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记忆论文,时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记忆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自19世纪晚期以来，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富有成效，提出了记忆的几种类型：第一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ies），它能使回忆词语及其意义成为可能，同样也能在这个词和那个词之间建立联系；第二是命题记忆（propositional memories），它能使人回忆起特定类型的信息，比如毕达哥拉斯定律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第三是程式记忆（implicit memories），它能使一个人记住如何去重复所需要的技能，像放电影或演奏乐器。
还有一种记忆叫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这是对某一特殊事件的记忆，而这些事件是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开始和结束，有它自己的界定和特性，甚至有时还有它自己的情绪和气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这些无法估计的不连续的事件组成的，有的对个体很有意义，而有的则相对不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个体是什么或要成为什么，并不仅仅通过这些事件形成，还要通过这些事件的相互解释以及在以后的生活中如何利用这些事件而形成。我们“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物，或者说我们“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物所生产出来的。当然，一旦事件发生，它们就会成为过去并永远逝去，永远不可能如它们当初所发生时的那样被准确重现，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记忆这一中介获取它们。
这些心理学的研究强调对记忆的科学测定，只有那些可被科学测定与分析的记忆才被细致地研究。但是记忆的整个领域从其本质上说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研究。记忆蕴涵着心理学所无法揭示的丰富内容，而恰恰是那些多种多样的记忆在最大限度上承载着我们的记忆价值。这也体现在一些著名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中。
在奥德赛从特洛伊返回到伊萨卡岛的海上旅程中，他什么都记得。但正如荷马在《奥德赛》中所解释的，与其说奥德赛经受了那么多的过去事件，不如说是“家”的记忆或家给他暗示了一切。奥德赛对家的记忆非常具体，就是他对伊萨卡岛的记忆：美丽的景色，从村舍中袅袅升起的炊烟，留在他身后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但奥德赛对这个地方的记忆还有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他祖传之物，他作为国王之位、他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象征。所有这些对他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记住伊萨卡岛就是记住他“是”谁。这样，当他在奥杰吉厄岛（Ogygia）被女巫卡吕普索（calypso）迷惑后，这多少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荷马告诉我们，奥德赛因思念家乡眼泪从来没有干过。即使卡吕普索允诺他如果他和她在一起，她会给他永远的快乐——实际上是永远不死，也不能让他忘掉伊萨卡岛，这是因为他的社会甚至他的作为人的本质根系在了那个地方，只有在地球的那个地方奥德赛才是奥德赛，而如果他不是奥德赛，正如他后来对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所说的，他将“一无所是”（nobody）。
围绕着奥德赛的第二个更为复杂的记忆，是他不管多么困苦都要回去的责任。在他的旅途中，这一记忆反复萦绕在他的心头。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坚定回归，除此之外，他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他回归的决心，否则（如果完全意识到的）他就会有在海中永远迷失的可能。比如，当奥德赛和他的随从登上“食落拓枣的人”（lotus-eaters，吃了这种枣的人即忘故乡，不复思归）的小岛，并且吃了这种枣而沉醉于它的迷惑之中，完全忘记了他们回家的路时，奥德赛拒绝了遗忘的诱惑。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意志力，不使自己屈从于植物状态。通过记住，奥德赛能够对回归保持自信，这也就是他能成为英雄的原因。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同样也是一个记住者，她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试图埋葬她的哥哥波吕尼刻斯（Polynices）的尸体，但这会违背克瑞翁（Creon）发布的命令。安提戈涅自事件起始就记得一件神圣的责任，就是她相信已经发布的神谕和人类法律。激起她这一记忆的是他两个兄弟的死，两人都死于与敌拼杀的前线上。厄特克勒斯（Eteocles）为保卫他的祖国的城市底比斯（Thebes）而死，波吕尼刻斯则在借助来自阿尔戈斯（Argos）的外国军队，在为自己赢得这个城市中死去。克瑞翁为了确立他的权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一是厄特克勒斯作为一个英雄，以军队的荣誉埋葬；二是背叛者波吕尼刻斯绝不能埋葬，只能暴尸田野，任由狗和食肉鸟去惩罚他。
在底比斯的每个人都接受了克瑞翁的专断命令，但人们在接受这些命令的同时，却忘记了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法令，即禁止侮辱那些尸体。一些人忘记了这高一层的法令，有的是出于一种尽快恢复正常状态的渴望，有的是出于对国王的尊重，而有些人则是单纯地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克瑞翁威胁要当场处死那些胆敢违抗命令的人。唯独安提戈涅记得其他人所忘记的一切。她相信她所记得的是一种义务，它由上帝颁布，存在于不成文的、但永不变化的传统之中，这就是尸体应当被埋葬。在安提戈涅看来，任何人想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都必须遵守这一不成文的法令。此外，她还记得和尊重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要尊重存在于家庭之中的、神圣的纽带关系。安提戈涅相比她周围的那些人，甚至包括她的姐妹都更意识到作为人类的最根本的义务。但对安提戈涅来说，她的这种记忆不仅是不理智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对国内权威的蔑视。安提戈涅好像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她看来，人类或家庭责任如此重要是无法抛弃的，这最终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说，安提戈涅是她自己记忆的受害者。
在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Aeneid）中，埃涅阿斯所记住的是“向前”（forward），就是建立新的王国。这是上帝所赋予它的命运。如果忘记上帝赋予的命运，命运就不会展开在他面前。记忆对于埃涅阿斯来说，意味着唤起他高尚的责任。此外，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充满了奥古斯丁所记起的早期生活阅历。没有这些记忆，他就不可能忏悔并成为一个新人。
以上这些事例应当能清楚地表明，人类记忆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心理学家或记忆研究专家们所研究的范围，除了词语、真实信息、技巧或事件记忆这些到目前为止也许早已过量研究的记忆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关于记忆的难以捉摸的事情，如理想、目标、意图、义务、象征、情绪、诺言、心理状态、渴望、先前自我等。像这些记忆，很难在实验的条件下通过控制进行研究，因此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但正是这些模糊的、难以定位的记忆，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 历史中的记忆
人们很难低估穿越岁月的记忆的重要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现代时期开端（公元16世纪），记忆几乎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积极的东西。相对而言，遗忘则完全带有否定的含义，意味着失去或不能保留某物，从而导致一种缺失或一无所有。
记忆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当一个人意识到我们的祖先在千百年中所体验到的许多紧迫需要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难发现，因为这些需要已经进入了个体及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核心。简言之，记忆在远古就极为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是生存所必要的信息来源。在书写还没有成为一种辅助记忆的方式被使用之前，是个人的记忆能力储存着像如何生火、如何造房子、如何做武器、如何游戏这样的知识。一个人是从先辈那里获得这样的信息的，而先辈们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口头相传获得的，或者是从长期的部落生活实践中学到的。把这些必需的知识存入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知识能够在以后的紧要关头，被提取出来并重复使用。如果一个人由此碰巧忘记了他应当记住的关键性的知识，死亡就会成为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由此，在人类早期的历史长河中，记忆等于生命，遗忘等于死亡。
记忆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必须处理价值观念，并把它们内在地储存起来以备需要的时候能提取出来。传统及礼仪在维护社会生活价值上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传统及礼仪需要能真正地被内化，也就是能进入到集体记忆中并被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真正接受下来。通过记忆，一个人意识到道德及精神的教导，而忘掉这些教导中被认为是最坏的背叛，因为这会把一个人置于亲密群体的所有事务之外。在前历史或早期历史时期，记忆，尤其是对关键性的劝诫、禁令及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观念的记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而遗忘则会通向虚假（untruth）。
另外，记忆在给人一种持续的认同感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记住一个人自身在时间中的延续性，一个人会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安全感。至少从希腊时期向前，记忆被不断赞赏是因为它能使人意识到他们存在的时间维度。尽管一个人在从孩童到成人，或从成人到老年的转变中，身体及心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记忆则把那些发生的事件组织成各种有秩序的序列，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时间中保持着延续性，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积淀成的。没有记忆，一个人的自我感就会变得混乱起来，不会拥有真正的自我感，也不会有认同感。一个简单但含义深刻的算式历经数个世纪而没有受到质疑，这就是记忆等于存在，遗忘等于不在（nonbeing）。
总之，记忆被看做一种价值，而遗忘则被看做一种反价值。遗忘者被看做马虎的、不受欢迎的人，甚至被看做对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威胁。这在历史发展的很多时期都有典型的表现。
记忆对于犹太人来说同样重要。他们认为必须要记住三件事。（1）要记住众多犹太法令的法规和禁令，比如要记住安息日。（2）要记住上帝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为犹太人所设计的生存模式。（3）要记住上帝在历史中的伟大功绩，记住上帝与其子民所订立的规约。犹太人把记忆看做一种价值，古希腊人也同样如此。比如，从早期开始，古希腊的贵族家庭就注重家谱记忆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是与他的先祖捆绑在一起的。如果忘记一个人的族谱，或族谱上没有德高望重的人，那么他就站在了社会生活的链条之外。到了第五和第六世纪，一个人的身份开始更多地与城市—国家连接起来，而不是与家族相连。除了谱系、区域和地域的记忆之外，希腊人还有别的重要的记忆。比如关于行为楷模方面的记忆，同样需要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其他的像柏拉图及后来者的思想家，也强调记忆的重要性，甚至把记忆与永恒的真理连接在一起，因为记忆可以使一个人脱离浅薄而易逝的日常生活，把自己安置在纯粹存在（pure being）的领域。在希腊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关于社会与个体记忆的价值很少会受到怀疑。
古罗马甚至比古希腊更看重记忆和过去。在他们看来，传统包含着一种持续感，一种无法言说的与过去的连接。罗马人认为，一个人的先辈已经形成的并且传递给他的子孙的观念或价值一定是最好的，而且也必须用来解释当下或当下遇到的任何事情。忘记传统，不仅会损害整个继承下来的意义世界，而且被看做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一种无法原谅的对诚实的背叛。
除了对先辈的记忆之外，古罗马人还强调两种记忆。一是要记住某一事件最初发生的情况，尤其是重要事件。比如罗马的建立，因为这一时刻意味着一种“时代新秩序”的建立。第二是要记住一些劝谕性的故事。这是由那些政治领导人、军事人物甚至普通市民所作出的行为表率。记住这些故事，会形成罗马国家所认为的富有道德的行为模式。同时，罗马的教育机构和非常重要的罗马修辞传统在强化公众的道德意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记住并且被相同的故事所感动，被看做参与公共身份的体现；反之，则被看做疏远公众的体现。
总体上说，整个中世纪把记住过去看做是自然的事。对于文艺复兴来说，需要记住和恢复的不仅有古典世界里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文本，还有古代的思想观点、价值和生活方式。对于宗教改革来说，需要恢复的是基督教经典真理和早期教会纯粹的基督教教义。不过对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说，回到过去并不是单纯地为回而回，而是为了当时的需要，过去成了一种现实（reality），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现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三 记住者的品性
记住者往往被认为具有某些重要的积极品性，如虔敬、道德、个性、精神性、创造性等。
虔敬（Piety） 在古代及中世纪世界里，记住者首先被认为是虔敬的，意味着尽忠尽职地尊重先祖所传承下来的东西。因为价值不是一个人完全凭空创造出来的，而只能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所有的前现代性都对过去的遗产有一种巨大的义务感。虔敬的个体不仅仅要懂得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而且还要对之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对罗马人来说，虔敬是个体所拥有的最突出品性，是最高的德性。但这需要借助记忆，没有记忆的虔敬是无法想象的。
虔敬与记忆之间的这种关联在中世纪有明显的体现。虔敬的基督徒不仅要记起那些来自过去的信仰和精神遗产，而且这也是一种义务。如黑格尔所说的，要忠于对逝去的人的信仰。在这里，虔敬意味着通过祈祷、奉献赠物、发讣告、举办纪念性的群众活动等，记住和尊敬那些逝去的亲属或恩人。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死去的人并不被认为是已经逝去或离开。不妨说，他们能够通过虔敬的信仰者的记忆而活着，能在肉体消亡很长时间后，作为公众真正的成员而继续存活。因此。虔敬是对过去的尊敬，也是一种义务与责任的体现，而这是需要通过记忆来实现的。
道德（Ethics） 道德行为被理解为要严格遵守已规定好了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行为标准，道德个体的任务不是去质问由过去所传承下来的东西是否合法，而是要把文化的命令和训诫内化，而一旦通过内化它们变成自我的组成部分后，就会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使个体依此行事。那些不仅比别人更虔敬地记住社会及宗教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而且还能依此行事的人，被认为是道德个体的最高典范，由此而成为其他人所效仿的榜样。在这方面，记忆如同在虔敬中，也是道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只有拥有“装备良好的记忆”，才能有充足的信息去仔细考虑，从而形成道德判断。相反，那些记忆衰退或不健全的人，在道德选择上只能是困难的，因为他在试图通向道德判断的路途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做反思。在前现代时期，人们会对那些有心理记忆习惯的个体，那些精于记录他所汇集的信息的人，那些知道如何使他们的记忆发挥整合及反思作用，以彰显文化的最高的道德及伦理品性的人视为当然。
个性（Character） 在古代及中世纪，个性并不像19世纪浪漫主义者相信的那样，认为是人格的自主表达。它是必须经过几年严格的自我形构（self-formation）而获得的。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个性，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保持稳定，不让它从这已形成的自我中脱离开来。确保这种持续性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形成一系列可依靠和可预测的“正确习惯”。习惯被认为有助于自我完美的形成，因为它能使一个人已获取的价值嵌入到他的行为中。从这一意义上看，习惯被认为是界定一个“个性人”的关键因素。只有良好而又有规律的习惯，才能确保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偶尔或一时需要时的某种展示，而是一个人在其一生的历程中，以一种稳固而决定性的方式持续而稳定下来的。个性建立在习惯之上，而习惯又以记忆为基础，也就是说，记忆被反复地练习，直到它变成第二种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及其他思想家，都已阐明了这一点。他们确信在记忆、习惯和个性三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由此，如同哲学家和理论家所同样认为的，毫无疑问，个性是一种价值，记忆和习惯同样也是一种价值，因为没有它们的在场，个性本身是无从获得的。
精神性（Spirituality） 记忆与精神性之间的关联性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并不明显，但在古代或中世纪却很少被质疑。在那些年代，记忆被认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需要经过规训努力才能获得的。规训，包含着严格和专心，而这两者被认为是精神性的构成品性。只有一个人拥有了高度的意志力和集中力，他才能从物质世界中脱身而出，进入精神存在的王国。但是，人们总有一种健忘的倾向，忘记自己成为一个精神人的机会。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历史中，忘记是同懒惰、软弱、松懈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品质被认为会把人引向一种低俗的或是仅仅追求享乐的生活中。
在古希腊，关于记忆与精神性之间关联性的认识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毕达哥拉斯，就教导他的门徒进行必要的记忆训练以深化他们的“灵魂品质”。对他来说，记忆是一种超越个人并激励他走近上帝的净化之路，这同样也是柏拉图的核心观念。实际上，柏拉图的整个回忆理论是基于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基础上的，即记忆是通向一个人应当了解的最高精神真理的途径。根据柏拉图，那些通过“灵魂之眼”能够回忆起他生前“神圣视域”（holy visions）的知识的人，能够拓展他本性中神圣的东西。相反，那些在啜饮了忘却水之前，不能记起他们所曾经知道的东西，这样的人注定要在庸俗的阴影中过着他们的生活。基督徒同样也要把记忆与精神性结合在一起。在圣徒传记中，有许多圣男圣女的例子。他们的精神品质就与他们特殊的记忆能力直接相连。圣·安东尼据说仅仅通过听别人朗诵就能把整部《圣经》记在心里。不管信不信，这些记忆能力被认为是一种独特“心灵品德”的表征。
创造性（Creativity） 在前现代时期，创造性并没有与生产全新的东西这样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相反，富有创造力的人是那种首先是能接受过去的知识和文化成就，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并拓展未来的人。超常记忆力由此被认为是创造力的一个独立因素。这一假定合乎道理，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越多，他就有可能更具创造力，而且因为一个人获得的知识越多，一个人的心智或才智就会越丰富、越特异、越内在化，而这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富有创造力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事情需要记住。首先，一个人从其自身的早期生活经验中汇集起各种各样的观念、印象、情感及联想。其次，被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传递下来的先祖们所形成的思想和形式，这往往被看做灵感的源泉。如果一个人没有有效地记起过去的智慧遗产，就不会有创造能力。并不偶然，对古希腊来说，缪斯之母是摩涅莫绪涅（Mnemosyne），记忆女神。如果没有记忆作为起点，诗歌、绘画或其他艺术领域中的任何突出成就都是不可能获得的。
四 记忆价值的衰落及其原因
对记忆重要性的重视随着现代性（十六七世纪）的到来发生了转变，记忆的价值开始逐渐降低，甚至在一些领域，遗忘被重估为是积极之物。
举例来说，在晚近现代时期，记忆不再被看做一种生活重要信息的储存器。更为通常的认识是这样一种假定，即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储存在我们记忆中的许多甚至是绝大部分材料，都已过时。记忆会减弱而不是丰富一个人的经验，或者说，记忆会使人的感知模式或行为习惯僵化。通常认为，一个全面而自由的人格所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记住并重复的自我，而是一个能够抛弃过去，适应新形势的自我。记忆并非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精确的，这样它就既不能作为价值、认同而被信赖，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作为目标或目的而受到信赖。
对记忆的可靠性进行质疑的先驱者们是那些记忆研究者们，主要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以及脑科医师。他们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当我们记起过去的某些事情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当前需要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当前所记起的自己早期生命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并不是它当初的真实情况的复现，而仅仅是回忆起了近期的和高度风格化的对这件事的解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大部分的记忆行为中，真正而不容置疑地来自过去本身的材料，与来自现在的材料同样多。
对记忆的这种易错性或不可靠性做如此声明，是为了反驳自古希腊时期直到现代所流行的三种主要的假定。
第一个假定是，我们生活中的早期经验会被铭刻记录在大脑中，这些过去事件虽然会逝去或完全消失，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存留在我们头脑中的痕迹而重新获得它们。
第二个假定是，这些记忆痕迹或形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很长时间，甚至直到一个人的弥留之际。记忆储存在一些巨大的“内接受容器”中，一些“庞大而没有边缘”的记忆沟中，这些容器大到足以保持数不清的印迹或描写，直到被重新回忆起来的那一刻。这就好比把记忆比作一个巨大的仓库、一个有着数不清房间的宫殿，或者一个做好检索的图书馆，而这一比喻几个世纪以来是很常见的。
第三个假定是，在回忆的时刻，存有的记忆被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唤醒，即储存的记忆作为与它最初储存时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样子被提取出来，早期经验“之后”同心理唤醒时的“现在”的时间距离被贯通了，长时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存留的东西变得完全有意识了。当过去变成现在，一个人会被认为完全有记忆行为，或者更简洁一些说，他能记起某事。
现在，随着20世纪出现的对记忆机制的重新思考，这三个假定已变得不可信了。今天，大部分心理学家抛弃了记忆这种通过心理刻印或形象形似进行运作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即记忆信息（memories）作为一个复杂的编码过程通过修改大脑皮层中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甚至分子构成，首先被登记下来，或者说是通过复杂的心理构图（metal mappings）或心理图式（schemata）而被存留下来，然后，这些心理图式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大脑中储存的信息进行再加工，对记忆进行再塑形。由此，任何人所忆起的过去的信息都不会是最初所记录的样子。当然，许多记忆信息多多少少是精确的，但许多记忆，即便它们有真实感，也会因为回忆者特殊的需要、兴趣及渴望而被刻意扭曲。
就以上所言，由于记忆的不精确及易错，也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即它不值得被认为是一种价值，更不用说是生活值得依赖的向导了。这样，我们现在也许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包括个体和集体在内的记忆都缺少一种真实性，他们不仅有缺陷，而且潜在的还有危害或破坏性。
除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记忆提出质疑外，记忆价值的衰微与18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欧洲与美洲的政治革新的成功，不断式微的传统社会及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移动性及移民过程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展现了现在被人们所称为的“现代性”。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曾经作为一种价值的记忆走向了衰落的边缘，人们对记忆和记忆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记忆远不如思考更可靠，这来自记忆的不确切性。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记忆痕迹从它一开始在大脑中驻留直至能被重新唤起，这其中经过了大脑对它们的选择、编辑、修改、解释、修饰、具体化及重构，由此，记忆不再被看做值得信赖的对过去信息的储存。人们所记住的往往要比所认识的更加歪曲，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所记住的多少是由印象的偶然整合而成的。所谓真实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虚构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精确性，那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价值。
（2）一个强有力的记忆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比如，如果一个人积聚并存有了太多的甚至超重的过去信息或琐事，记忆实际上也就会压制和弱化损害个体作出决断的能力。因此，记忆远远不能促进精神或伦理行为，相反会显出它的反面效应：它使人无活力而松散，由此削弱人的意志。对一个人重要而且应当致力于的，是忘记过去的大量感知，以便能使心理更清净地接受新的、更重要的、更为当前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不能持续地获取新鲜的知识和内容，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过去所困扰，不能成功地处理当前的需要和现代生活。
（3）回忆并不完全是源自内心的忠诚责任，有时来自于一种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建立在不能参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19世纪晚期或20世纪早期，人们衡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或财富的标准，是他是否有意志力去面对或接受现实的考验。担心现实生活，担心现实的变化，希望过一种想象的更好的生活，这是在通过怀旧来遮蔽现实的恐惧。
总之，正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记住并重复根深于先祖的东西经常会导致某种不适当或不成功。由此，在这种情势下，尽可能地让过去是适宜的，以便能更好地与现代相融合，形成新的姿态。对于那些不管形势变化多么迅速，依然固执于过去的人，如堂吉诃德，就很容易变得可笑而滑稽。一旦过去被新的力量和发展所超越，它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最低限度内，过去已不再是睿智之源，而变成为一种负担、一种重压、一种成长的阻碍。而一旦敌视过去的情绪形成气候，遗忘作为好事就开始被重估。那么，遗忘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前面已有所阐述，现进一步概括如下。
（1）我们个体的过去往往充满了比我们所愿意认知的更多的焦虑和伤痛，而通过记忆并不能真正去除痛苦和伤痛。我们应当通过忘记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到目前或当前的事情中。
（2）任何行为都需要忘记。没有“积极的遗忘”，就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创造出来。因为不能消除过去，就不会为新鲜的开始让出空间，一个人也就别无选择地不断重复以前做过的事。
（3）我们只有放手我们过去所学，才能成功地适应飞速发展的现实。遗忘打开了存在和行动新的、潜在的可能之门。唯有在此基础上，一个人完全的自我解放才会成为可能。
（4）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
由此，遗忘是一种比记住更好的品质，它可以使人开启新的可能和方向。当然也有人指出遗忘的缺点，比如肤浅、无定向性、无规则、缺少坚信等。但不管怎么说，遗忘已经在现代被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
五 记忆与遗忘的价值变迁体现
记忆与遗忘在历史上的价值变迁，体现在人类发展的几个重要事情或主题上：一是创造性及其激励机制；二是快乐及其参与性；三是健全及其生产机制。
（1）记忆与创造性。如前所述，早期人类历史，创造几乎就等于重复，而重复显然是需要记忆的。因此，记忆是创造的源泉，没有记忆的创造是不可能的。在古希腊，关于记忆与创造的关系有所变化。创造行动不再是单纯的重复，需要通过改造曾经储存在记忆中的以前的观念或形式进行创造，比如诗人、雕塑家或画家。但这同样需要一定的记忆。
在古罗马以及中世纪，记忆同样被看做创造性所必不可少的。创造性的个体被认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来保存内心的形象，这些形象或者是从以前的经验中搜集到的，或者是通过精密的研究获得的。一个人所依据的形象越多越丰富，他潜在的创造力就会越强。这种观念一致延续到近现代早期乃至18世纪晚期。
但在19世纪早期，记忆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挑战，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遗忘比记住更有助于创造的表达。这样的观点认为，感知的新鲜性或视野的即时性是创造性的核心要素。要获取创造性，一个人就必须抛弃旧的思维模式或旧的形式框架。真正的创造性源泉来自直接、感性参与，这可以让人去观察、去把握以及沉浸于当下的独特的东西之中。
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记忆与创造性的关系就更远了。想象成为创造性的重要品质，尤其是经过康德对想象力的阐述，想象更是成为创造力及独创性的一个重要的乃至核心性的要素，并以此超越了记忆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在这其中，记忆虽然没有被否认在创造中的作用，但显然排在了想象的后面。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记忆有时会阻隔创造性的发生与发展，但是所有的创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借助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一系列的形式和意义。实际上，所有创造性的成就都是前辈艰苦斗争的结果。如果这些前辈被忘掉了，所谓的创造也就没有了参照点。
强调遗忘对创造的重要性，也是在强调感知的新鲜性。但事实上，并不是纯粹的感知或没有被污染的即刻的经验激发了创造性，正相反，是通过每一时刻和每一经验所充满的对过去的回应，激发了创造性。如果没有记忆，经验也将容易变空，也就缺少持久的感知。由记忆所带来的经验，一方面，可以激发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意义建构，而这有助于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成就；在另一方面，创造并不是一种感知或感觉，它还必须被赋予形式，或者说能够被客观化为实在的对象物。把一种感知或情感转化为一幅绘画、一部小说、一部音乐作品，需要一定的技巧方面的知识，甚至需要长期的方法上的训练，而这需要一种规训了的记忆。如果没有这些训练，一个人显然无法把自己创造性的想法赋形。也许所有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再创造。
（2）记忆与快乐。以前认为记忆会产生快乐。通过记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会储存在大脑中，甚至会一直影响到现在，使得现在明亮快乐。这种记忆与快乐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遭到了严重的质疑。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所记住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渗透着怀旧和忧伤的过去。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青年和早期成人时期，都充满着痛苦、失落、野蛮、失败、沮丧以及心理创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通过引导患者说出过去的痛苦事情，即有意识的回忆过去的事件，并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把他们置身于这些语境化的事件中，进而帮助他们把这些记住的材料整合进现实的生活中。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但同时，弗洛伊德其实也采用另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遗忘或封闭（deactive）起它们。因为确有一些患者，过去的经历实在太过痛苦，因此疗救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忘记。比如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一次惨痛的记忆。对于幸存者来说，忘记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回忆只能延长痛苦和伤痛。许多幸存者都倾向于遗忘，因为念念不忘那些痛苦的过去会使他们很难与新的生活相融。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记住不仅意味着回忆起超出他们能力可以控制的丧失、消耗、饥饿、潦倒以及非人性的事件，而且也意味着记起他们本应当可以掌控但却没有做到的事件，比如道德问题，尤其是由于自己的漠视而导致他人不必要的受难或死亡。这会使幸存者更加痛苦。而这在许多幸存者的事后追忆中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忘记过去成为解脱的最好的方式。
由此，记忆有时会带来不快乐。与之相比，遗忘则会使人放下负担，获得快乐。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事实上，选择记住并且克服来自过去的伤害或愧疚，也许要比那种简单的忘记过去更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满足和健康。最高形式的快乐是能够进入过去的“黑暗地带”并把消极转变为积极而获得的快乐。快乐有时就是在与记忆的斗争中获得的。因此把记忆与不快乐直接连接起来是不对的。其实另一方面，记忆与过去的爱情、关怀等美好情感相连的并不比与痛苦相连的少。也就是说，记忆其实也有可能带来快乐。没有对我们生活的感激之情，人枉为人，一个健忘症的人也会缺乏感恩的意识。
（3）记忆与人的健全发展。要成为一个健全或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比如经验、观念、价值等。而这就需要记忆。记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但近来这样的观念受到了质疑，这来自许多现代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健全（wholeness）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他们认为，健全不仅仅是认同于某种核心身份的在场，而且也指多种自我的在场。这种区分体现在，以前认为只有一个本质的我，核心的我，这不仅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我，还会进一步发展和固定自己的性格。
另外的质疑是，虽然每个人只有一个自我，但这个自我是不断进化的，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自我。因此，自我并不是一旦形成就永不改变。19世纪出现的许多观念，都认识到了是遗忘而不是记忆成为建构独特自我的核心因素。
19世纪末期的心理学家认为，并没有一个纯粹、固定或演进的自我，而是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是虚假的自我。虚假的自我是个体适应并内化传统习俗、角色，以及社会生活期望而形成的自我。与之相反的则是真实的、自然的、真正的自我。对于每个人来说，要成为真正的、真实的自我，就需要忘记虚假的自我。而要形成一个真正的自我，一个人就要应当尽量保持一种非建构或解中心的状态。
解中心的自我，简而言之，就是要规避任何特定情形对自我的束缚。很多人认识到，人并不是只有一个身份、一个自我，自我是流动的、多元的。人应当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切，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一个遗忘者，避免把自己禁锢在单一的固定化了的身份束缚中。
这种新的自我观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比如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就用“明天的人”（person of tommorrow）来指称那些把自己从过去身份的牢房中解放出来的人。罗杰斯认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个性，需要抵制记忆和以前所习得的东西。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每个个体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我，中心化或非中心化的自我，而是一系列非延续性的自我。在生命的过程中，每一个自我会不断取代前一个自我。根据这种观点，每一个早期的自我都需要消除或忘记，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腾出空间接纳新的自我。普鲁斯特也认为，过去自我的消失并不是一件令人多么悲伤的事，因为除了消除掉以前的自我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使新的自我形成。这种观点在近来也受到了质疑，比如自我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我取代另一个自我的过程，新的自我中往往也会有过去自我的存在，它甚至会与新的自我共存。而这些不同的自我也会有不同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由欲望所建构的，有的可能是社会相互作用形成的。因此人并不是拥有一个有不同侧面的自我，而是拥有不同的独立的自我，所有这些自我都寄居在同一个身体空间内。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自我的理论或观点牵涉的是遗忘和健全的关系，而不是记忆与健全的关系，因为记忆所形成的，往往是过去取向的（post-oriented）、死板的或僵化的自我，而遗忘所形成的则是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的、非决定的自我。
六 社会记忆：作为社会水泥的记忆
除了个人过去的事件、情感与经验之外，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记住，比如社会。社会通过三种方式关涉到记忆。（1）在决定哪些价值、事实和社会事件值得被记住，哪些应该被遗忘方面，社会起到了重大作用。（2）社会参与塑形（shape）来自过去的信息，决定它们如何被忆起。（3）在决定情感的强度与记忆关联的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
关于第一点，任何社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储存可供回忆的特定信息。在数不清的事情中，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记忆的内容，但很少会成为社会知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期，那些代表社会秩序的权威拥有决定权，决定过去的哪些方面可以保存并传递下去，哪些不能。只有很少的社会或文化信息能被自主地或不加思考地记住。某事被记住，往往会有原因，有目的，往往会受到某种机制的操控。如果社会记忆能被得以储存并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保持活跃，这是因为特定的传统或特定的体制机构使之有了这种可能，而不是因为有某种集体灵魂在起作用，以其自身的能力回忆起个体所忘记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如何应当被记起。在有些情况下，社会需要有些事情能够被准确和详细地记起，在有些情况下，则只需忆起大概情况，而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则要使整个的民众忘掉大部分的、关键的，虽然有时是高度神秘的信息。由此，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决定储存哪些特定的事实或价值以及这些事实和价值如何被记起。
关于第三点，社会同样会通过把特定的价值附加在记忆之上来影响记忆建构的方式。所有这些关于记忆的内容、记忆的方式等，其实都已经被铭刻进了我们出生时的文化之中。甚至当一个个体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选择性地去忆起他过去的特定内容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也许只是忆起了他的社会所早已挑选出来的需要他记起的东西。
社会如此看重记忆，是因为记忆可以作为“社会水泥”，作为一种黏合的力量，起到持续、团结的作用。在古代，刺激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暴力，比如通过伤害身体的方式增强记忆。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方式。比如欧洲的加冕仪式，就做得豪华隆重，描述得也很详尽，其意在强化一种观者的记忆，似乎统治者的尊严就在这些仪式中，从而强化了他统治的正确性和恰当性。大约在中世纪，通过引入义务教育，教育机构成为记忆有效的传递者。在初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们被传授需要记住的历史事实，以及从过去传递而来的需要他们遵守的价值标准。国家会通过纪念日和其他的公共节日来强化记忆。
总之，一个人所想要记住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是由社会环境所铸就的。个体并不可能以任何他或她所愿意的方式去回忆。因此许多评论者开始关注强力集团控制人们记忆图式所带来的危险。当某一集团或利益集团成功地获得这种控制后，它就会决定民众记忆的内容和形式。因此，权力实施并不意味着野蛮的力量，它同样意味着对民众思考和理解过去的心理图式的精细操控。这样，民众就失去了对自我记忆的控制权。但这些认识一直到19世纪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七 记忆的各种社会图式
社会记忆通常是被塑形的，它有各种形式，并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转换和变化。社会记忆只有在某些图式（schemata）的规划下才有可能，这不仅决定了什么事是值得记忆的，而且决定了这一记忆的材料如何被思考和被解释。事实上，并没有原生态的集体记忆。从历史发展来看，记忆的社会图式有三种：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
在中世纪，宗教图式占据主导地位，这来自天主教会的霸权地位。宗教图式的目的是引导集体记忆转向那些过去负载着信仰或救赎的事件，因此选择出来的事件都是基督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基督教义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世俗事件。此外，教会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拥有对所有文化生活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表现在：（1）对西方传统的宗教文本的解释，以及对其意义的阐释；（2）对关键性的标志、符号及形象的解释；（3）对许多重要仪式、程式以及日常生活的纪念仪式的解释；（4）对整个教育机构课程设置的解释，从中世纪早期的寺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一直到13世纪和14世纪的大学。宗教图式的影响很大，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图式还在发挥着作用。
在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大约在12世纪），宗教图式受到来自国家的挑战。国家强调的不是宗教的记忆而是政治的记忆，核心是国王和王国的国家记忆。这包括：王朝延续性的记忆、对某一领域或国王传统权力范围的宣称、关于司法和历史先例的事件等。到17世纪晚期，政治图式开始占据优势。到18世纪，政治图式已开始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如何使记忆政治化，有很多种方式，比如通过国家提倡的节日和纪念日这些历史性的时刻来唤醒人们的爱国情愫，建立博物馆来界定民族伟大的意义，制造形象、图符以及符号来加深民众在情感上与民族—国家的一致性，编制传统来使民族—国家更为古老和更值得尊重，创造教育体系等。
此后，国家的政治图式又受到了大众媒介（mass media）图式的挑战，时间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媒介或大众媒介主要指报纸、期刊、小报文摘、光碟、录像带、电影，以及电视等。大众媒介所反映的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政治的利益，而是市场利益，表达的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也许大众媒介主张现代时期的平等主义精神，因此也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广大的集体民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它们在当今不仅是当代观念和价值的供应者，而且还是我们思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宗教图示和政治图示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其影响力显然已经走向边缘了，甚至被迫在媒介图式下进行解释。
赋予媒介权力的是其无处不在的特性，无论何时何地，媒介的声音、图像及其信息都会很容易为大众得到。它们渗透进了我们经验的方方面面，作用于我们的意识或无意识。大众媒介所善于传达的是关于大众文化的信息，尤其是商业化了的大众文化，关于运动、电影、时尚、大众音乐以及日常庆祝生活的信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话语的共同货币。大众文化成为我们主要的社会水泥，而大众媒介不仅是大众文化主要的助推者，也是其主要的塑形者和创作者。
对于大众媒介这样的图式，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相对的态度。悲观主义者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或获得很少，只能获得经过媒介过滤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做到自主。乐观主义者认为，通过大众媒介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它们既不是压制性的，也不是过重的负担。而且，记忆的形成并不仅仅限于以视听为主的大众文化，还有许多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介，这些可看做一种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并没有完全消亡。在现代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比如教堂、会议大厅、大学教室、读书俱乐部，甚至网络聊天室，在这些地方，真正的“记忆环境”（environments of memory）依然存在，尽管有时以简化的形式存在。乐观主义者认为，在很多这种环境中，一个迥异于大众文化所过滤的过去并没有被消解得无关紧要，而是在与过去的对话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关于犹太人的记忆问题。长期以来，犹太人在居住的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是记忆把犹太人在精神上和信仰上聚合在一起。这样的记忆包括宗教文本、仪式传统、共同的信仰、宗教的和风俗的法规和实践。3000年以来，对这些事情的回忆成为犹太人获得自我意识所必不可少的。但今天，这些记忆的渠道在大部分犹太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减弱。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远离这些古老的仪式、与犹太教相关的传统以及他们信仰中的禁令。这导致犹太人集体记忆的瓦解和衰退。有研究者担心，在欧洲和北美的犹太人，仅存一点微弱的记忆。虽然乐观主义者认为犹太人还是希望坚持犹太人的价值和遗产的，但悲观主义者则对此怀疑。他们认为，现代的年轻犹太人越来越远离和忘记了犹太人的遗产，开始转向现代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来寻求他们新的兴趣，从而走向了与其他民族的同质化进程，犹太人仅仅在名称上同一，但在态度、视野、生活方式上却彼此不同。
总之，关于记忆的乐观和悲观的认识同时存在。但就目前来看，乐观主义者更接近于对社会和集体记忆现实情形的描述。我们虽然不能低估大众媒介的霸权建构权力，但我们也相信还有许多兴起于大众文化领域之外的记忆以及被主流文化所低估的记忆，它们照样能够和依然试图去赢得接受，即便是在相对很少的人们中间。
八 新世纪的我们与记忆
在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上，虽然个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易于被社会地得到调节，但并不必然会被社会所决定。仍然还有空间可以运作。所有的我们都拥有主导的心理图式之外的残余的图式框架（residual frames），这会有助于我们看到主导图式所不允许我们看到的生活的其他方面。由此，我们就可以突破由主导图式所决定的僵化的、传统的记忆，使我们在恢复我们自己的过去中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单就个体记忆来看，我们需要记住还是忘记我们的过去？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好回答。因为个人记忆既可以提升我们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既可能成为快乐的源泉，也可能是痛苦的源泉。采取某一取向或另外的取向都必须考虑到记住和遗忘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记住和遗忘。
比如，一个人可能会记起自己过去的某一方面，比如一次特殊的事件、一个失败的转折点、一种以糟糕结束的关系等。如果我们过度地沉浸于其中，就可能会带来痛苦和伤害，甚至会认为这样一个病态的过去还有可能发生。这样，记忆就会成为一种消极的东西。
相反，一个人可能会记住特定的行为、体验、规划或义务，这对自己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会被看做有益的，具有建构作用，我们就可以在记忆中看到我们变化和发展的轨迹。没有记忆，我们就只知道我们过去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而不会了解我们过去发展的整个过程。
在遗忘方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可能会忘记他过去的事情，而这过去的事情也许会给予他鼓励和启发。通过回忆这些曾经做过的事情，一个人可能会获得自信而推进自己生活。如果忘记的话，就会消除掉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认识，由此就会怀疑自己的每个行动。此外，一个人可能会积极遗忘，而过去所带来的伤害性影响只存留在无意识中。在这种情况中，遗忘很显然并不是需要鼓励的东西，因为它削弱已经形成的自我。
由以上可知，关于记忆与遗忘的认识并不是明晰的，但需要回答的是记忆的价值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双面的。如果一个人相信，我们是作为自主的和独立的我们自己，是由当下的即刻环境创造出来的，那他最好是成为一个遗忘者。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所生活的过去毕竟不是多余的，而是为他提供了他能够获得的任何关于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基础和核心内容，那么很明显，他就是一个记住者。
总之，在记忆与遗忘问题上，我们如何作答，决定着我们是谁和我们会成为什么，这是所有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所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