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时期中亚的民族人口问题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中亚论文,人口论文,时期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原苏联中亚五国从4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人口增长过快，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土地水资源缺乏和就业的困难。如何缓解人口压力已成为一个难题。
关键词 苏维埃时期 中亚 民族人口
人口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有重要影响。中亚地区的人口，尤其是中亚当地民族的人口在苏维埃时期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这对中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中亚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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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各民族人口增长的势头是从40年代开始的。根据1940年的统计，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出生率为33.8‰；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出生率为33.0‰；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出生率为30.6‰；土库曼斯坦的人口出生率为19.5‰。人口的死亡率则分别为13.2‰、16.3‰、14.1‰、19.5‰。中亚各民族人口的增长率（17.7‰）高出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13.2‰）的4.5‰。〔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和平环境的稳定作用，中亚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提高，1950年已经达到24.1‰，比194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6.4‰。而到了1960年， 中亚继续保持着惊人的人口增长势头。据统计，1960年，土库曼斯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35.9‰；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33.8‰；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30.0‰；塔吉克斯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8‰〔2〕。
1959年初到1986年初，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它四国人口增长了123%，同期苏联其它地区人口仅增长27%。1913—1986年， 中亚五国总人口由1287万增加到4693万，增长2.65倍，而俄罗斯地区仅增长60%。1979年，中亚当地民族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为3.29%，是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5.4倍〔3〕，中亚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0‰，比全苏平均水平高2倍，与第三世界最落后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差不多。 中亚地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塔吉克斯坦，在1959—1979年2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1959 年198.1万人；1979年达到380.1万人）。
中亚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中亚主体民族的人口迅速增长上，据统计，乌兹别克族的人口，1939年为484.5万人；1959年为601.5万；1970年为919.5万；1979年达到1245.6万。吉尔吉斯族的人口1939 年为88.5万；1959年为96.9万；1970年为145.2万；1979年达到190.6万。土库曼族的人口，1939年为76.4万；1959年为100.2万；1970年为152.5万；1979年达到202.8万。哈萨克族的人口，1959年为362.2万；1970年为529.9万；1979年达到655.1万。塔吉克族的人口，1939年为122.9万；1959年为139.7万；1970年为213.6万，1979年达到289.8万〔4〕。
苏维埃时期，尤其是苏维埃时期的中后期，中亚民族的人口迅速增长，曾被西方人口学家称之为“人口爆炸”〔5〕。 中亚民族高速持续的人口增长势头不仅在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里遥遥领先，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十分罕见的，它构成了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人口的一个显著、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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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人口增长之所以出现迅猛高速增长的态势，其原因主要有：
1、受伊斯兰教传统的影响。 中亚地区是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的地区，当地民族居民有着多生多育的传统，人口出生率一直很高。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人口死亡率也很高，因此人口问题并不显得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开始持续高速增长。据统计，中亚当地民族已婚妇女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在前苏联各民族中高居前列，详见下表：
前苏联各民族已婚妇女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表〔6〕
民 族每一个已婚妇女 民族每一个已婚妇女平
平均想要孩子数均想要孩子数
乌兹别克
6.26 鞑靼2.86
吉尔吉斯
6.04 格鲁吉亚2.83
摩尔达维亚
2.62
卡拉卡尔帕克
5.98 白俄罗斯2.31
塔吉克
5.97
立陶宛 2.23
土库曼
5.93 爱沙尼亚2.18
哈萨克
5.01
乌克兰 2.08
阿塞拜疆
4.98
俄罗斯 2.00
拉脱维亚1.99
亚美尼亚
3.42
犹 太 1.71
由上可见，多生多育的观念在中亚当地民族中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加速中亚民族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2、与前苏联一直推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有关。在前苏联， 多子女受法律的保护，多子女母亲可以授予一、二级“母亲奖章”，一、二、三级“母亲光荣”勋章，10个孩子以上的母亲授予“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在生活上，多子女家庭也受到国家的补贴和优惠。在前苏联欧洲部分，由于居民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在中亚地区，这一政策和当地民族多生多育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由此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民族人口的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母亲中，四分之一以上是乌兹别克族妇女。
3、中亚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占多数， 这是造成中亚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据1986年统计，前苏联只有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而中亚就占了四个，它们是塔吉克斯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3.4%）、 吉尔吉斯斯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7%）、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9%）、 土库曼斯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7.4%）〔7〕。在土库曼斯坦， 城市人口的比重在近20 年里就没有变化， 而在塔吉克斯坦， 城市人口的比重甚至从1970年的37%下降到1986年的33.4%，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相反，在全国农村人口从1959年到1986年减少9%的情况下， 中亚的农村人口却增加了1.1倍〔8〕。这就使本来农村人口就占多数的中亚人口形势更为严峻。和城市相比，农村有许多有利于多生多育的客观条件。农村保持着传统的大家庭，仍然是几代同堂，这样晚辈就容易受前辈传统观念的影响，这自然也包括多生多育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妇女和老人一般都不参加社会生产，孩子多也不愁没有人照看。人口多了要扩大住房面积也好办，依靠自己的力量，再加上邻里乡亲的帮助，就能把房子盖起来。农村居民都有宅旁园地，除了种菜和果树以外，还饲养家畜家禽。中亚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和前苏联欧洲部分相比，相同面积的宅旁园地收入要多得多。多子女家庭除了从参加社会生产中得到的工资收入以外，再加上从宅旁园地获得的收入和国家给予多子女家庭的补贴，维持低生活水平并不感到很困难。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情况和农村就大不一样了。城市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大家庭不见了，年轻夫妇和老人分开生活，夫妻双双参加工作，城市生活节奏又快，这样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孩子。除了工资收入以外，城市居民一般没有宅旁园地，子女太多抚养困难。城市住房紧张，每个家庭住房面积有限，对家庭人口数量也是一种限制。另外，城市居民的价值取向也改变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和娱乐上，认为孩子多会是一种拖累，并不羡慕别人有七、八个孩子。因此，城市人口的出生率比农村要低得多，这在苏维埃时期中亚各民族共和国首都表现最为明显，例如：1986年人口再生产毛率，伏龙芝为0.903；塔什干为1.047；阿什哈巴德为1.290；杜尚别为1.461。由于中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少，故对降低人口增长率影响不太大。左右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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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期中亚地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中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和影响。综合而言，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的人口问题对中亚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中亚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当地居民充分就业造成了困难。 由于人口出生率高，中亚地区总人口中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劳动适龄人口仅占40%左右，而中亚地区没有参加社会生产的人大约占劳动适龄人口的20%。据此推算，中亚地区在80年代初仍有200 余万有劳动能力者闲散于社会生产之外，仅乌兹别克斯坦就达100多万。1986年， 乌兹别克斯坦新增劳动适龄人口35万人，但新增就业人员只有15万人；“十一、五”计划期间，塔吉克斯坦劳动适龄人口增长了16.9%，而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3.7%。造成中亚地区劳动适龄人口未能充分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投资政策、产业结构、职业教育、组织领导等，但是人口增长过快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口问题似乎对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双重困难， 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长赶不上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 1971 —1985年期间，整个中亚地区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47%，而同期中亚人口却净增了80%左右，而全苏相应指数为49%和15.3%〔9〕； 另一方面，在未就业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大部分是多子女的妇女，如塔吉克斯坦有23万闲散人员，女性就占94%。在全苏，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51%，而中亚五个共和国同类指数分别只有43%（乌兹别克斯坦）、49%（哈萨克斯坦）、48%（吉尔吉斯斯坦）、38%（塔吉克斯坦）和41%（土库曼斯坦）。未就业的妇女多集中于农村或中、小城镇，且多为多子女者。她们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这就使得中亚人口增长快而就业率低的矛盾更加突出。
2、中亚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对中亚农业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农村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在绿州地区，人口密度尤其高，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数超过100 的地区就有安集延州（379.2）、费尔干纳州（280.1）、纳曼干州（169.7）、花拉子模州（264.6）、锡尔达里亚州（104.5）等〔10〕。人口密度的增加，使中亚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59年，平均每个农村人口有耕地0.59公顷，1982年下降到0.27公顷。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是中亚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之一。1985年，土库曼斯坦劳动生产率只及1980年的93%；吉尔吉斯斯坦只及91%；塔吉克斯坦只及87%。
中亚农业产业结构单一，能够安置的剩余劳动力很有限，但人口增长快，居民流动性差，又要求充分就业，这样就使社会生产中已有职工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的人数。一公顷土地、一标准台农机、一卢布产值平均占有的劳动人数都高于全苏和定额标准。有些农活本来完全可以使用机器作业，但为了给剩余劳动力找些活干，不得不改用手工劳动，而把农机具闲置。这样农业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例如，机器收一吨棉花只要100卢布，而人工收要1000卢布。 土库曼斯坦集体农庄生产一公担谷物的费用比全苏平均水平高4.5倍，土豆高3.5倍。由于现有的一些农机具常常闲置不用，自然要影响购置新农机的积极性。1970—1975年，土库曼斯坦农业劳动基金装备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1975 —1980年为5%，1986年只有1.8%。中亚其它共和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就大大削弱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3、扩大了中亚与全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亚地区社会经济在苏维埃时期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起点低，人口增长速度又快，所以社会经济指标按人平均与全苏差距明显。1970年，按一个就业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只有全苏的83%，1979年降到75%。如果按全部人口计算，人均国民收入则只有全苏的52%。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居民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80年起就没有增加，而同1970年相比只相应提高了11 %和26 %， 就全苏而言， 1970—1986年提高了75%〔11〕。国民收入是提高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尽管联盟中央每年都要给中亚地区大量财政补贴，中亚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全苏相比仍有不小差距。1985年，人均国民经济投资额，全苏平均为640卢布，中亚平均仅为470卢布，如果不包括哈萨克斯坦，中亚其它四国平均只有370卢布左右，比全苏平均水平低得更多。 从人均消费基金、人均住房面积、国营和合作社营业人均零售商品流转额、医疗设施和学龄前儿童保育机构对居民的保证程度等许多指标来看，中亚都低于全苏平均水平。由于人口猛增，人口生育本身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前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塔吉克斯坦母子保健科学研究所所长C ·哈吉英夫指出：“不久前，在对居民进行登记时发现，塔吉克斯坦60%多的孕产妇保健机构应当立即关闭，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极差。产科医院的建设也进行得很不顺利。按标准一个病房里只放三张床，在我们这里却放七张；新生儿的小床应当是每张床占地4平米， 但在我们的观察室里才有0.2平米。农村的情况就更槽。 一个产科医生要看护一万个妇女。在共和国的一些山区，有近23%的孕妇有病或有重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已不仅仅是医疗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农村妇女常年吃不到肉和水果，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拿到市场上去了。她们饮用的水是被污染了的，她们耕种的土地和空气里弥漫着农药。据资料统计，新生儿的死亡率第一胎为30‰，第8—9胎则为73‰。这就是中亚各共和国放纵生育的结果。”〔12〕
总之，中亚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由于中亚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区域，人口的猛增自然会对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例如，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费尔干纳州，是中亚人口密度最大的州之一，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数为280.1。由于人口多，再加上经济结构单一， 基本上只有棉花种植业，居民就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地居民对从外地迁来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就有一种不满情绪，1989年5 月底双方爆发的流血冲突就是这种不满的反映。〔13〕中亚的有识之士已开始反思苏维埃时期的人口猛增现象，认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鼓励生育”。〔14〕
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人口的急剧猛增已成为影响中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前苏联曾力图通过人口迁移来缓解中亚的人口压力。苏联的欧洲部分是苏联绝大部分重工业的基地，是技术发达的地区，但一直缺乏劳动力，而中亚地区劳动力却大量剩余。然而，由于受传统的重家庭、重故土的观念影响很深，中亚当地民族一般都不愿意迁往其它地区，甚至不愿离开农村故土到城市去。据统计，1951—1982年间从中亚农村出去的人口还不到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苏农村人口从1959年到1980年减少9%的情况下， 中亚农村人口的数量却增加1.1倍，比农村人口增加50%的发展中国家还要多〔15〕。 这就使得通过人口迁移来缓解人口压力的措施很难在中亚得到实行。同时，相对于苏联其它地区的中亚劳动力素质不高，从事工作较为单一也是影响中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85年，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它四个共和国的职工特别是工人，无论在全苏还是在共和国人口中的比重都很低，集体农庄庄员的相应比重相对来说却很高。而且，中亚地区的工人中，国营农场的工人又占近30%，而全苏不到15%。农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两项合计，在整个中亚国民经济就业人员中占35%左右，而全苏平均还不足19%〔16〕。
影响中亚人口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是中亚缺乏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源。目前中亚地区的水资源已经面临严重的枯竭状态。这里具备灌溉条件的几条河流——阿姆河、锡尔河、楚河、泽拉夫尚河、捷詹河、木尔加河等，发源于山谷冰川，流入平地后便失去了水源的补充，下游的水量越来越少，只有阿姆河和锡尔河这两条河流，艰难地穿过干旱荒漠后，注入咸海。其余后面的几条河流全都消失于浩翰的沙漠〔17〕。水资源的缺乏将给中亚民族人口问题的解决布下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是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现在中亚各国已走上独立的道路，如何缓解人口压力，解决人口问题将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严峻而棘手的难题。
收稿日期：1997—04—20
注释：
〔1〕〔2〕《苏联人口》，莫斯科，1973年，第69—83页。
〔3〕〔5〕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兆、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第226页。
〔4〕〔6〕阮西湖编译：《苏联民族人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7〕〔10〕蒲开夫：《苏联中亚五共和国经济统计资料》第3册，乌鲁木齐，1987年，第5—7页。
〔8〕〔11〕〔15 〕穆科梅利：《中亚城市化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载《荒漠开发研究》1988年，第5期。
〔9〕《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1979年，第419页。
〔12〕《乌兹别克共产党人》1989年，第10期。
〔13〕陈继周：《苏联中亚当前民族问题的若干特点》，《中亚研究》1991年，第1期。
〔14〕《谈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中亚研究》1990年，第2期。
〔16〕朱小楠：《苏联中亚地区的劳动资源问题》，《中亚研究》1989年，第3期。
〔17〕卡列斯尼科等《苏联地理》第22卷，莫斯科，1972 年， 第270页。