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睦邻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国古代向来有“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待周边国家更是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促使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和保持睦邻关系，尽可能地创造一种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以便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并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睦邻政策，营造了自近代以来较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发展、稳定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和外交工作的重点。1993年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4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庄严重申：“要坚持睦邻友好。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改变。”（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对实现中国21世纪宏伟的战略目标，无疑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睦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对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服从、服务于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这是当时的世界大格局，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大格局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鉴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中国只能“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2页。）
确定了倒向哪一边的大前提，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早在194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学说，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89页。）根据这种世界基本政治格局，中国的周边国家（当时主要是指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属于新兴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是广大“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这是中国推行睦邻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建国初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新中国与周边民族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遭遇，中国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有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很不了解，再加上历史上一些国家曾经遭受过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或传统的华夷体系的影响，它们有的担心中国会利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干涉其内政，有的惧怕中国会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不好，新中国诞生伊始，就会陷入与邻国无休止的纠纷之中，背离中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总目标。
建国初期，尽管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使得与苏联和蒙古接壤的北部边界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友好的地区，但中国领土还没有完全统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美国为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从中国的东北方向到东南方向建立了一条弧形防御线，甚至企图把这种反华包围圈延伸到南亚地区。中国的近邻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家被纳入到美国的反共战略体系中，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即使与中国建交的周边国家也对中国心存疑虑。因此，在50年代，中国除北部边界外，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都面临着外来威胁和存在不稳定因素。50年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只有努力争取与周边邻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逐步形成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才能打破美国所编织的反华包围圈。这样既可以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来自美国的威胁。为此，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如果说，建国初期中国奉行睦邻政策是以当时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为理论依据，更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的安全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睦邻政策则是以中国的发展战略为理论依据，更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可以理解为“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实现四个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使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走向世界大国，将以亚太地区为中心舞台。由于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机遇，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把目光投向这一地区，纷纷调整或制定自己的亚太战略，因而，亚太地区又成了今后国际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地区，大国在这一地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中国及其大部分周边国家属于亚太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机遇首先存在于亚太的发展之中，中国的安全利益与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利益休戚与共。因此，稳定周边是中国新世纪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它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可靠依托，争取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阵地。
二、中国睦邻政策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睦邻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但它首先是针对周边国家提出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睦邻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权平等，和平共处。
中国在历史上是东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曾有过宗藩关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特别强调：“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132页。）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这些讲话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平等待人的泱泱大国之风。
主权平等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如果象霸权主义国家那样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是谈不上和平共处的。中国与周边民族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处境和要求，相互之间应该建立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必须有大家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因此，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了次年中国与印度和缅甸政府的联合声明中，从而使这两个周边国家与中国一起，首倡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而施行于国际关系中。
主权平等关键是互不干涉内政。在60-70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睦邻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中国曾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给予精神和物质的支持，70年代至80年代中叶，中国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紧张关系的步骤放缓，特别是中印（尼）、中马关系的徘徊不前与此不无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撤消了对亚洲和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援助。特别是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共产党以及印度的革命共产党人失去了中国一度提供的津贴、转运的武器、对革命者的培训和宣传上的支持。”（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中国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中国在改善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过程中，特别在同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明确承诺不干预邻国内政，并促进积极的政治、经济联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中国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至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部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主权平等，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这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和平共处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2.“求同存异”，寻求合作的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既有“同”也有“异”，如果让“异”掩盖了“同”，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失去了睦邻的基础。1954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印度对华友好代表团时表示：“我们亚洲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谈得拢。”（注：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把如何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的方针精辟地概括为“求同存异”。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不但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而且以极大的耐心贯彻这种方针。万隆会议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亚非国家的了解，从此，中国的睦邻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大为拓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日益广泛和密切。
1992年8月，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长期隔绝的不正常状态，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南沙岛礁争端，“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致同意把双边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从战略的高度，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悠久的传统友谊，相似的历史遭遇，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是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睦邻互信友好合作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基础。”（注：《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发展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基本政策，即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为此，中国政府主张：(1)扩大交往，加深传统友谊。(2)相互尊重，世代睦邻友好。(3)互利互惠，促进共同发展。(4)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5)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国与大部分南亚国家建立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不存在障碍，但与南亚大国印度建立稳固的睦邻友好关系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中国的政策宣示能把双方的分歧和潜在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没有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独立主权，衷心希望中亚地区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1996年江泽民主席首次访问中亚国家，明确提出了中国的中亚政策。江主席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有着30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我们双方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中国愿同中亚国家一道，从面向21世纪的战略高度，共创我们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注：《人民日报》1996年7月6日。）
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蒙古时指出，中蒙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访问期间，江主席就如何扩大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提出了重要意见。江主席并在蒙古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手书《山水相连，友谊长存》八个大字，高度概括了中蒙关系，寄托了对中蒙友好未来的期望。
3.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划分不清，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纵观国际关系史，边界纠纷或摩擦常常导致武装冲突甚至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采取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态度，还是免不了与印度、苏联、越南爆发过三场边境冲突。但是总的说来，中国解决边界领土争端是成功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巨努力，中国的陆地疆界基本稳定。
1960年10月1日，中国与缅甸成功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边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继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60年代初，中国继续扩大战果，与另外几个邻国也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1961年10月5日，中国与尼泊尔签订边界条约。1962年12月26日中蒙签订边界条约。1963年3月2日，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确定了全部边界线的走向。1963年11月22日中国和阿富汗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的边界。
漫长的中苏边界是沙俄扩展的产物，长期影响两国关系。80年代下半期，在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两国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于1991年5月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继续进行边界问题谈判。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双方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目前两国边界待议地区是乌苏里江中的黑瞎子岛（面积323平方公里）和额尔古纳河流域的阿巴该图洲渚（面积约50平方公里）。1997年11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两国首脑宣布中俄东段勘划界工作已圆满结束。这使得在300多年的中俄关系史上，两国第一次有了一条法律上明确划定的边界，使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障碍得以扫除。
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三国也基本解决了边界问题。苏联解体后，俄、哈、吉、塔达成协议，共同组成联合代表团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四国一致承认，将前苏联和中国已达成的各项协议或协定作为今后同中国谈判的基础。经过共同努力，1994年4月，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边界协定，1996年9月又签署了《中哈国界补充协定》，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两国间的边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也于1996年7月签署了边界协定。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也强调要尽快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世纪之交，中国的北部与西北部终于有了一条有条约保障的安全的边界。
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和越南的边界与海疆的划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99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和黎可漂总书记确定了中越两国关系的16字指导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在16字方针指导下，1999年底中越两国就陆地国界达成协议。2000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在北京签署，这为两国将和平、友好和长期稳定的边界带入新世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即使较难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表现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极大诚意。对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提出了“平等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五点指导原则，（注：宫力主编：《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并明确提出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根据上述指导原则，中国同印度从1981年到1987年间，共举行了8轮副外长级会谈。1988年后，两国总理达成了“互谅互让、互相调整”解决边界问题的内部谅解，并成立了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办法，讨论制定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措施。
随着各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和争夺海洋资源的加剧，从70年代起，中国与海上邻国的海洋国土争端变得复杂而严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适时提出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邓小平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在多次重申中国拥有对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将这一问题放一下，搁置起来留给后人解决的著名思想。在南沙群岛岛礁归属问题上，邓小平于1984年10月就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遵照邓小平和平解决南沙争端的思想，中国政府在1990年就提出了解决南沙问题的十六字方针：“主权归我，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充分表达了我国和平解决南沙问题的诚意。据有关专家分析，谈判解决南沙问题事实上是唯一现实的方案，和平之路难走，但一定得走。中国可以与有关当事国逐一谈判解决南沙争端。在维护中国主权这一大前提下，应适当考虑邻国的利益，作出必要的让步，这是解决南沙问题唯一可行的道路。
积极构建周边安全机制也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要内容，此问题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故本文不再敷述。
三、中国奉行睦邻政策的战略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奉行睦邻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步营造出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睦邻政策受到了冲击，但时间毕竟是短暂的。中国也与邻国爆发过数次边境冲突，但责任不在中国一方，而且中国对边境冲突的态度是克制的。随着时间的消逝，中国与发生过边境冲突的邻国的关系也走向了正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睦邻政策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缓和与邻国的关系，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世纪，睦邻政策将依然是中国的既定国策。唐家璇外长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我们愿意与所有邻国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注：《面向新世纪开创新局面——唐家璇外长谈中国外交》，《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4日。）中国推行睦邻外交政策，对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周边地区的安宁，发展经济以及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稳定周边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决定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周边地区对中国安全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恶化会引起边境冲突或武装对峙。如中苏60、70年代在漫长的边界线上长期武装对峙，对中国安全造成了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并且是我党工作重心长期不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周边邻国之间大规模武装冲突或战争危机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如越南入侵柬埔寨，妄图建立印度支那，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严重不利，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印巴冲突和南北朝鲜关系发生危机也无不危及中国的安全；三是外部大国侵略中国的邻国并将其作为反华桥头堡则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如中国卷入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美战争等。奉行睦邻政策能使中国在十分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中维护中国的安全，防止和排除敌对大国破坏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防止周边国家战火波及中国境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善并发展了与周边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缓和了我国周边地区的诸多国际争端，发展了与它们的经贸合作关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2.奉行睦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这对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严重不利。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先后有45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禁运。由于中国采取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积极主动的贸易政策，对于打破美国的禁运起了显著的作用。1952年10月4日，中国与锡兰签订关于中国向锡兰出售大米的合同和两国政府的贸易协定及有关文件。1953年3月14日，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棉花协定和煤炭合同。中国与印尼也是在美国禁运政策最严厉的时刻签订了贸易协定。1953年11月，印尼经济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1954年6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尼，双方签订了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印尼自此开始向中国出售被美国明确禁运的战略物资橡胶。中国与上述三国的贸易开了打破美国对华禁运的先河。在此后不久，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如英、日、德、法等，都纷纷寻找有关禁运文件的种种“例外程序”，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到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禁运政策就漏洞百出了。
60、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迅猛发展。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1970年中日贸易总额为8.1亿美元，1999年中日贸易总额升至662亿美元，而且中日两国政府有决心在未来使两国贸易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经贸合作的强劲势头是中日两国之间谁都不愿意割舍的脐带，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消除了两国贸易及投资中的障碍，两国间掀起经贸合作的热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中韩双边贸易总额1990年仅为28.5亿美元，1999年已达25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已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8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额为38亿美元，199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70亿美元。但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各自进口总额相比，份额不高，如1994年，平均只占5%左右，这表明双方的贸易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中国与东盟应进一步增强互信，加强经贸合作，为和平解决南沙争端营造良好的氛围。而南沙问题如能和平解决，必将大大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与合作。
苏联解体后，中俄贸易额在双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增加。据海关统计，1992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46.72亿美元，超过了1991年中苏贸易总额30.04亿美元的水平。1999年达57亿美元。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与它们的经济贸易合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为4.59亿美元，至1997年达到8.72亿美元，而且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世纪之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巨大的优势。中国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处在上升时期。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有专家指出，经济一体化能把战争的根源连根拔除。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经贸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中国稳固周边安全环境具有战略意义。
3.稳定周边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历史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移向亚太地区，最初是日本的经济奇迹，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冲击力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也使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更为突显。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周边“热点”问题的消弭，各国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方兴未艾，“变战场为商场”最形象不过地描绘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
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实现新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相互依存性日趋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亚太，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太经济繁荣也起着日益增强的牵引作用。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首先体现为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繁荣。
一个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犹如一块石头扔进河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离圆心越近，浪花越大，反之则越小。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一般包括三个大小不等的地理同心圆，圆心即本国，第一个圆包括周边地区；第二个圆包括该地区所在的区域；第三个圆包括整个世界。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级强国，既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文化辐射力、政治影响力向全世界的扩散，将首先通过周边地区和亚太地区来实现。新世纪中国继续奉行睦邻政策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稳定周边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是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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