部分居民的钱来消费，其负担主要由居民自己承担，因此成为世界各国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甚至主要手段。如美国的消费信贷规模远远超过政府开支，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手段。与之相比，我国消费信贷极不发达，不仅贷款门槛高，而且手续繁杂，将大部分市民排斥在外，造成一方面广大市民望楼兴叹，另一方面市民储蓄急剧增加，住房市场不景气，商品房积压达9100万平方米，导致内需不足。
因此，要解决我国市民群体的主导消费品－住房的需求不足，必须大幅度增加住房信贷，用市民自己的钱帮助他们购买住房，以此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
其次来看农民群体，他们的人均收入约为两三千元，属于千元级收入群体，他们的主导消费品是轻纺产品包括家电。但同样奇怪的是，广大农民对轻纺产品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例如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率还不足30%，但我国轻纺产品市场和家电市场已出现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与市民群体一样，农民群体也出现了主导消费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提前陷入过剩。所不同的是，市民群体尚有大量闲钱存入银行，使银行可以通过住房信贷帮助他们购买主导消费品。而农民群体的存款要少得多，虽然他们的人数是市民群体的几倍，但存款只占城乡居民存款的很少一部分，使银行难以通过消费信贷来帮助他们满足对主导消费品的需求。农民要满足自己对轻纺产品的需求，主要靠提高收入。但我国农产品价格已接近国际水平，没有多少提价余地；农产品供给也出现相对过剩。因此靠农业很难提高收入，唯一出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农村走进城市，实现全国城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农民共同的出路。但由于我国市民群体遇到了“收入与价格断层障碍”，使住房产业难以大规模发展。这不仅导致内需不足，而且延迟了全国城镇化进程，大大削弱了城市吸收农民进城的能力，阻碍了农民收入提高。因此可以说，城镇化（包括已有城市的扩大和在农村建立新城镇）既是市民群体的需要，也是农民群体的需要，它可以一举解决两个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需求不足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方向。
从贫困群体来看，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如自然环境过于恶劣、老弱病残、失业等等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存，需要由政府和社会救济，但第一，对他们的救济要适度，不能将他们的收入提得过高，如农村中的贫困者收入要低于农民群体的水平，城市中的贫困者的收入要低于市民群体的水平，以免挫伤在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第二，要安排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被救济者从事公益活动，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高收入群体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农民群体和市民群体。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超过其消费能力，这不仅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而且也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等手段，将他们过多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用于救济贫困者。
以上分析了涵盖全国人口的4个收入群体的情况。他们具有各自的行为特征和消费偏好，如市民群体所偏好的主导消费品是住房，农民群体所偏好的主导消费品是轻纺产品和家电，但他们由于各自特殊的原因，都遇到了消费障碍。这些情况靠总量分析是得不出来的，更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深入到微观和中观层面，才能弄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要为宏观经济建立微观基础和中观基础的原因所在。
二、宏观调控方向转变与政府角色易位
在宏观经济建立起微观基础和中观基础之后，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有了更深刻、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宏观调控方式和方向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基本心理规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的那么多，因此收入与消费之间出现了一个差距，需要由投资来填补。其实，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只在极少数人，即极其富有者身上起作用，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个人消费能力，因此收入越增加，它与消费的差距越大，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但绝大多数居民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消费能力或消费欲望。虽然他们也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即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产生过多储蓄。但原因与极富有者不同，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收入与所想购买的商品价格相差太大，买不起，而不得不将收入储蓄起来。也就是说，他们遇到消费障碍；才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如果帮助他们克服消费障碍，他们的消费欲望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扭转消费需求萎缩的趋势。当然一下子大幅度提高所有居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当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不应该由投资来填补缺口，而应设法排除广大居民消费障碍，用增加消费需求的办法来恢复总量均衡。
如何消除广大居民的消费障碍，谁能承担这个任务呢？要承担这个任务需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能将广大居民的储蓄集中起来；另一个是既能将这些储蓄分批分期地贷给消费者，又能如期收回。显然，只有银行才能承担这个任务。第一，居民的储蓄大都存在银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居民储蓄集中在自己手中；第二，银行人员众多，机构庞大，网络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对社会各层次消费者的经济状况、信用程度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是最适合承担这个任务的。与之相比，政府没有这些优势，第一，它不可能掌握居民储蓄，它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数额远远低于居民储蓄，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直接提高居民购买力的能力；第二，它无论在人员，还是在业务水平上都不具备向广大消费者发放和收回消费贷款的能力。
因此，随着扩大需求的对象从投资需求转为消费需求，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将扩大需求的方向从投资转为消费，而且将扩大需求的主要执行者的角色让给了银行，由银行承担总量调节的直接执行者责任，即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扩大消费信贷；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缩小消费信贷。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起作用，恰恰相反，它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这是由银行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所决定的。
银行系统作为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规则行事。在经济萧条时期，消费需求极度萎缩，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纷纷破产，银行本应该扩大消费信贷，以缓解经济危机，但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反而收缩信贷规模，加紧向消费者和企业催讨贷款，使他们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因此，仅靠银行自身力量是无法克服经济危机的，反而会加剧危机的发展。
但如果政府一旦进行干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如果一方面要求银行降低消费贷款利率和抵押担保额，以扩大消费信贷，另一方面向其提供补贴来弥补银行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则可以帮助银行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使之能放手扩大消费信贷，制止经济衰退。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减少对银行的补贴，迫使它提高消费信贷利率和抵押担保数额，缩小消费信贷。如果政府的补贴政策仍不能克服银行的借贷心理，政府还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规定银行的消费信贷指标，强制其执行，并提供相应补贴，弥补其损失。但这种方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
总之，政府通过补贴，可以使银行降低或提高消费信贷条件，从而控制消费信贷规模。例如它通过补贴的增减，可以将消费信贷利率提得很高，也可以降得很低；可以将抵押担保的数额增加的很多，也可以减少的很少；可以将分期付款的时间定得很长，也可以定得很短。政府补贴与消费信贷的关系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越大，消费信贷规模越大；政府补贴越小，消费信贷规模越小。这种关系可用公式来表示：B=F(V)；其中B表示消费信贷规模，V表示政府对银行的补贴。该公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B=KV，其中K为政府补贴的效应系数，称为补贴效应系数，它表明1元补贴产生多少消费信贷，即：
补贴所产生的消费信贷数额
K=───────────────
补贴数额
例如，银行原来的消费信贷利率为10%，在这种高利率下，申请贷款的人比较少，导致消费需求萎缩。为了扩大消费需求，政府要求银行将消费信贷利率降低到5%，并给予相应补贴。这样，银行每贷出100元，需要政府补贴5元。换言之，政府每补贴5元，可增加消费信贷100元，即：
100元
K=─────=20。
5元
政府补贴与消费信贷的关系还可用图1来表示：
图1 政府补贴与消费信贷
图1的横轴是政府补贴，纵轴是消费信贷，曲线A表示消费信贷与政府补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政府补贴越大，消费信贷规模越大；政府补贴越小，消费信贷规模也越小。这样，政府通过增减补贴来调节消费信贷规模，进而调节总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政府不需要干预，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
为了说明政府通过消费信贷来调控总量的过程，这里借用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均衡公式，并增加一些新的变量。该公式为：
C+I+G=C+S+T；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S为储蓄，T为政府税收。
在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均衡公式的左边，需要增加受政府控制的消费信贷B这个新变量，简称为政府型消费信贷，它是政府补贴所产生的消费信贷。公式右边不相应增加新的变量，因为储蓄既可以用于投资，也可以用于消费（消费信贷），它是投资与消费信贷两者共同的资金来源。为了方便起见，假定政府支出只有向银行提供补贴1项。于是新公式为：
C+I+G+B=C+S+T
也就是：消费+投资+政府补贴+政府型消费信贷＝消费+储蓄+政府税收
下面举例加以说明。设某国宏观经济中，消费C=60，投资I=20，储蓄S=40，政府补贴（即政府支出）G=0，税收T=1，政府型消费信贷B=0，补贴效应系数K=20（即1元政府补贴可产生20元消费信贷）；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出现经济萧条，即：C+I+G+B＜C+S+T
也就是：60+20+0+0＜60+40+1
为恢复国民收入均衡，政府向银行提供补贴，数额为1，它使政府型消费信贷从0增加到20，从而恢复总量均衡，即：
C+I+G+B=C+S+T
也就是：60+20+1+20=60+40+1
可见，在总需求不足时，只要政府增加对消费信贷的补贴，就能增加消费需求，恢复总量均衡。但此时，政府已不是扩大需求的直接执行者，而只起启动、推动和辅助作用。
将政府宏观调控方向从投资转向消费，也就是以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来填补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有3大好处：第一，效果显著。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例如国债投资，往往政府投资增加1元，在乘数效应明显的情况下，也只能增加几元需求。与之相比，政府扩大消费需求，它每增加1元补贴，可增加十几元，甚至几十元需求；第二，可以大大减轻政府负担。政府扩大投资的资金来自税收、国债和增发货币，不仅负担重，而且通货膨胀风险也大。与之相比，扩大消费需求，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储蓄，即用居民的钱来帮助他们购买消费品，政府负担很小；第三，以投资来扩大总需求违背了生产为消费服务的原则，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以消费需求来扩大总需求，可以直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以上主要论述了政府在总需求不足时如何通过扩大消费信贷来恢复总量均衡。但政府还有其他职能，如社会救济、生产公共产品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讨论。
三、如何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
主导性消费热点的主要特征是，需求巨大，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符合这一要求的消费品只能是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但我国现实主要收入群体—市民群体由于遇到“收入与价格断层障碍”，因而无法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利用消费信贷来帮助克服消费障碍。但政府通过消费信贷来调控总需求，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要把握好消费信贷的扩大力度，将总需求规模控制在与总供给相等上，低于这一水平，不足以遏止经济衰退；高于这一水平，会引起通货膨胀。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要求政府设法扩大消费信贷，带动有效需求增加，在这方面我国存在着很大的余地。2000年我国的消费信贷（包括住房信贷）规模达到3900亿元，比1999年增加230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2.67个百分点，使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扭转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可见消费信贷的作用之大。其实我国消费信贷的作用只发挥了很小一部分。美国消费信贷相当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70%，而我国不足5%。我国居民储蓄达6.4万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持货币近万亿元，将超过7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存款，完全可以拿出很大一部分，例如1万亿元，甚至更多，用于住房信贷。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劲的主导性消费热点，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就不是2.67个百分点，而是6-7个百分点。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信贷，如降低消费信贷利率，延长分期付款时间，简化手续，鼓励银行大胆放贷等等，并提供相应补贴。但要掌握好力度，一旦出现通货膨胀迹象，要及时控制消费信贷规模，保持总量均衡。
从微观层面来看，向广大消费者提供政府型消费信贷（指受政府补贴的那一部分消费信贷）需遵行下列规则：
1.贷款归还规则。银行要根据还贷能力来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以保证贷款的归还。否则银行的坏账呆账太多，是政府的补贴所无法弥补的。其原则是，第一，由于贷款资金来自各个收入群体的储蓄，因此在贷款分配上，应遵行同一收入群体的存款主要贷给本收入群体消费者的原则。如果将本收入群体的存款贷给比自己收入低的群体的消费者，会加大收不回贷款的风险。但高收入群体除外，他们的储蓄可以贷给其他收入群体。第二，对任何收入群体的消费者，都不能向其提供购买该收入群体未来型消费品的贷款。因为以他现有收入是无法归还的。
2.正确选择贷款对象。政府型消费信贷不能谁申请就给谁，或平均贷给各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者，而应主要用于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的购买，以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这是因为政府扩大消费信贷是为了缓解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现实主要收入群体的主导消费品需求不足造成的。
3.规避还贷风险，克服惜贷心理。在经济萧条时期，银行为自身安全，往往收缩贷款，产生严重的惜贷心理。其结果是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员剧增，反而使贷款更收不回来。如果银行大胆放贷，使经济恢复增长，失业人员就会大大减少，企业也恢复元气，银行的贷款就有可能收回来。可见，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贷款的发放，不是加大而是减少了金融风险。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银行要特别注意克服惜贷心理。其实，从银行贷款的风险来看，投资贷款的风险比消费贷款要大得多。如果企业用银行的贷款投资失败，银行会血本无归。而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不存在这种问题。一旦消费者还不起贷款，银行只要收回消费品如住房，就能挽回损失。但这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健全的法律，银行能够依法收回消费品或抵押品。如果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成为赖帐经济，则不但银行收不回贷款，整个经济的运行也会遇到困难。因此，健全法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消费信贷风险。难怪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消费信贷被认为风险最小。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是入不敷出，没有还贷能力，政府主要不是向他们提供消费信贷，而是提供救济金。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绝大多数居民，一般不需要政府型消费信贷，他们的借贷需求由非政府型消费信贷来满足。
从市民群体来看，他们是现实主要收入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储蓄也多，占全国城乡存款总额的4分之3以上。但他们的消费遇到“收入与价格断层障碍”，不仅自己消费需求萎缩，而且导致我国内需不足，政府型消费信贷应该主要指向这个群体，帮助他们购买主导消费品－住房，以形成主导性消费热点。但要注意的是，必须将目前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否则市民即使能向银行借钱，也难以购买住房，更重要的是，过高的房价大大增加了政府型消费信贷的规模、成本和风险，使之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从农民群体来看，他们人数最多，但收入较少，是潜在主要收入群体。他们的存款不足全国城乡存款总额的4分之1。因此他们是政府型消费信贷的重要对象，但不是主要对象。他们购买能力的提高主要靠提高收入而不是消费信贷。提高收入要靠城镇化，其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扩大已有城市的规模，增强其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正好与市民群体增加人均住房面积和扩大城市规模的大趋势相吻合。换言之，农民收入的提高要靠市民群体对其主导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来带动。另一个是依托乡镇企业和富裕农民在农村建立中小城镇。乡镇企业工人和富裕农民的收入已达到或接近市民群体水平，有能力建立起一批中小城镇。但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政府不仅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一定资金，而且要鼓励银行向在中小城镇盖房的农民提供住房贷款，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还要放开户籍管理，鼓励农民进城。此外，要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城镇化有更坚实、更广阔的依托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市民群体还是农民群体，他们的发展都指向城镇化。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从工业化历史来看，工业化初期，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包括家电工业；工业化中期，是以初步城市化为主，即以城市化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如建房需要大量的重化学工业产品，这就促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和比重提高；工业化的后期是以普及家用小汽车和全面城市化为主，重化学工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在后工业化时期，则以第三产业为主，工业比重下降。我国已经完成了轻纺工业化，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主要任务是初步实现城镇化。这也就难怪城乡居民一致要求城镇化。可以说，城镇化是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不仅能极大地满足我国城市居民对住房的迫切需求，而且也是提高农民收入、使之走向富裕、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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