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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将哲学界定为把握其时代的思想。海德格尔则将哲学描述为引导存在走向独立与创造的机遇。如果我们以这些定义为出发点，那么可以说俄罗斯哲学思想的发展符合黑格尔的观念。它首先是民族历史意识的一种形态。
一
哲学随着东正教深入俄罗斯。就总体而言，东正教之与西方基督教不同，正在于它并不将哲学认识与基督教信仰截然分开。在16世纪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俄罗斯哲学是在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核心的宗教思想语境下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基督教非东正教及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的救世主角色莫属。
在17世纪俄罗斯政治所经历的接近西方的转折，特别是彼得大帝实施的激进改革之后，俄罗斯的哲学思想留下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新哲学的决定性影响的深刻印痕。以欧洲各国科学院的经验为借鉴，俄罗斯科学院应运而生。①随后问世的大学，无论就古老性或者重要性而言当首推建于1755年的莫斯科大学，不过它们同样无一不借镜德国大学的规章制度，将哲学系置于大学教育体系的核心。
欧洲新哲学的影响不仅仅通过学院的渠道透入，或者可以说这样的渠道甚至不占优势。来源于西方的各种哲学观念深入文学、政治著作和文学批评，成为表达出现在俄罗斯社会中的批判、民主和革命诉求的强大触媒和口号。
东正教和欧洲新思想这两大哲学传统，孕育了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闻名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和发展战略的两种不同形式。斯拉夫派以俄罗斯的特殊性及其所固有的正教本质和使命观为根基。西方派则坚信现代欧洲文明价值的普世性。这场持久而广泛的争论，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原创性的缺失，徘徊于古拜占庭与现代欧洲、君士坦丁堡与巴黎之间。俄罗斯的这种彷徨和不确定性，变成它的精神形态、特殊生存方式和焦虑心态的结构和特殊表征，但同样也成为俄罗斯最伟大的历史和文化成就的源泉。
二
临近19世纪末，俄罗斯哲学在学院和专业活动的形式下走向制度化。但是，它远超出了大学的界限。除了世俗的大学，还存在着设置哲学课程的宗教教育机构，其规模不但堪与世俗大学匹敌，而且甚至超乎其上。主要是与文学结缘的某些非学院的哲学思考形式，同样传播很广。围绕大学讲坛、专业出版机构和学会建立起来的哲学社团，不言而喻推崇专业标准；但它们并不闭门造车，而是相反，与不属于学术界的其他形式的哲学思考展开论战。同样，专业的学院哲学与非学院哲学之间的界限依然并不截然分明。一般来说，哲学家使用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语言来写作，借助直接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文学风格丰富地表达己见，无需假手注释家和通俗作家。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始终不存在专业哲学与民间哲学之间的严格界线，虽然也许可以说许多著名作者的著作如果不具备专业修养是不可能读懂的。②三个思潮或者说学派在这个时代开始形成，标志着整整一个世纪的俄罗斯哲学景观。它们是所谓“白银时代”宗教哲学③、宇宙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思潮尽管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而且彼此敌对、形同水火，却共同具有构成它们的俄罗斯特性的标志的某种东西：它们的反对个人主义的特色，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人类和宇宙的利益联结在一起的集体主义理想，即一般可以译为协同性、共享性或者和谐性的“sobornost”这个东正教神学术语的内涵。
就哲学观点而言，最值得关注而且无疑也是最富有成果的思潮，乃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它在学院和专业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并不把自己封闭于这个圈子之内。它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索氏享誉整个学界，无疑是俄罗斯毋庸争议的独一无二的哲学权威。他极富哲学和诗歌天赋，博览群书，熟知哲学史，创立了一个名为“万物统一哲学”的独创性体系。“万物统一哲学”代表着在极其多样的观念以及精神和知识传统——东正教与天主教，俄国沙皇与罗马主教，哲学、宗教与艺术，理性思想与神秘精神观，个人主义与神圣原则之间进行大规模综合的尝试，尽管带有诸多折中主义的色彩。索洛维约夫追求完整知识的理想，将自然和历史进程解释为复原神与人之间的统一。
在19世纪末，尝试将哲学与宗教统一起来的意图乃是作为一种知识复古主义——偏离欧洲哲学进程主流的边缘立场——出现的。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俄罗斯这个时代的语境，那么这样的意图就具有了另一种涵义。基督教就其真正的内涵而言不能被归结为东正教，必须把基督教作为汇合一切不同形式的一个统一体来加以理解和付诸实践，这种理念不仅代表着思想的一种飞跃，而且是俄罗斯宗教意识的一种名副其实的断裂。它意味着否弃一个笃信神的民族的神秘表象和俄罗斯的救世作用。向宗教哲学的这种回归出于对欧洲哲学命运的思考，也是对于启蒙运动理想的危机的一种默认和反拨。索洛维约夫及其继承者远非赞同启蒙运动的全部观点，④而是在这个哲学—宗教范型的框架内，通过完美地掌握哲学分析的种种技术，来研讨欧洲重大的现实问题。在索洛维约夫学派及其精神在俄罗斯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头20年间，是民族史学最多产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思想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欧洲哲学，感知自己与欧洲哲学属于同一个精神空间。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命运多蹇。俄罗斯与这个哲学学派所借鉴的道路截然不同。这个思潮的最著名的代表成为1917年10月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意识形态敌人，在1922年终遭流放。⑤他们尽管流亡国外后分散在各个不同国家，却始终忠实坚守自己的哲学和历史信仰，继续本着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精神开展工作。俄罗斯和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在他们看来只是肯定了他们理念的正确性。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现象是，这些哲学家几乎没有融入欧洲的哲学界，在那里他们作为一个外国人团体组织起来，创立他们自己的知识社团、期刊、大学和出版社等等。因此，可以说是俄罗斯哲学本身遭到了流放：它继续生存于欧洲各国，但只是作为古老的俄罗斯的一段残片及其凝固的梦想的表象。
宇宙论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有时，人们只是广义地谈论它，把这个术语理解为各种不同形式的泛神论和绝对化的宇宙统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宗教哲学也包含了宇宙论的倾向。然而，这只是指主要在非专业的准哲学界理解和传播的那种哲学。这种哲学在其中找到了幻想的自由演绎与对于科学认识力量的信仰之间独一无二的联盟。按照它的基本论断，人类的理想憧憬，包括长生不老的渴求，与其说可以靠社会变革和人的精神发展来实现，毋宁说是由宇宙及人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的改变而决定的。这个思潮与各种不同学说相关联，其中最流行的乃是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韦尔纳茨基的“智力圈”学说。
地理学家和图书馆员费奥多罗夫制订了一种学说，由他的若干弟子汇集成两卷本的《共同事业的哲学》一书。他认为人的出现改变了自然的演进，使之成为具有意识、道德特征并服从于宗教驱动力的世界的完善过程。他将成功地使死人复活，居住在地球上的一切人回归生命，以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种长生不老状态这一任务，看做人类的共同事业。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费奥多罗夫所说的死人复活和长生不老并非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而是指其直接的本义，被认为是人唯一值得去完成的具体使命。这也是空间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康斯坦丁·E·齐奥尔科夫斯基所理解的意义。齐奥尔科夫斯基从地球太小，容纳不了行将复活的大量人口这一考虑出发，热衷于人类向宇宙殖民的计划。他作为博物学家和设计师，对于宇宙飞行极感兴趣，但同时也制订了一种宇宙自然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他对于宇宙的描述始于精神原子，而由于进化过程中的臻于完美，这些精神原子走向一个最高点：实现人类从微粒存在形式向能量或者“光”存在形式转型。很难说这种观念是不是共同事业的哲学的一种发挥，但正是在费奥多罗夫的启发下，齐奥尔科夫斯基成为俄罗斯航天之父，则是不争的事实。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韦尔纳茨基院士的“智力圈”学说，乃是20世纪俄罗斯科学哲学思想的最引人注目的直觉之一。韦尔纳茨基从德日进和爱德华·勒鲁瓦那里借用了“智力圈”一词，将它同他所创立的生物圈学说结合起来。他的理念源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人对自然的影响正在变成一种地质力。这导致了大地生物圈之上的一个新气层即所谓“智力圈”的形成。然而，人类力量的增强与其数量的膨胀无关，而是与正遍及全球的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理性和生活的合理组织被视为进化过程的延伸。这是一种并没有系统地形成的思想，基本上作为一般性观念而存在，但它不断地作用于精神领域，即使在今天依然相当广泛地流传于学术界和哲学圈内。
宇宙论在20世纪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遭遇，尽管从来没有消失过，却也从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人进入太空的最初几次飞行使它越来越受注意，也是使“宇宙论”这个术语更广地流传。自此之后，宇宙论的种种观念也引起了专业哲学家们的关注（集体著作，1988年，1996年，2000年，2004年；库拉金娜，1993年）。
从源头上说，在俄罗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既是知性的，又是意识形态的。知性的关注很快就烟消云散。许多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随即转入具有宗教哲学征象的著述的撰写。与此相反，意识形态的侧面却持久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由于其释放的社会能量和近乎宗教的狂热，拨动了俄罗斯革命家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敏感的心灵之弦。它为席卷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开创了新的视野，将孤立的英雄行为的积累转化为全球范围的历史性行动。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激进的追随者们，首先坚持两个理念，即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兄弟情谊，以及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种形同手足的博爱。这些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他们的信仰的象征。其他一切因素，包括哲学在内，都被透过这些理念的棱镜来观察。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石乃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虽然继承自黑格尔，却比之彻底得多。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是列宁），丝毫也没有转化为已经成名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门徒的意向。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和斗士，并且对他们认为应归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们的歪曲进行无情的斗争。就这一观点而言，对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批判颇能说明问题。他们指责伯恩斯坦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解释带有过分浓厚的康德哲学色彩。因此，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己有，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
三
要了解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一般思想方式的特殊性，就必须了解理性问题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众所周知，西欧不仅作为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而且作为精神实体，乃是通过基督教价值与以理性思想和罗马法加以法典化的社会关系的合理调节为主轴的古代文明传承的价值之间的结合而构建起来的。正是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这种联结，才使得中世纪哲学思想的飞跃、经院哲学及以亚里士多德为标榜的精微的逻辑文化（直至20世纪才确认其正确的价值）的出现，实验科学、技术、技术文明以及法治国家在现代的产生有所可能。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凡此种种在俄罗斯根本不存在。诚然，基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基础，但那是东方的基督教，即所谓东正教，并未吸收古代赋予理性的价值。根据许多思想家——从彼得·恰达耶夫开始直至当代的某些西方斯拉夫学者——的观点，这一事实说明了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特征，说明了俄罗斯时至今日不能赶上人类文明的进程的原因所在。
这种推论貌似建立在坚实的论据之上。事实上，20世纪初在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哲学通过其主要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对“理性”、“抽象认识”观念，并提出作为认识存在的超理性的最高手段的“逻各斯”观念与之相对立。因此，问题并不局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主要流派的宗教源流（西欧中世纪哲学和许多现代哲学观念同样具有宗教的本质）：困难毋宁说来自这些哲学建构的理性因素由于强调信仰、直觉和直接动机而遭到忽视。不过，实际状况更加复杂。
可以看到，20世纪在俄罗斯哲学中表现出对于西欧的理性主义观念的浓厚兴趣。一些很有影响的俄罗斯理性主义者脱颖而出，譬如说康德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韦坚斯基和波格丹·S·基斯佳科夫斯基等。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引起极大的关注：青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鲁宾斯坦因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特纳克从最初在德国马堡随赫尔曼·科恩研习开始，前者随即成为俄罗斯心理学和哲学的一位经典作家，而后者在更晚一些时候成为俄罗斯诗歌的经典作家。古斯塔夫·古斯塔沃维奇·施佩特则在埃德蒙·胡塞尔指导下研习被理解为“精确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者恩斯特·马赫也在哲学社团内部十分闻名。同时可以看到自诩为欧洲理性主义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出现。20世纪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或者是宗教哲学家伊万·А·伊雷因，都对黑格尔哲学做了精深的研究。
我们不应单纯停留在对于西方理性主义观念的这种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上。传统地呈现在俄罗斯哲学和文化中的对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不单纯表达为摒弃“理性”和强调信仰和直觉。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批判也成为一种新的理性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出发点。今天，人们往往接受随着文化和科学出现的变化而演进的理性的历史概念。出于这样的观点，当代哲学著作正在讨论一种非古典的理性观念（斯捷平，2001年；列克托尔斯基和盖坚科，1995年，2001年）。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说，俄罗斯哲学对于这个非古典的理性新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的研究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连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种非古典的、弗协调性的逻辑观念（1914年；西多连科，1997年）。非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第一个范例应归属尼古拉·A·瓦西列夫（1989年），他预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非古典的现代逻辑观念：多值逻辑、弗协调性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等等。应该指出的重要的一点是，非古典逻辑观念在俄罗斯首先形成于宗教哲学界。这种新的逻辑理性观念对于俄罗斯数理学派——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富有影响，并促进了数学和逻辑中的直觉主义和构造主义（还有超直觉主义）的发展。这些观念于20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逻辑学家们的著作中得到了延伸。
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源自马克思对于理性的解释及其对于科学思想的热爱。马克思实际上是古典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他对于人道主义的解释延伸了现代欧洲文化所主张的理念：人随着能够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为了发展的需要使某些外在的过程服从于其目的，获得了自由。但这是以理性地认识这些过程和有可能预见它们的结果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和人的人道化与应该成为“透明的”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相契合。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性化只有在科学地并合理地统筹全社会利益的社会关系制度形式下才有可能。一切个人在其个人目的与理性地认识的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理性地进行活动。理性的程度并非取决于某个个人，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提出的实现这种解放理想的手段同样为建立一个专政社会制度开辟了可能的途径。这首先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可能和必须依据合理的运算、对于行动结果的控制和完全的可预见性，来“合理地”指挥一切社会过程。这种观念假设我们能够规划和构建人与人的关系世界、自然和人类本身。这样的观念付诸实践，则意味着负责操控人和消除与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态之间的一切差距的庞大官僚机器的出现。
然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中萌生的这一切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并非一开始就昭示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被理性地重新定义人与人的关系的想法所吸引，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赞赏为扫除文盲、建立教育设施网、振兴经济和建设科研机构网（十月革命前，俄国不存在“大规模”的科学）所进行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俄罗斯哲学和人文科学并不满足于发展理性的传统理想，而是寻求一个新的理性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
经验一元论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创立了一种“普遍组织科学”即所谓组织形态学作为方法论，来提出与传统科学的元素论和原子论相对立的系统解释。波格丹诺夫的观念直至他死后的20世纪下半叶，许多科学在其内部出现了“系统论”运动之后，才得到承认和发展。在同一时期，在俄罗斯创建了语言学的结构方法（罗曼·S·雅各布森和其他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方法（鲍里斯·M·艾兴鲍姆，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拉基米尔·I·普罗普等人），后来成为哲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源流之一。
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还出现了将彼此很不相同的作者汇集在一起的哲学倾向，其特点有二。其一，这种倾向是同既针对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哲学思辨，又针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抗争特别表现为借助语言、文学、艺术和各种不同的符号与象征系统，将文化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无论是对于宗教哲学抑或肤浅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来说都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命圈，被这种新倾向看做论述人类学和本体论问题的核心。其二，这个运动的特点在于确立了哲学发展与人文科学中涌现的诸多新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这里应该至少提到三位学者的名字。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米哈伊尔·M·巴赫金及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歌的研究。巴赫金关于对话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互动、“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的复杂辩证法、意识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复调结构以及人文科学中的认识方法论的观念，在他那个时代是十分超前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在俄罗斯得到真正研究和理解，而在西方国家则更晚才这样做。这些观念的重要性无疑在于制订了与人文科学各学科相关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同样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人类学。这种新的哲学人类学一方面延续了俄罗斯所固有的反对个人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确立了个人作用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今天，在西方各国存在着整整一个“巴赫金产业”。
随后应该提到的是心理学家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戈茨基。他的观念在一些当代西方研究者的眼里被视为心理学演进中的一个转折点。维戈茨基从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出发，创立了将意识视为与主体间关系的发展相联结的一个沟通过程，亦即固着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的社会构造这一独创性观念。这些观念奠定了标志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在俄罗斯演进的心理学理论的基础，这种心理学理论今天在全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
最后要提到的是古斯塔夫·古斯塔沃维奇·施佩特及其首次将现象学与解释学联系起来的尝试。施佩特的观点影响了俄罗斯的心理学，他成为民族心理学的源头；影响了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拥护者，以及文学理论。他是作为符号系统普遍科学的符号学发展的先驱之一。
四
苏维埃政权明确而公开地宣称自己是意识形态治国论者。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这一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被承认为唯一具有毋庸争辩的科学真理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被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核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比法律条文具有更大的效力。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一论断只无所保留地适用于斯大林时期。在谈到哲学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命运问题时，不能忘记这个附加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自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和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按照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发生变化，社会的变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建立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资料基础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如此等等。问题不在于这些命题，问题毋宁说在于它们被描述得不容丝毫疑问，仿佛上帝让摩西转达的戒律一样的终极绝对真理。
然而，这种简单化的、被树立为教条的哲学旨在让一切人吸收，因此，它要求旨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确立为人类思想最高峰的一整套工作，能够使之深入人们精神的一个完整的基础建设网。我们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对具有极其丰富多样的词汇和问题的世界哲学史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于俄罗斯哲学的重构，以从中发掘某些进步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全国各地开始建立哲学研究所。⑥在大学开设了哲学系。在高等教育机构和部分中学开始进行哲学教育。⑦除了发表哲学论文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刊物之外，1947年创立了一本专业哲学杂志《哲学问题》，并被整合进包罗几百万人之众的党的培训网络。因此，官方哲学虽然是枯燥的，它在其中付诸实践的环境却有利于思想的繁荣。
五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出现了由社会的非斯大林化过程而引发的质的断裂。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之描述为标志着哲学发展一个新阶段开始的人道主义转折点。非斯大林化过程的结果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于个人崇拜的批判获得了大大超乎党的“特权阶层”本意的意义。这种批判被解释为每个人个人尊严的回归。此外，我们可以指出，西方对于苏联哲学的分析的一个局限在于丝毫也没有考虑到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或者根本不认识其重要意义。
研究苏联时代学习哲学状况的西方研究者，往往依据对于教科书和其他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认可的文本的分析。事实上，在这些文本与活跃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参与新哲学运动的人充分意识到的事实。这个新哲学运动初期的领军人物是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两个青年——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利延科夫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随后，其他一些思想家被吸引进了他们的影响轨道，其中有几位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派。
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哲学复兴的特点在于它从源头上说就是与转向对于认识、思维和科学的哲学分析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这并非是偶然的结果。首先，在研究认识和科学的哲学领域——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社会哲学相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只有间接的关系，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的创造。其次，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决策机构意识到对于科学——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干预的危害性。在随后的10年中，社会主义的演进开始同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相协同。不过，这个哲学革新运动的领军人物丝毫也没有忽视人的问题。他们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既存的社会现实。但他们认为，改变社会现实的唯一可能手段正在于依靠科学认识、理论思想及作为这种思想的反省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研究思维和构建一种科学认识论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迫切使命，是哲学所固有的进行社会批判和实现现实人道化的方式。对于科学认识逻辑和方法论的这样一种分析从考察《资本论》的逻辑结构着手。随后，他们从这样的方法论研究及其连续变化出发，致力于认识其他科学领域里的理论认识结构。
新哲学中的这个“认识论转向”与心理学（鲁宾斯坦和亚历克西斯·尼古拉耶维奇·列昂季耶夫学派关于思维研究的系列著作）、符号逻辑（弗拉基米尔·A·斯米尔诺夫）领域中对于认知过程研究的重大发展，以及思维过程的数理模型化、认知语言学（维亚切斯拉夫·V·伊万诺夫）、符号学（尤里·M·洛特曼及其学派）、控制论（安德烈·N·柯尔莫哥洛夫）、系统分析方法论（伊戈尔·V·布劳贝格、瓦季姆·N·萨多夫斯基、埃里克·G·尤金）和自然科学史领域里的研究同步。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许多理论家，如：数学家安德烈·A·马尔科夫，物理学家彼得·S·卡皮察，生物学家伊万·I·施马尔豪森和弗拉基米尔·A·恩格尔哈特等，开始关注哲学，并参与接近他们的研究课题的哲学讨论。哲学家、学者与社会人文科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之间组织起了频繁的互动。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学术会议定期举行。各个不同的哲学学派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彼此切磋讨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个新哲学运动中出现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一些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曾经鼓舞过他们的朴素科学主义感到失望的研究人员，开始以独立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方式提出人类学问题。有这种人类学倾向的许多哲学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吸收西方和俄罗斯哲学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观念，甚至以存在主义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诠释马克思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概述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主要倾向和成果：
1)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成为强化研究的对象。对于《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分析，促使俄罗斯哲学家能够远比西方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著作中进行的同类研究更早地揭示出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一般特征。伊利延科夫依据古典哲学传统和黑格尔著作，来分析马克思的方法。季诺维也夫揭示了《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逻辑方法和概念技术。其他一些研究则探讨了马克思关于能够应用于其他科学特别是当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型的方法论观念（V·I·库兹涅佐夫）。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的苏联哲学中看到的科学认识逻辑—方法论分析的特点在于，对科学理论发生及其历史发展逻辑的侧重。各种科学理论被看做是多层面的开放系统，包含了多个相对独立并由不受线性依存原理制约的种种关系调节的完整子系统。这样一种观念与科学理论的标准模式、西方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演绎模式形成了惊人的反差。恰恰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形成了科学理论历史地变化着的基础的论点，而这种变化乃是保证理论与更加广泛的文化领域之间联系的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维亚切斯拉夫·S·斯捷平）。
2)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共同问题，如：当代科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协调原理、互补性原理、观察原理、还原原理、整体进化论问题等等的哲学分析得到发展（博尼法季·M·克德罗夫，米哈伊尔·E·奥梅利亚诺夫斯基，尼古拉·F·奥夫钦尼科夫）。
3)辩证法的分析出现新态势。辩证法不再被看做是一个本体论公式，而毋宁说是理论思维的一个演化逻辑，换句话说，即是遵循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分析和解决思维矛盾的一个工具。阿列克谢·F·洛谢夫还建议本着新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综合的精神来解释辩证法。弗拉基米尔·S·比布莱尔在考察创造性思维的框架内，从分析属于科学史和文化史的数据出发，将辩证法理解为不同的理论和文化系统之间进行对话交流的工具。基于这样的观点，他提出了对巴赫金关于文化与意识的对话本质观念的新解释。巴赫金撰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著作，在当今时代不但受到出版界追捧，而且成为热烈研讨的对象。
4)伊利延科夫提出了理念及其存在于人类活动（亦即集体活动）的各个领域的独创性理论。他把理念理解为独立于个人心理的一个客观实在。这一观点是与将理念同个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传统对立的，与波普尔稍晚提出的论点——将理念比作“第三世界”的立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伊利延科夫认为理念只能存在于人类活动的框架内。
这一观点无论对于哲学或者某些人文科学——诸如心理学——无不具有重大影响。M·A·利夫席茨提出应把理念解释为客观地存在于自然本身之物，而达维德·I·杜布罗夫斯基以对于神经生理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某些数据的哲学解释为依据，批判了伊利延科夫的观点。
5)对于行为的研究成为两个层面上的积极解读的对象。首先，行为被理解为可以解读人及其创造性本质和超越一切特定状态的能力的手段。其次，它被视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关键性的方法论原理，因为它可以推倒外部世界与“内部”或主观世界之间的隔墙。为了发展这一论题，哲学家们广泛参照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传统。这些哲学解释导致了与维戈茨基的传统相联系并成为理论与实验研究框架的行为心理学理论的产生（列昂季耶夫）。格奥尔基·P·谢德罗夫斯基撰写了一部《行为通论》，他和他的学派借助这部著作将认知与一种特殊形式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并发展了能够构思和创建十分多样的组织结构的方法论。源于这一理论的运动今天极其活跃，并把哲学家、方法论专家、心理学家、系统技术专家和其他专家团结在一起，在研讨理论问题的同时，致力于解决某些实践问题（塔巴奇尼科娃，2007年）。
6)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界对于哲学人类学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说最初行为被看做是认识人的关键，那么随后许多哲学家开始研究互动中的人的存在的特殊性，强调人的存在不可简约为行为(G·S·巴季谢夫）。一些存在状态，诸如信仰、希望和爱等等，引起了日益增强的关注（V·I·申卡鲁克）。伊万·T·弗罗洛夫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内，分析了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问题。迈拉卜·马马尔达什维利构建了一种以个人意识为核心的人类学观念，重建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许多观点。谢尔盖·L·鲁宾斯坦提出了独创的本体论人类学，认为意识并不与存在对立，而是借助人成为存在的组成部分，并改变着存在的结构与内涵。这一观念同那个时代通行的哲学唯物主义解释不相容。在人的主题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的背景下，伦理学问题开始成为专业研究的对象（奥列格·G·德罗布尼茨基）。
7)洛谢夫的著作《古代美学史》的出版（莫斯科，1963-1994年，8卷本），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事件。洛谢夫认为古希腊文化与希腊化—罗马文化以共同的美学—宇宙论的倾向为其特征，并从这一信念出发勾勒了一幅古代哲学的独特和完美的全景图。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代表了关于古代哲学的真正的俄罗斯观念。
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哲学生活的强化也触及哲学认识的其他领域，尽管在程度上远弱于认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哲学史的勃兴。哲学中的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特奥多尔·I·奥伊泽尔曼、阿列克谢·S·博戈莫洛夫和扎哈尔·A·卡缅斯基的分析。哲学史著作丰富多彩，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都不乏专著。当代西方的各种不同思潮——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人类学、批判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等，无不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研究卡尔·马克思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一些严肃的著作，以及探讨俄罗斯哲学史的一丝不苟的作品相继问世。对于东方哲学史的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文化哲学和美学领域里进行了令人赞叹的工作，还有许多著作论述了伦理学的各种问题。
在这几十年的进程中，苏联哲学家们在公开表示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的同时，把范围极广的论题和观念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在许多观点上超越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实际上，各种不同的哲学学派已经形成，而且成功地得到发展。它们都反对哲学教条主义。其中的一些学派试图将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加以现实化，以使之适应当代世界，另一些学派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为己所用，以论证与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或者现象学相近的观点。一些哲学家曾经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虔诚捍卫者，而今正致力于将这些思想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哲学成果结合起来。
《哲学百科全书》这部5卷本的基础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出版，对于哲学发展和社会哲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印数创这类著作的空前纪录，达到约6万册。尽管它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公开标榜，但勾勒了世界哲学的比较具体的画面，对于就那个时代而言是崭新的大量问题、概念和词语引入俄罗斯做出了贡献。《哲学问题》杂志也在苏联哲学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逐渐成为大量知识分子——不仅限于哲学家——的富有吸引力的场所。⑧《哲学百科全书》和《哲学问题》杂志合成一体，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哲学态势及其成果和意识形态局限的客观的全貌。在对于哲学文化在社会中的加强和进步做出了贡献的各种形式的学术组织中，我们还要提到古典文献的出版，特别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哲学遗产”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130多卷。
六
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1年8月之后，我们看到总体上有利于哲学在俄罗斯的发展的新态势开始确立。促进这种态势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控制的终结。哲学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一种自由的智力活动，它自身包含着真理准则，并在学术共同体的框架内构建自身。
我们可以将最近15-20年俄罗斯哲学生活中出现的变革综述如下。
1)哲学活动及社会对它的关注大规模地增强。几十年来，发表的哲学著述数量成几十倍地增多。哲学著作今天在销售数量上名列前茅。《哲学问题》杂志在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250种刊物中印数上升到首位。除了已经在全国各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的哲学教研室之外，又出现了十多个新的哲学系，在那里通过5年的学习阶段培养出一批批哲学专家。
2)研究的主题扩大。我们看到以前受轻视的一些领域——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非暴力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形成。当前，实际上不存在不能在俄罗斯构成研究对象的哲学领域。诚然，这不是就质量而言，在质量方面十分参差不齐，有时很令人失望，而是就涵盖面的广度而言。
3)作者们所捍卫的哲学立场趋于分化多样。俄罗斯哲学家们显示出对于当代哲学中流行的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和方法，以及它们的历史尤为敏感。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依然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但其地位与其他学派平等。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反，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终结并未导致人们采取粗暴地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没有随之而生的职业禁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哲学界内部的理论立场的演变并未引起人事的变动，至于吐故纳新的自然过程和新人的涌现，则另当别论。当前，很难说哪个哲学传统或者学派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
我们热爱一切，无论
冰冷数字的闪光或者神明般洞察力的天赋，
我们理解一切，无论
高卢人情感的细腻或者日耳曼人智慧的深奥。
这是20世纪初的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句，它们完全符合以令人惊愕的博采百家的意愿为特征的俄罗斯哲学的当代情况。
4)由于某些纯粹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造成的专题的和理论的空白得到填补。研究拜占庭哲学、欧洲中世纪宗教哲学、以前被划入共产主义制度批评者之列的当代各个学派和作者的工作重新启动，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地图上最广袤的遭到贬斥的地域，乃是20世纪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因为它不能不是批判的对象。然而，俄罗斯哲学经历了这片地域从被强制流放中轰轰烈烈甚至是凯旋式的回归：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别尔嘉耶夫、伊雷因、弗兰克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很快获得重新出版，单以《哲学问题》杂志增刊形式出版的“俄罗斯哲学思想史”丛书，就超过了50种，引起远超出专业关注范围的热潮。其结果是既改变了俄罗斯哲学的形象，又增大了它在整个俄罗斯学术界的比重。
我们的观点是，一般地说，俄罗斯哲学克服了产生自曾支配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局限和扭曲。当前，它正在寻求能够促使其自身得到发展并在世界哲学进程中重新占有自己应有地位的新的理念框架。
有人认为，我们的哲学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可能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我们很难苟同这样的观点。无论俄罗斯宗教哲学遗产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份遗产不能取代独立而能够回答不存在于宗教哲学时代的各种问题的哲学创新的必要性。不能简单地试图恢复被1917年革命割断的俄罗斯哲学思想的这条演进路线，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绝不可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状况同日而语。至于吸收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经典论述，这也是一项必需和重要的任务。但是，哲学的人文意义、它的社会和文化作用取决于它如何使人理解天地万物、各种“永恒”问题以及特定的文化和时代所特有的单一而具体的文化与历史状况之间的既存联系的方式。我们的俄罗斯文化无论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无不需要意识到其自身的存在。一般地说，这种自我意识乃是每一种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哲学的任务首先就在于此，无论是当代西方思想或者俄罗斯哲学遗产都可能对它产生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不能取代真正的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俄罗斯文化要有一个自己的未来，就必须在我们国家树立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学会从事哲学研究的手段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解答哲学问题本身。吸收自己和他人的遗产是不可或缺的，但这还不够；模仿他人结不出累累硕果。
在当代社会和人面前提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面临消亡的可能。我们肯定无疑正在遭遇生态危机以及这样一个事实：人所创造的庞大的技术圈正在质疑使人成为一个意识到自我、能够采取决策、担负起决策的责任和控制其后果的存在的一切古老的实践活动。同时理解外部世界和人的存在的传统方式，基本的伦理价值，关于认识、解释和预测方式的理念，科学观念及其在人类生存世界中的地位，合理性在解释世界和人类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凡此种种无不成为疑问。与这一系列问题相联系的是关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既存关系的一种新观念，否弃被视为单向前进的线性运动的原始进步观。这些课题也关系到科学哲学的一系列当代问题，特别是属于新的协同范型，属于总体进化论、社会与自然和谐进化、当代生态意识主题的种种问题。我们的哲学家们在着重关注这些问题时，依靠他们的传统从事研究，近年来，他们的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
从作者的贡献、付诸研究的课题和立论的路径来看，对于当代哲学著述的分析表明一种试图同哲学史对接的强烈意愿。近20年来俄罗斯哲学的主要争论及其结果基本上只是延续、发展、补充和丰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已经顺利开展的事情。当代俄罗斯的哲学生活是极其高涨和多样，想要快速检阅它的丰富的主题、新的观念和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只需提到每年出版的当代作者的著作数有几百种之多，就足以说明事态。我们在此作为例证列举若干我们认为俄罗斯哲学在分析中获得了一系列成果的问题。一些作者将认识的知和行的理性解释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并描述了相关的各种不同模型和形式（弗拉迪斯拉夫·A·列克托尔斯基，皮阿马·P·盖坚科，弗拉基米尔·S·什维列夫，米哈伊尔·A·罗佐夫）；另一些作者探讨了社会认识论的某些问题（伊利亚·T·卡萨文）和进化论问题（伊戈尔·P·梅尔库洛夫）；一些新的研究进路出现在伦理学（阿卜杜萨拉姆·A·侯赛因诺夫，鲁边·G·阿普列祥）、生物伦理学（鲍里斯·G·尤金）和宗教哲学（列夫·N·米特罗欣）等领域中。人文科学哲学中的研究传统得到了成功的延续，瓦列里·A·波多罗加制订了一种文学的人类学分析方法。比较哲学成为一股独立的思潮，将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进行对比（内莉·V·莫特罗希洛娃，安德烈·V·斯米尔诺夫，玛丽埃塔·T·斯捷潘尼扬茨等）。在占主导地位的论题和观念中，被视为既是理解哲学思维本质的基本范畴又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视野的文化对话问题赫然在目（阿纳托利·V·阿胡京，维克托·P·维兹金，瓦季姆·M·梅舒耶夫）。E·Y·索洛维约夫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与法的补充性的独创性观念。而空想主义被当做现代的特殊现象来研究（特奥多尔·I·奥伊泽尔曼）。出版了研究静修（谢尔盖·S·霍鲁吉）、斯多葛主义(A·V·斯托利亚罗夫）、维特根斯坦哲学（弗拉基米尔·V·比比欣）、拜占庭和古俄罗斯东正教美学（弗拉基米尔·V·贝什科夫）、俄罗斯哲学史（米哈伊尔·M·格罗莫夫）、印度哲学（维多利亚·G·利先科，弗拉基米尔·K·绍欣）和中国哲学（阿尔乔姆·I·科布泽夫，米哈伊尔·L·季塔连科）的多种哲学史重要著作。在教育哲学（亚历山大·P·奥古尔佐夫，尼娜·S·尤林娜）、政治哲学（塔季扬娜·A·阿列克谢耶娃，鲍里斯·G·卡普斯京，康斯坦丁·M·多尔戈夫，尤里·N·索洛宁）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一系列研究。应该再一次说明，这不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清单，而只列举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的一小部分研究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挂一漏万。
七
最后，我们就俄罗斯哲学生活的机构组织说几句作为结语。如果说它大体上与大多数西欧国家有着同样的结构，那么毕竟显示出两个不容忽视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与哲学院系相关。我们已经提到，在俄罗斯，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讲授哲学，而且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每个高等教育机构中都有哲学教席甚至哲学教研室。除此之外，在主要大学还设有将哲学作为专业教育对象的哲学系。在那里用培养譬如说数学家或者工程师一样的方式造就哲学家。对于进入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哲学是他们唯一的专业。他们在整个5个学年期间学习哲学及其构成领域的全部课程。他们的课程和参与的活动和讲座内容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哲学史（古代、中世纪、现代、19世纪和20世纪）和俄罗斯哲学史。此外，学生还要学习他们所选择的专业范围内的10-20门专门课程，而且必须撰写3-4篇作为他们学术研究能力证明的论文，其中包括一项与他们准备中的毕业论文（相当于硕士论文）相关的研究。这整个学习内容再加上普通教育的一系列课程（一门外语、数学、心理学等等），构成哲学系的教学大纲。各大学的哲学系——全俄罗斯现在有20个——规模很不相同，其在校学生从200至1000人不等。其中最大和最著名的当数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它还包括一个政治学专业，将近有1200名学生在校学习，有200多位教师执教，分成20个教研室，其中包括70多位教授。
第二个特点与俄罗斯科学院范围内的各个研究所相关。其中主要的和最大的是位于莫斯科的哲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肩负着引领哲学领域内的研究工作的使命。它享有国家拨款，拥有300多位研究人员，其中约一半具有国家博士学衔，所有研究人员的工作业绩全凭学术著述——论文、以专著作为成果的研究、译著和学术评注——来衡量。研究工作涉及哲学的所有主要分支领域，所探讨的课题也各有不同；当前，研究所有28个研究室和30多个理论讲座。该所研究人员每年出版约100种书籍和约20种经典文献。由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研究人员集体完成的这种共同活动，创造了相互丰富，从而具有更多的创新可能的学术环境。目前，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在努力把这些研究活动与哲学教育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注释：
①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于1724年。彼得大帝经过多年考虑，促使建院计划渐臻完善，并就此事特地与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进行讨论。包括5名哲学家在内的它的第一批17名院士，全部都是外国人。
②迈拉卜·K·马马尔达什维利的著作，弗拉基米尔·S·比布莱尔的部分著作无疑属于这类作者的文本。他们的作品虽然很难理解，但在专业圈外享有极高的哲学声誉。
③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概念首先是与文学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以此来标示20世纪初的文学和诗歌的新繁荣，以有别于普希金的黄金时代。人们通常将20世纪的头20年称作“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这一表述，是被当做指称能在俄罗斯观察到宗教哲学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期并从质的观点界定这种哲学特征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
④白银时代的整个俄罗斯哲学是在索洛维约夫著作及对于这些著作解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尤其清楚的表现在下列学者的哲学中：尼古拉·A·别尔嘉耶夫，谢尔盖·N·布尔加科夫，伊万·A·伊雷因，列夫·P·卡尔萨温，尼古拉·O·洛斯基，特鲁别茨科伊兄弟，帕维尔·A·弗洛连斯基，谢苗·L·弗兰克，弗拉基米尔·F·埃尔恩等。
⑤在苏维埃政权确立的头五年里，这些哲学家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尽管环境越来越恶劣。譬如说，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雷因在1918年继续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上帝和实在的人的学说的黑格尔哲学》，别尔嘉耶夫在莫斯科创立了精神文化自由学院，弗兰克成为萨拉托夫大学语文和历史学院院长。但是，他们始终对新政权持敌对态度。1922年，根据列宁的指令，提出了一张将被逐出俄罗斯并无权返回的约200名知识界代表、作家和教授的名单。其公开的借口是因为出版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文集和《西方的没落》一书。在被流放的哲学家中间，包括鲍里斯·P·维舍斯拉夫采夫、别尔嘉耶夫、伊雷因、洛斯基和卡尔萨温等人。他们于1922年秋从彼得格勒坐船被送往汉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所谓“哲学家之船”。另一些俄罗斯哲学家则通过不那么戏剧性的其他途径于1917年后从俄罗斯出走。
⑥1929年建立了哲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后来在1936年被整合进新的苏联科学院。现在，它是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主要中心。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后来都建立了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部门。
⑦在各个大学开始建立哲学教研室，而在重点大学内开始建立哲学系。一般大学单设哲学公共课程，作为公共教育的科目之一。重点大学则开设涵盖全部哲学分支学科——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社会哲学、宗教哲学、哲学人类学、科学哲学等的专业课程，肩负培养哲学专家的重任。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研究中心和哲学教研室的扩展始终没有间断。就整个哲学教育而言，也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哲学成为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门必修课，而且它(2006年之后还有历史和科学哲学）是进入博士培养机构的必考科目。
⑧2008年，值这本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出版了厚厚一卷各个年代发表于该刊的优秀论文选（列克托尔斯基，2008年）。它提供了近几十年来苏联哲学及稍后的俄罗斯哲学成果的忠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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