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的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技术进步论文,特殊性论文,再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可持续性的质疑在不断增加。Krugman(1994)、Maddison(1998)、Young(2003)等从估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入手，以中国增长过程中缺乏技术进步贡献这一问题为基础，指出中国增长不具可持续性。尽管World Bank(1997)、Perkins和Rawski(2008)、Bosworth和Collins(2008)等研究随后也通过重新估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得出较高贡献反驳了上述说法，但是正如Wu(2011)、张勇和古明明(2012)指出，中国产出存在严重虚增问题，导致采用官方数据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上述研究结果的参考性受到一定影响。另外，正如很多学者指出，上述研究并不能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因为技术进步可以分为非体现式的独立于要素投入之外的中性技术进步以及与资本和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中国的技术进步形式很可能是体现式的，而以索洛残差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显然并不能分析这一点。
基于以上认识，很多国内学者致力于估算中国资本体现式的特殊技术进步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反驳西方关于中国增长缺乏持续性的观点。这些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从批判索洛余值的不足入手，同时大多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中国特殊的非中性技术进步贡献进行反驳(郭庆旺，2005；赵志耘，2007等)。Chen(1997)认为，在经济增长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因此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投入要素数据是如何测定的。易纲等(2003)指出，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但是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尽管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非中性技术进步操作简单，但是缺少典型统计特征以及计量分析所必需的大数据样本基础，且区域发展阶段差异和数据口径变化也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影响。其次外资数量和资本回报率并不必然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美国由于各种产业的高度竞争，其大多数行业资本回报率肯定不如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吸引了世界最多的国外直接投资。反过来，较高的技术进步也并不意味着拥有较高的回报率，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工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显然比中国高，但回报率却不如中国。因此基于吸引外资数量分析中国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仍然不能说明中国究竟有无技术进步贡献，重新估算中国当前的技术进步程度十分必要。另外，中国资本的高回报很可能与国有企业重新获得垄断地位有关，因为大部分民营部门资本回报率目前来看是很低的，因此较高资本回报率并不必然意味着较高技术进步水平。最后，从主要文献研究经验来看，方法并不是造成研究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数据问题。有关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注意中国数据不可靠、不一致和数据虚增等问题。这些虚增主要表现在官方为追求政绩导致的虚增以及中央政府为追求“价格稳定”而导致的物价严重低估从而带来真实产出的间接高估问题(Wu，2011；张勇和古明明，2012)，这些数据问题可能对以增长核算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估算结果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结合当前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重新调整和估算，尤其是对中国产出虚增、数据不一致、物价低估和要素投入测量不精确等带来的数据可靠性问题进行重新分析，并调整以重新估算中国技术进步水平，特别是研究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特殊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对于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法体系与模型推导
关于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研究，当前比较热门的方法是非参数方法，最常见的是DEA数据包络分析和前沿函数，这两种方法应用比较普遍。DEA在中国技术进步研究领域的应用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这很可能与DEA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具有数学论证复杂看起来美观但操作却很简便有关。DEA分析方法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投入或者产出不变，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但是这种将横向数据相互比较的方法面临区域经济巨大差异带来的影响，因为将东部上海的技术进步水平与西部贵州相比得出贵州生产无效率的结论其实毫无意义。
另外DEA对数据质量和数据的连续性要求非常高。由于DEA的非最优点均是相对于DEA前沿点而言，如果存在统计误差或者数据不连续则可能造成严重系统性误差。比如中国投入数据中就业人数就是一个严重不连续的数据：1990年就业人数比1989年出现跳跃式增长，增加幅度非常大，接近1亿人，超过正常增长率近10倍，而同期经济增长率却严重下滑。这个问题主要是由我国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的，而主要研究均未加以调整就直接使用该数据进入DEA模型，结果导致DEA确定的生产前沿面出现系统性误差，研究参考性受到很大影响。同样资本投入估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资本投入前后口径的变化，基于资本形成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估算的数据事实上是不连续的。
产出数据不连续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上述数据质量的不精确可能给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带来严重系统误差。另外一个问题是非参数方法缺少计量分析典型的统计特征，我们很难判断分析结果是否很好地反映经济实际。由于DEA这种典型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经典研究很少采用该方法，而是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传统增长核算法的原因。
因此基于上述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尝试对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进行改进，以使传统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而不是采用DEA或者前沿函数直接分解，这些研究主要包括Hulten(2006)、Greenwood和Krusell(2007)。因此，为全面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克服传统增长核算法和非参数方法的不足，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实际对传统增长函数进行改进同样是一个趋势，而不是直接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分解。因此本文仍然采用对传统增长核算法进行改进，使其可以反映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并在这个基础上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首先假定经济增长是符合新古典生产函数Y=AK[α]L[β]，我们以此为基础来改进增长核算方法。如何改进这一模型呢？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公共投资在总投资中占相当大比例，公共投资对于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整体产出效率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总投资分解为私人投资K与公共投资P两部分组成，并且假定在公共投资P、私人投资K和劳动投入L中不仅包括纯要素投入的增量，还包括质量改进的体现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这样我们仍然用P、K、L代表不含技术进步的纯要素投入，而与体现式技术进步融合在一起的其他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包含在中间投入M中。这些投入一部分来自私人投资K，比如设备引进、质量改进等；另一部分来自公共投资P产生的溢出效果，因为公共投资影响中间投入，比如改进的交通、充足的电力、对于研发的支持以及整体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中间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率，从而增加生产的可能性边界(Hulten，2006)。在中国，这部分中间投入主要是由公共投资来负担，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总产出就是K、L、M、P的函数，此处的K与P为已经分离出包含在M中的体现式资本之外的私人与公共投资，因此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综合式(1)和式(2)，我们可以得出总产出函数为：
该模型与索洛残差法的最大区别是包含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即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该估算模型在“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和规模收益不变、且K包含全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可以简化为“索洛残差法”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模型：
其中，K、L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总量，而不是分解后的资本与劳动投入。上述模型的好处在于，它分离了资本体现式和非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可以反映不同的资本投入形式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但是这个模型的关键是对资本质量进行调整以反映技术的变化，否则其经济意义有限。价格指数法是测定资本质量变化的一种早期方法，其主要原理是测定一系列同质性商品价格变化来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价格指数法假定所有商品价格均是名义价格，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可变。考虑对于一个市场的单个组成单位最简单的消费组合，也就是该消费单位在期间t对两种不同商品的消费数量组合为：
二、数据基础与估算
1.关于总产出的虚增问题
纵观当前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很多研究已经认识到中国增长存在虚增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中国技术进步的估算，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因物价低估带来的产出“隐形”虚增问题。关于中国的产出虚增，当前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1998年之前的数据基本比较可靠，中国数据虚增问题主要出现在1998年之后(许宪春，2002；Rawski，2001)。本文也认为，尽管1998年之前中国数据存在部分“政绩”虚增问题，但是并不严重，1998年后数据则由于中央政府出于“物价维稳”目的低估通货膨胀导致真实产出严重高估。很多研究已经注意这一点，但是采用官方价格体系(Wu，2011)、美国价格体系(Ren，1997)或者采用国际价格体系调整中国价格体系均与中国实际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因此需要重估中国价格水平。
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中国1997年来整体税负水平并没有根本性变化。这个假定比较符合中国现实，因为中国在1994年就税制做出重大调整，此后中国税制和整体税负基本比较稳定，而且即使中国物价高涨政府也一直没有动机去调整税收水平。由于政府征税的基础是“实际上的名义产出”，而不是“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其价格水平可能被扭曲，而“实际上的名义产出”则不存在扭曲。因此，在整体税负水平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税收的快速增长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真实产出增加带来的税收增加；二是物价上涨带来的税收增加。由此可以倒推出总体真实物价水平等于价格被低估的程度与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之和。借助上述模型，根据中国历年税收收入和名义总产出的变化，中国官方公布的名义GDP变化，以及名义GDP平减指数可以倒推真实物价水平(见图1)。
图1 本文估算物价指数与官方数据的对比
注：数据差异主要是物价低估导致的。
资料来源：基于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根据能耗和税收等变化倒推得出。
由本文估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GDP平减结果对比来看，官方数据严重低估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1996年以来，中国官方GDP平减指数仅上升不到1.5倍，这与人们对物价和消费的真实感觉相去甚远。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中国物价快速上涨，真实物价指数上涨2.7倍，这比较符合人们对这一区间物价的真实感受。因此物价被严重低估是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合上述物价指数，本文进一步对中国1997年以来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并计算此间真实的GDP增速①。从本文对GDP倒推的研究结果来看(见图2)，中国2003-2009年真实产出平均增速为8%，比较符合这一阶段的发展实际，但是该增速仍然远低于官方公布的这一期间10%的增速，而这点又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可靠性。
2.物资资本存量的核算
除总产出外，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基础是估算资本和劳动投入，并在此基础上估算资本和劳动弹性。对于资本投入，很多研究主要是借鉴现有资本存量研究成果。但是当前我国资本存量估算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研究前提假定明显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研究方法也有待改进。因此，针对中国资本存量进行系统研究对本文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数据基础。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估算并系统改进了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第一，由于资本的含义主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要素投入，因此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房产投资等非生产性投入作为生产性资本近似代表指标②；第二，由于国家统计年鉴编制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起点是1991年(1990年为基期)，本文采用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出1978-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近似指数；第三，针对折旧，本文采用将各省份折旧数据汇总直接得出全国折旧的做法，然后再根据各省份汇总后GDP与全国GDP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得到全国折旧额数据；第四，本文采用增长率法确定基期资本存量。由于1978年之前国有企业是主要企业形式，因此我们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52-1978年期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折旧率计算得出综合折旧率为0.031，同时计算得出1952-1978年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约为0.075。基于这两个数据，综合1978年投资数据，可以得出1978年为基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的资本存量为7528.3亿元，其中生产性资本存量为5696.8亿元。
图2 本文估算的GDP增速与官方数据的对比
注：基于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指标，结合永续盘存法，我们可以得出分别以总资本形成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的资本存量。从基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测度和分解结果来看，中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尤其是生产性资本增速显著大于非生产性资本，表明中国资本积累更重视生产领域③。这点也说明传统研究采用的固定资本形成为基础的核算结果与生产性资本内涵仍然存在典型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可能影响结果的精确性。
3.劳动投入的核算
由于直接采用就业数或者采用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进行加权调整的方法过于简单，因此基于劳动投入核算劳动投入总量对于本文研究同样非常重要。首先是选择合适的劳动总投入作为代表指标，我们从分析劳动投入的“资本”特性入手。我们之所以把劳动投入也称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者“资本”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也是“资本品”的一种，因而也应该符合“资本品”的共性。根据物质资本核算经验，一个期间有效投资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新购资产的市场价值；二是维持、保养或者进一步提高资产效能的新增投资。关于人力要素的第一个方面——价格，我们采用劳动总收入代替，即采用就业人员总收入代替市场价格④。劳动要素投入的折旧同样是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物质资本核算过程以及基本会计原理，我们知道新增投资主要是为了弥补损耗以及扩大资本积累。作为一种“资本品”，人力要素也应该包括市场价值和维护成本(医疗、保健、卫生和基本营养)以及提高资产效能的投资(教育、培训)，其中维护成本即医疗、保健、卫生和基本营养的支出主要是为弥补人力资本折旧和恢复人力资本效能进行的投入。我们可以根据1952-2010年全国个人和公共医疗、卫生和基本营养支出(用食品支出来代替)成本来估算人力资本折旧量⑤。此外估算劳动总投入还需确定基期存量，对此我们借鉴前面物质资本存量核算法确定基期存量，即采用增长率法来确定，这就需要知道这期间劳动投入平均增速和平均折旧以及1978年劳动投入额。根据基础数据，可以得出1952-1977年我国劳动投入年度增长率平均在0.044左右，折旧率平均在0.047左右，均很平稳，可以作为增长率法的基础。基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1978年我国劳动总积累约为1.9万亿元，但是由教育和培训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仅993.7亿元，其中传统劳动投入积累高达1.8万亿元，反映我国改革前追加劳动是劳动投入的主要形式。
在确定了基期人力资本存量、折旧之后，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物价的影响，借鉴物质资本核算的永续盘存法基于支出可以核算出劳动总投入存量⑥。结果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投入存量快速上升，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⑦。
4.关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质量调整系数
传统资本存量核算并不能反映资本质量变化，因此很多研究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来调整投入的质量变化。一个常用方法是价格指数法，即通过商品相对价值变化来加权质量指数。本文模型部分给出价格指数法调整模型，少数国内研究也借鉴西方这种价格加权体系对资本进行质量调整。但是这些研究所采用的相对价格指数并非真实质量指数：比如当今的IBM笔记本的确由于技术进步比15年前的价格下降了很多，但关键还在于不仅价格下降了，其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这一点在价格指数中无法反映出来，而且劳动投入质量提高所带来的贡献也无法测度。因此，西方研究(Greenwood和Krusell，2007；Gordon，2000)所指的价格事实上是相对价格，不是今天一款同型设备价格下降了多少，而是在同等效能情况下过去一款设备今天还能卖多少钱，即不仅包括绝对价格下跌，还包括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相对价格下跌。但是由于数据严重缺失，价格调整法在中国操作起来完全不可行。另外，部分研究也采用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进行加权的做法，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能是资本效率提高的结果，也可能是劳动效能提高的结果，从而无法分解。
本文一个变通做法是假定资本质量提高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单位产出能耗下降，即使是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如此，比如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最新的生产设备同样可以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显著降低能耗。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单位产出能耗变化来倒推资本质量变化指数，同时利用该指数对资本存量进行加权，结果见图3。由图3看出，质量调整后的资本存量最终比原始资本存量约上涨1.6倍。对于劳动投入如何加权是一个相对困难的问题，本文假定劳动效能的提高主要来自教育和培训，这部分投入在劳动总投入中比例越高表明劳动投入效能提高越快。因此可以基于本文核算的劳动投入存量和教育带来的人力效能存量的相对比例来确定劳动投入加权系数，并以此倒推劳动投入质量变化。图3表明，我国劳动投入质量指数上升很快，比原始数据最终增加近2.7倍。
图3 质量调整后的资本和劳动投入
注：基于物价指数和质量指数进行调整。
5.中间投入的估算
根据本文前期模型，如何估算中间投入同样是一个难题。本文假定可以带来资本效能提高的中间投入主要是两部分，对于公共部门而言主要是基础设施投入，对于私人部门而言主要是设备投入，这样我们首先应该确认哪些投入属于公共部门投入，哪些属于私人部门⑧。另外，私人部门的建筑物投入虽然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带来效率提高，但是从实践来看并不是私人部门效率提高的根本，对私人部门效率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本文假定这一部分并不会带来效率提升。结合上述对公共部门投入和私人部门投入的核算和分解，以及中国历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水平和私人部门设备投入，采用前文的永续盘存法，我们可以得出中间投入中公共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的存量。同时采用质量指数进行加权调整，调整后存量数据走势见图4⑨。
图4 公共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的存量(质量调整后)
注：结果为质量加权调整的中间投入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要估算中国技术进步水平首先需要确定各要素弹性。本文采用计量方法根据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存量以及总产出变动得出要素弹性。由于采用时间序列直接估算存在不稳定性，同时由于时间趋势的存在，模型也很难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因此本文对所有数据采用HP滤波方法去除时间趋势和长期趋势之后再基于计量方法得出相关要素弹性。从表1看出，本文两个实证模型资本和劳动要素弹性均非常显著，
和D-W值也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性和较低的序列相关性，且两个模型的系数检验结果均表明WALD系数检验p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满足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这样结合两个模型中资本弹性0.44和0.42可以得出对应的劳动弹性为0.56和0.58。与其他文献相比，本文得出的资本弹性较低，稍高于美国的水平。传统研究一个想当然的认为是中国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因而资本要素弹性必然远高于美国。但是现实情况是，尽管中国资本投入增速很快，其实劳动投入增速也非常快，因而才发展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达制造业。由于劳动投入也在快速增长，因此中国资本弹性不可能远远高出美国，更不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因此本文结果比较符合中国这一现实情况。如果采用劳动力人数作为代表变量，那么资本弹性就上升为0.7，劳动弹性则为0.3，因为就业人数增速低于劳动投入增速，因此导致以就业人数为基础的劳动投入弹性偏低。
根据表1中对应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系数，结合前文对于要素投入的估算和质量调整，根据式(19)～式(22)我们可以依次得出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中性进步)和整体技术进步变化(见图5)。
由图5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中性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在大部分年份为负，对增长并没有起到相应贡献。相反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非常高，大部分年份增速均保持在4%左右，对增长贡献为45%左右。这点说明中国的技术进步有其特殊性，主要是一种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即通过购买先进设备、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劳动者技能带来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与传统以研发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不同，因此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并不代表不存在技术进步。
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讲，如果数据不精确的话，越是完美的模型出现系统性误差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针对中国数据进行调整对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本文结合质量加权后数据，并对数据按照本文估算的真实物价水平进行价格调整，结合增长核算法重新测算上述技术进步水平(见图6)。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中性技术进步水平稍有提高，但是仍然大部分年份为负，对增长并没有起到相应贡献。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稍有下降，平均增速从4.5%下降到3.0%，对增长贡献为28%左右。这点同样说明体现式技术进步仍然为我国主要的技术进步形式。
从质量调整模型和价格调整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于产出的贡献份额变化来看(见图7和图8)，仅经过质量调整的劳动份额一直在上涨，反映了要素投入对中国增长的重要性。这部分要素投入不包含质量改进的投入。因此，尽管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但是简单追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仍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从价格调整后模型来看，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在1996年后增速下降，但是这可能并不是因为要素投入质量提高造成的，因为此处数据已经考虑了要素投入的质量变化，而恰恰是由要素投入效益下降导致的。
结合本文中间投入模型式(5)～式(8)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部门设备更新投资作为体现式技术进步来源，同时进行质量调整和价格调整，采用本文估算的真实价格水平对数据进行调整后，结合增长核算法得出的结果见图9。由图9可以看出，我国整体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同样非常低，在大部分年份为负，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相对较高，年增速约为3.6%，对增长贡献约为44.5%，与本文质量调整模型比较接近。
图6 基于增长核算的中国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变化(价格调整模型)
资料来源：基于增长核算模型估算的数据，要素投入已进行相应的质量加权，而且全部数据均根据本文估算的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注：同图5。
图7 资本和劳动各自的贡献(仅质量加权)
资料来源：同图5。
图8 资本和劳动各自的贡献(质量加权和价格调整)
资料来源：同图5。
注：要素份额即为资本和劳动增加分别对增长的贡献。
从3种模型研究结果与主要经典文献对比来看(见表2)，本文质量调整模型和中间投入模型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对增长的贡献均为45%左右。但是由于中国技术进步水平估算结果差异主要源于数据差异，而不是方法差异，因此如果考虑本文估算的真实价格水平，那么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在28%左右。这个数据尽管低于上述数据，但是相对而言较符合中国实际。但是很多研究(赵志耘，2007)发现，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在5.1%～6.0%以上，对增长贡献超过60%。但是如果这一数据为真，由于劳动效能提高的贡献基本与资本效能贡献相当，那么加上劳动效能贡献就会超过100%，而传统要素则贡献为负，这点不符合中国以追加基本投资和简单劳动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实际，与中国现实情况差距较大，因此可能主要是由于所采用的数据基础没有调整造成的。因此本文得出的中性技术进步水平非常低，这点主要是由中国技术进步转向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体现式技术进步造成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重新核算中国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估算中国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质量加权指数以及真实物价指数，并运用改进后的增长核算法得出中国增长中技术进步的重要地位，从而推翻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与中国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但是中国技术进步的确存在特殊性，中国主要的技术进步是以更新设备和劳动效能增加带来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这部分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高达28%，而中性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为负。因此，中国的增长主要是以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的特殊技术进步形式。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体现式技术进步并不是中国唯一的专利，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的技术进步形式也是体现式技术进步，从这点上来说中国技术进步并无特殊性，且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并无突出优势。但是由于中国中性技术进步水平对增长贡献非常低甚至为负，因此中国整体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增速仍然偏低，中国经济仍然属于依靠追加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方式。尽管以资本投资、设备引进和完善基础设施为主的技术进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缺少技术创新、依赖技术的模仿难以实现经济的赶超。这是中国在实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奇迹后，经济竞争力提高缓慢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跨越与赶超，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加大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设备投资、基础设施完善到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形式转变，这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①从总产出变化来看，中国经济滑坡主要出现在1997-2001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基本没有增长。这个结果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亚洲金融危机对主要亚洲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实现高速增长，能够保持不衰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中国能耗和就业在此期间均下降幅度很大，也印证了中国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实现显著增长。
②本文所有数据来源除另行说明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本文所有分析和图形均基于Eviews 6.0完成。房地产投资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房地产投资额数据代替，由于该数据只包括1992年之后数据，1992年前的数据用住宅投资数据近似代替。
③限于篇幅，具体核算过程见古明明、张勇：《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分解》[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12期。
④农村用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积，城市则采用城市就业人数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积代替。
⑤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历年食品和营养支出的数据，但是有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和恩格尔系数，我们根据城乡人口、人均消费和恩格尔系数这3个指标核算食品支出总额。1980年之前，我国生产发展极其缓慢，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占绝对比例且相对稳定，基于这个事实可以倒推1952-1978年恩格尔系数，并进一步核算该区间食品支出总额。
⑥为1978-2008年全国人力资本存量，各省份核算结果如需要可以另行提供。
⑦为满足截面数据分析的要求，本文进一步核算各省份人力资本存量。限于篇幅，关于人力资本的详细推导过程见张勇、古明明：《人口大国还是人力资本强国——中国人力资本的核算》[R]，厦门大学工作论文，2012。
⑧本文对于资本流量的代表指标仍然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代表指标，针对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分解和代表指标的问题，传统上的研究一般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经济部分作为公共投资的代表，但是这个数据有很大的问题。国有经济投资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和政府资本性支出两个部分，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投资应该算在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如果我们研究公共行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那么国有企业的投资应该被作为政府行为的一部分；反之如果我们研究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各自对经济的影响，那么国有企业的投资应该与生产部门在一起，即与私人部门的投资核算在一起。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的投资与私人部门的投资应该一起被算作生产部门的总投资。由于实际核算过程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此处仅列出简要说明，如需详细过程可以另外提供。
⑨由于需要对折旧等进行分析和假定以及需要对各指标进行分解，同时也由于中国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这样就需要对部分数据进行倒推，因此实际核算过程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此处仅列出简要说明，如需详细过程可以另外提供。对于生产部门的投资，我们首先计算生产部门的设备购置支出，该指标可以作为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能的资本性支出，其余支出则作为非产能支出。除了设备更新等与社会整体进步和效能提高相联系的资本性支出外，政府的资本性支出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也被认为提高了社会的整体效率，从而扩大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我们用基本建设支出作为政府资本性支出的效能代表指标，其余的资本性支出则作为非产能资本性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